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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缺失与消费习惯———观察朗朗

童年缺失与消费习惯———观察朗朗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 ... pa2=2&loc=STORY
中国琴童有技术、没灵魂?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吴迪
2007年6月29日 星期五
  
  

近看到《三联生活周刊》上题为《明星郎朗》的文章,读完后笑死。这个记者蔫坏,明显是看不上郎朗,问的问题尽是陷阱,让这个大明星往坑里跳。

先是他的装束:“黑色的Prada鞋子, Gucci的裤子, Armani的衬衫, D&G的腰带。郎朗说到这种装束时一脸自豪。”我不由得想起在《ELLE》工作时给我们上课的艺术总监JANE,老太太是个美籍华人,在美国时尚圈混了四十多年。如果她在场,看到这种把大牌一古脑儿穿上身的,肯定会撇着嘴说“土包子”。

我在别的杂志上还看到郎朗穿一双缀着金链子的黑皮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暴发”这个词。他的打扮,实在离钢琴家这个身份有点距离。

郎朗,这个“被武警父亲的大皮鞋抽出来的神童”,这个快速走红的明星钢琴家,是我学习心理学时有关“童年缺失”的典型案例;而他那以经纪人姿态高调亮相的父母,也成为了几百万中国琴童父母的楷模。

《三联》记者问“现在,你会觉得小时候辛苦练琴物有所值吧?” 郎朗的反应非常夸张,他整个人跳了起来,右手在空中用力一挥:“值!太值了!下辈子还弹钢琴!”“说得好!”坐在一旁的郎朗妈妈忽然大声喝彩,响亮地鼓起掌来。以上的这段描写还被我另一个在场的媒体朋友证实,中国的星妈们总是如此的不甘寂寞。而我也怀疑他的回答,他在其他的场合曾不止一次表示,弹琴不是成功的唯一出路,并劝告琴童们的父母,不要剥夺孩子童年的快乐。

我也当过琴童。我7岁的时候主动跟父母要求学小提琴,因为邻居有个大哥哥每天晚上都拉琴,发出这种让人心里很难受又觉得很美的声音。还因为看了一部黑白电影《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波兰的小提琴家,一个肺病患者,苍白的面容,纤长的手指。有一段他被关在监狱里拉琴,让同牢的小偷感动得哭了,那首曲子叫《叙事曲》。我想学琴就是为了能拉这首曲子。现在回想起来,7岁的孩子已经可以感受音乐里的伤感了。

我们那个年代(70年代末)学琴是不用钱的。每周一次去少年宫练习,老师有音乐学院出来的也有业余的,教的方法都是正规的学院派,老是拉练习曲,从《开塞》到《赫利美利》没完没了,声音真的像杀鸡一样。偶尔老师允许我们拉个曲子,就成了我们的节日。那个时候老有外宾来参观,我们就停下来拉个曲子给他们听,给美国人拉《草堆里的火鸡》,给日本人拉《红蜻蜓》、《樱花》。

我在少年宫学了七年,因为回家不爱练习,从好生变成了差生,在乐队里的位置从提琴手的第一排降到了最后一排。然后,开始逃学;最后,在挨了我妈两个耳光后彻底决定不干了,差点把琴给砸了。我对小提琴的那点热情,就这样被“教育”得没了。

多年后,我在日内瓦看朋友,看到他7岁的女儿在学钢琴,老师让她弹的第一首曲子竟然是当时流行的《泰坦尼克》。朋友解释说,这里的教育都是以孩子的兴趣为主,强调乐,不强调苦练,更没有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如今我的孩子快三岁了,有人问以后准备让他们学什么琴,我说不准备。如果他们更喜欢踢球,干嘛非要去弹琴呢?中国现在普遍的学琴方式并不比我小时候高明多少,也许更糟糕,更急功近利。我们国家弹琴的跳舞的出去比赛,都是技术过硬没有感觉没有灵魂。我更想带着孩子们去听音乐,去听秋风舞落叶,去听暮鼓晨钟,去听虫鸣蛙啼。我可不想再贡献两个流着眼泪心里诅咒着钢琴的中国琴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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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找到出处了

http://blog.sina.com.cn/u/470bf257010008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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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朗接受采访的地点被安排在黄浦江边外滩5号的高级会所,曾经苦苦奋斗的琴童今日已经俨然一身时尚装扮的成功人士:黑色的Prada鞋子,Gucci的裤子,Armani的衬衫,D&G的腰带。郎朗说到这种装束时一脸自豪。


记者◎马戎戎


  “现在,你会觉得小时候辛苦练琴物有所值吧?”


  听到这样的问题,郎朗整个人跳了起来,右手握拳,在空中用力一挥:“值!太值了!下辈子还弹钢琴!”


  “说得好!”坐在一旁的郎朗妈妈忽然大声喝彩,响亮地鼓起掌来。


  郎朗的父亲没有在意这一切,他正在外面的房间谈事情。会所里的灯光很幽暗,但他依然戴着深色镜片,脖子上搭着一条长长的围巾。


  “你们觉得郎朗、张学友、伊能静谁更能吸引客户?”邀请郎朗做代言的一家叫做“雅培奶粉”的商家代表问在场人的意见。“当然是郎朗!谁家父母不想把孩子培养成郎朗啊?”在场的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商家满意地颔首,为了请来这位代言人,他们付出的薪酬不下七位数。


  这只不过是郎朗令人眼花缭乱的代言中的一个。从2004年开始,郎朗每年的演出达到150场之多,代言的品牌也越来越出人意料:2004年是劳力士和奥迪,2005年是松下电器,2006年是飞利浦电器、雅培奶粉、招商银行,此外施坦威钢琴还推出了“郎朗钢琴”。从手表到汽车,从奶粉到信用卡,从电器到钢琴,郎朗代言的产品中,奢侈品和快速消费品无一不包。2003年,美国青少年杂志《少年人物》将郎朗列入“20位将改变世界的年轻人”。目前看来,郎朗似乎只改变了广告界,也许还有他和父亲的关系。“我小时候,他是老板;现在,我是老板。”在外滩5号的高级会所,当着母亲的面,郎朗这样说。



三联生活周刊:郎朗,据说你的双手都上了保险?


郎朗:不光双手,我全身都有保险。因为弹钢琴不光双手,脖子啊,全身都可能损伤,保险额度大概几千万美元吧。


三联生活周刊:你代言的品牌很杂,从手表到汽车,从奶粉到信用卡,你觉得它们之间有联系么?和你钢琴家的形象有联系么?


郎朗:我觉得都是有内在联系的。比如说奶粉,为的是小孩子的健康,而我本来就是联合国健康儿童大使。再比如招商银行和奥迪车等,高尚艺术和奢侈品之间本来就是有联系的。但是烟、酒就不要了,只要闻到烟味我就会晕的。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商业时代,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商业时代做出贡献。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你一年150场演出,这么多代言,你什么时候练琴呢?


郎朗:音乐会两个小时,就证明,我每两天半肯定有两个小时弹琴。之前排练再两个小时,那就是说两天半有4个小时,再加上我自己的时间等等,这样一天平均两个多小时。我希望会多半个小时,但是也不希望太多。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这个时间对你继续进步,挑战更高难度够么?


郎朗:我已经在15岁之前,把高难度的曲子都练了。我说的是技术上的东西,更高的是深度的东西,深度的东西主要靠自己想。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不觉得你的商业演出场次安排得太多些了么?观众是花了高票价的,他们希望听到高水准的音乐。


郎朗:姚明,他每天都打NBA,每天进步都很快。虽然是商业音乐会,人付出了代价,为什么不挣钱?商业是必然的过程。当然,当你成功以后,为什么要做一些公益活动,就是要把挣的钱捐一部分,这是正常的,就像富人要交税。我相信,我如果没有这些商业音乐会,我如果没有巡回演出的经验,我如果没有和柏林爱乐合作的经验,没有和伦敦交响乐团巡回演出的经验,就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准。


三联生活周刊:你去年接了两部电影的作曲任务,是否能说明你有向创作方向发展的想法呢?


郎朗:我希望能拿到奥斯卡。我觉得能在奥斯卡颁奖礼上演奏是很重要的,作为娱乐界,那已经到头了。这种荣誉意味着,不光在艺术上得到承认,还在人民心中得到了承认。


三联生活周刊:你不会觉得奥斯卡这个目标对一个真正的钢琴艺术家来说有点“低”么?


郎朗:我不希望被限制在古典圈里。电影音乐或者说奥斯卡这种盛事,或许不能说更高,但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通道。以前也有几个古典音乐家在奥斯卡上成功的,比如说帕尔曼,再比如说马友友、谭盾。斯特拉文斯基也给好莱坞写过电影音乐。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既然已经有人这么做,为什么我不能这么做。确实,好莱坞的创作大部分不是以艺术为标准,而是以效果为标准,但是从我的理念里,比如说《星球大战》,不仅仅是娱乐的东西,还是有深度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你最近在做什么?除了演出和代言?


郎朗:现在有几点我非常重视。一个是慈善,所以每年我做20场的慈善音乐会,会把收入都捐出来。除了慈善,就是环境保护。每次回国,我就觉得空气不太理想,严重的污染。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你们国家发展很快,但作为中国人,你应该帮助你的国家改善这种状况。从整体民间意识来看,我觉得还是差。我听说战后欧洲国家也很脏很差,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到环保植树,一下子就好起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不觉得环保不仅仅是意识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么?


郎朗:所以就需要一些年轻人。我觉得我还是能代表一些年轻人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像年轻人一样追逐时尚么?你的业余生活怎么过?


郎朗:我喜欢在森林里散步,我喜欢逛博物馆,我觉得很时尚。看书也很时尚。以前我对中国的历史感兴趣,但是去西方弹琴之后,因为要弹古典音乐,所以我要看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还有美国的海明威,他们都是典型的具有民族风味的作家。


三联生活周刊:好像你还喜欢打高尔夫?


郎朗:高尔夫我很早就打,不过是迷你高尔夫,小孩子玩的,不会伤了手,不会把腰闪了。我看很多钢琴家随便玩,也没什么事,我不行,凡是干点什么肯定受伤。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觉得自己的童年有缺失么?


郎朗:童年当然有缺失。很多人觉得我现在比较随意、轻松——我还是比较随意的,要不会被压力压死——我说,是呀,那我小时候呢,咱们换童年吧。


三联生活周刊:压力从何而来?


郎朗:一年150场音乐会,观众;来回地学新曲目,来回坐飞机,还要保持好的状态,这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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蔫坏的记者。。。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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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戎:于丹王朔有共同的悲哀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28日02:05 新京报
  上星期参加了一个电视脱口秀录制,话题是于丹。去之前想得很好,以记者身份,说点采访易中天的故事,再以曾是北师大艺术系学生的经历,说点于丹老师走上百家讲坛之前,在师大讲坛上的趣事,接着分析一下《百家讲坛》,分析一下电视传播和公众需要之间的关系。没想到一到现场,主持人和另外的一位嘉宾,一人分别手拿一本《论语心得》、《庄子心得》,一边翻看一边逐字批驳:你说这上一段和下一段有联系吗?显然此时此刻,他们已经自动选择好了反方立场。

  所谓的反方,代表的倒不一定是他们自己,而是网络上反对于丹的那些人。据说他们所说的话不过是网上言论的十分之一,但已经足够让有理性的人胆战心惊。比如说:“课堂上怎么能用分享心得?”再比如说“宁愿《论语》没有人知道,也不能被这样歪曲。”这种高度情绪化的武断言论,说起来过瘾,播出去火爆,但是又对帮助公众理性地认识一个文化事件有什么积极的帮助呢?于丹红到如今,把她当做娱乐人物爆八卦的报道的报道越来越多,大家忙着给她起绰号、忙着挖掘她的出身,忙着用耸动的标题去吸引无知公众的眼球,反倒是真正从文化现象角度去讨论她为什么要这样解读论语,又为什么会引起这样反应的理性分析越来越少,少到几乎没有。易中天最火的时候,到厦门去采访他,问到他怎么看帖吧里那些讨论他的帖子,他说,他看着那些言论,觉得和自己已经没多大关系了。易中天到了后期,和媒体的采访每次都变成一种语言游戏;最近看于丹接受采访,也有这样的趋向,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关系弄得如此拧巴,不知是谁的问题。

  最近一个最受媒体欢迎的人物是王朔。我所任职的周刊是第一个采访王朔的,后来采访王朔的媒体越来越多,方向却出奇地单一,逗着他骂人,结果现在他老人家的公共形象就是一个头爆青筋的“丑陋的中年人”,没人关注他所表达出来的知识分子在现下时代的精神痛苦,也没人关注他对这个时代的观察。看客们更爱听他说谁谁谁请徐静蕾吃了几顿饭,为什么导演和女演员总是容易有一腿。某种意义上,王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诚实的人,他坦然承认自己吸过毒,承认自己和包括有“才女”之称的某女演员之间的关系。然而没有人能理解他的行为在探询生活和个人精神的更高的可能性方面的意义,他的诚实最后在公众眼中不过成为“贵圈真乱”的另一个注脚,或是简单地觉得他是在为《我的千岁寒》进行炒作。

  不知道这是不是时代的悲剧。

  □马戎戎(北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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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记者八卦消息还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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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665437/
回归10年的香港电影。 文/马戎戎

  香港电影在改变,香港电影人如今最热衷的话题是4月14日刚刚成立的香港电影发展局,以及随着新机构成立而来的每年3亿元港币的电影发展基金拨款。到达香港的那天,香港传媒评论说,“想穷都难”。
  
  对于香港电影来说,这不仅仅是个穷或富的问题。“从前香港电影完全是自由市场,这3亿元港币怎么用,大家都在讨论。”电影人文隽说。无论如何,变化已经发生。赵良俊说:“对香港人来说,回归是个戏码,就好比结婚是人生的戏码。回归一年,没有什么可讲;一过10年,就没有回归了,已经是成为了。回归的意思,就是在归程中。10年,正是一个点。”
  
  香港电影丢失了什么
  
  在这个曾经的“东方好莱坞”里,电影似乎和香港市民的生活越来越遥远了。《明报》在颁奖礼当天的社论中指出,香港电影在缩水,2006年港产片数量只有42部,其中还包括CEPA签订后与内地的合作影片,而在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每年出产的数量在300部左右。曾志伟则在颁奖礼上说,香港电影2006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无间道风云》上演后好莱坞开始重视香港编剧,坏消息是香港电影院的数量从144家减少到了46家。出席金像奖的面孔里,除了大家熟悉的刘青云和舒淇,还有依然被老香港人视为“北姑”的周迅和霍思燕,甚至更“北”的赵本山。同样曾被目为“北姑”的巩俐在2006年拿到了香港居留权,却选择缺席金像奖,理由是组委会为其预定的酒店不符合标准。4月16日一大早起来,各大报纸的当日头条是奥运会门票开始预售,然后是“小甜甜”龚如心的灵堂布置;金像奖基本只做一到两个版,焦点集中在得奖名单和女星礼服比拼上。《明报》的社论说,一年51部电影,奖项“分果果”都分得到,还有什么悬念可言。文隽把回归10年的香港电影总结为“八得八失”,这“八得八失”包括:“一、得到内地市场,失去本土阵地;二、得到国际荣誉,失去“香港”品牌;三、得到新媒介做平台,失去传统电影院票房;四、得到政府高度关爱,失去投资者信心;五、得到学院生力军,失去行内接班人;六、得到大中华文化的融会,失去独有的香港特色;七、得到愈来愈多颁奖礼,失去观众的关注和民心;八、得到免疫力,失去抵抗力。”其中对“得到内地市场,失去本土阵地”的解释是:“香港电影利用合拍方式,在内地市场获取到巨大的票房利润,内地和香港民营公司的携手日趋成熟。但是,香港本土的电影生意却一蹶不振,过去香港人热捧香港片的热情不再,票房数字从几十亿元下滑到三四亿元,数量也从10年前每年200多部,急降到这几年勉强的50多部。”
  
  香港电影圈里流传着一个听上去很悲情的故事:2001年底,圣诞节前的一个晚上,尖沙咀一家酒吧里,一位老导演过生日,那老导演收了7个徒弟,酒过半巡,7个徒弟中的5个忽然把他抬到沙发上,各端一杯酒,双膝跪下,哽咽着说: “师傅,我们对不起你,这一行实在没办法混了,我们要找别的生路。”这个情景发生时,叶泽锟在场。他是香港影评人协会的经理,当时,他的心情也很灰暗,因为他的一个原本敲定由张柏芝出演的剧本那时也流产了:“那天,我真觉得香港电影完了。”
  
  “香港电影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和回归并没有关系。”无论是银都的方平、捧出宁浩的余伟国,还是导演马楚成,都有这样的共识。文隽在“八得八失”里有一点是:“得到政府高度关爱,失去投资者信心。”这一点香港电影人有共同体验,叶泽锟说,他的那个剧本流产,主要就是因为原来的投资商变卦,找不到新的投资商。闲谈中和方平说起内地电影导演“忽悠”投资商的故事,方平开玩笑说:“老板是稀有动物,我们要保护他。”
  
  方平认为,投资者对香港电影失去信心,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这也是目前香港电影人的共识。拍摄过《独臂刀》的大导演张彻甚至更早“唱衰”香港电影。早在1988年,他就指出,香港电影题材狭窄,一切靠为数不多的明星支撑: “依照目前状况,少则一年,多则两年,香港电影必走下坡。现在则是1988年已近尾声,写在这里,立此存照,且看我判断如何。”
  
  其后的发展不出张彻所料。按照香港电影节艺术总监李焯桃的说法:“1990年我们觉得香港电影已经衰落了,结果1994年之前又回光返照了一下。1994年之后,香港电影真正开始走下坡,而且不可挽回。1998年金融危机彻底打击了海外投资人对香港电影的信心。”
  
  那年拍片特别多
  
  在李焯桃看来,张彻所指出的“题材狭窄,一切靠为数不多的明星支撑”只是香港电影衰落的支撑。香港电影衰落最根本的原因是,香港电影凭借邵氏“大制片厂”制度起飞,起飞后迅速进入自由竞争的黄金时代,却从来没建立过有效和良性的循环机制。
  
  “香港人太爱钱,这个城市的兴盛是因为这里每个人都追逐金钱,但同样也因此衰落。”这是《金鸡》导演赵良俊对这个城市的观察。
  
  方平提到,80年代到90年代的黄金10年里,香港电影有“七日鲜”的说法:一部影片,从拍摄到制作完成、上档,只需7天。当时“七日鲜”的熟手里,文隽和王晶都在榜上。
  
  香港电影起飞,与香港人的勤力分不开。马楚成在90年代初期曾在大陆拍摄《功夫皇帝方世玉》。他说他当时最想不明白的是,大陆片场的人怎么能那么悠闲:“我们在那边拍戏,他们(大陆工作人员)躲在车里吃东西,然后过来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那么卖力?已经拍了14个小时还不休息?’”
  
  张彻说,当年他唯一佩服、心甘情愿叫他老板的只有一位,就是邵氏的掌门人邵逸夫:“他坐的车是劳斯莱斯,车里有酒吧,他改成办公桌,连途中时间都不浪费。他每天早上从家里到公司,就在车里写下要办的事……下班回家,则在车里看剧本。”
  
  但勤力到“七日鲜”的地步,就未见得是好事。文隽说,当时很多女星都有绰号,张曼玉的绰号叫做“张一打”,因为一年里至少接一打电影。明星几部戏同时开工也是寻常事。叶泽锟描述那时片场场景是:“说是9点开戏,9点半到也没关系。因为明星往往在赶场路上。大家先打牌,说那个女明星昨天晚上和谁谁在一起,不高兴了。导演说,不高兴啊?那我们今天就先拍她不高兴的戏。”
  
  文隽也是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入行,初入行时做编剧。那时香港的编剧叫做“飞纸仔”。因为很多影片开拍时只有结构,根本没有剧本。台词和细节都在早上通过传真接到,这样大家才知道今天要拍什么。《香港制造》的陈果甚至连飞纸仔都不要,自己在现场随口说剧本。很多飞纸仔从不读书,知识积累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漫画。叶泽锟至今还会生动模拟飞纸仔的经典对白:“有没有钱拿?有啊,几时开工?明天?明天OK,我最近看了很多漫画,没问题的。”
  
  有时也有精品出现,但只要一部电影赚了钱或口碑,续集就会拍个无穷无尽。香港电影圈最经典的一个笑话是:“你知道《阴阳路》拍了多少集?”传说有个中学组织露营,一个班的人说了一晚上也没把《阴阳路》到底拍了多少集说清楚。叶泽锟当年也是《阴阳路》的筹资制作人之一,他承认,到后来,《阴阳路》基本上就成为一个谁掏钱谁就能当主角的电影了。他指着记者说:“这么说吧,到10集往后,如果我们看见你,你基本就可以当女主角了。”
  
  “现在都说港片的鼎盛时期年产300部,事实上,当年每年除了本土的300部,还有海外投资的近200部。五六百部电影在一个岛上转,你说这正常么?”叶泽锟说。
  
  《香港电影的秘密》作者、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威尔曾大力推崇香港电影的“百无禁忌”,他指出香港电影中很多拿人体下三路开玩笑的噱头是香港电影的魅力来源之一。“俗”、追求感官刺激确实是香港电影人一个着力追求的方向,王家卫等后来在国际上频频得奖的电影人,在当时完全是被嘲笑的对象。叶泽锟回忆当年《阿飞正传》时的情景是:“电影院的椅子都被刀划烂了。”原来当年电影院管理混乱,很多人带刀进剧场,看到不喜欢的场景就习惯在椅子上划一刀,一场《阿飞正传》下来,影院里已经没有完好的椅子。
  
  这些导演即使在业内也被同行嘲笑。王晶拍过大量的三级片和“拿下三路开玩笑”的电影,他还有一个特长是拿同行开玩笑。《东邪西毒》上片后,他迅速拍了一部电影,里面安排了一个永远戴墨镜的导演,还安排这样一场戏:一群人在剧场看电影,电影的片名是《东蛇西鹿》。然后所有的观众都说看不懂,只有一个影评人在场内大喊“你们不懂后现代主义”,结果被愤怒的群众大揍一顿。
  
  李焯桃就属于被王晶嘲笑的“影评人”。李焯桃80年代进入《电影双周刊》,曾任《电影双周刊》总编辑,直接推动过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发展,之后离职组织香港电影评论学会,至今一直是香港影坛重要的活动策划者和影评人。采访那天,他从一旁书架上拿出自己多年影评的结集,随手翻看,一边看一边叹息:“当年我就曾经说过香港电影的生态不健全,迟早遭遇困境,没有人要听。”
  
  李焯桃说,当年影评人的意见在盛世时期的香港影坛没有人重视,报纸专栏中也有很多不称职的影评写手,他们每当新片出来“嘲讽谩骂,真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杂家”,或者拿了红包就丧失立场,对影评人这个群体起了严重的负面作用。
  
  叶泽锟则认为,如果把香港电影业看作是一个企业,那么这个企业以前是混乱而无序的。“香港电影最兴盛的时候谁也说不清有多少公司。好多人拿到一笔投资,就成立一个公司,拍电影,花完钱,就倒闭,税都不交。”叶泽锟说,“《无间道》里说的是对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最坏的年代已经过去
  
  《双城记》里有一句话,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用这句话来形容香港电影并不恰当,对香港电影来说,最坏的时代已经过去。”李焯桃说。
  
  “香港人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基础,那就是没有身份,没有未来。”电影人余伟国描述自己:地点没动,身份已经变了三次——“起初拿的是英国护照,算是女王陛下子民;后来换成了英国海外居民护照;1997年之后,拿的又是特区护照。”张彻指责香港电影不重视后备力量的培养,总是几张明星的熟脸,在余伟国看来,依然和这种心态有关:“很多人都不知道1997年之后会怎样,当然不会着力培养接班人。”
  
  1997年之前,香港电影人一度掀起“移民潮”。包括周星驰,也曾经努力移民加拿大,只是因为移民签证未通过而不得已放弃。赵良俊指出,香港的移民潮,其实从70年代就已经开始:“香港人努力耕耘20年,终于掌握到了自己的幸福。那时连流行歌曲都取名《My May》,香港人觉得自己有很大的天地,不需要留在这里冒这个险。”
  
  但事实上,这些移民的人慢慢又回来了。方平形容那些移民的人在国外的境遇是“三等公民”:“等吃,等睡,等死。”还有一部分人选择到好莱坞去碰运气。但在《甜蜜蜜》的编剧岸西看来,这些人中,除了极少数的成功者,大多数人都蒙受了经济上的损失。岸西以自己家的房子为例:“80年代后期,我买这个房子,900平方英尺,中型的,买的时候90多万元港币,1997年前后,曾经升到700多万元港币,到2000年前,跌到了300多万元港币。那些80年代从香港移民去加拿大的人,把香港的房子卖了,在那里买房子贴了钱。1997年前后回来在香港买房子,又贴了钱,现在房子又跌了。”岸西说,回归那天,香港下雨,她坐在酒吧里看回归转播,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总算不折腾了。”
  
  也有电影人选择的是另外一条道路:积极去了解内地。“其实从90年代初期,香港电影已经开始面临和内地合作的问题。”文隽说。
  
  香港银都是最早取得和内地合作优惠政策的电影机构,80年代就拍过《少林寺》和《黑太阳731》,90年代又合作了《秋菊打官司》、《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而内地的《黄土地》、《红高粱》也仰仗他们与香港观众见面。“现在看来,《少林寺》其实让香港电影人意识到了,内地有很多可合作的资源。”方平说。 90年代,香港影坛兴起了“合拍热”。“但那时大部分是香港的资金,香港的班底,只是使用大陆的资源比如外景。”文隽说。文隽1993年监制了内地周晓文导演、姜文主演的《狭路英豪》,从内蒙古拍到深圳。文隽说,那时其实就只想借这部片子“在国内到处走走”。在香港电影完全准入内地之前,文隽算是与内地影坛合作最多或者说是走得最近的人。他首先帮助博纳等内地刚起步的发行公司取得了不少香港电影的内地发行权,做过《我的兄弟姐妹》等电影。同时还代理徐静蕾这样的内地演员的海外片约,又在一些报纸上开专栏,传递一些关于香港娱乐圈的信息。
  
  在香港电影全面进入内地后,文隽成为香港电影金像奖的主席。
  
  另外一个主动“到处走走”的就是赵良俊。赵良俊说他简直就是在“和开发商抢时间”,抢在各地的经济开发大潮之前,他走遍了中国各地。
  
  “香港和内地的合作,是迟早的事。”方平说,“香港由于地域限制,本身其实撑不起这么大的电影工业。”文隽则指出:“从前香港电影大多销往东南亚地区,比如台湾地区、马来西亚、韩国。但是后来,台湾地区电影开放,好莱坞进入。再接下去,韩国电影兴起,占有了很多东南亚电影市场的份额。”当然这期间,又有其他娱乐形式的兴起,盗版的产生等等问题。
  
  2004年CEPA生效前后,香港电影和内地其实在经历一个互相磨合和适应的过程。马楚成的比喻是:“好比一个小孩子,从前爸爸妈妈不在家,自由惯了,后来爸爸妈妈回来了,开始的时候不习惯,后来发现,爸爸妈妈对他其实还挺好,还给他钱花。”
  
  香港电影人对内地的态度变化也颇有意思。叶泽锟对回归初期到内地去寻找投资的香港导演的说法是:“装酷,装牛。忽悠老板说,我拍的电影能帮你挣钱。后来发现这招不灵了,才赶快找内地的书来看,学普通话,研究内地人的行为逻辑。”而上海所有资深些的媒体人或许还记得,1998年,文隽带舒淇到上海宣传影片《红苹果》,舒淇在休息室耍大牌,拒绝上台和观众见面,最后,她勉强上台,脚上穿的还是拖鞋。而文隽指着乱哄哄的房间说:“你们这儿破烂得好像菜场。”
  
  而到了CEPA正式生效的2004年,两地合拍电影有30多部,比2003年多了10多部。寰宇公司的林小明回忆说:“CEPA刚刚开放的时候,内地市场突然打开,好像飞起来了,卖一部电影就像卖电视剧一样,光是录像带一项就可以回本了。那时的情况是,只要有演员就可以开机,好多人一窝蜂地去拍了很多电影,不管是什么电影,总之就是快。所有的题材都没有变化,有的题材本身就很差,反正国家批准的就拍,不批准的就不拍,大部分都是喜剧、动作片。整个行业都很不健康。”到2006年,香港华语电影票房前10名中,有7部是跟内地的合拍片,且前4名全部是合拍片。
  
  “今后香港电影就是中国电影。”方平说。他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香港导演的认识。
  
  2007 年的香港金像奖上,杜琪峰的《放·逐》和《以和为贵》这两部具有纯正“港味”的电影在金像奖上无一斩获。吴彦祖和黄贯中、房祖名等一起登台唱歌时,演员尹子维举起一个字牌,上面写着黑色的大字——“香港应保持自我。”正如香港影业协会执行总干事丛运滋先生所说:“香港电影的产量正在下降,但同内地合拍的影片数量正在增长。这其中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香港电影对大陆市场日益增长的依赖性,二是面对两地受众不同的需求,制作一部既满足大陆观众又迎合香港观众的影片确实很难。”
  
  对于迎合内地市场、内地需求带给香港电影的负面影响,香港电影人不是没有微词。方平问:“《伤城》里为什么一定要用徐静蕾?CEPA里规定了香港演员和内地演员的比例,可是安排演员难道能严格地按比例来么?有人讲广东话,有人讲普通话,还要费力地去解释为什么这个人要讲普通话。”陈可辛说:“把一个戏硬邦邦地剪到适合内地为止,合拍片就成了不伦不类的电影。”文隽则说:“香港电影全盛时期,拳头枕头、怪力乱神、鬼怪狐仙全不受限制,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周星驰无厘头文化,更是香港所独有。这些题材这些创作,今时今日来到内地市场一定会碰壁。虽然五千年中国文化能提供的素材还是很多,但却并非香港影人所擅长的。这当中,需要时间。”
  
  有一些导演选择了“留守”,比如陈果,在拍摄完《去年烟花特别多》之后,陈果不再导演电影。《香港制造》的出品人余伟国说,他没有找到“合适的题材”。而杜琪峰则坚持采用香港本土资金、本土演员,放弃内地市场,拍摄了《放· 逐》、《以和为贵》。然而更多的导演依然选择的是“融入”,尽量在可能的范围内维持“香港味道”。和马楚成一样,赵良俊也用了“孩子”来比喻回归之前的香港电影,只不过他觉得这个孩子是彼得·潘:“我觉得10年之前的香港电影就像小飞侠彼得·潘,自由,但是没有方向;但现在它有方向了。”
  
  “我认为这完全是大浪淘沙,一个良性的淘汰过程。”叶泽锟说,“虽然香港电影这几年产量少了,但是你不认为质量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么?《我要成名》虽然用了霍思燕,但是谁能说它不是香港电影?再比如尔冬升的《门徒》、谭家明的《父子》。”叶泽锟认为,不是香港电影不“香港”了,而是时代不同了:“内地很多人对香港电影的认识,其实是从录像厅时代开始的。我总觉得,那时候内地的人比较纯洁,香港电影对他们来说就像是美女脱光了衣服站在他们面前。但是现在,什么都有了,再用‘窥视’的眼光去看,自然不过瘾了。所以,我想说,香港电影已经向前走了,兄弟,你们也跟着往前走吧。”
  
  三联生活周刊 2007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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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谁家父母不想把孩子培养成郎朗啊?”在场的人几乎是异口同声。
我爸妈就不会这样想~~~~~

很欣赏一位母亲,在大部分家长都对钢琴老师言听计从,在大多数老师都苛刻于指法的时候,她反驳老师。在她陪同女儿去上钢琴课的时候,她在笔记上留下这样的话“你凭什么说我女儿弹得不好,我就觉得她弹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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