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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间借贷兴衰的内生逻辑

浙江民间借贷兴衰的内生逻辑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1月03日 15:21  《环球财经》杂志

  浙江等地近些年兴起的高利贷以“缘约”文化中的信用作为基础,其在法律保护上的缺失将成为短板,制约着这种信用金融的未来发展。若遇到信用危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  环球财经记者 黄杨

  缘约文化与创业

  不知从何时起,浙江的“缘约”文化开始屡屡见诸报端,其中,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吕福新就将“温州模式”称为“能人+缘约”模式。他解释道,“缘约”是矛盾的,既是自然或天然约定,又是需要用情和经营的,主要是一种情感纽带和特殊关系。“缘约”区分亲疏远近,自己人与外人、温州人与非温州人的界限鲜明,因此对外是封闭和排斥的,尤其是对温州和温州人以外的文化和人才的排斥,所以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温州村”往往脱离当地社会。同时,对内也往往是搞“小关系”、“小团体”和“小地方”,难以普遍地开展真正的合作。

  相较于吕福新教授的“封闭和排斥”论,笔者却更注意到这其中的“逐利”性,即是在市场经济机理下,浙江商人在“逐利”传统的趋导下充分利用“缘约”文化筹集资金、人脉和社会资本;相应地,“缘约”文化也是浙江商人在创业之初所依赖的融资渠道。

  由于浙江区域文化传统中的“缘约”特性(如温州帮、宁波帮),信任机制产生在“家”的网络中,因此商业的交易方式会顺着“家庭、家族、家乡”的“缘约”网络迅速扩张,从而形成“人人当老板”的空前盛况。

  众所周知,在浙江,民间资本最为活跃,也最容易形成规模。大量的民间资本被部分个人或者法人聚集到一起,变成改变当地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聚集到个人或法人手中的大量资本再以民间借贷的形式流出去。这其中“缘约”文化就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查阅资料不难发现,其实民间借贷便发迹于亲戚朋友及邻里间的互惠互助,往往游离于体制之外,具有很强的草根性。这种借贷关系以人际关系为基础,具有“家”之特性,缺乏法律庇护。人们在进行借贷交易时,只需打借条,在借条上注明借贷双方的姓名和借贷金额即可。期限也不确定,随时可以收回。即便如今民间借贷早已超出了最初功能,容纳范围也远远超出了亲戚、朋友及邻里之间,甚至发展成为“民间金融”。温州当地的工业、商业以及学校、医院都有可能已经被囊括其中。

  更进一步地,“缘约”文化发展到今日,已经不仅是存在人与人、人与商、商与商之间的一种社会文化,更已经“由民到官”,影响到制度的生成方式。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逐渐兴起的时期,地方政府对其的态度是观望和沉默,基本上持默许的态度。温州当地一位商人告诉笔者,“那个时代,地方官员的家人也有部分经商,他们也都分享到了改革开放的活力和利益。结果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便是温州人的经商行为得到了保护并迅速成长”。就是如此,温州人在经商过程里,在官与商的血缘“缘约”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态度,影响了制度的变革。政府当然也乐于顺应民意创造制度,完成制度供给行为。

  典型的例子便是吉利汽车的创始人李书福。李书福虽然不是温州商人,但浙商的身份亦可说明问题。李书福早期从事摩托车制造,积累了第一桶金。之后凭借其个人的独特眼光和过人胆识,转而挺进汽车产业,是中国民营企业第一家从事汽车生产的企业。但是,由上到下的国家产业政策中,都明文规定民营企业不能制造轿车,只能生产客车。这种情况下的吉利最初只能生产客车。但是,李书福却不认这个理儿,私自生产轿车。这在中国的其他地域环境,基本上是匪夷所思,很难实现的。但是在台州,台州市政府在李书福“祥林嫂”式的关于汽车产业愿景的游说下,认同了李书福的抱负,并持默许态度。浙江省政府也是如此,最终,李书福如愿以偿,取得了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生产轿车的许可证。产业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类型,其是民间与政府互动的结果。

  缘约文化与民间借贷

  浙江的民间集资的方式往往呈金字塔状。位于塔顶的通常是地下钱庄、小额贷款公司和高级掮客、典当行、抬会、担保公司等组织或个人。金字塔的最底端是散户。这些散户的存款多少不一,有的几万,有的十几万甚至上百万元。在塔顶与底层之间,则是或大或小的中介,它们嗅觉敏锐,择机而动,不放过任何一个狙击资本的机会。一些银行的钱也会进入这个金字塔系统中。有媒体报道,2000年以后,银行的业务员发现一些客户的信贷增长过快,后经跟踪发现,这些个人贷款被借给别人,成为民间借贷了。

  笔者就曾接触过一个暂居在珠海的温州商人,他用银行贷款在广东省珠海市和中山市分别购置了三套房产,还有一辆奥迪A4轿车。而他的存款,则没有全部用来还贷,而是融给了老家温州的地下钱庄。这些地下钱庄承诺回馈的利率是10%,高于他的房贷和车贷利息。

  回过头看,搭建这一金字塔的钢筋水泥,便是约定俗成的“缘约”文化。在浙江一些地区,有一些当地公认的资金周转人,他们往往在当地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号召力。谁手里有了闲钱,就会先在周转人那里登记。如果某些企业或个人资金周转不足,就会向周转人借贷,周转人对借款人的信用和还款能力进行判断,如果符合贷款条件,就会把前来登记的散户的钱聚集起来。所以说,在温州,几乎每位成功的企业家的背后,都蛰伏着一大批坐拥金山银山的低调富豪,他们不显山露水,以共赢的方式把民营经济推向新的高潮,并成为全国无可复制的样本。

  根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统计,在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中,民间借贷占了民营企业资金来源的30%~40%。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现在已经拥有30多万家民营企业。温州的民间金融从民营经济萌芽时期就已经存在,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没有民间金融就没有民营经济的今天。

  当然,天下从来都没有免费的午餐,民间借贷风险重重。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要办工厂跑买卖缺乏资金,不得不动员亲朋好友参加,实行会员制,以解决创业资金缺乏难题,这就是创投的雏形。不过在民营经济发展早期,野蛮生长的影子无处不在,即使是民间金融也不断呈现出疯长的势头,“抬会”即是一例。

  抬会又称应会、排会、经济互助会等,主要流行于东南沿海一带,浙江、福建尤为典型。其模式主要为若干人组成一个会,其中一人为发起人,称会主,其他为会员,以经济上的往来为主要目的,把会员的钱聚拢,交由会员们轮流使用,先用的人支付利息,后用的人吃进利息。按金额分有1万会、3万会、5万会、10万会等;按时间有月会、季会、半年会、年会等。

  这种会实质上是从合会中演变出的一种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具有投机敲诈性质的民间信用形式。上世纪80年代温州抬会规矩是这样的:一个会员入会交1.6万元,从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12个月,共计10.8万元;从第13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六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第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18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个会员。

  当时在乐清,共有大大小小抬会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人,从1985年到1987年初,温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甚至出现了“短会”、“官会”等不同形式的变种。

  这种疯狂的游戏在1986年春夏,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会主潜逃,影响巨大。最终以李启峰、郑乐芬等知名会主被判处死刑而结束。

  “抬会”以“缘约”文化中的信用作为基础,其在法律保护上的缺失将成为短板,制约着这种信用金融的未来发展。若遇到信用危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缘约文化的适时创新

  历史上“缘约”曾为浙江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当然也曾置巨大风险于民间借贷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浙江人,特别是温州帮、宁波帮等人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缘约,而不是真正的契约。“缘约”群体极重视在“圈子”的范围、在“圈子”里的地位,“圈子”可以方便联络、拉拢当地官员,建立特殊的私人关系;也容易得到社会资源如土地和银行贷款等。

  因为“圈子”的封闭与排斥,往往滋生了一系列寻租和违背公平的事件,于是有人提出,“缘约”文化排斥理性原则,不利于社会化和现代化。

  但应该看到,对于一些不好的社会现象或者社会文化,往往也不应当一棒子打死。有时往往可以将其疏导到好的一面,并且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在温州,一些成长型企业开始通过企业联保贷款,进行互助式自救,来化解融资难题。这便是基于“缘约”文化中的“信”而新形成的一种经济现象。

  所谓企业联保,即数家缺乏抵押物的小企业凭借供应链或从事的行业形成相互的担保,并以“户”的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共同获利、共担风险,比如“生意圈联保”、“老乡联保”和“同行联保”。

  2008年7月,龙湾某制笔企业的负责人,连续接到了几个订单,准备扩大生产,却遭遇资金瓶颈。当负责人王老板听说浙商银行温州分行可以办理小企业联保贷款,就找到4个同样遇到困难的生意圈朋友,组成一个共同联保体。龙湾的这5家小企业贷走了浙商银行温州分行的第一笔“老乡联保贷款”,他们通过“联保”获得了2250万元贷款,每个企业分得450万元。此前,龙湾的这5户小企业均抵押不足、规模小、信用评级难度大,如果单户申请贷款很难办理。

  综上所述,可以说浙商的兴起总体上符合一个宏观逻辑,即浙商“缘约”文化与浙商群落的互相推进与互动。在正确的引导和创新推动下,它既可以成为与创业者的互动、与企业成长的互动,也可以是与政府之间、金融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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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民间借贷:浙江民间金融活动长期存在
  2011年05月12日17:20  中国新闻周刊

2007年2月12日,浙江东阳,吴英因涉嫌非法集资被警方带走两天后,有关本色集团的痕迹被干净而彻底地抹去。   2007年2月12日,浙江东阳,吴英因涉嫌非法集资被警方带走两天后,有关本色集团的痕迹被干净而彻底地抹去。

2011年4月7日下午,浙江金华,吴英集资诈骗案进行二审。二审之后,吴英父亲接受媒体采访。 2011年4月7日下午,浙江金华,吴英集资诈骗案进行二审。二审之后,吴英父亲接受媒体采访。

吴英的妹妹提起姐姐的事情很伤心。 吴英的妹妹提起姐姐的事情很伤心。

  吴英背后的金融江湖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沿海各地的民间金融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政府一方面对此种行为严厉禁止,另一方面却又对如何疏导民间金融缺乏有效得力的举措

  本刊记者/庞清辉 (发自浙江义乌、温州)

  “被告人吴英,你可以为自己辩护”,法官说道。“我认为我不构成集资诈骗罪,但我认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吴英低声说。

  2011年4月7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吴英集资诈骗案二审在东四法庭开庭。法庭门外,二三百米长的路,几十个法警层层把守。

  这是案发至今4年来,吴英首次认罪。在浙江,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正常的民间借贷,泾渭从来不分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比集资诈骗罪轻,最高刑期为10年,而集资诈骗罪量刑最高可判死刑。

  从2006年一夜暴富,到2007年身陷囹圄,再到2009年12月18日,28岁的吴英以集资诈骗罪一审被判处死刑。年轻的吴英走过了一条坎坷不平路,被捕时,吴英身家据传有38亿元,资产位列杨澜(40亿元)之后,在胡润女富豪榜排名第6。

  虽然吴英因“集资诈骗罪”一审被判处死刑,但是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吴英的家乡人并不恨吴英。许多受访者——包括温州、义乌、金华的政府人士、普通百姓,也包括借钱给吴英的老板——甚至有点同情吴英。

  这实在是一个公众已经听了很多年、很多遍的集资故事。在过去几十年里,类似的故事一再在中国的浙江沿海等地上演。在改革开放之前,民间借贷最繁荣的地区,亦非常巧合地与中国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最兴盛的地区重合。

  “如果把吴英判了死刑,大家就不走(民间集资)这条路了?这不太可能!”杨林,浙江义乌一位既做建筑建材生意、也参与民间放贷的老板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称,浙江的民间借贷资本,即便在吴英一审判决之后,依然活跃异常。杨林和他身边的朋友还预测,未来民间借贷的范围更会越来越广,总量会越来越大,形式也会趋于多样,并将催生出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主体。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这是在现有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下发生的制度性悲剧。“一个很可能的情况是,再过若干年,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吴英们的行为应是符合商业规律和合法的。”

  显然,吴英的罪与罚,生与死,已经不仅仅只关乎吴英个人。

  28岁的借贷高手吴英

  浙江省东阳市歌山镇塘下村,上个世纪80年代还只是浙西南一个两百多人的村子。和温州等其他县市一样,东阳人早早开始另谋出路,“穷乡僻壤”的东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悄悄囤积起巨大的财富。

  如今,浙江省道通往东阳市区的高速途中,悬挂着各种各样的巨幅广告牌,木雕、家具、影视城等等,街道上驶过一辆比一辆豪华的名车。这里的每个人都想当老板,都在做生意,也都在讲述、传播财富的故事。

  2006年,有关浙江省东阳市的新闻里出现了这样一条:“2亿元现金买下东阳世纪贸易城三层700多间铺面;一次性购入高档汽车20多辆;部门经理年薪50万到100万元、保安月薪2100元;她开的洗车店和洗衣店都是免费的。”

  这个新闻的主角就是吴英。在东阳,如今还盛传着年仅26岁的她一夜暴富并挥金如土的各种神话。而就在2005年,吴英在人们的眼里还只是县城某服务场所的小老板。再往前几年,吴英不过是一个在小美容院学习的“美容小妹”。

  2006年4月开始,吴英的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本色集团)突然在东阳横空出世:本色商贸、本色洗业、本色广告、本色酒店、本色电脑网络、本色装饰材料、本色婚庆服务、本色物流……本色系列公司一家接一家注册,仅当年8月14日,吴英就一口气注册了3家公司。吴英的本色版图,直至当年10月10日本色集团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最终组建完毕。

  然而,随着2007年2月吴英被刑拘,本色集团最终仅存在了10个月。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拿到的一审判决书显示,金华市中院认为吴英在“明知没有归还能力,仍虚构借款用途,以高息为诱饵,大肆向社会公众集资,并对取得的集资款恶意处分和挥霍,造成巨额资金不能返还,足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且“为了继续集资,被告人吴英用非法集资款先后虚假注册了多家公司。公司成立后,大多未实际经营或亏损经营,并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虚假宣传等方法,给社会公众造成其公司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以骗取更多的社会资金”。

  褪去女富豪光环的吴英,不过是一个出生于1981年5月的普通女孩。“情绪忽好忽坏,性子直,涉世不深”,他的律师,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照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英是个很豪爽的人,有时候,比男人还豪爽,还大方。

  杨照东在对吴英几年的观察、了解之后发现,吴英是一个很勤奋的生意人,在工作上雷厉风行,风风火火,“吴英甚至能够在一天之内两次往返于广州和义乌之间”。而且,吴英不仅自己赚钱,她还会将赚钱的方法和机会让给朋友,和朋友一同发财。吴英谈生意不喜欢拖泥带水,据说她曾用15分钟谈成一笔很大的生意,成则现金支付,不成走人。

  一审被判死刑,吴英和家人并非没有预料到。年轻的吴英并不是近年来第一个因非法集资被判死刑的女性。仅2009年,就有浙江丽水市杜益敏,温州市高秋荷、郑存芬三个人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若再远一点,1986年,浙江省温州市就爆发民间“抬会”(“抬会”是浙江南部对民间融资活动的一种称呼)崩盘的恶性事件,一个名叫郑乐芬的33岁女子成为“首犯”,因吸纳6200万元资金,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

  但一次又一次死亡的代价,并没能最终取缔民间集资。

  历史悠久的民间借贷传统

  2006年那一年,吴英的商业版图瞬间越铺越大,但她的资金来源却成了一个谜。

  对吴英身世的各种揣测当年在东阳蔓延:走私、卖军火、傍大款,还有人说她是南洋军阀遗孀,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直到相关案情公布,吴英的资金往来脉络方才水落石出: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来自民间高利贷。

  吴英在4月7日的庭审中承认,2006年成立8家公司的注册资金1亿元都是借来的。她向林卫平等人所借资金年回报率至少在50%以上,部分达到100%,到后期资金链出现问题时,甚至出现“3个月回报期”:即三个月的利息达100%。即使不算利滚利,年息也在400%以上。

  高额的利息回报是吴英能迅速找到许多“下线”的重要原因。在其公司繁盛时,甚至有人托关系,才能把钱借给吴英。在法院认定借钱给吴英的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等11人背后,还隐含着无数下线。

  “在浙江,民间借贷很多,做生意没有钱了,向朋友借钱再正常不过。几乎可以判定,没有一家民营企业在起步阶段没有采用过外界口中的‘集资’手段,或是从民间资本进行高利息借贷。”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杨林也告诉记者,在他小时候,家里一旦有大事,例如生病、大额教育支出、生意启动资金等很多资金,都来自当时村里的“抬会”。“没有复杂的手续,彼此的信任靠亲情和邻里关系来维持,可以说是一种高效的民间融资方式。”采访中,很多人均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起自己当年创业初期借贷融资的历史。民间拆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浙江民营经济的融资难问题。

  “在整个浙江,民营经济较早地完成了自下而上的原始积累,数量庞大的民间资金沉淀下来,缺乏规范、安全的出口,中小企业数量又很大,自然形成了人脉在先、资金流在后的民间融资渠道。”周德文说。

  从搞实业,到温州炒房团、炒煤团,背后都有民间借贷的影子。杨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现在的建筑公司有四个股东,四个股东下面再有十个出资人,十个出资人后面还有成百上千个下线,“公司就像是一个金字塔,有无数的股东参与分红,很多企业的构成都是这种形式。”
杨林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他曾和朋友在3天之内筹集到6.8亿元,用于某城市的旧城改造。杨林的朋友2008年在海南炒房时,也曾用过这种高效的民间借贷方式,“3个亿的房款一次付清。”

  在温州,商人之间往往在茶楼会馆间闲聊,如果聊到某个项目可行,三五商人牵头,一晚上融资几个亿并不是什么难事。浙江的民间商人也普遍认可这种集资方式,即使有风险也在所不惜。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义乌一位叶姓曾经借贷给吴英的人士时,这位叶姓人士反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你们为什么认为我会受骗?”他把吴英的失败,归咎于“经验不足,投资方向没把握好”。他甚至说:“我为什么要恨吴英?借钱给吴英是我自己选的,我也没看准!说她是骗子我不同意,我们理解的风险,和你们理解的风险不一样。”

  在采访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也发现,借钱给吴英的林卫平、骆华梅与吴英的私人交情,也并没有像外人想象得那么好,“借钱不过是一种普通的投资”。

  而一些借钱给吴英的掮客仍然相信,如果吴英不出事,她或许就能把资金缺口补上。对于掮客背后形形色色的借款人来说,借贷出去的款项,也一般像鸡蛋一样分别投到各个篮子里,不太会因为一笔生意的失败而彻底崩盘。

  “如果没有出事,本色(集团)的无形资产可能超过30亿。”前述借贷给吴英的叶姓人士,至今仍然相信吴英超前的商业模式一定能创造可观的利润。在东阳以及周边的义乌等地,“本色集团”的商业模式甚至仍然悄悄地被一些商家效仿。

  “不被抓,就能还!”2009年4月,吴英一审时,也曾斩钉截铁地为自己“无罪”庭辩。

  直到吴英一审被判死刑后,民间对吴英是否罪该至死议论纷纷,义乌市一位司法部门的知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即使在金华市中院内部,亦有不同声音。

  政府人员参与借贷

  在民间的融资背景中,经常会出现官员的影子。

  东阳市公安局出具的“东公诉字[2007]第343号”《起诉意见书》,详细罗列了吴英、林卫平、杨卫陵、杨志昂等8人的每一笔资金借贷情况,其中,涉案的义乌市公务员至少25人。

  2006年3月30日,吴英以到广州投资白马服装城商铺缺少资金为由,从林卫平处借到了首批500万元,至2007年1月5日最后一笔200万元入账时,短短9个月时间,吴英从林卫平处借到了4.7亿元。至案发时,吴英归还林卫平本金0.9707亿元,支付利息累计0.5001亿元,尚欠3.7584亿元。

  林卫平,原义乌市文化局文化稽查队中队长,在义乌官场有广泛的人脉基础。而《起诉意见书》认定,仅林卫平一人涉及的债权人,就包括义乌市10多名国家公务人员。除了林卫平,在法院认定借钱给吴英的其他人背后,还隐含着无数下线。

  2007年,新华社浙江分社刊发文章:经公安机关证实,这些涉案债权人中没有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只有极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文章还特别指出,义乌、东阳两地市场经济活跃,百姓较为富裕,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投资行为也比较常见。

  2010年7月,吴英通过其代理律师,将20多页、数万字内容的“上诉材料”、“控告信”、“检举材料”带出看守所,提交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是吴英被判死刑以来,第三次向省高院提交上诉材料。上诉材料中,吴英记录了她所经手的每一笔借款及还款的数额、用途,还详细记录了其行贿多名官员的情况。

  吴英的父亲吴永正也称,一审判决后,吴英已在金华市看守所检举了当地约10名官员和银行负责人的受贿行为。其中,以本色集团所在地东阳市的官员为主,但也涉及金华市官员。

  “金融业出了毛病”

  从2006年10月开始,浙江、上海几家媒体的连续报道,吴英及本色集团开始闻名全国。本色集团曾公开对外宣称,本色集团在购买物业和装修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3.5亿元,但没有一分钱是银行贷款,全部来自“自有资金”。

  直到案情公布,本色集团已知的银行贷款,只有工商银行东阳支行一笔1550万元的短期贷款。

  吴英的父亲吴永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英想做生意,却在银行贷不到款。在杨照东为吴英所做的辩护词中,也谈到了“我国信贷管理体制本身存在巨大缺陷:客观上,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但缺少有效疏通的渠道,正常的银行贷款又十分困难;另一方面,老百姓手里的钱多起来后,迫切需要解决投资理财的渠道问题”。

  由于受诸多历史和体制因素的影响,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一直给予积极的信贷支持,而对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的中小企业,银行在审发贷款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信贷顾虑”。

  而吴英本人,对银行的贷款业务则一无所知。本色集团的法律顾问朱卫红说:“她甚至向我询问,如何向东阳工行抵押贷款。她对金融什么都不懂,连承兑汇票可以贴息都不知道。”

  不仅如此,在吴英资金链运转最为艰难的时刻,曾经借贷的上述一笔资金,银行则提前开始了催款,这让吴英有些慌乱。银行的“冷漠”使吴英将融资矛头转到了上海等地,最后融资所得,却是一张5亿元的假票据。

  此时,吴英遭遇的“假汇票”事件正如她当时的高调一样,迅速向外界扩散,加速了其资金链断裂。

  在经济学家茅于轼看来,吴英一案反映了被排除在主流金融秩序以外的民间创业者的无奈。“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业的垄断,你把金融业垄断起来了,老百姓的钱就没地方去,一方面钱很多,一方面借钱还借不到,就是你金融业出了毛病。”

  与此种说法相佐证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于2010年进行的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显示,在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而中小企业则有60%参与其中。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目前就是按照结果来界定非法集资,出了问题了,没有办法还公众的钱了,就定义为非法集资。没出事,就是正常借贷。”

  民间金融和官方金融“紧密勾结”

  民间借贷一旦形成非法集资性质的高利贷,最终资金链断掉后,往往会有黑恶势力出面支撑。

  2006年12月21日,借钱给吴英的杨卫陵和杨志昂通过特殊关系,获悉吴英资金链即将断裂的信息。杨志昂谎称“有一笔20多亿美元的业务”,将吴英骗至温州王朝大酒店后,杨氏家族成员将吴英软禁达8天之久,吴英及其家属称之为“绑架”。

  吴英在4月7日的庭审现场称,绑架期间,吴英被迫签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其携带的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银行卡数张也被洗劫一空。12月27日,吴英下属公司的14处房产的全部证件、29辆汽车的全套文件及有关财务凭证也全部被拿走。

  吴英还当庭陈述,在她报案后,当地公安一直没有立案,两天后,本色集团收到一封装有两颗子弹的信封。

  原来的拆借变成了高危借款,江湖俗称“刀子款”。“这种玩法不按常理出牌”,杨林说,现在民间高利贷“这一块已经被做烂了”。人们都开始认为月息6分以上的借贷很正常,但杨林自己也向外放过贷,他自己却感到非常“心虚”。因为,“这么高的利息,肯定是还不上的”,杨林说。

  2011年4月6日,央行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也是去年以来的第四次加息。在此背景下,浙江民间借贷的利率也水涨船高,普遍上涨三到五成,极端利率已经达到月息2角。

  高利贷并非吴英这些民间个体借贷者们的专利,在吴英这些民间借贷者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江湖。

  张生民是一位在义乌做鞋起家的商人,他和朋友在2010年成立了一个融资借贷的基金会。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民间融资方式已渐成职业化,散兵游勇的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集团军作战,“大量的担保公司、咨询公司等机构和人员充当金融掮客,以基金会、私募等名义的融资,合法融资与非法集资交织一起,是非难辨。”而且这些机构,甚至和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浙江南部,国有和股份制银行与上述机构的合作,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张生民说,银行转存的渠道就是地下钱庄。等季末或年末银行缺钱,就会以偏低于市场价的利率在地下钱庄拿钱揽储,或者以合作的形式在银行兜售与之挂钩的理财产品。“一些中小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大都与地下钱庄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一个店面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钱庄,现在每天从那里出入的现金量,要远远超过国内许多银行的地方分行。”

  民间的与官方的金融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立的,而现在却“联合在一起作战”。

  吴英在法庭陈述中说,她购置固定资产,目的就是想从银行借款,但却极难从银行系统融资。“在浙江很多地方,仅有资产抵押是贷不到钱的。大部分的钱都被银行信贷负责人勾结担保公司给贷走了。银行职工一年工资才几十万,但与担保公司合作,每年最少赚上千万。”温州地区某商业银行一位张姓信贷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姓信贷人员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刚从一个咖啡馆谈妥一单借贷生意回来。他说,在咖啡馆里,“银主”在一个角落,借款人在一个角落,银行方面代表在另一个角落。中间人则会从一个角落穿梭到一个角落去“谈判”。这种情景在温州、杭州很多咖啡馆和茶馆非常常见。

  一条缜密、无形的现代民间借贷利益链条,正在江浙等地有效运作着。

  利益链条的上游“银主”,是那些既有闲散资金又追求更高收益的人;中游是中介,中介的链条可以很长,包括服务于“银主”的中介、服务于借款人的中介,以及两者中间的其他中介环节;利益链的下游是借款方。某些地方银行,也变成了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既无形中沦为高利贷资金的提供者,又成为项目融资的接盘者。

  上述张姓信贷人员说自己也很担心,因为这种民间金融的链条非常脆弱,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专事借贷的杨林也似乎嗅到了一些不安的气息:“吴英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实体经济出了问题”

  吴英在看守所里,将她的经历写成了一本自传体小说,取名为《黑天鹅》。并且希望可以以上诉书的名义从看守所中流传出来。

  “我看了,写得挺有文采。16开的一个本子,里面写满清秀的字迹。”杨照东说。

  与上诉书不同的是,这次吴英写的作品文学色彩很浓。内容则勾勒了吴英从创业经商到进入看守所、以及如何靠民间借贷支撑起一个商业帝国的经历。

  吴英书中反映的高利贷,实际上是摧毁一个商人正常经商的能力和实体经济良性发展的借贷行为。以高利贷盛行的2008年为例,浙江有名的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都倒在高利贷之下。

  “民间高利贷月息是银行贷款利率的几十倍,除了贩毒、洗钱、赌博、在证券市场有特殊渠道的公司,没有任何一家正常经营的企业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资金成本,大部分的资金最后流向赌场,这样的利率,也等于在逼实体企业自杀。”杨林自己现在也不想再做实业。

  在实业界已经摸爬滚打数十年的杨林认为,民间金融泡沫早在2010年中可能已经形成,目前的信贷紧缩,将和原材料涨价、出口受阻等问题一起,酝酿实业界的灾难。

  “明年将会集中爆发企业资金链紧张的事件,后年将会有大批企业倒闭,这波企业倒闭潮,将集中出现在房地产行业、贸易型企业和加工型企业”,杨林如此判断。

  日本此次大地震让杨林更多关注了日本的经济和企业。杨林还认为,日本财团大企业都是百年企业,很难在地震中倒下。原因是日本以产业立国,日本的制造型大企业比银行还要结实。但是让他心痛的是,浙江这个中国民营经济最早的发源地,“却没有人好好做实业了”。

  走在东阳市汉宁街上,曾经的“本色一条街”,喧闹和繁华依旧。最大的不同,是本色酒店的招牌早已换成了百特,取百间房百样特色之意。

  吴英对酒店的经营曾经情有独钟。本色概念酒店、本色精品酒店、本色假日酒店一气组建后(有些尚在装修即被查封),吴英还准备在全国复制这一概念,并在义乌开出了第一家连锁店。只是“黑天鹅”尚未起飞,翅膀就已经折断,而《黑天鹅》,也将注定是一部没有结尾的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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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立人集团债务规模超45亿 涉及逾7千人
  记者 商意盈 张和平 杭州 温州报道

  2月3日,浙江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顺生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揭开了这个当地“明星企业”高额民间借贷导致资不抵债的面纱。立人集团民间借贷历时长、金额巨大、涉及人员多、案情复杂,案件爆发后温州泰顺县一时陷入“恐慌”,甚至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较严重影响。

  民间借贷“黑洞”巨大

  2月15日,由泰顺县政府方面组成的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第3号公告,从即日起,进行债权人的申报登记。此前,温州市公安机关根据债权人报案,经受理调查,温州立人教育集团董事长董顺生等涉嫌违法犯罪,于2月3日对董顺生等相关6名涉案人员刑事立案,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侦查之中。温州立人教育集团债务危机事件的处置工作已受政府全面监管。

  泰顺县地处温州最偏远山区,与福建北部接壤,属温州欠发达地区。温州立人集团成立于2003年,注册资本金3.2亿元,法人代表董顺生。集团起家是董顺生1998年所创办的泰顺县民办育才高级中学。公司下属共计36家独资、控股、参股企业,分布在温州、上海、内蒙古、江苏等地,经营范围涉及教育、房地产、矿产等。

  据审计部门等多方面的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立人集团债务危机苗头在2009年就出现,当时欠款已经达10亿多元,通过月息3分左右的高息勉强维持,最终因资金链断裂而“崩盘”。目前集团债务总额逾45亿元,其中极少为外地银行贷款,绝大部分为民间借贷。具体债务正在全面申报登记之中。政府有关方面称,债务涉及人数逾7000人,集团现有资产还在进一步核查之中。审计方面初步核查,与公司所称有50亿至60亿元的数据差异较大,实际已明显资不抵债。

  在去年爆发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立人集团资金链濒临断裂。当年10月31日,集团召开“借款人代表大会”。董事会宣布,11月1日起停止支付所融资金和利息,进行资产重组,并提出了债转股、认购待售待建房产、5年内分期偿还债务等三种解套方案。

  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委书记张洪国说,立人集团崩盘有多重原因,最主要的是长期支付巨额利息所致。据有关审计方面匡算,10多年来公司支付的利息累计高达30亿至35亿元。张洪国称,政府、企业和债权人都希望能够有效化解立人集团的危机,但是在目前宏观经济环境趋紧的情况下,集团多个房地产、煤矿项目都是国家政策调控的范围。政府在企业自救乏力、政府帮扶有限及债权人诉求强烈的情况下,不得不对立人集团采取监管措施,实行控人、控资、控解。

  三大特征交错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解到,立人集团民间借贷案情触目惊心、错综复杂,有三大特征,在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中“登峰造极”,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一是时长量大、人多面广。据知情人士透露,董顺生早在1998年创办育才高中时就已经开始民间借贷,至今已达13年之久。由于办学连年亏损,促使董顺生寻求到外地开拓房产、矿业以填补教育之亏。他开发这些产业又大肆借贷,以致民间借贷债务逐步滚至45亿元。集资地域分布温州地区泰顺、瑞安、文成、平阳及周边福建省寿宁等5个县、市,同时“扩张”到上海、内蒙古鄂尔多斯(13.80,0.24,1.77%)、江苏盱眙县等36个项目的所在地。集资对象涉及普通百姓、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司法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几近触及泰顺的千家万户,甚至包括一些困难群体,有人形容“凡是泰顺人差不多都染指借贷”。

  二是产业困败、资不抵债。董顺生对立人集团自我资产评估为59.6亿元,但据有关会计事务所初步审计评估,实际上是资不抵债。育才教育所属幼儿、小学、中学、高中学校并不盈利,而教育系统欠债约5亿元。集团多处房地产在二、三线城市,在“楼市寒冬”下有的滞销,有的刚刚动工。一些矿产项目虽不错,但受“节能减排”的限产挤压,产量少,回报率低。“这些资产不能按照预计产值来算,只能按照当时的投资来算,加上立人集团的高额借贷以及所需支付的高利息,集团早已资不抵债。”张洪国说。知情人透露,去年立人集团宣布资产重组之际,董顺生个人账户可用余额仅有一千多万元。

  三是融资复杂、处置困难。温州市泰顺县副县长庄兴忠说,立人集团有集团、学校、后勤部及外地的房地产、矿产公司等10多个融资平台,融资方式有集资、借贷、入股、借贷捆绑入股等多种花样,甚至各种融资方式犬牙交错。借贷债权人的结构呈“树干型”,有的是几百万、数千万元主干主户,有的是组织“打包”、“抱团”的支干大户,一个债权人背后连着多个层级或几个、几十个隐性的散户,人群结构形同传销与“老鼠会”。

  县方称,这错综复杂的融资方式和债务结构给后期处置带来极大的困难。

  事件影响甚广

  一些基层干部、老百姓告诉记者,去年立人集团宣布停止支付利息和董顺生被抓后,在泰顺当地引起不小的震动。

  首先,集团“崩盘”使当地部分群众生活,甚至经济发展都受到一定影响。立人集团负债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当地和机关人员,它在泰顺县开展形同“银行化”的吸存,“吸”着千家万户,每家或每人借款至少8万、10万元。如此巨额借贷,套住了当地相当多的生活、生产资金。债权人刘先生告诉记者,他向亲朋好友借款30万元投股立人煤矿,结果石沉大海。另外,这将对正常民间借贷带来冲击,导致谈“贷”色变。

  而从案件处理来讲,据了解,经过注销、合并后,目前立人集团有22个项目,其中也包括一些优质项目。“最好的办法是政府或者其它企业介入,将一些劣质项目套现,继续运作那些矿产等优质项目并获得回报,实现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但这种想法不可能实现。”泰顺县一位政府官员说,政府的处理原则是“服务不出钱、监管不包办”。一方面政府不能作为经营主体介入,另一方面也没有企业愿意接盘这个“烫手的山芋”,主要原因是经营优质项目也有风险,它不能获得广大债权人的认同。

  温州一位法律界人士说,如果采取的解危措施不当“立人”现有的资产可能会在这个运作过程中流失或贬值,这好比“夹生米”提前出锅,别说赚不到米饭钱,连大米的本钱也收不回。

  对于该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浙江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傅允生教授说,建议将民间资本直接纳入统一金融监管的范畴,进行引导和规范,并及时掌握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资金投向、利率水平、交易对象等变动情况,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投资者风险识别、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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