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新话题
打印

张维为的中国模式

张维为的中国模式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1790004.html
在全球比较中看“中国模式”
——海外学者张维为提出,这至少是“最不坏”的模式
2010年06月04日19:49   来源:《文汇报》

  张维为,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著作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中国触动全球》等。19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

  我想从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话语三个角度来谈今天的话题。

  中国今天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曾遇到。中国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可以自信地面对各种挑战。

  先谈中国崛起。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过去的30年中增加了18倍,有专家估计中国人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生活水平可以提高近7 倍。但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问题。

  中国“城市像亚洲、农村像非洲”?

  2008年,我从印度讲学回来,在报上发表了《印度贫民窟带来的震撼和思考》一文:孟买60%的人住在贫民窟,人均面积两三平米。一位网友责问:为何不把中国跟东欧比?我说不久前去过华沙和布达佩斯,它们比上海落后至少10年。这位网友又问:为什么不和纽约比?和纽约比,3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但现在可以好好比一比了。其实,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雷德曼就比过。他2008年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后经上海回国,写了篇评论《中美这七年》。他写道:当我回到纽约机场,沿着破旧的公路开往曼哈顿时,我问自己,究竟哪里是第三世界?我不想告诉我的女儿世界的未来在中国。

  虽然上海和纽约在某些方面仍有差距,如国际化程度、公共文化的空间等。但在硬件的很多方面,上海已经走在纽约的前面了,如机场、地铁、高速公路、商业繁荣程度、美轮美奂的夜景和即将完工的高铁;在软件方面,上海的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人均寿命等指标都好于纽约。

  我们的城乡差距还大于发达国家,但不是“城市像亚洲、农村像非洲”。欧洲的城市远远没有中国城市的活力,中国的农村也发生了巨变,好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好于非洲的多数城市。非洲城市一半人口住在没有电的贫民窟,人均寿命才50岁左右。中国城乡差别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而逐渐缩小,发达国家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中国腐败很严重,能算崛起吗?

  腐败问题是一个挑战,但我们也要看到别国崛起过程中都出现过腐败上升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经济高速发展,法治建设跟不上。英国19世纪时议员席位是可以买卖的;美国19世纪下半叶被称为“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时代,人们都持枪保护自己;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官商勾结极为普遍。

  如果横向比较,研究腐败最权威的“透明国际”把中国腐败程度列在世界中位。跟中国相对可比的国家,如印度、巴西、孟加拉、埃及、乌克兰、俄罗斯,腐败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非洲国家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反腐经验值得借鉴,他们致力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整体的进步,成绩可观。

中国环境污染严重,能算崛起吗?

  欧洲历史上的环境污染比我们现在还要严重。1952年伦敦曾发生过一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的事件。欧洲最大的莱茵河一度污染到了鱼类都无法生存。但最后通过环保努力,欧洲人扭转了局面。

  中国贫富差距大,能算崛起吗?

  贫富差距是比过去大了很多,需要认真对待。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这个问题。人们经常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45甚至0.47,但基尼系数只计算收入,不计算房产、土地等资产。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创新精神,制定一些能反映非西方国家真实情况的指标。比方说,衡量中国人的财富,两个因素就可以使现在所有评估都发生变化:一是货币实际购买力。瑞士的人均 GDP比上海高5倍,但理发和吃饭比上海贵10倍,瑞士住房自有率才36%;二是家庭净资产。中国人有世界最强的置业传统。据美联储统计,美国家庭中位(medium)净资产(房产、股票、现金等,减去所有债务)去年由于金融危机降到了2004年的水平,为9.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3万元。中国多少家庭的净资产达到和超过63万?恐怕至少数千万,也许上亿。过去30年,中国人财富增长的速度无人可比。当然美国人习惯了大举借贷消费,几十年如此,自然成了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中国人不必学美国人过度借贷,但只要把中国人的财产、资产适当盘活,中国可以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是和平

  西方大国不少都崛起于19世纪中后期,这期间各种战争数不胜数,如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8年法国吞并印度支那、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瓜分整个非洲的无数次大小战争、1861年的美国南北战争。1867年后数十年间,北美的印第安人惨遭灭绝,美国因此无偿获得大片疆土和资源。西方崛起是一个血与火的过程,GDP是血流成河的 GDP。

  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在西方历史上都曾遇到过,但英国可以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囚犯出口到澳洲,把异教徒出口到美洲,而我们是在自己的境内消化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所有问题。英国当时人口不过1000来万,中国今天是13亿人。我们硬是通过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有了雄厚的财富积累,我们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各种挑战。

  中国模式还在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和其他国家比较,我们显著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避免了两次金融灾难。中国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模式。

  第二、谈谈中国模式。国内学者喜欢讲“中国道路”,我这里借用国际通用话语,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有八个特点。

  一是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也就是实事求是,我们比较能够从实际出发。西方主导的变革第一步总是修宪,而我们的第一步总是试验,然后总结调整推广。世界实践表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多党制和一人一票实现现代化。

  二是强势政府

  我们有比较中性、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它能制定并执行符合自己民族长远利益的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称印度政府为“软政府”,执行力极弱——计划生育都推行不了,怎能消除贫困呢?这也是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的困境。

  三是保持稳定

  我们比较好地处理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1980年的140年间,我们最长的稳定时间没有超过8到9年,现代化进程总是一次一次被打断。一直到邓小平这位杰出的领导人,以非常强势的姿态来保持政治稳定,改善民生,我们才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跨越式发展。
 这使我联想到法国政治浪漫主义的高昂代价。法国人总是先确定一个抽象的大目标,如民主、自由、公正,然后激烈斗争,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整整173年,法国政治体制才稳定下来。其间经历了五个民主政体,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所有这些政权都是通过暴力推翻的,而法国的人口才两三千万。中国不能这样折腾,一定要走稳健的改革之路。

  四是民生为大

  我们坚持把民生放在第一位,所以中国消除贫困领先世界。世界贫困人口还在增加。印度把每日收入从2美元到13美元的就定位为中产阶级。按这个标准,2005年在印度中产阶级是2.64亿,中国则是8亿人。但这个标准太低。你入住印度的饭店,帮你搬行李的服务生,住在贫民窟,会说几句英语,就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但你到上海星巴克问喝咖啡的小白领,他说我算什么中产阶级,我只有一套房子。中国人的要求高。

  五是渐进改革

  我们没用激进主义的“休克疗法”。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高明的地方就是不放弃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而是尽量利用现有体制来运作,为现代化服务,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进。实践证明“共产党+市场经济”比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更有作为。

  六是顺序正确

  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讲究轻重缓急。我们大致是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

  七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求把市场优势和宏观调控优势结合起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说,这场经济危机“是对不采用民主制度的国家的惩罚”。那么如今这场源自于美国的金融海啸该如何解释呢?我套用他的话,这是对信奉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惩罚。

  八是对外开放

  在国际竞争中提升自己、发展自己,但以我为主,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学习别人的经验。中国模式有极强的竞争力,因为它源于激烈的国际竞争。

  当然中国模式还在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相当严重。比如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某些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一些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贫富差异、生态问题、医疗教育,引起了很多人不满。但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所有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问题就是机遇。

  我自己一直套用丘吉尔的句式,把中国模式称为“最不坏”的模式。它确实有很多弊端,但是比较下来,其他模式弊端更多。

  美国曾在整个非洲推行“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政府的作用,结果非洲政治和经济全面恶化。美国专家曾在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现在被俄罗斯人称为对俄的第三次浩劫。“华盛顿共识”要求各国开放资本市场,结果引发了一场又一场危机。有时候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自己的立场,而是盲从西方模式,给中国带来的可能是灭顶之灾。
30年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大部分人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我们避免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纵观世界任何国家,只要取得其中一项成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表明中国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模式。

  中国的崛起过程必然是中国话语变得响亮的过程,我们拒绝西方“民主和专制”话语,认为“良政”与“劣政”才是关键所在,“游戏民主”只会带来灾难。

  第三点是中国话语。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中国话语变得响亮的过程。世界上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竞争。从管理学角度来说,标准竞争无非是三种战略:领导者、参与者或追随者战略。

  制度选择强调民心向背和选贤举能

  在“后美国”时代,我们应该采取领导者和参与者战略。中国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它拥有5000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其文明的广度、厚度和深度足以产生独立的思想体系。

  西方政治话语的核心是“民主和专制”。2008年11月孟买发生了重大恐怖事件,但印度反恐精锐部队花了9小时才抵达现场。我在尼赫鲁大学讲学时,印度学者问我,中国会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我说至今我们还没有遇到这么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但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的军队是 20分钟内开始动员的;中国的总理是2小时内坐上飞机前往灾区的;中国医疗队在4天内就覆盖了震区所有3000多个乡镇。一位印度学者不服气地问:你是否要证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说:您错了,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我说不管采用什么制度,都要落实到良政,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芬兰前总统阿提萨利去年在布鲁塞尔主持非洲治理新思路研讨会,请我谈中国模式。之后他总结:“你们共产党的政治局很像董事会,总理很像CEO,治理国家的方式很像治理一个公司。”他要我当场回应。我说我们确实认为政治制度建设一定要考虑国家治理,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司搞一人一票,因为这样搞的公司一定破产。民主的核心是体现人民的意志,民主的形式应该由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去探索。

  在场的英国资深战略学者罗伯特·库珀不以为然,“难道中国不接受林肯提出的民有、民享、民治吗?”我说我们很重视这些原则,但我们还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传承:一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二是选贤任能,治国者必须是人才。民心不完全等于民意,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如天,民心指的是一个民族长远和整体的利益,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接受每四五年换一次政权这种西方发源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而是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执政集团,这是中国的文化传承。
西方民主演变成了“游戏民主”

  西方多党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存在多元的利益,应通过不同的政党来代表并进行博弈,但这种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差异的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成功率极低。因为它所需要的法治传统、游戏规则意识、庞大的中产阶级、相对宽容的政治文化等条件,在非西方国家基本不存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先把你这个社会分裂,然后再来整合。问题是非西方社会往往分裂之后就再也整合不起来了。泰国是“农民选出总理,城里人赶他下台”;吉尔吉斯斯坦是“南北分裂”,乌克兰是“东西分裂”。

  为什么西方国家采用一人一票还没破产?因为它们在这样做之前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并因此形成了几个特点:一是政治和经济已基本分开,谁上台都不太影响百姓的生活。二是人均资源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有折腾的资本了。三是中产阶级成了社会的主体,倾向稳定。四是政治精英通过几百年的磨炼总能垄断主要的社会资源,如议会、媒体、金融等。

  但现在西方民主越来越变成了一种“游戏民主”,即民主等同于竞选,竞选等同于营销,大家拼资源、拼谋略、拼形象,选个美女和电影明星,毫无政绩可言,也无所谓。这种做法导致了政治的平庸化和劣质化。东欧政府最高支持率几乎没有超过21%;冰岛选出的哈德尔政府不懂经济,导致国家破产;南欧的笨猪四国,即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这是一种夕阳西下的模式。

  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希腊破产了;议会民主的发源地英国处在破产边缘;三权分立的美国明显走下坡,真是三点成一线。一些美国学者也认识到了美国政治制度是前工业化时代的产物,需要改革才行。

  在当今这个高度竞争的世界上,我认为只知“选举”而不知“选拔”的制度,将竞争不过能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的制度;只知吃老本、视民主为游戏而不建立“学习型政府”和“学习型社会”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将力不从心;不知“宏观调控”为何物的国家,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可能要出局。所以我看好中国模式。

  (以上内容据5月 27日第31期文汇讲堂现场演讲实录整理)
乐乎设计,乐乎生活~

TOP

嘉宾点评
中西融合和事实比较的视角非常客观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黄仁伟
2010年06月04日19:52   来源:《文汇报》
  “中国模式”是现在世界上最热的话题之一,这在5年前都是不可思议的。主要是因为这两年西方危机频频,美国金融海啸带来的灾难尚未恢复,欧洲的财政危机又相继爆发。国际上许多著名学者都在讨论西方衰落和中国崛起,二者成了同一个话题。张维为教授把自己走访过的100多个国家的事实拿来和中国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就比较客观。张教授既是在欧洲从事研究的学者,又有中国的生活背景,正视中国实情,他的视角可能是国内和西方学者都不具备的。这是他的成功之处。

  有意思的是,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肯定程度超过中国学者。如写《历史的终结》的福山,他曾断定苏联解体后,美国制度将是历史的终结,不会被超越,当时这个观点轰动一时。但2008年他却说,“也许中国模式要超过西方模式了”。英国学者马丁·雅克2010年写了《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他预测中国制度将会成为统治世界的制度。再就是约翰· 奈斯比特,1980年代我们都读过他的《大趋势》,2009年他出了一本书《中国大趋势》,提出中国模式的十大趋势,每一条都很积极。

  中国模式的本质特点:开放的渐进的实践

  根据张教授的深入分析,我认为对中国模式可以概括出几个特点:一是转型的渐进性。从计划体制的高度集权向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转型,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邓小平1992年曾说我们要用30年时间形成较为成熟的制度。现在看来,这个时间估计要更长些。

  二是模式的主体性。它是以中国历史和国情为基础形成的主体,而本体是基于中国文化历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基于中国人的特性。这个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孔子甚至《尚书》以前,中国文化中几个重要概念如“和、仁、恕、中”,都是中国模式的思想渊源。

  三是具有实践性。西方是先拿本本,我们是先摸着石头。中国模式是一种开放的实践。我们曾学过四小龙模式,中央银行体系学美联储,社会福利学欧盟,我们可以找到世界上所有模式的影子,但最终没被任何一种取代。

  四是既有确定性也有不确定性。总方向是确定的,但具体形式和内容是不确定的,是根据具体的时空条件所定。如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方向是走向可兑换货币,具体的升值幅度却是不确定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是如此。

  最后一点是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中国模式的本土性并不能否认其普适性。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可借鉴性,这一点正在显现出来,并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接受。但是中国模式对发达国家的借鉴意义同样值得注意。最近美国经济似乎出现某种“中国化”趋势,如美国的储蓄率在最近两年中从占GDP不到1%升到现在7%;美国的出口几年内要翻一番;美国还将发展可增加就业率的劳动力密集产业。最近欧洲学者也认为希腊等南欧国家应学习中国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美国一个著名学者预言,中国模式的成功将迫使美国学习中国经验来推进改革。

  中国模式未来发展的若干不确定性

  中国模式的未来发展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一是人口结构。未来10年内“50后”一代将全部退休,“80后”独生子女一代会成为社会主体。中国即将增加3亿老人,却仅增加 1亿多劳动力,这种根本结构性变化将改变很多事情。二是城乡结构,现在的城市人口比重是45%。再过10年可能是65%,农村人口明显少于城市,财富分配、资源配置和治理方式都将发生根本变化。三是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和出口导向的结构将让位于技术密集和内需为主的结构。人民币将成为国际的储备货币之一。届时,全世界可能会充分遵循中国意愿,也可能全世界拉起手与我们作对,因此我们要清醒地对待自己和别的国家。

  中国模式的未来发展可能引起亚洲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现在周边地区有两种变化值得注意。一是“蒙古化”,蒙古的出口产业都面向中国,经济上90%依附中国,但政治上却倒向美日等西方国家;另一是“尼泊尔化”,表现为政治上在中国和其他大国之间的中立化。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话语权会越来越多,制度可能越来越多被借鉴,但是也可能因为这种崛起而遇到更多挑战和麻烦。因此,中国模式未来发展的国际环境将趋于复杂化。
乐乎设计,乐乎生活~

TOP

观众提问

  大学钟教授:您当年给邓小平先生做翻译是什么感觉?您觉得他对中国模式有什么贡献?

  张维为:回想起邓小平,总是感慨万千。我对邓小平的理解也是逐步加深的。他的一些话我当时理解不深,现在看来他真是有水平。有一次他见一位思想非常 “左”倾的非洲领导人,邓小平给他讲中国经历的大跃进等挫折,希望他们搞社会主义时要非常慎重。外宾离去后,邓小平讲了一句话:“他听不进去,要自己碰。”现在看来,这句话是经典,那个国家后来确实没搞好。

  关于中国模式,他在不同的场合都强调坚持实践,包括实事求是和渐进改革。我们一定不要忘了邓小平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一流的战略家。他在指导中国改革开放时,就像指挥一场场战役,从农村改革到特区建设、再到沿海开发和浦东开发。他总是从大处着眼,展现了罕见的历史眼光。我给他做翻译时他已经80多岁了,但他宛如年轻人,谈论的都是中国20年、 30年后会怎样,该怎么走,把中国治国的大政方针都确定了下来。

  如果没有大批微软式的创新企业产生,中国就不存在崛起的微观基础

  管理咨询业女士:我们接触了大量的企业家,他们对中国并不充满信心,因此也影响了投资和策略,如何让他们提高信心呢?

  黄仁伟:我在进行“中国崛起”研究的过程中,第一个问题聚焦在如何避免和美国等大国发生重大、全面的对抗,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和平崛起;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现存的国际体系中提升地位和话语权;第三个问题是在金融危机后刚刚开始研究,就是中国崛起的微观基础。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的规模,却没有产生一大批像微软那样的创新企业,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为数很少,这说明中国崛起的微观基础还很薄弱。20 世纪初美国就产生了摩根、洛克菲勒等大企业,聚敛了大量财富,支撑了美国整体崛起。中国企业家应当承担起中国崛起的战略责任,打造世界一流的中国企业。

  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政治主导性更显重要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研究生:您提到美国和英国现在的政治制度是前工业时期的产物。现代化发展到今天的水平,为什么政治主导性反而比以前显得更为重要?(此问题获得本期文汇讲堂“最佳提问奖”)

  张维为:西方政治制度现在最大的困境是缺乏整合力和竞争力,没有人才观念,所以无法适应全球化的挑战。“三权分立”也无法预防金融危机,因为“三权分立”只限于政治领域,但美国的政治给资本力量绑架了。我认为现代社会需要另外一种平衡才行,也就是超出政治领域的三种力量的平衡,即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样一个国家才会运作得更好。中国就在这样尝试。

  2030年,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提问:请两位预测一下2030年以后,中国在全球发展的前景。

  张维为:我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中国人善于学习和超越,这跟儒家的传统有关,三人行必有我师,西方则是三人行我必为师,固步自封得厉害。我推测20年之后中国将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可能为美国的两倍。从过去30年的情况来看,对中国的所有悲观预测都错了,对中国的乐观预测,对的还是比较多。

  黄仁伟:美国有人曾测算过,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GDP总量;我们的测算是要到2050年之后才与美国相当。美国的计算方法是中国在2030年前GDP保持8%的年增长率,人民币年均升值 2%,美元年均贬值2%。这样就等于美国原地踏步,而中国每年有10%的实际增长。20年后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这如果成为现实,将使美国人心理上产生重大的挫折感。另一个趋势是到2030年中国14亿人口中,将有几千万中国人在全世界流动。因为人民币升值,在国外使用人民币要比在国内使用价值高得多,导致大量中国人到国外移民、投资、学习、旅游、购物等。

  警惕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过度自信和民族主义

  同济大学研究生:假设中国发展模式不成功,那会怎样?

  黄仁伟:我认为中国模式不成功的概率极低。但“最不坏”的模式,也要防止“最坏的后果”。中国模式失败将是世界的灾难。第一种不成功是中国经济过于膨胀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甚至出现经济崩溃,世界经济由此陷入大萧条,国内也会发生大动乱,资金和人才严重外流。第二种不成功是中国变成一个扩张主义的霸权国家。如果中国拥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却抑制不住欲望去侵略扩张,这将是世界的灾难。第三种不成功就是搞软力量输出,试图建立超越所有其他价值观的文化霸权,这将对世界多元文化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这也是世界的灾难。

  这三种不成功恰恰都是中国过快崛起、国力过于强大的结果。如果看不到这种情景也很危险。因此,我们要防止在崛起过程中出现极端民族主义,防止因过分自信而滥用力量。目前在媒体、网络上甚至学术界已可以看到这种取向的某些迹象。邓小平也预言过,中国强大后要防止走向霸权主义。
乐乎设计,乐乎生活~

TOP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239045.html

个奇迹的剖析:中国模式及其意义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张维为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崛起在西方总是很有争议。过去的20多年里,西方媒体经常把中国描述成一个国家政权与人民对立的国度,政权是压迫性的,抱住自己的权力不放,而民众则在异见人士领导下进行着抗争。一些欧洲人,例如在奥斯陆的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放大的东德或放大的白俄罗斯,正等待着一场“颜色革命”。

  这种观点使许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自信地对中国做了很多悲观的预测:他们先是预测1989年天安门风波后中国要崩溃;苏联解体后,他们又认为中国也会步苏联后尘而分崩离析;邓小平去世前后,他们又预测中国将出现大动荡;香港回归前,又预测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又预测中国将大乱。但最后这些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没有崩溃,而中国崩溃论却崩溃了。

  这种反复的预测失灵使我们有必要学会更加客观地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我们也许可以像17世纪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那样,或者像他同时代的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那样,把重点放在他们称之为中国“自然的宗教”上:他们关注的是中国如何采用了世俗的、比较贴近自然的方法,而非当时欧洲盛行的神学方法,来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治理。如果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那么我们会发现,过去30多年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经济和社会变革:约4亿人摆脱了贫困。这场变革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甚至可以这样说,过去30年中,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绩的总和,因为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大于所有过渡经济国家成绩的总和,因为中国经济总量30年中增加了约18倍,而像东欧这样的转型国家经济总量平均才增加了一倍,当然东欧的起点比中国高。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也高于不少发达国家,中国今天的发达版块人口约3亿,与美国人口相当,其总体繁荣程度已不亚于南欧发达国家,而像上海这样的中国一线城市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纽约,无论是机场、地铁、高铁、商业设施和城市建筑这样的“硬件”,还是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城市治安这样的“软件”,上海均好于纽约。

  中国自然也有自己的许多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但中国的总体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解释这种成功?有人说这是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但按人均吸引外资的数量来看,东欧国家吸引的外资比中国多得多。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劳动力便宜,但印度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比中国便宜很多。有人说,这是因为威权政府的作用,在亚非拉,在阿拉伯世界,都有许多威权政府,但他们无法取得中国这样的成就。

  如果这些理由都无法解释中国的成功,那么我们就需要新的思路。我自己的解释就是“中国模式”。在解释中国模式之前,我想先简单谈一谈我对中国国家性质的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模式。

  中国不是放大的东德,也不是放大的白俄罗斯,也不是任何一个普通国家。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而且是世界上唯一这样性质的国家。为什么?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悠久的统一国家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续5000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是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唯一国家。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概念,我可以打一个不很准确的比方:这就好像古罗马帝国没有解体,持续至今日,实现了现代国家的转型,拥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和现代经济,融各种传统文化于一身,还拥有巨大的人口数量,大家都使用拉丁语。
这样的国家必定与众不同。中国文明型国家具有“四超”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由于这“四超”特征,中国的崛起必然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中国的人口超过欧洲、美国、俄罗斯、日本之和。今年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经历的“春运”,客运量至少为25亿人次。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把整个北美、欧洲、俄罗斯、日本和非洲的人口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都挪动一下。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国所面对的巨大挑战与无穷机遇。

  中国有超广阔的疆土,中国是一个包含了巨大地域差异的大陆。中国在可以想象到的领域内,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哲学、经济、医学、军事、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自己长达数千年的传统。中国还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包括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建筑艺术,中国菜肴之丰富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大的菜系有8个,每个菜系都包含了无数的子菜系。我个人认为中国8大菜系中任何一个菜系,其丰富性在某种意义上都大于法国菜系,尽管这个观点在这里可能会有争议。这一切本质上都是中国在漫长历史中不断整合而形成的。这一切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现在再来谈中国模式。我个人以为,这个模式至少包含了以下8个特点:

  第一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国观念,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提出了这个观念。邓小平认为,判断真理的最终标准不是意识形态的教条,不管是东方的教条还是西方的教条,而应该是事实。通过对事实的检验,中国得出了结论: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和西方民主模式都不能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中国因而在1978年决定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并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方式来推动自己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

  第二是民生为大。这也是中国传统形成的政治理念。邓小平把消除贫困作为头等要事来抓,制定和执行了消除贫困的一系列务实政策。中国改革始于农村,因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改革的成功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涌现了无数的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又为中国后来制造业的崛起和外贸的腾飞打下了基础。某种意义上,中国模式“民生为大”这一特点也纠正了西方人权观念中的某种偏见,即公民政治权利总是高于其他权利。中国模式的这个特点可能会深刻地影响占世界人口一半的穷人的命运。

  第三是稳定优先。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其民族、宗教、语言和区域的复杂性堪属世界之最。这种特点也形成了中国人担心“乱”的一种集体心理。中国传统的观念是“太平盛世”,“盛世”与“太平”总是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国家稳定的重要性,是因为他比谁都更了解中国的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改革开放将近一个半世纪中,我们最长的太平年景没有超过8到9年,我们现代化进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断,从外国入侵、农民起义到军阀混战、意识形态疯狂使中国没有多少持续的太平年景。过去的30多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跨长度的持续稳定的发展,这才使中国奇迹成为可能。

  第四是渐进改革。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情况复杂,所以邓小平采用的战略是“摸着石头过河”。他鼓励各种改革的试验,我们的经济特区就是进行改革试验的地方,试验成功了再推广,中国拒绝了“休克疗法”,我们让自己并不完善的体制继续运作,同时对其进行改革,使之为现代化事业服务。这个特点使中国避免了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的瘫痪和解体。
第五是顺序差异。中国改革的总体顺序是: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为主后政治,先进行相对容易的改革,后进行相对艰难的改革。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下一阶段的改革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这种方法的背后是中国人整体思维的传统。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为中国制定了把中国建设成发达国家的70年大战略。直至今天,我们还在执行这个战略。这种跨长度的整体思维能力与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不少欧洲国家)内民粹主义和短视政治盛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六是混合经济。中国力求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防止市场失灵。中国的经济体制又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大规模的经济改革释放出了巨大市场力量的同时,国家努力保证宏观环境的稳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没有陷入亚洲金融危机和成功度过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第七是对外开放。中国人没有传教的传统,但是有很强的学习传统。在中国世俗文化的氛围中,学习别人之长是备受赞誉的。中国保持了有选择地汲取别人长处的传统。我们甚至从有争议的“华盛顿共识”中学了不少东西,如企业家精神和外向型经济,但中国始终坚持了自己的政策空间,自己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第八是有一个比较中性、开明、强势的政府。中国政府能够推动形成关于改革和现代化的广泛共识,能够实现比较艰巨的战略目标,如推动中国银行系统的改革,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刺激经济以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这个特点源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儒家强势政府观,即政府是必要的善,政府组成的基础是“选贤任能”,毕竟中国在上千年前就创立了文官考试制度。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虽有不足,但不大会产生低能的领导人。

  从根本上讲,一个政治体制的品质,包括其合法性来源,不能只是程序的正确,而更重要的是内容的正确,这个内容就是要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并要以人民的满意度来检验。“良政还是劣政”远比“民主还是专制”更重要,如果“民主”指的只是西方所界定的所谓“多党竞选制度”的话。我们强调内容正确高于程序正确,这本身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通过良政为导向的实践来创建和完善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各种程序。
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实验。中国相对成功的经济改革已经勾勒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大致路径,即通过渐进、试验和积累的方式来完成中国的政治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愿意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理念和做法。

  中国正在经历着自己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自然出现了各种问题,面临着各种挑战,如消除腐败、缩小区域差别和贫富差距等。但中国还会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而不是照搬其他模式。中国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动荡、战乱和革命,又经历了30多年相当成功的改革开放,大多数中国人愿意继续走行之有效的中国模式之路。这个模式有自己的缺点,但可以不断完善,因为它已经比较好地结合了中国自己数千年的传统和文化。中国人有自己的历史传承,中国经历了20多个朝代,其中至少7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长。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模式对于外部世界的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大。中国的经验本质上是中国自己国情的产物,其他国家难于模仿。但是,中国模式所包含的某些理念和实践,可能会产生相当的国际影响,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渐进改革、不断试验、“良政还是劣政”比“民主还是专制”更重要等。

  今天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一种变革,从一种纵向的世界秩序逐步转向一种横向的世界秩序。纵向秩序的特点是西方把他们的理念和实践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而横向秩序的特点是各国在理念和实践方面既有平等合作,又有良性的竞争。这将是一种更为民主的世界秩序。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欧洲哲学家朋友告诉我的故事:17世纪下半叶的某一天,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专程来到这里,来到海牙,偷偷地会晤了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为什么要偷偷地会见?因为当时斯宾诺萨是一个被教会除名的异教徒。两人一起探讨了一些奇异的思想,包括中国那种世俗的、非神权的治国方法。其实我个人认为,中国今天复兴的背后还是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治国理念。莱布尼茨见了斯宾诺萨之后,给一个朋友写了封信,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准备在自己房门上贴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知识中心。

  叙述这个故事,并不是要建议荷兰参议院建立一个中国处,因为荷兰有举世闻名的中国学和中国研究传统。但我还是认为我们有必要继续发扬欧洲启蒙时代那些知识巨人的精神,特别是那种开放包容的精神和寻求新知的勇气,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荷兰人的精神。我们有必要以这样的精神和勇气去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治国之道,无论这一切乍看上去是多么异样。

  如果这样去行事,我们就可以避免由于意识形态驱使而误判中国,我们也能因此而丰富我们集体的智慧,从而更好地共同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如消除贫困,反恐,气候变化,防止文明冲突等。

  (此文是张维为教授在荷兰参议院的演讲,发表时略有删改)
乐乎设计,乐乎生活~

TOP

衣俊卿:不要急于定性中国模式
2011年03月17日15:02   来源:中央编译局网站

  我们的理论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时在强调“中国特色”时容易忽略从全球的背景和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经验,容易把中国问题当作中国自己的事情,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只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

  在外界,中央编译局一直被看作是中共中央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这个“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和理论研究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在国内略显低调,颇具“神秘”色彩。

  去年12月9日,已有60多年历史的中央编译局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展示自己的形象。今年2月份刚履新的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模式”是一种结合中国的国情所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是世界多种发展模式中的一种。

  全国“两会”在即,上任刚满一年的衣俊卿第一次以中央编译局局长的身份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谈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围绕“中国模式”的激辩,这位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的学者型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坦率地讲述了自己的观点。

  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偏重“中国向度”

  中国新闻周刊:早在2008年,你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的观点,请你介绍一下两个“向度”的内涵和相互联系?

  衣俊卿: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国向度”,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这实际上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其基本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普遍真理”当作给定的前提,着眼于中国发展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表述;因此,它主要表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由外向内”的单向输入的向度。

  而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向度”,是指要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视野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并强调中国经验的开放价值和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因此,它呈现为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双向互动”的向度。

  实际上,“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可分割、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两个组成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衣俊卿:应当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在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中,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这两个向度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偏重于“中国向度”。我认为有三个方面要引起注意:其一,封闭地研究中国问题容易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验”仅具有限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意义。封闭地探讨中国问题、孤立地描述世界问题、绝对地用世界问题来剪裁中国问题、绝对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等片面现象,在我们的研究中都不少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经验”的价值和意义,还是让人感觉这些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其二,孤立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容易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孤芳自赏”,并且存在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价值阐释走入误区的可能性。从目前的有关成果来看,人们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视域时,更多考虑的是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民族化。

  具体说来,人们比较多地关注马克思主义如何吸收中国文化的成分而民族化和本土化,但是往往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的扬弃,忽略了使民族文化通过积极地与世界各种文化对话、交流和碰撞,来推动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和对世界文化的新贡献。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按照这种思路推动的“文化走出去”战略容易导致某种价值取向的偏差。目前在世界的目光聚焦处往往都是悠久的“古董级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成果,而较少看到当下中国的文化创造和理论创新。这就容易造成人们越是感觉你的文化悠久,就越认为你现在没东西,厚古薄今是要出问题的,我对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包括设立孔子学院等,是有保留意见的。

  其三,缺乏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思想碰撞和理论对话,容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价值限定在地方知识的层面上,无法阐发其世界意义。目前,我国的学术研究的基本格局是:西方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之间很少对话和沟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彼此脱节,往往分别由两批不同的理论工作者在彼此独立地进行阐发。

  虽然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形成的各种有影响的流派的观点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并不陌生,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自觉和普遍的对话和交流机制。这种情形在全球化背景下会越来越制约我们的理论创新。

  不必急于总结和定性“中国模式”

  中国新闻周刊: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涉及到中国走怎样的发展道路。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很热烈,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并未看到一个详细的说法。你本人也曾谈到“中国模式”,请你具体谈谈其中的内涵。

  衣俊卿:在改革开放这30年中,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出色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中国的表现确实很出色,给全世界表现出了一种经济上的奇迹。

  关于“中国模式”,现在主要有三派观点:一种是认为已经形成了模式;一种认为根本没这个模式;还有一种认为这种模式在成长。

  我认为有模式。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这么一个大国家,支撑十三亿人的生存发展,在面对民生问题、社会稳定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之后,经济还能够这么发展,我认为一定有其深层的、体制上的、文化上的原因。

  它的成功一定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一种发展道路,可供世界借鉴。世界上已经存在很多不同的模式,它们之间有着一些共同的追求和价值观,有对话,也有包含冲突在内的相互学习。

  “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在于,中国的成功证明了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发展道路、一种模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应该一方面借鉴世界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脚踏实地地认清自己的国情,然后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从而推动一种包容性的发展。这才是人类正确的发展趋势。

  但目前而言,我认为不必急于拿出一个结论说“中国模式”是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你说不要急于对“中国模式”下定论呢?

  衣俊卿:问题在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和世界意义尚未清晰地提炼出来,远未达到自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双重的:

  从内在的原因来看,我们的理论研究还存在着局限性,有时在强调“中国特色”时忽略了从全球的背景和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经验,容易把中国问题当作中国自己的事情,有时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只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

  从外在的原因来看,中国在快速发展中遭遇到“成长的烦恼”和“资本逻辑的打压”,我们发展的国际环境并不是很好。尽管全世界越来越关注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从“资本的逻辑”和自己的价值观出发,并不承认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创新,它们通常只在有限的意义上承认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中的成就和经验,而且还常常以“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来指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这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以国际化的语言,阐释清楚中国的道路和中国的发展模式,讲好中国的故事。一方面,我们必须把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价值的、哲学的、历史的等多重视角结合起来,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来阐述清楚中国发展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要研究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还要善于全面地研究和总结俄罗斯等传统强国的发展道路、巴西和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道路、亚太国家的发展道路、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一个多元差异的参照系,在多维比较中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进行定位。

  现在的成绩还相对脆弱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中国模式”有没有内在的缺陷?在哪些地方?如果不改的话,是否会如外界所说的不可持续?

  衣俊卿:当然有,但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不是罗列具体问题一二三那么简单。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得出何种结论,而是要有一个客观判断。如果说中国有一种模式有一条道路的话,这些东西远远不是已经完全成熟的,已经充分发展的,这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最近,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要正常冷静对待。

  我认为,最要紧的是做出一个冷静的判断:我们的发展模式尚处于初生的、未充分展开的状态。从自身的发展来看,中国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内涵及其优越性,还需要假以时日才能逐步展开,逐步完善。从国际格局来看,我们虽然已经被卷入了全球化进程中,并且分担着全球化的风险和问题,但是,我们在市场机制、资源配置、国际流通等方面还没有真正分享全球化的实惠,我们的模式还没有真正有机地融入到全球化之中,没有展示出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模式的成长不会是一片坦途:你想“韬光养晦”,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特色,这显然不会被发达国家所容许;你想真正融入到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发达国家的各种霸权同样设置了重重障碍。

  所以说,现在取得的成绩还是相对脆弱的,并不那么牢固。我们很多东西刚刚展开,在国际上也才刚刚建立起来。另外,如果国内民生等重大问题没有处理好,就很可能出现大的挫折。如何度过“成长期的烦恼”,如何能让我们的模式健康成长起来,成熟起来,这才是最应该担心的。

  中国新闻周刊:说得很实在,这确实是国情。

  衣俊卿:中国的很多理念,比如说民主、法制的问题,河南商丘的赵作海案不是被纠正过来了吗?现在越来越规范了,包括判案要同案同刑、标准化等,都在慢慢变化中。

  中国新闻周刊:温家宝总理曾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你怎么看?

  衣俊卿:这是没错的。但是人们通常一说到政治体制改革,就容易变成一个宏大话题,而比较容易忽视微观层面上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什么意义上算是政治改革?微观层面上这些进步算不算?完善社会管理算不算?

  应该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比如民意作用越来越大了。我们现在对干部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靠民意,各级政府和部门更加关注网络舆情和民意,这都是进步。

  中国新闻周刊:不少人也认同渐进、微观改革,但目前是否慢了一点。或者说不是全局的考虑,缺乏顶层设计?

  衣俊卿:考虑到我们国家发展的基础,我们形成的模式还相对年轻、相对脆弱的现实,这可能是更好的一种办法。例如,在选人用人上,各单位的竞争上岗的干部已经达到三分之一以上,中直机关和一些省区已经到司局级了,将来会再扩大一点。慢慢来。

  还有一个稳定性问题。干部流动太快是否就好?这也是一个问题,比如县委书记,基本任职两年到三年就变动,现任和前任的思路还常常不一样,前任书记干的事还没完成,又变了,难以形成稳定的发展规划和连续的思路。我认为更关键的是规范决策机制,现在存在权力太集中,决策太随意的问题,更凸显决策机制的问责制很重要。比如决策错了,该承担什么责任?

  根本的问题还是,这么大的一个社会,人们的需求分众化,人们的生活水平分众化,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很多很多,这也开始显现出道路和模式面临的问题很多。也不是具体的一、二、三几点的问题。这种道路、模式和体制还在探索、磨合之中,它需要成熟起来的时间。

  以网球运动员李娜为例,十几年来大家都看好她,她每次比赛都有不错的成绩,但是能像去年和今年这样,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就不一样了。你看她今年的比赛状态,说明她技术、耐力、心理素质和应变力等都开始成熟起来了,她也可能输,也可能拿不到冠军,但整体实力已经不错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比喻很贴切,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未来还需要更长的稳定,动态的而不是固态的稳定。可是现在我们的趋势是有一点固态的稳定。

  衣俊卿:从你们媒体的角度看,很多方面可能很着急。这次中东局势动荡给我印象很深。但我认为中国已经完全超越那些国家的体制。比如说文革以后,中国就进行了领导干部体制改革,你可能说我们还不完善,但是新老交替已经规范化、法制化、体制化了。终身制咱们不会有了,更不会有三十年的总统。

  当然,我们的干部中也出现了一些贪污腐败的问题,但总体上看,还是有很多进步。没有一个当官的,一个省委、省政府不把民生,不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可能偶尔有点浮夸的问题,GDP掺水,但大多数干部还是考虑怎么样把事情搞好。

  前几年中央讲科学发展观,这几年越来越关注民生,讲二次分配,也不更多关注GDP了,而是关注民众收入、幸福指数的同步增长等。这种进步,你应该承认。不是不变,而是在不断改变。可能有人有些着急,觉得相对稳定、发展慢,但是回头看,不用太长,就对比十年、二十年前就能看到,它的发展是不错的。老百姓说:不怕慢,就怕站。尤其中国是大国,折腾不起。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章文 王全宝)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乐乎设计,乐乎生活~

TOP

竹立家:中国模式还在探索中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竹立家
2011年03月14日16:14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10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其影响和意义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复杂的解读,“中国模式”再一次成为世界媒体热议的一个基本话题。与国外媒体的“过分关注”不同,中国国内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共舆论对所谓的“世界第二”和“中国模式”都基本保持了理性的、客观的认知态度,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心智”成熟的重要标志。

  我一直以为,中国是一个正处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体”,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和价值也正处于初步形成和发育的过程中,以制度和价值支撑的“现代社会结构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具有战略意义的“社会体制改革”才刚刚起步,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正在逐步显现,社会公正、贫富差距、特权腐败等诸多问题正在困扰着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而奢谈“中国模式”,确实有些“奢侈”。

  毋庸置疑,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巨大国家的迅速崛起,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都会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会在“地球社区”产生各种各样的议论,因此,“中国因素”、“中国故事”、“中国模式”等概念成为世界话题不足为奇。中国融入世界和世界影响中国的“双向互动”是历史发展的基本态势,问题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仅仅以经济的快速增长来界定“中国模式”。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经济增长仅仅是“发展模式”形成的一个基本因素,而正确对待财富、或处理好和分配好增长的社会财富,保持社会的公正、稳定、和谐、文明进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才是一种“发展模式”的根本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对“中国模式”这一话题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解析,并保持高度的清醒,不能文过饰非,要知道我们自己发展的“中国时刻”,不但要防止被他人 “误读”,也要防止自己被自己“误读”,丧失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动力和方向。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人的“现代叙事”确实很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当然,最值得我们骄傲的还是GDP的增速和总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GDP总量从1978年的2683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5.879万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20多倍,年均增速近10%,这在世界发展史上的确很少见。但同样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我们也积攒了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社会的分层和分化状况加剧,“强势利益集团”形成 “社会内部人控制”的现象蔓延,公共权力“私化”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遏制”,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四权”没有有效的“制度平台”来保证,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长期积累和发酵,目前已经对进一步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改革形成巨大阻力。

  这就是说,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规模的世界第二背后,蕴含着纷繁而复杂的各种改革和利益诉求。可以说,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改革步入“深水区”。改革的“议题”也由“如何做大蛋糕”变为“如何分好蛋糕”。换句话说,是由改革开放初期的解决“普遍贫穷”问题,变为目前的实现 “社会公正”问题,以“利益格局调整”为核心的改革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人类社会发展史证明,实现“社会公正”的难度更大,需要更为复杂的政治社会制度安排,“中国发展模式”正在步入艰巨的、复杂的体制改革攻坚阶段。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管理和改革滞后的现象也逐步显现,利益分化加剧,社会诚信度下降,社会不公正现象增加。特别是人民“勤劳而不富裕”的历史性难题又在困扰着我们,必须从制度上加以解决。资料显示,虽然我国GDP在飞速增长,但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5.65下降到11.15%;全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62.34下降到42.6%。同期,我国GDP增速平均是9.8%,居民消费增速平均是8.8%,而居民收入增速仅为7%,双双高于居民收入增速。而近些年来,我国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都在20%到30%以上,“国富民穷”是长期积累的不争事实,到了不仅是理论敷陈,而且是必须从制度安排上认真面对的时候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有“忧患意识”。谈论“中国模式”,离开人民的普遍富裕、人民的幸福和尊严,就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在当今知识化、信息化和多元化的时代,人民群众是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来判断一个社会的公正与否,我们真正做好了,老百姓是会感受到的。“中国模式”是在实践中干出来的,而不是研究出来的,“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

仅从纯经济角度来看,要谈“中国模式”也为时过早。我们知道,中国还是人均4300美元左右的中等现代化国家,在未来5到10年期间,我们刚好迈入所谓的人均4000到6000美元的“发展陷阱”阶段。按照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由于“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正造成的贫富分化”现象加剧,促使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集中爆发,中断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发展步伐就在4000到6000美元这一“门槛”,止步不前甚至倒退。自二战以来,世界上仅有新加坡、韩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迈过这一门槛,成为所谓的发达国家。未来5到10年,是中国改革的艰难的“爬坡期”,是我们迈上“成熟社会”的关键期,也是我们能不能成就“中国模式”的重要探索期。

  这就是说,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发展,关键还在于未来几年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在于改革是否能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要求,真正有效地消除贫富分化和特权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的幸福和尊严,让人民满意。

  目前,中央正在大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在统观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全局的基础上,寻求重点突破的、关键性的“改革顶层设计”,是从制度和价值层面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度思考的结果,对未来5至10年的中国社会稳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社会健康”,只有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合作和社会团结,才是一个人民幸福和尊严得到保证的稳定和谐社会。也才有资格谈论所谓的“发展模式”这一“宏大叙事。

  关心社会健康,就要真下决心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要求推进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按照宪法原则实践社会体制安排,按照“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新发展共识”追求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把“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引入一个更高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真心实意搞“改革”,扎扎实实推进“社会健康”。一般来说,社会健康指数除了包括自杀率、失业率、辍学率等之外,重要的还包括政府成本或政府自身消费、政府公共政策质量、经济增长质量、公民参与度、特权腐败程度等社会体制和公共权力运行质量方面的指标,这些都是我们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避不开的关键“改革议题”,必须认真对待,否则由于制度逻辑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会积累和发酵,会经常成为我们稳定和发展的障碍,成为人们群众不满意的根源。可以说,我国“十二五”期间,面临着非常艰巨的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任务,改革的结果直接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关联,与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相关联,当然,也与中国未来能不能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相关联。

  因此,在讨论“中国模式”时,既要有辩证思维,又要有战略思维。要统观社会发展全局全盘考量。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改革、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时间差”,把我们带入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的“复杂的改革期”,能否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二者之间取得有效“平衡”,尽快地度过“社会转型期”,实现一个“现代性”社会或所谓的“中国模式”,既取决于我们崇高的公共精神,也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决心。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性和紧迫性,要有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忧患意识”。
乐乎设计,乐乎生活~

TOP

厉以宁:中国道路比中国模式提法更准确
2011年03月11日08:41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人民网北京3月11日电 (记者 陈叶军)3月10日上午,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做客强国论坛,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深化经济结构调整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有人借此继续热炒中国模式,对此,厉以宁认为,要正确看待中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的意义,也理性分析中国模式是正在探索的中国道路上必须随时进行改革的模式,中国道路比中国模式提法更准确。

  厉以宁表示,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二位,这是多年来努力的结果。应该看到,我们和日本经济的距离还是相当大的,因为经济的增长,用GDP的总量来计算,这不如用GDP的结构来计算。接着,厉以宁举了两个例子说明,第一个例子,1840年中国跟英国之间发生了鸦片战争,在当年,中国的GDP总量是超过英国的,中国是四万万人口的国家,可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如英国。中国人的GDP构成主要是农产品、手工业品、手工的棉布、手工制造的各种家具等。英国当时不是这样的,英国工业革命到英国发生鸦片战争的时候,已经是七八十年了。英国的钢铁产量、机器设备的制造、蒸汽机、火车、轮船等等都,代表着当时时代技术前进的方向。今天我们跟日本相比,总量虽然超过了日本,可是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比重、产品的先进性仍然是不如日本的。

  第二个例子,厉以宁以城市建设为例子,从城市建设规模上比,东京跟20多年前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不像北京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到处是高楼起来。可是到日本的家庭走访一下就发现,日本家庭全变了,是智能化程度很高的,上班以后打个电话,家里做饭就开始了,回家就吃饭了。卫生设备等一切都是智能化的。这就表明,在结构方面是有改变的。

  另外,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不如日本,我们还以鸦片战争和英国对比,中国的人多,人力资源大,可是人力资源结构不如日本。因为当时大部分中国农民、妇女是文盲,而读书人则主要读四书五经的,准备考科举的,真正懂现代科学技术、经济金融和管理科学的人很少很少。而英国在工业革命七十年以后就普及了小学,中学也大发展了,大学也建立了很多,每年培养出大量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还包括熟练技工,中国显然不如它。

  中国跟日本相比,人力资源的结构是不能比的,所以从中国意义讲,我们与日本还有差距,不要觉得我们总量超过日本就沾沾自喜,我们要赶上去,还要再继续努力。

  “我不赞成用中国模式这四个字。因为模式是一种固定化的东西,用中国道路是更恰当一些,我们正在探索一条怎么让中国富强的道路,很多方面还要进一步改革”,厉以宁最后说。
乐乎设计,乐乎生活~

TOP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57/149513/index.html
哟,人民网还搞了一个中国模式的专题嘛,还有张维为的视频访谈。
乐乎设计,乐乎生活~

TOP

张维为:中国模式有八大特质、七个理念、四大成就

  
  八大特质:第一、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有效的政府。第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先试验,然后再逐步推广。第三、集中精力关注民生。第四、处理好了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第五、渐进改革,拒绝休克疗法。第六、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是个有轻重缓急、逐步积累的过程。第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效率很高,同时保证社会总体的公正。第八,有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  
  七大理念:实事求是、和谐中道、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励精图治的良政、政绩合法性。  
  四大成就:第一是中国本身的迅速崛起,我们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三。第二,总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从封闭的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进入到现代的商业社会。第四,基本上已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模式。
乐乎设计,乐乎生活~

TOP

张维为的“实事求是”难以忽悠中国人_颜昌海的博客_凤凰博报

    张维为,是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5月22日人民网刊载了他的一篇文章叫《“实事求是”让西方民主难以忽悠中国》。

张维为文章说,此前巴黎郊外举行 “中国与西方知识分子高峰会”,讨论中国发展模式及其国际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式和理念,成了讨论的一个焦点。张维为作为中国的“高峰”,在会上讲述了中国30年巨变背后的七个独特理念,即实事求是、和谐中道、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励精图治的良政、政绩合法性,其中最核心的是“实事求是”。这些理念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可能会影响这个世界的未来。

张维为说,“‘实事求是’是一个很中国的概念,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书》中就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名言,指做学问需要诚实的态度,后来明清之际又兴起了‘实学’,即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探索来发现规律和真理。1978年,邓小平明确地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中国的‘实事求是’与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处:双方都摆脱了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并因此而推动了各自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但两者也有差异:‘实事求是’毕竟是中国文化与现代文明互动的产物,摆脱了过去西方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和唯我独尊等历史局限,强调了一切理性活动都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而检验的标准是这些活动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整体利益。”张维为说,“正因如此,在‘实事求是’指导下的中国崛起,没有像欧洲崛起那样给世界带来战争,而是带来了和平与发展的大量机遇。”

在这里,张维为犯了一个常规性错误,因为欧洲崛起至今经过了至少200年,但仅仅在近10时间才有中国“崛起”的舆论。而且,仅仅是相比之下,“不差钱”而已,是否真的“崛起”了,还很没有根据。因为政治制度的落后,造成社会矛盾堆积,社会对立严重,不公平、不正义现象充斥各个领域。人权和民主,在中国还急待补课,否则,就根本没有所谓“崛起”的前提;就是表面“崛起”了,也很难说不重蹈苏联的覆辙,在某个时候,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所以,正如张维为说的,现在“中国把保持稳定、改善民生放在首位”。

当今西方民主国家,长期就将“改善民生”放在首位,但从没有听说过长期将“保持稳定放在首位”的。所以说,“苏联的集权模式没有成功”是实事求是的,但“西方的民主模式也没有成功”,就是胡说八道;请问,那一个民主的西方国家倒塌了?!因为经济周期的规律,西方出现经济危机,但人家社会稳定,制度优越,根本还没有坍塌的迹象。

张维为说,“‘实事求是’理念也使西方‘民主化’口号很难忽悠中国。西方在世界各地到处推动所谓‘民主化’,口号很动听,但中国人要看事实。一看事实,人们就不得不质疑:为什么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溃了?为什么苏联这样做就解体了?为什么台湾学了西方模式,经济滑坡了,贪腐更严重了,社会也分裂了?为什么韩国‘民主化’之后的许多情况也和台湾类似,还不幸地成为1997年和当前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为什么东欧‘民主化’ 已20年了,但根据欧洲权威研究机构的评估,其民主品质普遍低劣,它们的经济命脉也几乎全被西方银行等机构掌控?为什么整个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个通过西方式民主化而能够有效地消除腐败并实现现代化的例子?”

张维为问了这么多为什么,但所有的为什么都问到一个点子上,就是为什么西方的民主化能够化掉专制的政权,而所有的专制政权迄今为止,还没有化掉一个西方的民主国家?!这,才是本质问题;这,才是硬道理。这些走上民主之路的国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走回头路,重新回到专制集权社会中。张维为说“为什么整个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个通过西方式民主化而能够有效地消除腐败并实现现代化的例子?”,笔者给一个。日本从前比中国落后许多,是典型的“第三世界”;但“明治维新”师从西方,就通过西方式民主化而能够有效地消除腐败并实现了现代化。拿中国和印度、非洲比,不和日本比,只能反映出这些“高峰学者”的心理怯懦。因此,笔者很同意张维为“当今世界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的竞争,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政治标准,都是如此”的论断,但可惜,他的文章恰恰违背这个论断。

张维为说,“现代管理学认为标准竞争有三种战略,一是追随者战略: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后面生产,这是价值链中最低端的;二是参与者战略,即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这明显优于前者;三是领导者战略,就是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成为领导者,让人家按照你的标准走,这是利益最大化的办法。在国际政治中,西方奉行的就是领导者战略,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动 ‘西方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把别的国家弄得分崩离析,民不聊生,也不用道歉,因为他推动的是所谓‘普世价值’,怎么会错?只是西方总体实力日渐下降,其政治影响力也大打折扣:伊拉克战争的困局实际上标志了西方民主原教旨主义的破产,而当前美欧金融危机则表明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已经失败”。

张维为这三种战略看起来有理,其实不值一驳。谁都愿意成为参与者和领导者,问题是你必须具备参与的能力和领导的实力。如果不具备,追随先进的、优秀的标准,是最明智的抉择。中国,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是有过领导者的辉煌,万国来朝,瞻仰文明;但是,在西方进入工业社会的时候,中国还活在那种辉煌中,直到别人用大炮来轰,还不觉悟。而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有那一样是自己创新的?30年前的经济体制,照搬苏联;30年来的经济体制,学习了西方的市场经济。而政治体制,几乎还停留在前苏联的体制上。如果不是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借鉴和学习西方,中国就不会有“不差钱”的今天。但政治体制的严重滞后,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管用什么堂皇的理由去狡辩,中国将社会稳定作为首要任务,就已将所有的狡辩击碎了。

“在国际政治中,西方奉行的就是领导者战略,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西方标准’”,但东方就不是这样么?30年前,中国还在“输出革命”呢!输出了30年革命,但结果是自己国穷民贫,在世界上除了树立几个白眼狼如越南、朝鲜,树立几个杀人魔王如波尔布特外,还得到什么?苏联也全球范围内大肆推动过其“标准”,但结果是,自己倒了。西方推动的“普世价值”,人们接受;苏联推动的标准,给自己挖坑。

事实证明,中国现在还没有自己的真正实力,也谈不上崛起。短暂的经济成就,说明不了什么,更不能当成洋洋自得的本钱。当年苏联,当年法西斯德国,在初期就创造过轰轰烈烈的经济成就,短时间的爆发,超过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但又怎么样?没有先进的、优秀的政治体制作为后盾,终究是短命的。所以,只有中国的政治体制真正的成为先进的、优秀的,不为社会稳定而费力,那么才能保障长效的无可动摇的崛起地位。在现阶段,中国只有好好地学习西方,才能进步和发展。在人类的历史中,中国就当过其他国家的老师,比如对日本;但现在落后了,老老实实承认并诚诚恳恳学习,不丢人。而且,别人已经在河上架了桥,在桥上顺利地冲过去就是,或许这样还能缩短与别人的距离,为什么硬要自己在河中摸着石头,慢吞吞趟过去?!

当然,中国也可以做参与者和领导者。50年前,中国就要领导亚非拉、解放全人类了。连朝鲜都要领导全球,让人类都实行其“主体思想”。问题是,这样的思维,实事求是吗?

现在的伊拉克可能问题多多,但笔者相信,过不了多久,它至少比伊朗要强;而且,它很快就会成为中东的明珠。从韩国和朝鲜的比较中,笔者得出这个结论。伊拉克战争的困局,是暂时的,并不意味“标志了西方民主原教旨主义的破产”;而当前美欧金融危机,也并表明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已经失败。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相对于苏联的高速发展,张维为的类似论调就出现过,可事实已经证明这种论调的破产和失败。这里面没有什么奥妙,仅仅因为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具有自我修复的强大功能,可能相对会缓慢一点,但却是牢固的,长效的,经得起时间磨砺的。

张维为说,“西方主导了四五百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需要修理了,西方强势的话语体系已经严重失灵了。说句老实话,靠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靠西方的话语体系,当今全球治理的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因为这种秩序和话语往往就是造成今天诸多问题的根源,从金融危机到全球变暖到文明冲突,都是这样”。

在交通和信息不发达的古代,中国主导过东方至少2千多年;西方主导四五百年,有什么奇怪的?谁叫你落后?落后不仅要挨打,还得受气。虽然当前经济危机下,西方强势的话语体系受到创伤,但远未到失灵的地步。

当年苏联,几乎和西方平分了世界,西方强势的话语体系岂止严重失灵。现在西方强势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受到象苏联那样的强大挑战,而中国也仅仅停留在要求西方倾听中国、了解中国的台阶上。如今的中国,早就放弃了和西方对立的立场,需求的是合作与携手共进。即使西方想失灵,中国领导层也不会乐意;若有失灵,中国领导层也不会幸灾乐祸,而是出以援手。至于全球的诸多问题,西方解决不了,中国更解决不了。要解决,只有相互合作和携手协力。

毛泽东当年说过,不要夸大他的影响力,他能改变的仅仅只是靠近北京的几个地方。笔者想,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恐怕还没有毛泽东那样的魄力;如果政令能出中南海,就很了不起了。一旦出了中南海,尽管下面时有走样,但好的政令多了,老百姓总是能分享好处的。

中国要崛起,要长治久安,只有靠市场经济、民主和人权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否则,崛起就是海市蜃楼,维护社会稳定也将永久地成为中国的首要任务。

最后,张维为说,“今天的世界面临这么多的挑战,需要各国的智慧,包括中国的智慧,特别是‘实事求是’的理念,才能解决好。在世界政治标准的竞争中,中国将采取参与者和领导者战略,中国的崛起过程也将是一个‘中国标准’形成的过程,这种标准也一定会影响世界秩序和话语的演变,也唯有这样,中国的崛起才会是真正的崛起,我们这个世界也才会变得更加公正、和平与美好”。

笔者最后要说的是,“中国标准” 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西方的过程,就是普世价值在中国成为主导价值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中参杂太多的如张维为“知识分子高峰”的愚民的、言不由衷的、不实事求是的谎言鼓吹,对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绝对有害。

其实,张维为这样的“知识分子高峰”,习惯的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如果不这样研究出一些连自己都无法说服的“成果”,恐怕其“研究”经费,官方就不会保证了。但是,张维为这样的“实事求是”,却越来越难以忽悠中国人了。最后恐怕,连官方都难以忽悠。
乐乎设计,乐乎生活~

TOP

发新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