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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抑郁症

中国抑郁症

3000万中国抑郁症患者
2007-04-17 08:20:01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一系列数字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之外:目前的中国大约有抑郁症患者3000万人;全球范围内,有超过5亿人正在遭受抑郁症这种疾病的折磨。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超过癌症,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

一步跨入高速旋转的现代社会可能是中国目前“郁闷”人数急剧攀升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水平却没有能够“一步跨入”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刚刚落幕的今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再次提议:加快精神疾病卫生的立法工作,尽快出台中国的《精神卫生法》。或许,这部法律的最终出台能够帮助中国国民解决一部分精神健康问题。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杨 ☆庄芳芳

2003年4月1日,香港演员张国荣跳楼自杀;

2004年11月9日,以《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成为美国畅销书作家的张纯如(华裔),在自己的轿车内中弹身亡;

2005年2月22日,韩国女艺人李恩珠在家里上吊自杀;

2006年4月,台湾演员叶雯投海自尽;

……

这些以各种不同手段结束自己生命的艺人有一个共同的起因——抑郁。有报道称,陈晓旭出家前也曾因抑郁而试图自杀,后在“中国防治自杀第一人”朱海的帮助下获救。

抑郁,或者抑郁症,已经关系到社会上每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和安全。这是因为,抑郁的极端结果并非只有自杀,它也可能导致抑郁者杀人。

2006年年初,19岁的延庆一中高三学生郭某因杀死舍友被市一中院判处无期徒刑。精神医学鉴定显示,郭某作案时处于焦虑抑郁状态,想通过杀人接受刑罚的途径实现“曲线自杀”;

2006年9月24日凌晨,吉林省柳河县柳南乡人患有抑郁症的石悦军杀死7人、杀伤4人后潜逃。在随后的逃亡中,又先后杀害5人、杀伤1人;

2006年发生在佛山南海罗村的“12·28”灭门案,犯罪嫌疑人黄文义也被专家认为患有严重抑郁或者精神分裂症;

据北京市公安部门统计,仅2004年该市就发生精神病患者严重肇事肇祸事件211起,2005年又有207起。特别是2004年8月4日,北大医院幼儿园一名有既往精神分裂症病史的临时工用菜刀砍伤了15名儿童和3名女教师,导致1名儿童死亡,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抑郁就像流感一样,随时可能袭击任何人,以至不知从何时起,“郁闷”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口头禅。

目前这一“流感”正在中国蔓延。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纂的《两会特刊》“精神卫生专辑”指出,中国大约有抑郁症患者3000万人。

6.87%的人患病,62.9%的患者不治疗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徐光兴在他的专著《别了,灰色的心灵风暴——走出抑郁的泥沼》中有这样一个统计:全球大约有1亿5千万人为抑郁而受苦,如果加上潜在的患者,起码有将近5亿人正在遭受这种疾病的困扰。换句话说,大约每10个人就有一人患有抑郁症。

徐光兴的估算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大体相当。WHO调查发现,全球抑郁症的发病率约为11%。抑郁症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预计到2020年它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

人类认识这一疾病的历史已有250年。北大医学部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胡佩诚告诉本刊,早在18世纪中叶,人类就知道存在一种以情绪低落为主要特征的病。随着人类对这类疾病认识的加深,世界卫生组织于1948年修改了健康的定义,认为“健康”必须是一个人在躯体、心理、社会适应上的完满状态。国际社会对健康标准的重新认识已经延伸到临床医学领域。目前美国的一些医院已开始实行躯体专家、心理专家、社会学专家同时为一个人看病的接诊制度。

然而,中国认识抑郁症仅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很多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都提到中国1982年做的12地区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这个目前惟一的全国抑郁症调查显示,中国情感性精神障碍,即抑郁症的患病率仅为0.076%。“这一数字与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11%的全球发病率相去甚远。”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侯也之告诉本刊,这是因为当时对抑郁症诊断标准掌握过严,甚至把抑郁症理解为精神分裂。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各种信息的不断传入,中国逐渐意识到抑郁症的存在。据胡佩诚回忆,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经做过一个世界范围的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当时曾到过中国的北京和上海。结果发现,上海的住院病人合并抑郁症的比例高达24%。“正是这一调查结果,以及从80年代起不断增多的高校自杀事件,引发了国内对抑郁症的高度关注。”胡佩诚说。

2003年,马辛、郭红利、侯也之等众多专家采用国际通行标准,组织进行了一次“北京市抑郁障碍社区流行病学调查”。这项调查现在被认为是目前中国最可以信赖的抑郁症调查。侯也之说,在北京市,抑郁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也就是一生中得过一次抑郁症的为6.87%;时点患病率,也就是调查时正患有抑郁症的为3.31%。

多位专家指出,这一数字近年仍有不断攀升趋势。侯也之还是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她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以前,安定医院抑郁症门诊不到总门诊量的1/10。如今,安定医院门诊病人中接近一半都患有抑郁症。正是由于广泛的社会需求,2006年2月安定医院专门成立了抑郁症治疗中心。尽管如此,侯也之认为,目前中国抑郁症就诊率仍然不高。根据2003年的北京市调查,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也就是说,大多数患者仍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抑郁自杀率:农村高于城市

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张艳萍接受本刊采访时介绍,该中心做过一个全球最大的心里解剖课题,共调查1596例自杀和其他意外死亡、自杀未遂的样本。结果显示,6成的自杀死亡者和4成的自杀未遂者患有精神障碍。在各种精神障碍中,抑郁症的数量是居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在自杀的各种原因中,抑郁症是罪魁祸首。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来自加拿大的费立鹏和他的同事从1995年起,在全国选取了23个点研究中国的自杀问题。结果显示,农村的自杀率是城镇的3倍多,近8成的自杀者居住在乡村,其中农村女性占多数,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服用农药自杀的。农村自杀的妇女中,很多都是抑郁症。

一个奇怪的现象,国外的自杀,一般是城市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中国恰恰相反。在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的数量几乎是城市女青年的5倍。中日友好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著名心理咨询专家李子勋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主流文化仍是男权文化,被覆盖在“男女平等”的表皮下面。我们的文化、制度、法律设计对于女性权益的保护,与西方发达社会相比,至少落后了100年。

张艳萍说,在农村,农药放置非常随意,往往放在门后或墙角。“这些农药中有很多是一类有机磷农药,毒性很大。”她说,农村相对落后的医疗条件加上唾手可得的剧毒农药,让患有抑郁症的妇女更容易自杀。

张艳萍曾遇到这样一个案例令她颇受震动。一个农村女教师结婚不到一年,便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喝下农药自杀了。她留下一封遗书,称自己的死和其他人无关,只是因为觉得生活太痛苦了。后来调查得知,其实她死前是有征兆的。自杀前,她变得非常不爱说话,还总是起床很晚耽误上课。而且家人回忆说,她在上中学时曾有过短时间的抑郁状态。

“这是典型的抑郁症,”张艳萍说,“遗憾的是,这是在她死后才知道的。”

高校特例:23.66%的抑郁症患病率

在安定医院抑郁症专科门诊的楼道里,记者见到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坐在楼道边的椅子上候诊。她头低得很深,一言不发。一个中年妇女坐在她旁边,一会儿整理一下女孩的衣领,一会儿把女孩的头发拢在耳后,就像对待一个儿童。

中年妇女姓张,女儿小林(化名)正在北京一所名牌大学读大二。

张阿姨说,她们家住甘肃一个小县城。去年暑假回家,一向活泼开朗的小林变得一句话不说,还经常一个人含泪发呆。小林返校后不久,张阿姨接到学校打来的电话,说孩子情绪非常不好,请家长去北京。

到北京后,张阿姨找了家旅馆住下。谁知这一住就是半年,她被迫向单位请了长假,租了学校附近的一间民房长期住下来。

“医生说孩子有自杀可能,让我好好盯着她。”张阿姨说,小林班上还有三个同学,也是家长专门在北京租房子陪读的。这三个同学现在都是小林的病友,其中一个学生每晚吃一把安眠药,仍整夜不能入眠。

大学生因为心理问题由家长陪读在京城已不鲜见,而医生对小林可能自杀的警告也并非危言耸听。连年发生的大学生自杀事件已经成为象牙塔内的噩梦。以北京市为例,有媒体报道,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北京地区高校学生自杀身亡的有19名,2005年15名,2006年9名。

“已经可以肯定,导致很多大学生自杀的元凶就是抑郁症。”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博士张继明告诉本刊,去年北师大跳楼自杀的那个学生就患有抑郁症。他生前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后来得知,这个学生曾到安定医院看过病,并被确诊为抑郁症。

另一个调查更让人对大学生的精神状况担忧。2006年12月,北京市团市委和北京市学联共同推出的《首都大学生发展报告》显示,北京地区大学生抑郁症患病率达到了23.66%。

“‘啪’的一声跨入高速旋转的社会”

大学生焦虑找工作,白领焦虑没完没了的加班,农民工焦虑年底能否拿到工资??黄悦勤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判断,存在抑郁状态的人高达30%。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那么多的人陷入了抑郁?

“现代社会日益加剧且无孔不入的竞争机制,是抑郁流行的原因之一。”上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陈蓉霞说,现代社会由于传媒的力量,使得尽管比尔·盖茨与我们远隔重洋,但他的富裕程度却无人不知;使得超女们的成功也时时牵动着人们的神经。各种诱惑成为当今社会随处可见的浮躁心态的成因,浮躁程度的加深则演变为焦虑和抑郁。

张继明认为,科技进步使工作失去了边界,是抑郁流行的另一个原因。他说,各种通讯手段,如手机、电子邮件、QQ等随时随地可以找到你,并把你和工作联系起来。另外,工作已经不像传统工业的生产线那样明确,更不像计划经济下一张报纸一杯茶那样悠闲,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美国管理大师比德·德鲁克说,21世纪的工作是一种智力工作,人们甚至不知道工作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从业者对自己工作的掌控水平在下降,但老板对绩效的要求却在提高。于是,太多的人感到身心耗竭。

去年,美国《财富》杂志对中国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做过一个调查。被调查者中,觉得自己压力过大的人超过70%,20%的人出现明显的“职业耗竭”。

“发达国家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经过了很长的过渡期。”张继明说,而中国却是“啪”的一声就跨入了高速旋转的现代社会,从国家到个人准备都不是很充分。

社会和个人的准备不足还表现在人们对收入差距拉大的焦虑,对法制不健全的焦虑,对公共安全和社会变迁的焦虑。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提出,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存在社会“断裂”与“失衡”的观点,也许这正是抑郁这种社会病在中国蔓延的深层原因。

而大学生们成为抑郁症高发群体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学生生活在比较与落差中。学生患者往往向医生和心理咨询老师倾诉自己的心理失衡。学生中的“贵族”对贫困生是一种“比较”;女生楼前排队的高级轿车对没车“理睬”的女生是一种“比较”, 同居的俊男靓女对单身汉们是一种“比较”,而更为现实的就业“比较”更让许多学生变得或自卑,或功利,或者干脆失去了对社会公正的感觉。

张继明认为,特别是“80后”的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依赖、自尊、敏感和特立独行等性格特征更让他们对“比较”结果的反应强烈。在“蜜罐”里长大的一代人一旦离开父母,便发现自己变得异常无助和孤单。★ vin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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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并非只是心理疾病

抑郁症既不是心胸狭窄,也不是意志薄弱,更不是品质恶劣。它和感冒一样,是一种疾病

★ 本刊记者/李杨 ☆庄芳芳

“社会上很多人,包括我的家人、我的领导,他们都觉得没有这种病,总认为抑郁症就是想不开,就是小心眼,就是太爱算计。”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崔永元,深感自己患抑郁症时不被周围人理解。

的确,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抑郁症当成思想问题、闹情绪。很多抑郁症患者也和崔永元一样,觉得不被社会理解。他们有羞耻感,甚至忌医讳药。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类已经认识到,抑郁症既不是心胸狭窄,也不是意志薄弱,更不是品质恶劣。它和感冒一样,是一种疾病。

药物作用胜过开导

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胡佩诚向本刊介绍,抑郁症就是五羟色胺(大脑分泌的一种导致精神松弛和睡眠的物质)等单胺类大脑神经递质紊乱造成的。这和人受到刺激以后,发生内分泌系统紊乱的道理一样。

抑郁症这种心理疾病存在生理变化,这一变化目前已经能够通过生化实验得到验证。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侯也之多年从事抑郁症临床医学工作。她在诊断抑郁症时,往往给患者化验24小时尿,由此观察这些神经递质的代谢终产物浓度。验尿,现在已成为诊断抑郁症的重要手段之一。

搞清了病理原因,种种抗抑郁症的药物相继问世。不少病人发现,心理医生的无数话语或开导,疗效却抵不过一片小小的药片。正是由于相关药物的诞生,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有了新的期待。

导致抑郁症的还有另一个生理原因,那就是遗传因素。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徐光兴认为,如果父母一方患过抑郁症,那你有15%到25%的几率患此疾病。这个几率要比其他人高一些,这是因为你承受压力的基因能力比正常人低,所以患此病的几率就比一般人增大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中心主任黄悦勤说,现代医学已经证明,抑郁症存在多种易感基因,而这些基因是有遗传倾向的。

抑郁:人类高贵的天性?

尽管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困扰着人们的生活,但也有一些学者从积极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

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情绪如同其他生理功能一样,是对环境变化的一种恰当反应。上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陈蓉霞认为,轻度抑郁可能起着适应作用,它促使个体在逆境时积蓄力量,在安静时陷入反思与内省。这就如同痛感,尽管它给人带来不舒适的感觉,但失去痛感的人非但没有生活在天堂中,相反,连生命都难以保障——他们可以在瓦砾成堆的地面上疾步如飞,捧个烫手山芋而不知罢手,结果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有研究表明轻度躁狂、抑郁与活力、创造力及魅力相关。这种基因可以给个体带来先天优势。因此美国心理学家史培勒说:“这种病往往袭击那些最有抱负,最有创意,工作最认真的人。”历史名人牛顿、达尔文、林肯、丘吉尔等都患过忧郁症,台湾女作家三毛以其丰富的阅历,饱满的激情,秀美的笔调描述异国风情,但抑郁的她却在作品选出版时自缢西去。

“所有的心理痛苦都是有意义的,所有的体验对生命都是重要的,心理痛苦是自我成长的必经阶段。”中日友好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著名心理学家李子勋指出,情绪困扰是人类生存的一种自然状态,就像白天和黑夜的更替一样,快乐和悲伤,开朗和消沉都是在人的生命中交替存在的。他甚至提出:“没有对死亡做过认真思考的人,对生命也不会有真正透彻的理解。”

因此,“抑郁并生活着,是人类高贵的天性。”陈蓉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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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业的双重尴尬

一方面,是整个心理咨询行业存在显著的问题;另一方面,更多的公众不愿、或者不敢直面自己的心理问题

★ 本刊记者/蔡如鹏

“我很欣赏他们,觉得他们有勇气,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当问到对求助心理咨询的人的看法时,贾晓明这样说。

十几年的心理咨询经验,告诉这位北京理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在中国要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场合,贾晓明都说,我们不担心来求助我们的人,而是担心可能问题很严重,却不来找我们的人。

一种特殊的职业

北京大学心理系钟杰博士说,心理咨询师与精神病大夫的角色并不一样,后者针对的主要是精神病患者,通过药物治疗缓解病人的症状。心理咨询师面向的是一个更广大的群体,可以说,他们的工作为预防精神疾病修筑了一道有效的防护栏。

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认为倾诉聊天完全可以找自己的朋友。针对这种观点,北京大学心理学系钱铭怡教授的看法是,心理咨询,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大有区别。一名有效的心理咨询工作者,不仅要接受严格的专业教育和训练,掌握较高的专业技能,而且应具备这种职业行为所必需的个性品质以及其他方面的个人要求,正如卡可夫所言“咨询是生命的流露”。

有人说,一个拙劣的心理咨询师会把一个有轻微心理问题的人咨询成抑郁症,或者是把一个有抑郁症的人咨询得想自杀。

在欧美国家,不管是在 医院、大学,心理咨询人员必须要有博士学位。除理论知识外,实践被认为是更为重要的环节。年轻的心理咨询师在独立从业之前,都要经历一个特殊的阶段:在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称为督导)手把手的指导下工作一到两年。

鱼龙混杂的心理咨询业

心理咨询人员鱼龙混杂、各诊所之间在专业水平上参差不齐,这被认为是阻碍这一行业发展的瓶颈。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体办公室的朱文杰认为,这主要是心理咨询机构管理比较混乱,其从业人员准入门槛低造成的。

由于《精神卫生法》的缺失,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心理咨询机构仍是多头管理,比如,营利性心理咨询机构的审批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而非营利性心理咨询机构则应向民政部门登记。

中国也未建立统一的心理咨询人员执业资格制度,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有“心理咨询员”和“心理咨询师”的职业标准, 卫生部有“心理治疗师”考试,而卫生部与人事部又开设了“心理保健师”的评定。朱文杰说,这些部门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人力、物力进行监督管理,导致心理咨询人员准入门槛大大降低。

上世纪80年代,心理咨询进入中国后,各个大学临床心理学和咨询学专业的毕业生很少,因此在心理咨询人员的培养上,中国采取了以社会培训为主的办法。贾晓明说,这样的培训,短期培训居多,训练时间少的3至5天,多则几个月,这样短的时间,很难想象培训出来的人有多高的水平。

为此,贾晓明呼吁大学应多开设咨询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方面的专业,以缓解专业人才缺乏的紧张局面。她介绍说,虽然中国不少院校相继设立了心理学系,心理学也成了一个热门专业,每年报考的人数也逐年增加,但由于学校教学资源的限制,各个学校每年招收的心理系本科生,只有几十人,研究生的数量就更有限了。

到目前为止,中国真正的心理咨询师数量还很少,以高校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张继明介绍说,目前他们中心有6个老师,面对的是18000个在校生。也就是说,心理咨询老师和学生的比例为1比3000。这个比例在国内高校中还是比较高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就捉襟见肘了。发达国家的比例是1比2000到1比1500。

文化让中国人不接受心理咨询

心理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是,那些自认为自己心理健康的人不是真正的心理健康者,而心理健康者正是那些敢于面对心理问题的人。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人们一旦遇到诸如情绪低落、情感挫折、环境不适等心理问题,首先就会想到找心理咨询师。北京大学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胡佩诚教授介绍说,美国人把接受心理咨询看的像吃顿 麦当劳那样自然、简单。

美国是现代心理咨询的发源地,也是心理咨询业最发达的国家。在那里,几乎每一个中产阶级都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有人这样形容说,美国成功人士的臂膀是靠两个人搀扶的,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心理咨询师。据统计,每500个美国人中就有一名心理咨询师,30%的美国人定期做心理咨询,80%的人会不定期去心理诊所。

但中国人似乎不太愿意接受心理咨询。很多人反而认为,心理问题是个人性格软弱或意志不足的表现。

“我们中心有30多个咨询师,但每周来咨询的人数还不到20个。”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应用心理发展中心的王生平说:“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说,费用不是主要问题,关键还在于观念。一些病人在外面都表现得很强大,觉得做心理咨询是一种示弱的表现。”

北京海明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海明也说:“心理咨询的市场需求量很大,但有勇气咨询的还只是少数人。每天打电话的人特别多,但真正来咨询的大概只占两成。每周来我们这里咨询的大概只有几十人。”

贾晓明认为,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大的联系。她说:“中国人的情绪是受到他人评价和环境影响的。譬如人们说不能‘忘乎所以’,意思就是不要太喜形于色,这样会给别人造成压力。所以中国人的快乐和骄傲都不好表达,只是尽力掩饰。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不轻松。”

这种文化限制了中国人感受快乐的能力。久而久之,内心缺少真实快乐的体验,抑郁就会越来越严重,成为一种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造成更大的危害。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很多人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心理方面的问题,心理问题往往最后通过躯体症状表现出来。有调查发现,到其他各类门诊就诊的患者中,大约有20%的病人,实际上是心理问题。在贾晓明看来,心理问题躯体化正是一个带有中国文化烙印的临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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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法与13亿人的精神健康

技术之外,健全的政策和法律是解决全民精神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条件。精神卫生立法针对的不仅仅是1亿精神病患者,还涵盖了所有13亿人

★ 本刊记者/蔡如鹏

在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来自河南的人大代表郝萍和重庆的韩德云,尽管职业不同,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律师,但他们的议案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议题:加快精神疾病卫生的立法工作,尽快出台中国的《精神卫生法》。

作为大夫,郝萍每年都要参加由国家组织的专家医疗队,为贫困农民和城镇低保户进行无偿的医疗援助。她说,目前除了极少数精神病患者能够得到住院治疗外,绝大多数只能在家里接受治疗和看护,他们被关锁和受歧视的现象普遍存在,境遇十分悲惨。

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保守估计,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在一亿人以上。其中大约1600万的重症患者中,只有20%到医院就医,另外80%流散在社会中,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危害公共安全的‘定时炸弹’。”韩德云说,“精神病患者引起的伤人毁物事件,给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威胁和危害都很大。”

“其实,近些年来精神卫生立法一直没有走出‘两会’的视野,每年相关的议案和提案都有几十份。”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唐宏宇说,“因为,这不仅有助于保障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和遏制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的发生,更关乎全国13亿人的精神健康和整个社会的心理和谐。”

难产的《精神卫生法》

霍金花也是关注精神卫生立法的全国人大代表之一。在提交的议案中,霍金花写道: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精神卫生立法明显滞后。正是由于立法方面的缺失,导致了中国精神病患者未能得到有效治疗、社区防控监测体系缺失和专业机构条件的落后。

世界第一部《精神卫生法》1938年诞生于法国,这部法律强调保护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和财产,不得非法拘禁精神病患者。时至今日,已有100多个国家相继颁布了各自的《精神卫生法》。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中,仅有中国、老挝和马绍尔群岛还没有专门的精神卫生类法律。

目前,中国精神卫生管理主要依靠其他一些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款。比如,《民法通则》确立了监护制度监督和保护精神病患者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刑法》第十八条规定,通过司法精神鉴定的方法免除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责任,并确立政府强制医疗制度。

“但多数不能满足现实需求。”霍金花说。

事实上,早在1985年,卫生部就曾指定四川省卫生厅牵头、湖南省卫生厅协同起草《精神卫生法》(草案),草拟了不下20稿,但至今仍未出台。

唐宏宇认为《精神卫生法》“难产”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全国经济发展地域差异太大。他说,按照草案的要求,各级政府应该承担起精神病患者治疗和监护的经济责任,这对于经济不发达地方的政府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已出台精神卫生条例的均是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宁波、北京等。

中国疾控中心的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年底,青海、宁夏的精神科医师还不足30人,西藏更是没有一张精神科病床。

另一个原因是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够重视。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出台的法律多集中在经济领域。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各级政府对精神卫生问题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重视不够,而实际上精神疾病早已位于中国各种疾病负担的首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78岁的教授刘协和,是《精神卫生法》(草案)最早的起草人之一,曾参与草案前十几稿的起草工作。

他说,由于政府和社会对该法重要性认识不够,该法草案迟迟没有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一个严峻的事实是,目前中国因为精神卫生的原因造成的社会损失,远远大于对精神卫生防治的投入。

不过,3月14日公布的《卫生部2007年卫生立法计划》显示,《精神卫生法》已经列入卫生部今年的立法计划,有望在明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另有消息说,1月上旬,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桑国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委员信春鹰,已率调研组到中国最早出台《精神卫生条例》的上海市,就条例的实施情况展开调研。

种种迹象表明,《精神卫生法》立法的脚步正在悄然加快。唐宏宇也证实,就在3月底,有关部门在长沙又一次召开了国家精神卫生立法专家研讨会,会议对草案做了较大的修改。

针对重点人群的预防

“精神卫生立法看似某一狭窄专业的行业立法,实则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公共卫生和人权保障等多方面状况。”北京市人大负责精神卫生立法工作的一位专家说,这部法律针对的不仅仅是1亿精神病患者,而是涵盖了所有13亿人。

唐宏宇说,《精神卫生法》的立法原则除了维护患者权益、规范医疗服务和加强对重症患者管理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促进中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全民的精神健康水平。

在古代,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一度认为精神疾病的产生是恶魔缠身所致,治病的惟一办法就是“驱魔”。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精神病患者不是被看作害人的魔鬼,就是被当成低人一等的贱民,同罪犯、乞丐一起被禁闭起来。这不仅使得精神病患者难以康复,也让精神疾病更加肆无忌惮地袭击毫无防范的其他人。世卫组织的报告显示,全球精神病患者的数量仍在快速增长。

“《精神卫生法》将把精神疾病的预防放在突出位置。”唐宏宇说:“明确规定有关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对重点人群展开预防工作。”比如,针对大学生群体日益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法律将规定每个学校必须按学生数量配备一定比例的心理教师;普通教师在上岗前必须接受一定课时的心理知识培训;学校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等。

这样的重点人群还包括受灾人群、被监管人群、残疾人、妇女、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等。

精神卫生服务重在社区

从国外精神卫生立法的历史规律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时,就有能力关心精神病患者这个弱势群体的健康问题,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律支持。中国台湾地区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制定精神卫生法,当时全岛人口1800万,人均GDP就在3000美元左右。

但由于《精神卫生法》的缺失,中国不少经济发达地区对精神卫生事业的投入却明显不够。例如,北京市的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该市也在2006年12月8日通过了《精神卫生条例》,并于2007年3月1日起施行),但受国家财政体制和预算制度的约束,北京市的精神卫生工作费用仍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北京市有关部门日前在调研中发现,该市基层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普遍存在空间狭小、设备落后、人才缺乏、床位不足而病人人满为患的情况。与此同时,现有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流失严重。以国内知名的北京安定医院为例,2001~2004年间流失医生30人,占全部医生的1/5。

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组建的很多专门为精神病患者提供康复服务的工疗站,由于缺乏政策和法律保障,到2004年已大部分关闭。

北京市一位从事精神卫生立法的专家指出,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和大量实践表明,精神病患者在其生活的社区内接受康复服务,更有利于患者逐渐适应正常生活,恢复社会适应能力,并最终回归社会。精神疾病康复服务工作的重点应该转向社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中心主任黄悦勤也支持这一观点。她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社区服务体系越完善,患者在医院就诊的时间反而越短。同时,基层医疗机构能够起到监控和预防作用,这也是大医院无法做到的。★ vin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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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病例记录抑郁症患者已超过3000万,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约1600万,但从未就医率却高达62.9%。另外,7月初结束的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网络调查报告也显示:75.94%的人认为可以通过自身调节抑制抑郁症的发生和发展,而不需要专业医生和药物的治疗。在选择抑郁症治疗手段时,45.4%的网友不去医院就诊抑郁症,36.81%选择去综合医院,仅有17.79%选择专科医院。

  “目前,全国地市级以上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20%。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相关的药物治疗。”WPA和灵北学院(中国)联合主办的“WPA―灵北学院中国抑郁教育项目”启动会上,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常委何燕玲教授指出,调查显示,在我国综合性医院就医的患者中罹患抑郁或焦虑障碍症状的比例超过20%,而综合医院的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高,导致患者经常被漏诊。

  据何燕玲介绍,对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长沙等地15家综合性医院的心内科、神经科、消化科和妇科门诊就诊的11260名病人的调查发现,患者通常以躯体症状为首诊的原因,其中有超过20%的患者具有抑郁或焦虑障碍。一项涉及15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我国内科对心理障碍的平均识别率仅为15.5%。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于欣指出,抑郁症的“主战场”不在专科医院,而是在综合医院和社区医院。在临床中,接触抑郁症患者第一关的往往是社区医院和综合医院的医生,如果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高,就会导致患者被漏诊。

  与此同时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精神疾病类医师仅有2万余名。对此,于欣表示,面对3000万甚至更多没有就医的抑郁症患者,悬殊的医患人数比例不可能短时间内改变,所以社区医师和综合医院医师能否加入抑郁症的诊疗队伍,对改善中国地区抑郁症的整体治疗现状将有重要意义。
  作为该项目的带头人,于欣呼吁,通过教育让社区医生、综合医院医生以及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包括护士、社会工作者、临床心理学家、咨询师、传统医学执业者等更有效的识别和处理抑郁障碍。

  据悉WPA-灵北学院抑郁教育项目将针对中国地区抑郁症这一精神疾病提供专业知识教育、培训,包括核心部分和处理各种人群中的抑郁障碍两大部分。计划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等城市出发,以点带面,在今后几年中,不断扩大项目在中国地区的覆盖面积,构建一个持续的、互动的抑郁学术教育平台,让广大综合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都将从中受益,为中国地区抑郁症的医疗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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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与心理咨询》
2009-3-4

《圣经》与心理咨询
在最近几年时间里,在教授神学和教会侍奉的同时,我一直兼职做心理咨询工作(兼任陕西省性学会性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在西安某医院心理咨询中心作为心理专家出诊),已治愈数以百计的心理病患者,其中包括精神类疾病如精神分裂症等,其中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基于对于《圣经》辅导与心理咨询关系的更多实践性的理解,我愿意结合个人经验对教牧辅导作些介绍,以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探索出在《圣经》原则指导下华人教会的教导与牧养新模式,以使教会的教牧辅导和基督徒个人心理咨询,能有效地帮助教会和个人的成长,也使更多的人有兴趣共同参与教牧辅导的事奉。
作为基督徒,确认《圣经》的绝对真理性,这是不用置疑的事实。但作为心理咨询师,在很多情况下面对无信仰的心理障碍患者作心理咨询时,用《圣经》原则直接作辅导,显然不行;所以心理学的方法经常成为我的第一过渡性工具,也因此带领很多人在心理疾病治愈同时,归信基督。面对基督徒的侍奉、婚姻、子女教育、工作等挑战,结合《圣经》原则和心理学的方法,往往取得很好效果。看到很多人指斥心理学为魔鬼工具,力戒基督徒做心理治疗,颇感失望:已经是21世纪了,教会内部居然有人将《圣经》与科学对立。看到灵恩派的泛滥,也就理解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他们既非牧者也非职业心理咨询师,所以难免带有片面性。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国内外确实也有很多基督徒因患心理障碍被送进精神病院。留给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基督徒患心理障碍找谁呢?主教牧师呢还是精神医生呢?

一、    对心理问题兴趣的原因回顾

我对心理学的兴趣源于1981年刚上大学时的“弗洛伊德”热。因童年家贫,我的心理多有不平与苦毒,由于上帝的看顾,藉着阅读大量心理学与哲学等社科、人文书籍,才没有走上与马家爵一样的道路。带着满心的苦毒、黑暗、孤独、仇恨,1999年在我的人生走入心理最低谷时,上帝在阿拉木图带我悔改归主。从此以后生命的方向与轨迹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也开始走上教会事奉和心理咨询的一身兼两职的特殊职位。
案例一:在教会里,我第一次开始做心理咨询就是处理一起婚姻危机,那时我并不是教会同工,完全是做义工。当时教会来了一个华侨,年龄近四十岁。在交流中他说到夫妻关系的问题:他的妻子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华侨女儿,她们结婚已十年左右,两个儿子已经上学。夫妻经常吵架,妻子常说“孩子长大我就不活了”,而且与母亲关系不好,所以他以为是笑谈,并不在意,因为家里收入还不错,而且从外地城市搬到首都,又买了新房。
    我就问他:“给妻子买过花吗?”他说:“没有,咱中国人不讲这个。”当时我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属原苏联,生活习惯几乎全面欧化,我知道当地人有给妻子送花和香槟的习惯,当地做妻子也有这个期望。刚好快到他妻子生日,我建议他:“给你妻子送束花,再带一盒高级巧克力。再说一句‘我爱你’。”  “有用吗?”他有疑惑。“试试看,效果会出乎你的意外。”
等到几天后见面,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太太洗碗时唱歌;而且,与多年仇对的母亲最近也通了电话。第一次辅导产生效果很让我鼓舞,让我发现自己过去一些知识的价值,也开始有意识参与教会侍奉,一开始做婚姻辅导帮助,居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也是我后来回国开始侍奉的信心基础。
信主后第一次辅导婚姻,取得了初步的好的效果,由此唤醒了我对大学时代心理学的重新重视。2000年从国外回到中国,开始了带职事奉传福音的事工,为便于走动,2001年自己开了一个“新生命心理咨询室”,同年7月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心理咨询室经过半年经营,亏进去6000元;经济上虽有损失,但半年的经营让我在心理学的学习上取得很多实践经验,也改变了我以前以《圣经》辅导代替心理咨询的偏差,认识到心理学在信仰中的重要性,因此开始重视我自己的家庭婚姻问题,尤其是对女儿的教育关心,取得良好效果。
个人开业做心理咨询难以谋生,不得不去民营企业打工,2002年到2004年期间,我一直在民营企业打工,先后做过主要做行政和人力资源高级主管,这让我从实践上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心理的重要性,我自己也开始学会了顺服和忍耐,所以又专门化了12000元读了一个在职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在尝试将信仰与心理咨询相结合方面取得显著成绩。2004年在一个心理研究所工作大半年,咨询案例上百,积累了很多单纯心理治疗的案例,如行为疗法的作用,也接触了大量精神疾病,加上在西安市电视台做心理栏目嘉宾主持一年多,让我的“心理神学”在西安心理咨询界初露头脚。在此期间,辅导一个过去员工心理问题并带他信主。
案例二:找我咨询的员工30岁,大学毕业,工程技术人员。开始,他以做心理咨询原因来找我,他的主要问题是自卑——不愿意工作,不愿意恋爱,与父母关系不和。经过交流才知道,他从小在农村的爷爷家长大,10岁回城市读小学;父母离过婚但又未分居。从心理咨询角度看,他的问题以偏执型人格表现为主。在了解这个情况后,我为他制定的方案是:心理咨询+悔改归主。前后约有3年时间,他每次参加完礼拜后,约有3-4小时与我交流,解决生活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无论是信仰问题还是心理问题。2005年他受洗归主,价值观与整个人格完全改变,成为教会热心的同工。
这是第一次很明确的传福音与心理治疗相结合的案例,让我看到神对人心理改变的能力,也让我看到心理学的重要性:对于初信主的人,直接用《圣经》原则要求他,对他来说标准太高难以做到,而心理学作为一个桥梁,能让他容易接受和使用基督信仰。因为对于生活中的很多具体琐碎事件,难以找到直接的《圣经》答案,而心理学的方法则很有效。如离开父母的长期农村生活,让他对父母恨大于爱,而且造成极度自卑——农村教育让他与城里孩子有隔阂,甚至对婚姻有恐惧;而较胖的身材,源于他饮食失控——这源于心理的焦虑:对父母关系、对生活前景、对身体担忧,等等。虽然从根本上讲,一切心理障碍源于罪,但直接原因不尽相同,有个人主观责任。
2005年,鉴于以上的心理咨询治疗经验和成功,受聘某民办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稍候受聘担任陕西省性学会性心理专业委员会任副主任,并在所属的性心理咨询中心做兼职心理咨询专家。从性的角度看心理,让我对心理学的认识有了新的高度,产生了我的心理神学——精神性学。在此期间,两篇重要文章《精神分析学中精神父亲的现代意义》《母亲阳具的精神心理分析》分别发表在国内国外中文期刊上,标志着我在基督徒心理学研究上的一个新高度。2006年开始在大学和各地教会讲授《精神性学——教牧辅导》,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这样的一个特殊经历,让我明白心理学对于教会内外的教牧辅导后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不信主的人,心理咨询成为他接近基督信仰的一个桥梁;但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人才能的到根本治愈。人人是罪人,所以人人有心理障碍,基督徒也不能例外。心理学中将心理治疗分成:支持性治疗、认知性治疗和人格重组治疗3个不同程度,非常重视信仰对心理的决定性,只不过心理学不认为基督耶稣为唯一真理。在咨询中,大多数人不愿意作深层人格治疗,满足于心理状况有所改善即可。基督徒要小心的是心理学的无原则包容主义,但这可以用不露痕迹的基督真理来改变和补充,于是心理学成为我帮助别人的有效工具,也是带人信主的一种特殊方式;而且在教会的牧养关怀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教会不断发展,教牧辅导和教会管理成为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和重点研究的神学领域。所以对于否定心理学价值的观点,我绝难苟同。

二、    《圣经》辅导与教牧辅导

《圣经》辅导与心理咨询的关系,实际上是灵魂与心理的关系,那么,灵魂与心理有何联系呢?在英语中,soul 和 spirit意义有明显差别,汉语一般将soul译作魂而将spirit译作灵,若套用荣格的说法,soul是个体无意识,spirit则是集体无意识。在《圣经》中,the Spirit是上帝的同义语, 专指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格“圣灵”。英语中psyche含有soul\spirit\mind即灵魂、精神和心理多重含义。如果将人看作灵魂与肉体的统一体,则心理是灵魂与肉体的重合部分,并不独立于人的灵魂,只是灵魂的一个小窗口。潜意识实则是灵魂中黑暗的人不能觉察的部分,心理学称之为潜意识:灵魂=潜意识+心理。灵魂、心理与肉体关系可用下图表示(详见《中国性科学》2005年11期,《母亲阳具的精神分析》一文,作者董建林)

心理
Mind(重合部)
                                        Psycheanalysis=spiritanalysis
    psyche /spirit分析而非mind分析
        灵魂           肉体

既然都涉及心理(psyche),《圣经》辅导与教牧辅导和心理咨询有何差别呢?简单讲,《圣经》辅导以《圣经》作为解决心理问题的唯一原则和方法;什么是圣经辅导呢? 1)    圣经辅导是以关怀的态度,温和地正视、挽回跌倒的人,目标是令他有生命的改变(根据太十八15;罗十五14;加六1-2),且以圣经为提供指引的唯一权威(诗十九7-14;提后三16-17;来四12;彼后一3-4)。2)圣经辅导是一个行义的训练(「进深门徒训练」),使受辅导者不致跌倒(彼后一2-11,特别是第10节),能承担自己的担子(加六5),有足够的力量解决生命中所有的问题(提后三16-17),而且还能根据圣经去帮助别人(林后一3-5)。这是《圣经》辅导基金会的定义。教牧辅导则是在《圣经》原则下,借鉴心理学的方法解决个人心理和生活问题。而心理咨询以心理学原理与方法作为解决心理问题的主要渠道。若用公式表示,可能简洁明了:《圣经》辅导=《圣经》原则,基督教历史有多长,《圣经》辅导就有多长;教牧辅导=《圣经》原则+心理学,应该从新约耶稣基督算起,有学者认为“清教徒是伟大的灵魂心理学家,我们可以从他们学到神学即心理学,二者在本质上是分不开的。”(《教会工人培训手册——灵修神学发展史》 第五章清教徒运动),而美国大觉醒运动时期的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以他的著作《宗教情感真伪辨》成为一个标志。
什么是心理咨询呢?心理咨询=心理学。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一般认为从1879年开始,由德国人冯特所建立,而心理咨询源于1920年美国的职业指导运动。1908年美国人柏森斯率先创立波士顿职业局,并出版《职业选择》一书,开创了现代职业指导和心理咨询的先河。显然,作为科学学科的心理咨询相对于《圣经》辅导和教牧辅导,它的产生要晚得多,犹如婴儿比之于百岁老翁。
李台莺等专家对《圣经》辅导有这样解释:“《圣经》辅导始于1970年代,辅导的原则和内容,早就在圣经中有教导。‘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三 16)这是《圣经》辅导的定义与步骤:叫人认识神,明白祂对人的要求;指出人的需要和问题根源;领人归回正道;使人在圣灵的感动下,到十字架面前悔改,立志跟随主;教导人透过学习神的话,效法祂公义与圣洁的性情,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因此,所谓《圣经》辅导就是用神的话来劝勉人。”(《传递生命》总第107期 34页 作者李台莺等)
单单按这个定义:《圣经》辅导=用神的话语劝勉人,那我们就可以追溯到亚当夏娃,因为神对人的劝勉与教训,是从亚当夏娃开始的。若有人不同意,但最晚也不会迟于亚伯拉罕,而摩西时代,神对他的子民的劝勉,是最清楚明了不过的了。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讲,旧约的每一卷书,都是神在劝勉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如此看来,若认为《圣经》辅导始于1970年代,显然低估了《圣经》辅导的历史。所以难免有人问:若辅导(《圣经》与教牧)始于近代,那以前的人们出现信仰与心理问题,用何方法解决呢?答案是:《圣经》。
我个人认为,教牧辅导是《圣经》辅导的第二发展阶段,耶稣基督从传道开始(马太福音4:23—25还有10:35),继承了上述犹太个传统,但赋予全新的内容。当福音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时,面对着没有旧约学习背景的各个民族,神使用的方法与对犹太人不同。教训人(teaching)——基于旧约教导;传(preaching)天国的福音:新约救恩在耶稣基督里;医治(healing)百姓各样的病症——这就是最早的教牧辅导,服务于新约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不是独立于福音。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teaching),传(preaching)天国的福音,医治(healing)百姓各样的病症。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但河外,来跟着他。”
耶稣基督医治的各样病人,当然包括各种心理精神疾病,而且还有各种肉体疾病。既然肉体疾病在今天可以有医学和医院去研究治疗,精神、心理障碍有专业精神、心理医生研究治疗也就一点不奇怪。无论是医学还是精神、心理学的治疗方法,仍然源于对神创造的人体规律的认识和遵循,是神对人的祝福。既然我们并不排斥心脏病要到医院心脏科治疗,为何反对心理学对变态心理的治疗呢?从根本上讲,所有的病都是对神的律的违背的罪的结果:信仰律、道德律、自然律,违反者要承担因此带来的代价:痛苦或死亡。对各种病,神可以医治,也可以不医治;神可以直接治疗,也可以通过所谓科学治疗,关键是其中所需要我们省察的责任:我们认识到哪些是叫爱神的人应得的益处呢?。如果将病仅仅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就会走带另一个极端:自然神论。
如上所述,教牧辅导是《圣经》辅导的第二发展阶段,基于新约基督的福音,在清教徒时代达到高峰,从那以后被所谓反上帝的理性主义“科学”所冲击。到了近代,哲学从神学中分离,心理学又从哲学中分离,完全被进化论和唯物论所左右。到了20-21世纪,心理学在其哲学层面,已经走向反上帝。面对这种情况,基督徒是仅仅停留在口头的反对层面呢?还是以《圣经》为原则,发展出基督徒的心理神学,以解决非基督徒甚至世俗心理学不能解决的精神和心理问题(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同性恋等)呢?如果我们不能以《圣经》原则解决基督徒遇到的各种精神、心理障碍,还要依赖无神论的精神病院,何以见证耶稣基督医治全人的大能呢?
这就是教牧辅导——基督徒心理神学的现代价值和意义。
神的救恩,在旧约时代,以犹太人的方式存留;在新约时代,以外邦人理解的希腊语言方式存留和传扬,就连神学(theology)这个被基督徒广泛使用的词,也是源于希腊语。但不论形式如何变化,必须无损于核心福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今天。如果需要,借助于心理学术语和方法来表达和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又有何不可呢?今天对教会来说,最危险的并不是异端和逼迫,而是教会及神学中表面假大空的属灵主义和实质上的世俗化:表面看来字字句句不离圣经,但却将生命真道停留在口头,使很多基督徒变成徒有宗教外表的法利赛人,最后堕落到世俗的深渊里,不可自拔。这个责任要谁来承担呢? “字句叫人死,圣灵叫人活”,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
感谢神,通过众多基督徒和他的仆人们,在教会历史中跟随神《圣经》的指引,发展了心理神学——基督徒的教牧辅导,不但能解决神的众儿女的生命成长中的各种心理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因此受益——科学源于神学,又补充了神学的具体技术层面。精神、心理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问题,这是一个人归信基督后,教会特别要加以重视的问题。生(信)而且要养(牧),正如以弗所书弗 4:11——16所言: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 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教牧辅导作为一个学科在世界各国教会都得到重视高度,而以美国发展最快。这里以美国为例可作如下简介:
在美国,这种称为“pastoral counseling”汉语可用牧师咨询或教牧咨询翻译,港台地区有译为“教牧咨商”或“教牧协谈”等,美国还有这样的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astoral Counselors(AAPC),1963年成立。pastoral counseling英文是这样定义的:“教牧辅导是运用灵性和心理学方法帮助个人治疗和成长,咨询师必须不但要有心理学的专业训练,而且还有资深的宗教或神学的训练基础。
AAPC1963年成立,这个时间比李台莺等所说的1970年早得多。Anton Boisen 牧师,临床教牧辅导教育之父 ,在导师指导下将神学生安排在精神病院实习。教牧心理学治疗整合了神学与行为科学,这种结合从1930 起,由著名牧师Norman Vincent Peale和精神病学家Smiley Blanton 博士开始,建立了美国宗教与精神病基金,就是现在的Blanton-Peale Institute学院。典型的AAPC教牧辅导师学习包括:学士学位,3年神学学习,心理专业的硕士,1375小时临床实践,250小时治疗实践
现在国外及港台很多神学院,也开始设立心理辅导硕士专业,典型的专业课程包括:当代谘商与心理治疗Contemporary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协谈与伦理 Counseling and Ethics,危机协谈 Crisis Counseling,发展心理学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家庭暴力与施虐 Domestic Violence and Child Abuse,家庭协谈 Family Counseling,家庭治疗 Family Therapy,悲伤辅导 Grief Counseling,认同与成长 Identity and Growth,协谈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unseling,婚姻协谈 Marriage Counseling,教牧关顾与协谈Pastoral Care and Counseling,教牧神学 Pastoral Theology,人格发展与灵性形成 Personality and Spiritual Formation,创伤与恢复 Trauma and Recovery等。
梁幼忠弟兄在一篇题为《教牧关顾与教牧辅导》文中提出一些很有见地的个人观点,他指出:“近年来北美的神学院对辅导学非常关注,不少神学院设立辅导学主修。首先,辅导学普遍受信徒欢迎,甚至有辅导系主修生比教牧系主修生人数多的现象出现。辅导训练专门化不期然带来教牧和辅导的分歧。主修辅导的少涉猎教牧学的科目。教牧系的同学可以选修辅导科目的更少。主修辅导的虽有M.Div.学位,不敢牧会;教牧同工则觉得辅导不是本行;结果教会中辅导的需要始终得不到满足。在未来的日子,除了两个学科须要更多互相交流和整合之外,教牧辅导(或教牧关顾)作为牧养的本位职事,须要重新被肯定。  ……
   教牧关顾不单要研究辅导的技巧。传统属灵的操练(spiritual disciplines)和属灵引导 (spiritual direction)与辅导的揉合,也是极待探讨的题目,亦应注意教牧如何可以透过教会一般性的事工,作预防性或教育性的牧养,让会众建立健全的人际生活。教会应该是一个‘关顾群体’(caring community)或‘治疗群体’ (healing community)是普遍被接纳的观念。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真正的医治只能从基督而来。教会是基督施行医治的基本渠道,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这方面理论是有,实际可供参考的模式还不很多。教牧在关顾上最大的任务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教牧辅导经验告诉我,在教牧辅导中,主教或牧师的人格对咨询辅导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然后才是技巧和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辅导成功与否,取决于辅导着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被辅导者的“精神父亲”。一个主教或牧师就其牧职的牧养责任而言,应该是一个教父——教会会众精神和情感上的父亲。父亲角色是上帝权柄在人间的代表,所以无论在教会还是在家庭中,一个人与父亲的关系的亲疏决定他的婚姻和人格健康水平。这是我在大量的心理咨询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符合《圣经》男人是头的总原则,但《圣经》并没有这样的直接教导。下面的案例就是一个证明。
案例三   一个信主2年多的姊妹,大学刚毕业不久,自杀未遂,但造成明显外伤,经人介绍,来我这里咨询治疗。自述有自杀念头,尤其是每次例假前后最强烈。
    从表面看,这是一个很女性化的姊妹,说话嗲声嗲气,很会打扮自己,气质优雅。自述中学与老师恋爱,到大三发现老师原来是花花公子,拈花惹草不断,于是分手。但女孩已经为这个男人流产数次,被教会弟兄无意贬为“脏”女孩。
在第一次咨询时,她低着头,泪流满面。她的心理障碍很简单:缺乏父爱,所以发生师生恋;被男友抛弃后,教会没有诚心接纳,让她感到人生的绝望;例假的流血,让她为流产的罪自责。按一般心理发展推理,她要么自杀,要么自暴自弃。而这两点,在她的行为中开始有苗头了。这时,对上帝是否爱她自己和自己是否得救,均开始动摇不定。
第一次咨询结束时,我问她:“你愿意董老师拥抱你一下吗?”她点点头。我将她拥抱在怀,对她说:“神爱你,借我来帮助你。来参加我们教会的团契吧。董老师欢迎你,决不嫌弃你!”从此以后,她前后咨询过10次,也开始融入教会大学生团契。三个月后,心理障碍基本痊愈,不再遮掩自己身上的自杀伤痕了。
在咨询中,我只是与她共同分析和回顾她与父母的情感,尤其是与父亲的关系的回顾和重建,并使她将对父亲关爱的渴望“移情”到我这里,以她中父亲的角色给与她缺失的关爱和肯定。当她在同龄人团契被接纳时,我的替代性精神父亲的角色也就结束了。表面看来咨询是单纯心理学的,但整体氛围确实基督教的。
其实,良好的教会团契就是最好的集体治疗环境,只是必须有基督徒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做辅导支持,否则会流于表面或虚假。

三、    心理咨询并非必然从魔鬼而来

    对心理学的批判,首先来自一些《圣经》辅导专家:如李台莺博士/真生命辅导传道会会长,圣光神学院圣经辅导教授;林慈信博士/美国中华展望总干事,开设各种课程,包括圣经辅导;张逸萍博士/任教于美国海外神学院等地;锺升华博士/美国东方大学(Eastern University)辅导学研究院教授,并持美国政府辅导执照。而且他们联合撰文在一篇题为《智慧的选择——圣经辅导》中,对心理学提出批判,而且最具典型性,主要观点如下:

●心理学的效用正是它现在大受抨击的原因之一。但是已有很多报告指出,心理辅导效用甚微。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and Behavior Change报导最近一个研究指出,不同的治疗学派效用差别不大。进一步研究更指出,辅导的效用并非来自疗法理论,而在于:1.当事人是否自动自发,愿意改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2.辅导员的人际关系和性情,例如是否和蔼、真诚、乐助等;3.对话本身具有治疗能力。如果这就是辅导成功的原因,为甚么我们不用圣经辅导?
●问题:“但可否将圣经和心理学结合(integration),以化腐朽为神奇?”
   “你知道结合运动现在怎样吗?从前被带到港台推动心理学,也是代表了结合运动的高联思(Gary Collins)在几年前表示:近年的结合工作已缓慢下来,很多本来努力于结合工作的基督徒心理学家、神学家,甚或属世的心理学家,都对结合运动再没有兴趣了;现在的结合只被用为吸引学生的花招,而不是真正的学术成就,或者实际的方法。此外,现代心理学和新纪元运动已经界线难分。张逸萍的论文研究指出,邪灵借着新纪元交鬼者所发表的教导,大部分可以在世俗心理学中找到,过半数可以在基督教心理学中找到,邪灵不单教导玄学,也教导很多流行心理学。可见结合圣经和心理学不是明智之举。”
“心理辅导效用甚微”!看到否定心理学这样的观点出自这么一批《圣经》辅导专家,让人吃惊!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心理咨询治疗经验,但我的咨询治疗经验告诉我,心理咨询治疗疗效显著!正如个别基督徒的伪善不代表所有基督徒的行为必然是伪善的道理一样,个别心理咨询师的失败,不代表所有心理治疗都是无效的。儒家与道家传统中重感觉而轻考据研究的习惯,在这样一批“专家”身上出现,而且是对于心理学这样的实证学科,也敢轻易否定,实在是大胆。作为心理学教授和心理咨询师,又是教会牧师,我深感有必要以从业经验和案例,给出一个客观的说明: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和工具,源于基督教神学,它本身作为一个学科是中性的,疗效如何,关键看如何使用它。我们不排除在基本的心理哲学层面,会有反上帝的伪科学观点,或者说从邪灵而来的利用,但不能因此将一个学科的作用轻易全盘否定。
案例四:某男,27岁,大学毕业5年,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岁时住精神病院3个月,病情有所缓解,但仍发作。去过很多心理咨询机构做咨询,但收效甚微。2年前在我这里做过3个月心理咨询,有改善但中间流失,2年后再到我这里咨询。经咨询发现,他并非精神分裂症,而是典型的焦虑型人格,外加强迫症,深层有性压抑。所以精神病院的针与药、电疗,当时能管点用,过后一、两个月,仍然回到原状态。大学毕业已经几年了,因缺乏独立生活与工作的能力而病休在家。
后来又回到在我这里咨询,前15次,我只是听他在倾诉他的几个我的“分裂”型征战,其实也就是两个我:父母给他的“老我”,他自己想成长的“新我”。他的情况是这样:从2-3岁时,他知道自己被收养,父母都是普通的知识分子:母亲是医生,父亲是大学教师。家里由母亲做主。15岁时手淫,被母亲发现,斥之为“下流!流氓!”,最后的总体的结果是:严重的人际交往障碍、习惯性的逃避压力习惯、缺乏安全感的高焦虑引发的人格障碍。
显然,缺乏安全感是他的心理障碍的核心原因。人有对死亡的基本焦虑和成长以后的继发性的焦虑:对生活的压力所产生的焦虑。一直担心被抛弃,所以焦虑感很重,有意识迎合父母,养成凡事逃避的行为模式,在心理深处,包括父母在内谁也不信任。有问题总是推给别人,在外面看来,是一个听话乖巧懂礼貌的文气男孩,但实际上是一个好吃懒做、逃避责任的男孩。
在经过16次咨询后,他才开始以社交的目的来教会,但总是躲躲闪闪,很难与别人建立正常朋友关系。在约第30次的时候,才愿意接触基督教。现在他已经基本走出了与父母的敌对,可以与教会弟兄姊妹交流。但参加礼拜和聚会,常常不能坚持。藉着心理学咨询和治疗,他已经走出了自我的小天地,但要康复,还有1-3年的时间和功课。但若无心理咨询的基础,他就不能与人正常交往,更不可能来到教会。但他信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在我的日常咨询中,我也有很多案例,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又患了心理障碍,如抑郁症、应激后创伤、甚至精神分裂症等,我的结论是:心理咨询是一个工具,它当然不能救人灵魂,但可以帮助人们缓解急难和压力,暂时解除心理障碍。基督徒患心理障碍已经不是一个新闻,但对心理学的贬低,使得很多人的心理问题被认为是魔鬼附体,或认为信心不好;很多基督徒不敢说自己有心理障碍,担心被主内弟兄姊妹批评。而韩国教会牧师与师母患抑郁症的比例,也不是个别了现象了。最富典型性的当属纪福赞牧师杀人案件。
纪福赞牧师因妻子与同工发生婚外恋情,一怒之下竟失手打死同工而因杀人罪入狱。美国另一华人教会著名主任牧师因婚外恋情被教会解聘!看到和听到这样令人震惊的消息,同样作为牧师的我,长久陷入深思:牧师作为教会领袖,付出全身精力牧养教会,往往身心疲惫,经常忽略家人需要,导致国内30%左右牧者婚姻亮起红灯 。作为牧者他们犯罪,似乎十恶不赦。但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他们也有灵性与心理的冲突和软弱,引起我深思的问题是:谁来辅导和遮盖牧师们的灵性与心理创伤呢?这是偶发现象还是教会治理的缺陷所致呢?从理论上讲,主教牧师们似乎不应有心理障碍,但实际上肉体的有限和软弱常常使他们陷入困苦,而且因教牧身份的特殊不能真实表现自己的软弱,如果缺乏经常性的心理“维护、维修”,天长日久生病或生大病在所难免。而教会对心理的贬低,使得牧师不敢公开寻求心理咨询帮助,也妨碍了心理咨询(教牧辅导)在教会的发展和应用。
对纪福赞牧师杀人一事,有慕道友问:“牧师是教导人对付罪的,为什么他自己却胜不过呢?”  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自己说:“按法庭指派的心理学家的分析,我失控的原因,是牧师及丈夫的双重角色冲突导致我精神崩溃,该愤怒的丈夫及想不断宽恕的牧师,让我人格分裂。案发前我曾寻求心理专家的协助,包括母会多位牧长专家的辅导,寻求各种处理方案。我也试图从信仰的角度切入,与当事人祷告认罪,恳求主的怜悯赦免。不料却在瞬间的震怒下,铸成难以挽回的遗憾,造成重大的伤害。不仅愧对受害者家人及教会,也让主名蒙羞。”
“牧师是个普通人,有着人性的软弱与极限。我曾希望像神一样不断宽恕,但我忘了自己只是个人,是个里面隐藏着震怒的丈夫。正像我的朋友是个性情温和、信心坚固、多方恩赐、满有爱心的同工,但也有着人性中难以告人的软弱。在许多不幸的巧合中,我们不够警惕,掉入撒旦的陷阱里,入了试探而难以自拔,这个悲惨的结局就逐渐形成了。我曾苦思良久,何以惨剧发生在受害者、妻子与我,三个立志爱主的人身上?只能更认同保罗说的‘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到去作……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7:19;8:6)”
纪福赞自己反省时指出:“在家庭和服事上,我曾以坚定的信念告诉神说:‘我照顾你的家,你照顾我的家。’因此,我曾沉迷于教会的服事,忽略了家人的感受及需要。内人常抱怨我不应作牧师,应作没有家庭顾虑的神父,专心服事。我愈拼命服事,家人离我愈远。当我专注于教会的灵性增长及策划建堂时,无形中,我的家庭正被撕裂。我曾很难理解这样的逻辑及结局。”( 神国资源杂志2006第三期  www.krcenter.org
从教牧辅导角度看,这个问题很简单:在教会侍奉与家庭发生冲突时,应该首先处理家庭问题。《圣经》早已有教导:“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提前:3:5),但为何心理专家和牧长专家在这样基本的问题上,没有能给他一个有效的意见呢?原因很简单:心理专家不懂《圣经》,而很多牧长专家不太懂教牧辅导。很多教牧人员家庭之所以出问题,原因并不复杂:丈夫忽略了对妻子的关爱!为侍奉而侍奉本身就是错的!教会有些人过于“属灵”忽视人的情感需要,而心理咨询单纯强调心理忽略灵性需要,都走向片面。牧长专家未必不知家庭的重要,但担心被人指责为“没信心,不靠神”,人言可畏,所以只好痛苦忍耐,直到忍无可忍时爆发。美国某华人教会主任牧师也因婚外恋而被解职,种种悲剧这提醒我们,重读“雅歌”明白其中深意,未必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天主教会神父不断出现的性丑闻,也提醒我们,肉体需要必须加以重视,因为“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林前6:19)
至于纪福赞自己反省时指出“我曾很难理解这样的逻辑及结局”,反映了一种华人教会牧养中的一种普遍的“中国文化传统”现象:事业第一,家庭第二。婚姻与家庭对基督徒是最重要的责任和功课,因为在基督里,婚姻是基督与教会关系的象征(弗5:22-39)。所以,一个处理不好婚姻与家庭关系的人,在侍奉中也一定是失败者。因为教会的管理是以神的爱为基础的,而家庭更其是基于爱情而建立的。在家庭里感受不到爱的人,在教会也很难爱别人;同样,处理不好婚姻关系的人,在教会也很难爱别人,婚姻的核心就是爱:“爱是恒久忍耐,不求自己的益处”。表面看来,婚姻好像只是一个人的事,但在本质上却反映的是个人信仰生命的真实情况:因为在家庭中,爱难以作假。婚姻家庭的失败,是一个人爱的能力的失败,是对神“彼此相爱”命令的悖逆。折射出个人自我中心老我的强大:爱人必须舍己,爱的失败,就是舍己的失败。
纪福赞的悲剧不是个人性的,而是部分华人教会过分片面强调属灵、忽视个人生命整体教牧观的必然结果。牧师首先是个人,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所以他首先要在生活的每个层面活出基督真理的见证,然后才有资格在讲台上证道。证道是一个人在基督里的生命达到一个地步,他深切感受到上帝的大爱和救恩的甜美,禁不住要大声讲出来!证道与牧养(牧师)绝不是一种神学知识的讲解,自己所行与所讲没有多大关系。一个满身疾病的医生,有何资格去给别人治病呢?不会爱妻子和丈夫的人,又怎会去爱其他人呢?婚姻失败的人对别人的爱,往往是自恋型的爱:为证明给别人看的表演。妻子与儿女是上帝的产业,管不好神所赐产业的人,能是有忠心和见识的管家吗?(路12:42,太24:45)
关于这些,《圣经》彼得后书 1:2-11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但愿一切做神工作的人每天能以自我省察:
“神的 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 神的性情有分。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教牧辅导不仅仅是对会众的,也更是众牧者自己的自我保健和治疗手段,牧师们也必须有自己的教牧辅导“导师” (mentor)!这就是初期教会设立主教的教牧意义。
纪福赞的悲剧,不由得我们要问:牧师辅导会众,那么,谁来遮盖和辅导教牧人员心理的软弱呢?因人天性的软弱,基督徒甚至教牧人员出现心理障碍都是正常的,关键是怎样依据《圣经》原则具体实施治疗!在耶稣的身上,教训、福音、医治三者并不互相代替,而是互相补充。没有教会牧养经验的人很难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出现心理乃至生活问题,本人肯定要负主要责任的!但由于华人文化的特殊性,很多参与教会侍奉的人本身就带有心理创伤,国内教牧人员普遍被人们和社会轻视,同时又有很大的权柄,业绩考核又很世俗化、结果导向,迫使教牧同工产生很强的成功欲望,长此以往,自己癫狂不说,必然将教会带向混乱和纷争!
华人教会中,教会对教牧同工要求很高而各种物质精神保障很低,更谈不到对教牧同工的心理关怀了,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很多参与教会事工的同工都承认,华人教会的管理中存在着从制度上扶助软弱者(包括牧师)的制度性缺陷,最典型的就是教会牧师缺乏基本的教牧辅导训练,如婚姻协谈与辅导;还有牧师缺乏牧师(主教)牧养的管理缺陷等。这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教父时代,寻找办法。其实今天华人教会所遭遇问题,初期教会也遭遇过,而且解决得很成功。缺乏传统的华人教会,有必要跨越16世纪,重新在《圣经》原则下寻找教会的传统,这就要看我们众牧者是否有一个谦卑的学生心态了。这在我的另一篇文章《主教制与长老制比较研究》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四、    教牧辅导绝不是“内在医治”

教牧辅导是基于《圣经》原则而综合运用心理学方法治疗信仰障碍和心理障碍的教牧工具,这需要在教会中逐渐推广普及。当教会面对基督徒心理障碍束手无策时,一个以“内在医治”为名的心理治疗派别开始浮出水面,引起一些教会的混乱,很多缺乏教牧辅导基本概念的,热衷于给别人做内在医治,差一点走到异端里去。有必要对这个危险的现象加以说明。如果要给内在医治下一个结论,简而言之:这种“内在医治”不是异端那也是离异端不太远了。
内在医治专家们自己说:近代兴起的内在医治祷告操练,最初被称为“记忆的医治”(healing of memories),着重处理记忆中的创伤。由于受创的经验不会被时间冲淡或自行愈合,而记忆更重复其杀伤力,日益蚕食心灵,我们需要运用祷告和辅导来追溯个人经历,邀请耶稣基督一起重返记忆,让祂治疗过去的创伤及后遗不良影响。但有些心灵受创的病态表现,未必直接归咎于某件特定事故,而是日久养成的负面态度和习性。因此,内在医治更积极的目标和更深层的意义是正视心灵的状况,寻求基督徒生命整全的发展和成长,真正实践与神与人重建关系。内在医治不是一般心理辅导协谈服务,也不是强调追求方言和身体医治的灵恩派活动,更非“新纪元”(New Age)运动所倡导的超觉冥想,而是把握圣经的教导和应许,顺服圣灵的引导,在父神的保守和主耶稣的权能下进行心灵重整与更新。
先来看一个内在医治(inner healing)过程的解说:麦丽婵女士尝试以一个案例,以演示来说明内在医治的「三重」进程。
  永贤(个案的化名)是一位接近四十岁的弟兄,他要处理的问题是觉得自己有很多感情的压抑及心灵不自由。在倾谈的过程中,知道永贤的父亲的职业是海员,母亲要独力照顾他和弟弟。在孤单郁结之中,母亲选择了永贤成为他的倾诉对象,一有空间就向永贤倾诉,却没有作为永贤的聆听者,当时只有十岁的永贤就视这一种沟通是与母亲的亲密关系。谁不知代入了母亲的苦情世界,使他渐渐失去了喜乐、自由及自己,而唯一找到自己的地方,就是在认同母亲之处。他深刻记得一幅图画,就是十岁的他卧在床上,聆听着母亲诉苦。
  在“重开”进程中,笔者邀请他闭上眼睛,求圣灵让他看见那幅图画,并在整个过程中祈求圣灵的指引及保守。当图画呈现时,笔者邀请卧在床上的永贤向母亲表达内里的感受,起初有点困难,因为那些感受压抑了很久,但在笔者引导下,渐渐可以表达出小朋友期望母亲了解的心声,同时也流露出听母亲诉苦所带给他的心灵捆锁。他明白到没有自由与喜乐的原因,是因为长期被捆在母亲的苦情世界之中。
在“重演”的进程中,笔者邀请那个小朋友的永贤接受主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之后他见到耶稣带他离开现场一起在天空飞翔,呼吸自由的空气。在“重译”的进程中,笔者看见永贤由愁眉深锁到开颜展笑,他经历到耶稣的医治,感觉到与母亲以往过分黏缠代入的关系被更新了,并且意识到他与母亲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这份关系的重译,会帮助他的心灵更自由、更释放地表达情感,这完全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及主耶稣的爱。(《内在医治模式》作者:麦丽婵  为香港禧福协会同工)
从心理学角度,这完全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所谓的“自由联想”而已,加上“圣灵”与“耶稣”就变成了“内在医治”的方法了。把想象当作真实,把幻想人物当作“耶稣”,真是危险至极! 耶稣基督再来一定是末日审判,在马太福音太24:29——31,耶稣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所以,仅从这一点看,这种方法与印度教知名人物奥修所谓的“默想”“观照”等无甚差异,也与中国佛道教中的打坐、坐禅本质一致,只不过把其中的“佛”换成了耶稣而已。这种治疗应该说虽然自称以上帝的话语治疗,但其实与耶稣基督毫无关系。这是极端灵恩派在教牧辅导上的新诡计,把救恩简化为治病的新花样,但因打着灵魂与心理医治和耶稣基督的大旗,迷惑了很多人,应该引起教会同工的高度注意。其实这是钻了当前很多教会教牧辅导发展薄弱的空子。耶稣的血已经救赎了我们的灵魂(内在)和肉体,还需要哪门子的内在医治呢?
张逸萍指出:近年流行的内在医治(Inner Healing,或作心灵医治)的前身是记忆治疗(Memory Healing),虽然每个作者或治疗者的办法都略有不同,却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在祈祷的时候想象“耶稣”来临,治疗心灵所曾经受过的创伤。请看下面几段的形容﹕
“想象耶稣带领进入一座花果丰盛的园子,在那里接受耶稣的代祷…从在母腹成孕开始,回顾过去人生中的每个阶段,每到一处都尽可能重组现场实况,并察觉耶稣临在的位置。” ,“将祷告的内容构成一个"生动"的画面…将祷告的内容构成一个"意境",用信心借着圣灵的带领经历到此意境的"产生"或"出现"。” “想象自己被对方仇恨的绳子捆绑,不得释放,这时他祷告,求主释放他…主用圣灵的宝剑将他身上仇恨的绳子一条条砍断…求主借着这样的想象,使案主的内心得医治。”  内在医治名人Leanne Payne在他的书《The Healing Presence》中表示,神给我们话语或者图画(符号或异象等等)。他有一个祈祷伙伴最擅长“看见”这些图画,而且常常是连续一串颜色鲜明的图画。 他继续解释这样的想象(原文作visualize)和一般的想象有所不同,他称之为“更高的想象”,是“收到思想或图画的能力”,在这个时候较低的(生理上的)想象是被挡着或者被挪开的 ,即是说,这不是一般的想象。这个中文翻译为“想象”或“摹想”的做法,英文是visualize,我想最理想是翻译为“观想”,进行的人是用心灵力量去看见或者收到一幅图画,现在有人干脆叫它做“心像”(mental image),从上边的形容,可以很清楚了。(《心理学偏离真道》  12章 张逸萍著 生命出版社出版)
很可惜,张逸萍准确看到内在医治的本质,但书名却是“心理学偏离真道”,一句话就否定了一个学科,实在令人遗憾。如果这只是针对超个人心理学和超心理学,还勉强说得过去。如果是针对整体心理学,未免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鲁莽!严格说来,偏离《圣经》原则的学科,又岂止一个心理学!从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何中国基督徒不能在中国的文化与科学领域有所建树和影响,因为这种非此即彼的是非观,除《圣经》以外其他均属魔鬼的极端思维,在倒脏水时,连同婴儿也倒了!很可惜,物质性的存在,如金钱、性、自然界等,它们都是中性的,在本质上并非是罪的,关键在于什么人以什么的心态和动机去使用它们。否则,我们的一生都只有吃住都在教会里面。可是如果那样,我们要修建多大的教堂呢?

在结束本文时,我想强调,本文观点均属个人一家之言,不一定全对,限于篇幅,只能算是抛砖引玉而已。我愿意以哥林多前书 10:23-33这一段经文作为建议,送给我们主内从事科学研究的弟兄姊妹共勉:“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市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 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 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象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乐乎设计,乐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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