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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热

中国近代美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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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历程中的三次热潮,不仅是美学这门学科的自身发展,还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三个阶段的体现。三次“美学热”分别体现了“世纪初民族启蒙与对封建文化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的改造”、“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复兴”,美学承担着文化改造或者文化批判的重任,成为展示人文精神的重要窗口。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审视这三次“美学热”,来反思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美学丧失了文化旗手的职能后,如何建设学科意义上的现代美学?

专题综述:

    第一次“美学热”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在这次“美学热”中,王国维是始作俑者,他起了重要的开创作用。王国维学习康德、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并运用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继王国维之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位被誉为 “学界泰斗”的大教育家,他就是蔡元培。蔡元培在北大首次开设并主讲美学课程,提出了“美育代宗教”的口号。在他的积极提倡和大力支持之下,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次空前的美学热:美学和美育成了当时文化界、教育界、知识界、文艺界的热门话题;社会名流如梁启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鲁迅等人,纷纷加入美学讨论的行列;出现了一批美学家,如吕瀓、范寿康、陈望道、黄忏华、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冯文潜、马采、蔡仪等人;出版了大量的美学专著和译著;高等学校普遍开设美学课程;社会上纷纷创办音乐、美术、戏曲等艺术专门学校;各种各样的研究会如雨后春笋,经常举办讲习班,请名人讲演;报纸竞相发表美学文章,自由展开学术讨论。这次美学热的特点是与民族救亡、民族启蒙、引进西学,对封建文化批判相结合。

    第二次“美学热”发生在五六十年代,即以批判朱光潜美学为导火线引起的一场美学大讨论。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号召下,《文艺报》发动了一场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与讨论。在朱光潜的自我批判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与1956年6月的《文艺报》发表后,贺麟、黄药眠、蔡仪、敏泽等人发表了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文章。随着批判的深入,批判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析,在批判者之间也彼此展开了批判。《人民日报》在短短两个月内,连续发表观点迥异的循环批判的文章,美学问题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随后学术界、文艺界的人士纷纷写文章参加讨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据统计,这场讨论持续时间长达九年,参加讨论者近百人,发表论文三百多篇,是建国以来学术界出现的一次“百家争鸣”。在这次讨论中,逐渐形成了四派观点,即人们常说的中国美学的四大流派: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这次美学热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文艺美学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所谓“实践美学”。

    第三次“美学热”发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次 “美学热”的一个特点是形形色色的西方美学思潮涌入中国,我们现在熟知的各种主义、各种学术,例如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结构主义,最初都是以美学的名义介绍到中国的。学术界出版了大量的美学著作,特别是翻译著作。这次“美学热”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是思想界从“文革”的禁锢中苏醒的标志,思想界通过美学这个窗口反思被扭曲、被异化的人性,颂扬人性的解放——从理性的解放到感性的解放。这期间,美学著作成了社会上最畅销的学术著作,美学课程成了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美学专业成了文科类研究生报考的热门专业。直到今天,美学热潮的余波仍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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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叶朗: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叶朗认为,“美学,就是引导人们去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使自己具有一种‘光风霁月’般的胸襟和气象。”本报记者郭红松摄

美学家叶朗七十二岁,但你跟不上他的思维和脚步。

1999年,他提出要关注“文化产业”,并在北京大学建立“文化产业研究院”,而那时尚未跨世纪的中国民众,很多人还不敢将“产业”二字缀于“文化”之后。十年过去了,“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常识性用语,他挂在嘴边的却是重视精神与心灵价值的中国传统美学。

2005年,满大街都在放周杰伦的《七里香》,公共场所都是《超级女声》的画面。他和台湾作家白先勇却将昆曲《牡丹亭》带进北大,唱腔唱词顿时在青年学子中“姹紫嫣红开遍”,大学生们说:“现在北大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看过《牡丹亭》的,一种是没有看过《牡丹亭》的。”“昆曲热”从那一年开始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他拿着一杯绿茶,在花木葳蕤、蝉鸣鸟栖的北大燕南园里与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Ames)对话。

安乐哲说,“举个例子,法国人可能倾向于单纯用味觉去品味食物,相比较而言,中国人对食物的感觉更具审美性。但这并不妨碍法国人欣赏中国的美食。”

叶朗笑答,“但不论你在法国还是在美国,都很难吃得下那里的‘中国菜’,中国食物都变甜了,甚至‘葱爆羊肉’、‘炸酱面’都是甜的——西方人按照自己的口味改变了中国食物。”

他们从这段话切入对中西美学分野、中西美学融合可能性的讨论。2010年8月9日,业内规格最高的世界美学大会将在中国北京大学举行,这个主题将在 60多个国家800多位学者间纵深研讨。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寻求中西美学融合路径、致力于当代语境中美学根本性重建的叶朗,肩头很重,但仍然一派轻松。他解释自己这种心态——“人一定要活得有趣。”

“告诉我”

叶朗在美学热潮席卷中国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入北大哲学系,遇到老师朱光潜与宗白华。

他的治学道路是从观察和学习这两位老师开始的。朱先生严谨务实,治学充满计划性和节奏感——撰写《西方美学史》,翻译黑格尔的《美学》和维科的《新科学》,都是大部头,按部就班、一丝不苟。朱先生家里书桌、座椅、床榻上都摆放着手稿的景象,叶朗至今记忆深刻。

宗先生淡定随性,灵感常常妙手得之。“翻书,看到这一段好,就即兴把它翻译出来。但不翻译全书;讲课,不照讲稿,也带着本子,就写着几个很大的字。”

叶朗是宗白华的助教。宗先生在讲台上自由挥洒,叶朗站在旁边把提到的诗句典故写在黑板上。一个学期后,系里要求美学老师准备讲课提纲,宗白华对他说,“好,你来替我准备一份吧。”

这份提纲后来被命名为《中国美学史若干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刊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艺丛刊》上,后被收入《宗白华文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央组织编著一批大学教材。《西方美学史》由朱光潜编写、《美学概论》由王朝闻编写。中国美学史资料的编选任务本来准备交给宗白华,老先生自由洒脱,当然不喜欢这种指派性任务——“后来这任务就交给于民老师和我俩人了”,叶朗说。

当时他们采取的是手工作坊的做法。他们把历代著名哲学家、文学家的书一大捆一大捆地从图书馆借来,然后一本一本普查其中和美学有关的段落,一字一句抄写下来后再整理爬梳。这本书名为《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关于中国美学的系统史料。在没有电脑和电子检索技术的时代,所下功夫可想而知。

在这方面,叶朗像朱光潜。

“文革”之后,朱光潜先生把他八十岁后的论文和札记集纳成一本书,名为《美学拾穗集》。叶朗找来一本,读完后只觉胸中万顷碧波,不吐不快。他随即在《大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并把文章转交给了朱先生。第二天就收到了朱先生的信:“近两年来见到的译介我的论著的文章有十多篇,您的这篇算是抓住要害,最中肯最得体的一篇。”在这方面,他又像宗白华。

始终勤奋,哪怕一丝学术的亮光都会被他捕捉到——美学大讨论中,一看到阅报栏有《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刊发美学文章,就马上跑到北大东侧门旁边的邮局去买;“大跃进”时北大哲学系全体师生到北京大兴农村,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他看到报纸上说《美学问题讨论集》出版了,马上抽时间跑到城里书店去购买。

过去有的学者论文艺,认为中国多诗歌理论,所以中国有“意境”,中国少小说理论,所以中国无“典型”。为了研究古典小说的点评性作品,他在北大图书馆抄了一年善本。“文革”结束之后,在很多学人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就出版了《中国小说美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他曾为研究生开列一个精读书单,有100部之多,中外各半,并且告诉学生,“你真正读完了这100部书,你就脱胎换骨了,你做人和做学问就有了根底,说出的话,写出的文章,就不一样了。”话说得恳切非常,因为就是在讲自己的经验。

这个经验其实也来自前人。2010年,叶朗集大成的著作《美在意象》出版。书中引了《达·芬奇传》中的一句话:“‘告诉我’,这是达·芬奇询问的声音,他探求一切,研究一切,对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要寻求答案。”“告诉我”三个字,恐怕也是当年回荡在年轻美学家心底的声音。

“接着讲”

冯友兰说治学分为“照着讲”和“接着讲”两种,叶朗对这句话甚为推崇。

“照着讲”是规规矩矩地讲“史”,讲中国美学史、讲西方美学史,讲西方三圣的观点、讲孔孟老庄的见解。“接着讲”是一种学术继承和阐扬,是对理论内核的进一步淬炼、对学派精神的继续光大。叶朗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中国美学来说,尤其要从朱光潜接着讲。”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起始于对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叶朗曾经亲历。这股席卷全中国的热潮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美是主观的”、“美是客观的”、“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各种观点百家争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常常整版刊发论战和批评文章。

他当时是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一边告诫自己“这是唯心主义”,一边忍不住读朱光潜的《论美》和《文艺心理学》,“说心里话,他的作品确实吸引人。” 几十年过去了,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已经成为中国美学的扛旗者,叶朗深深明白,朱光潜之于中国美学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作品吸引人”那么简单。

人们试图从不同角度为那场大讨论定性,有人认为那几乎算是一场“思想解放”,叶朗不同意。“从美学启蒙的角度讲,那场讨论当然意义重大。但这场讨论局限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局限于主客二分的二元论语境,它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对推进美学核心理论的进步作用并不大。”

“主客二分”认识论让“客观”和“主观”变得水火不容,承认主观就相当于否认客观。在这个语境下,学人们从不使用“心”、“心灵”这样的词汇,即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要用“心理”这样唯物色彩明显的字眼代替。从解放前就坚持“美是主客观统一”、“美的社会性在于审美主体”观点的朱光潜,成为众矢之的几乎是必然的。

叶朗对这场美学讨论的反思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朱光潜的路在美学发展的主航道上,传承和发展中国美学,需要回到朱光潜,需要从他那里“接着讲”。

提出“美在意象”的理论框架是叶朗“接着讲”的一种探索。“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也是朱光潜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具有强大的包孕性。叶朗把它作为美的本体范畴提出,将意象的生成作为审美活动的根本,并且提炼出了“意象”两个基本规定性:显现真实和超越自我。

叶朗希望这个出自传统美学的概念成为美学领域一个稳定的理论核心,并回应新的时代要求——来自历史,照亮未来。除了沟通“传统”与“当代”外,叶朗认为,“意象”还是中国与西方美学,尤其是西方现代美学之间的桥梁。

那是另一种挑战。对中西文化、伦理、哲学、美学融合之路的探索其实历史漫长,但大多止于形上共识的达成,任何具体现实的理论整合都相当艰难。在《美在意象》一书中,叶朗以“意象”理论为立足点,对“达达主义”、“波普艺术”、“观念艺术”、“新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派别进行了评析,并界定了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西方现代“艺术终结论”的挑战。

“意象”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回应。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学者对话中,德国著名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顾彬这样评说自己和叶朗的交往,“他(叶朗)告诉我不应该从美来看中国文学,应该从意象、境界来看,这完全有道理。这不是说我不能用西方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文学,但是如果我们也能够同时从中国美学来做研究工作的话,那显然就能够加深中国文学作品的深邃和深度……所以我们需要叶朗这类的学者,是他们告诉了我们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不一样。”

“求放心”

意象,情景交融,是一个完整的有意蕴的感性世界,用杜夫海纳的话说就是“灿烂的感性”。在叶朗看来,这个理论核心最大的特点是重视心灵的作用,重视精神的价值。毕竟,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找回人之本心,并以美塑造民族精神,是一个时代的呼声。

青春版《牡丹亭》进北大,只是叶朗发起的“美学散步沙龙”的主题之一,也是他推广的“美育”的内容之一。近十年来,他将众多中国传统艺术和西方高雅艺术引进北大校园,囊括了传统戏曲、古典音乐、现代舞蹈、原生态表演、先锋话剧、音乐剧、芭蕾舞等多种类型,每一次都能在青年学子中掀起波澜,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反思。

除去大型演出,这个沙龙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不同艺术家、不同专业学者之间的小型艺术品鉴会,小型讨论会。李政道、吴良镛、沈鹏、欧阳中石、王立平、叶毓中、李祥霆、王恩哥、饶毅等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都是沙龙的座上宾。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树声入座,兰香湿衣,这成了北大燕南园的一道盛景。
“钱学森先生去世后,很多人都在讨论‘钱学森之问’,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少培养出一流人才?解决办法在哪里?其实钱老自己就曾给出过答案:要加强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在“美学散步沙龙”里,科学家与艺术家的对话往往能擦出智慧火花,让双方都获益良多。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美学对人意义之所在。在采访中,他向记者诵读了一段黑格尔名句,“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做的斗争,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他眼神微微闪亮,“你看,自由的心情,自由的心情,这说得多好。”

他也把这种“自由的心情”传递给了学生们:“美学研究的全部内容,最后归结起来,就是引导人们去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使自己具有一种‘光风霁月’般的胸襟和气象,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

北大中文系的一位本科生这样描述他听叶朗为全校开的公共选修课美学原理的感受:“平日里的各种纠结、忧虑都变得微不足道,摆在面前的是那样广阔而美好的天地。”这样的感受让授课的叶朗感到欣慰,即便在一个技术化、现代化的社会里,美也不应与人生疏离。

毕竟,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这句话来自柳宗元,叶朗深以为然。

人物简介:

叶朗,1938年10月生,浙江衢州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0年毕业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著作《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国小说美学》、《胸中之竹》等,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

(来源: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刘文嘉 2010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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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从北大穷学生到青年导师

李泽厚,启迪一代人的美学大家。

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6月,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



李泽厚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成名于五十年代,独树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主要著作有《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



■记者手记



去见李泽厚之前,我心里一直嘀咕,他现在是什么样子?他的影响之大,曾经无出其右者,后来也沉寂多年,还因为《浮生论学》等书而备受争议。关于他的段子还有一个,某一年李泽厚南下应邀做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对此并未大事张扬,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却也引得一群青年学子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果然,记者一见到他,李泽厚就说:你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大概不知道我了。神情中有几分落寞。李泽厚是个不善言谈的人,我问,他答,很长时间里,我和他处于一种有点尴尬的境地。后来采访结束了,我们在一起闲聊,碰巧我的好多看法跟他出国以后在外面发表的文章观点很相近,以至于他总是问我:我某年发表的某一篇文章,你看过没有?我摇头。他一下子来了兴致,“你等一下,我送你一本书。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短短时间内认识一个人是困难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想试着为李泽厚画个像:他外表不修边幅,显得有些木讷,内心却很自负。这种自负,是建立在对自己所说的话、所写的文章“负责任”的基础上。单凭这一点,让我对李泽厚保持了自始自终的敬意,观点的是否相同,反倒退而居其次了。



标准的四年,不标准的大学



我在北大读书是在1950年到1954年,标准的四年。那四年,学校里运动不断。如果用现在的学分和学时制的标准,我是没法毕业的。我入学之后先是抗美援朝,后来三反五反,等等。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好,肺结核。1950年的时候,学校对于肺结核的学生还是蛮照顾的,进行化验之后,把肺结核的同学分到一起住,有另外自己的食堂。



后来病治好了,我就自己跑到图书馆看书,从那时候起开始积累一些原始资料。所以可以说我的研究工作开始得比较早,大学一二年级就开始了。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和人交流,也不喜欢向人请教,所以走了不少弯路。



大学的生活过得很平淡,生活也很困苦,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同学当中算是最穷的,而且还要负担一个上学的妹妹。



当时北大还有很多老先生在,但是我跟他们联系很少。我记得曾经给冯友兰先生写过一封信,他很称赞我。但是一方面他们都在“学习”,在运动中做“运动员”,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欢交往。倒是在毕业之后我跟冯友兰先生联系比较多。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发表文章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发表文章的时候是25岁。不过即使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我思想上的独立意识已经比较强了,对于那些老先生,既没有盲目的崇拜,也没有盲目的批判。那些老先生当时都是所谓的“旧知识分子”,被崇拜的不多,挨批判的倒是不少。



“美学大讨论”,和朱光潜论战



我常常说我的经历非常简单,如果填表的话,两行就够了:1950年到1954年在北京大学学习,1955年之后一直到现在,在中国社科院(当时还叫科学院)哲学所工作。



我刚到哲学所的时候,哲学所还在中关村,离北大很近,我偶尔去北大,到冯友兰先生那里去看他。当时我稿费很多,买了一个唱片机,电动的,不用手摇,但是唱片很不容易找,我从冯先生那里借了很多唱片。后来“文革”开始,冯先生在学校里受到批判,哲学所也已经从中关村搬到城里,和冯先生来往就少了,中间也曾经去看过他几次。到了80年代的时候冯先生给我写了一幅条幅,让他的女儿宗璞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拿,不久后冯先生就去世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你刚才说我在美学大讨论中一举成名,其实在那以前我就已经很有名了,当时发表文章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美学大讨论之前我发表了几篇文章,第一篇是在1955年4月份发表的,内容是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跟美学无关。一些老教授看了我的文章,都很吃惊,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现在看我50年前的文章,还感觉很欣慰,因为不管是内容,还是论断,都是对的。我觉得学问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本书,一篇文章,轰动一时不算什么,如果过了20年、50年还有人看,还有人买,那才是值得高兴的事。



说到当年的美学大讨论,那时候我刚刚毕业,朱光潜发表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后来周扬提出美学思想可以自由讨论,紧接着蔡仪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朱光潜,黄药眠也发表了文章。我很早就对美学比较感兴趣,所以也写了一篇,一方面批评了朱光潜,另一方面也批评了蔡仪。朱光潜的文章大概是1956年下半年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我的文章是在1957年1月份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当时正在提倡百家争鸣,所以美学讨论在当时非常热闹,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查查当年的报刊。之前我曾经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上发表过其他方面的文章,当时国内能够发表学术文章的杂志只有《文史哲》和《新建设》,报纸则只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经历两次下放,两次“四清”



我关于美学讨论的文章发表不到半年,反右运动就开始了。不过我比较幸运,运动还没有开始,我就离开北京同我们所里一些人到敦煌去考察壁画,去了一个月。从敦煌回到北京的时候,反右的高潮已经过去了。所里倒是也调查了我,问我在路上说过什么话。不过当时所里的右派名额已经超过了一般单位的右派比例,所以有人说我成了一个“漏网右派”,像当时我们所的贺麟,也是“漏网”的。



1957年12月,我和所里几十个人被下放到太行山区的元氏县去劳动。在那里主要的就是劳动,连洗衣服的时间都紧张。而且又赶上1958年的大跃进,很紧张,整天都在干活儿。当时我记得经常搞“夜战”,“夜战”的时候,两三点钟就要起来,带上一张油布,那时没有塑料布。走到地里,把油布铺在地上睡觉,睡到天亮的时候起来干活,现在想起来很可笑。



当时讲“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所里的人分成几拨,住在老乡的家里,吃“派饭”,今天在这个老乡家吃,明天到那个老乡家里去吃。我正当年,肩上要担一百多斤的担子,所以每天都觉得很累。我当时单身,过年的时候,有家的人可以回北京过年,而我们那些单身汉则不让回来。



这次下放回来,紧接着又是下放,这次是在1960年,到山东。如果说第一次下放最深的印象是累,那么这一次就是“饿”了。每天只能吃到四个白薯,没有别的东西吃。当时老乡还有自留地,我们则是什么都没有。



我的生命中还有两次“四清”。“四清”和下放不同,下放主要是劳动,下放的人们在别人看来都是犯了错误的,劳动是对你错误的惩罚。“四清”则不一样,下去“四清”的时候算是干部,清查地方干部的“四不清”。前后两次,大概也是两年。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算是个“逍遥派”,看法虽然也有一些,但是不介入那些纷争。不过机关跟学校有很大不同,因为都是成年人,所以不像学校里闹得那么厉害,虽然两派之间争得也很厉害。



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就尽可能地不去所里,开个病假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不到所里去,在家里看看书。1970年,我们所集体下放到河南信阳,两百多个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这就是“五七干校”的生活了。去干校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箱子,是统一的,可以放衣服什么的,我则把我最喜欢的和自己觉得最值得读的书放到箱子里带到了那里。跟1960年比起来,干校的生活似乎没有那么饥饿,伙食相对也要好一些。



80年代成了年轻人的“导师”



那时候,我开始着手准备那本《批判哲学的批判》。当时材料有限,看到的材料更加有限,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因为如果不看哲学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一个人在那里想半天,结果如果是人家早想出来的东西,功夫就算是白费了。1972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就接着研究康德,别人也帮我借一些书,当然都是偷偷摸摸的。



当时我在所里从来不讲我研究的这些东西,也从来不去申报什么课题。后来书出版之后,所里的人都吃了一惊。《批判哲学的批判》当时算是卖得很好的,三万册,在美学界算是卖得最好的书。当时还没有“炒作”这个词,买书的人大多是像你现在这个年纪的,到现在也有四五十岁了。80年代很多人称呼我“导师”、“精神领袖”,对于这些,老实讲,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从小就听到过很多过奖之辞,所以听到这些也没有如何飘飘然。我在所里的待遇也并没有因为这些有了什么好的改变,直到1986年我才分上房子。相反,我总觉得有很多人开始攻击我,包括我们所里的一些人,对于这些我倒也能够习惯。



62岁的时候,我到了美国,主要是在大学里教书,我常常说我到美国有三大冒险:62岁的年龄还要去学开车,很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学,但是我说我没有办法啊,在美国那种环境里,不学开车我没办法走路啊。学车我用了比别人多一半的时间,还算是学会了。第二个冒险就是我必须要学会讲课,我毕业之后就分到社科院了,从来没有上过课,到了大学里必须要登台讲课,第三点就是必须用英文讲课。没有办法,我硬着头皮去讲了,这三大冒险我总算都闯了过去。想起来不容易呢,当时我60多岁了,年纪毕竟不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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