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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著名大学产学研结合实践

国际著名大学产学研结合实践

范:通过区域规划使得大学来带到地区振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也在实践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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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tongji.edu.cn/tjbao/shownews.php?sn=3409

MIT与128公路
(2005.12.30)

——国际著名大学产学研结合实践(之二)

128公路的兴起

128公路是美国麻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一条高速公路,长90公里,距市区16公里,环绕波士顿呈半圆形。目前,该公路两侧聚集了数以千计的研究机构和技术型企业,呈线状分布,并与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相连接,简称128公路高科技园区,它是美国政府全力扶持发展的高科技园区。

128公路的繁荣是冷战的产物。50年代朝鲜战争和苏联卫星上天,促使美国军方急寻新式武器和防御系统的研究、开发和供应基地。二战时期MIT在发展雷达系统、扭转欧洲战局的功勋和波士顿地区雄厚的工业基础都促使128公路地区成为美国军方的首选。巨额的国防经费以及军事合同与军事采购不断投入波士顿地区,许多公司纷纷迁往128公路,50年代末,128公路以其崭新的技术产品———磁化器件、微波产品和新型计算机独占鳌头。60年代它曾经创造了极高的生产率,资金回收率和就业率,促使麻萨诸塞州的经济飞速发展。世界最有名的高技术产业大公司如雷神、数值计算机(DEC)、王安、通用数据等公司都先后诞生于此,特别是它的计算机产业与软件工程更是首屈一指。世界上闻名遐迩的技术,特别是军事尖端技术产品,如北极星导弹、阿波罗登月的导航技术、SAGE预警防御系统,以至伊拉克战争中神乎其神的爱国者导弹都来自128公路,128公路高技术产业区在美国地位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MIT是128公路的创造源泉

128公路高技术产业区的迅速发展,从技术源头上,从产业的主要领导人,从产业形成的种类上都与MIT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28公路高技术产业区以MIT为依托,不断创造新思想、新技术、将新技术转化为新产品。

MIT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创办于1861年,第一任校长罗杰斯在建校之初就提出了MIT应该是“科学与实践并重的学校”,提倡学生应该以应用科学知识为武装,解决工业实践中的各种问题。MIT在美国工业起飞和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历史上,它曾经帮助过著名的通用电气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杜邦公司等改进产品和技术,使美国许多产品和技术居世界前列;它在美国工业研究史的建立过程中作出了跨时代的贡献,帮助许多著名的工业大公司的建立,发展了工业试验室,对美国工业的科学化、精确化、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加新领域方面的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二战初期,MIT高速建成了雷达实验室,完成了雷达的设计、制造任务,保证了战时的急需。128公路的支撑,三大高技术产业———微波、计算机、导航的技术源泉都来自MIT的实验室,或与MIT有密切关联,现代许多新型技术如雷达、声纳、引擎、导弹、遥测遥控、计算机、软件工程、人工智能、卫星通讯和摄影、生物技术等等都来自MIT。而MIT人才的积聚,产生“积聚效应”,近年来MIT每年获取的专利数都在百项以上,学校不仅注意培养学生成为科学技术专家,还力图把学生培养成“工业界的领袖人物”,由MIT毕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进入工厂、实验室,像128公路上的很多大公司如DEC、Lotuo等都是由MIT校友主持的。据波士顿银行最新统计,在麻萨诸塞州中有636家公司是由MIT校友创立的,占全部公司创始人的 1/5多,这些企业是128公路高科技产业的核心。MIT供应了麻萨诸塞州内绝大多数的电机和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和半数以上的硕士。一家在128公路上新建的计算机公司的负责人说:“128公路犹如一个食物链。没有大公司在这里,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假若大学不在这里,大公司也不会在这里了。”一语道破了128公路产业对MIT技术与人才的依赖性,MIT就是128公路高技术产业区的灵魂。

128公路与硅谷

进入80年代以来,曾经领航着电脑科技业的波士顿,经历了市场转向小型个人电脑的巨大冲击,开始在各种指标上落后于硅谷。美国学者安纳利·萨克森尼安的著作《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曾经对比过这两个地区发展的兴衰,引起不小的震动。他的看法是,硅谷与128公路的根本差异不是技术与人力资源,而是硅谷具有一种更能适合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机制与文化。

他分析了128公路与硅谷地区的文化差异,认为128公路诞生于美国最古老的工业基地新英格兰地区,长期受到华盛顿的科研基金和军事订货的恩惠。保守而僵硬的文化传统以及受政府扶持的企业优势,使得员工缺乏独立创业的精神,另外,128公路地区的公司具有分散封闭、自成体系的组织结构,使他们偏重于在企业内部鼓励进行技术改进,与本行业其他企业缺少合作。而硅谷与其恰恰相反,活力、开发、创新、变化是这里蓬勃向上经济发展的绝对筹码。

另据最近的研究显示,128公路高科技园区有着和硅谷全然不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领域,两者也不能简单以衰落和兴盛来定义。米歇尔·拜斯特,爱尔伯·帕昆的《发现地区竞争优势:麻塞诸萨州的高科技》一文中称,128公路和硅谷被视为美国最成功的高科技园区案例,但是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生产系统。简单来讲,硅谷有非常规模的生产能力,这一点是128公路所缺乏的,与该地区的新英格兰传统密不可分。但是取而代之,这种保守、严谨的传统更适合在复杂产品系统,诸如飞机能源、导弹防御系统、小型机、工厂自动化系统、电信传导中枢设备等中发挥作用。据200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128公路的企业给主要通讯设备提供最为复杂和精细的转换器;而硅谷的企业的产品则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因为他们主要提供电子市场末端产品,诸如网络集线器和中小企业或家庭的路由器设备。

无论如何,许多地区有着研究密集型的大学,许多大学以可以孕育高科技企业为豪,但是他们中很少可以像128公路和硅谷那样对工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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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安纳利·萨克森尼安的著作《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
这本书是规划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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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tongji.edu.cn/tjbao/shownews.php?sn=3321

斯坦福大学与硅谷
(2005.12.05)

——国际著名大学产学研结合实践(之一)

编者按: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路径看,大学与产业紧密结合,形成产业集聚的特征非常明显。作为“紧密结合产业链发展学科链”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同时也作为百年校庆筹备的重大专项,我校正在积极参与“环同济产业圈”的规划与建设,以此推进“校区、园区、城区”三区联动。为此,本报从本期开始,将刊出一组文章,介绍国外著名科学园区与大学互为关联的情况,从中我们或可得到某些启示。

一位美国科学家这样说:“硅谷之于美国,正如美国之于世界。” 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校长说:“斯坦福大学之于硅谷,正如硅谷之于美国。”硅谷是今天世界信息技术的圣地麦加,引领着以电子信息行业为龙头的新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州优越的地理位置供给了硅谷发展的充分的阳光,斯坦福大学为其提供了充分的营养。如同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古老法则,斯坦福影响和造就了硅谷,硅谷也在精神气质、文化氛围上塑造着斯坦福,两者盘根错节,又共同影响和改变着新经济影响下的世界风潮。

1876年,加州前州长利兰·斯坦福捐出了他8000多英亩的帕罗阿图农场,要创办一所完全不同于东部长春藤联盟的大学,即一个没有宗教派系之争、重实用技术、培养有教养且有用公民的大学。1891年,老斯坦福在开学典礼上讲,“生活归根到底是指向实用的,你们到此应该是为了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这必须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这就是影响着斯坦福人发展成长的教育文化理念,她鼓励每个有设想的人去发挥,去突破,随后也衍生了与之共生共长的硅谷精神。

一、创新的文化精神

1951年,第一个研究园区———斯坦福研究园区在弗里德里克·特曼(硅谷之父)的操持下创办,研究园区的创立,成为硅谷人才的孵化器,为致力于创业的有志者提供了技术、信息和资金的保障。今天如日中天的惠普公司,就是在研究园区起家的。1938年,在特曼教授的帮助下,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休利特和帕卡德以538美元的资金在一间车库里创办了惠普公司,这就是后来被人们广泛传颂的车库创业。惠普的崛起备受瞩目,而这种有冒险基础高回报效应的研究园区也成为众多创业者挥洒才情的沃土。由人才、资金以及创业精神的聚合产生了巨大成就的公司,如苹果电脑公司、SGI公司、肖克莱半导体实验室、仙童公司、Intel、Sun、Cisco、Yahoo、Google……这些公司本身都成为人才培养的孵化器,在这里,跳槽和创业不受排挤,很多人拿着专利离开原公司创办新公司,新公司又在孕育着不断求新求变的新人才。斯坦福研究园区和硅谷象一块巨大的磁铁,全美乃至世界各地的优秀工程技术人才都像内置了铁屑,不断被其吸引。

在这里,研究和技术开发与投入生产之间的距离缩短,科研与工业联系在一起的环境造就了许多教授企业家。电器工程系教授林维尔有数以千计的学生在硅谷工作,他本人也在好几个公司兼职。1971年他与人共同创立了遥感系统公司,专门制造视觉--触觉转换器,使得目前在美国已经有上万名盲人享用电子式的阅读。学生创业也是屡见不鲜,驰名世界的苹果电脑公司,就是由两位年轻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乔布斯和沃兹尼克创办的。创业已经成为了斯坦福大学的一种重要文化,这也是研究园区和硅谷根深叶茂的巨大布景。

二、实用教育:寻求大学的生产性功能

大学是生产知识的重要田地,知识是科技的基础,科技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一所大学如同斯坦福那样从创立之初就把教育和实业紧密结合,这种“实用教育”的观念一直贯穿着斯坦福与硅谷长远的发展。因为年轻,没有历史的羁绊,没有宗教的依赖,斯坦福大学在行走之路上始终与时俱进,疾步如飞。在斯坦福,教师和学生在不影响分内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前提下,均可以直接参与创业活动。有了硅谷作为世界电子技术领头羊和大量风险资金集结的创业环境,再加上斯坦福对教师和学生创业的默许,斯坦福人对应用技术开发更是情有独钟、个人的创业热情高涨。据粗略估计,在过去的50年中,硅谷之中由斯坦福的教师、学生和毕业生创办的公司达1200多家,目前50%以上的硅谷产品来自斯坦福校友开办的公司。

三、斯坦福与硅谷的启示

在美国研究型的大学中,斯坦福可以算得上“另类”。培养了1位美国总统、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42位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84位国家科学院院士和14位国家科学奖得主及数不胜数的企业家。它的传奇色彩被视为大学之中美国精神的一面旗帜或美国梦成真的典范。斯坦福和硅谷的相得益彰独创了大学与城区联动的风格体系。这种氛围是历史的产物,受文化思想的风化,也依托时代主题的感召。一种文化环境的隐性支持是创新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

如同很多研究者形容的,“美国最大的财产是他们对失败的态度:能容忍失败并倾心于承担风险”。这种文化土壤无疑是最适宜创业者辛勤播种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创造价值,而创新的环境与中国传统的文化依然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以“成者为王败者寇”为广泛信条的中国文化不太能够对创新者做出包含和宽容的姿态,而建立适合创新文化环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斯坦福始终是斯坦福,硅谷始终是硅谷,至少在今天,无论是MIT与128公路,剑桥与剑桥高科技园区、中关村或者新竹,都无法取代斯坦福与硅谷的独一无二。有意思的是,这些大学与科技园的互动也由最初的硅谷模式在进行着不断的变奏,丰富和发展着更富有活力的知识生态。

(李涵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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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info.gov.cn/data/200505/1_20050508_109791.html
美国波士顿128号公路的兴与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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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宏飞]
[发布时间:20050508]
[来源:《全球科技经济了望》2005年第1期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加工整理]



    波士顿是美国东北重镇马萨诸塞州的首府,也是新英格兰(即美国东北六州)的中心,有400多年的历史,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128号公路是波士顿郊区的一条高速公路,长108公里,距市中心16公里,环绕波士顿呈半圆形。公路两侧的高科技产业密集区(包括米德尔塞克斯、萨福克、诺福克和埃塞克斯四县)被称为“美国的高技术高速公路”,目前聚集了数以千计的研究机构和高科技企业,呈线状分布,并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大学相连。


    128号公路的兴起


    128公路始建于1915年。早在二战之前,128公路沿线就建立了几家科技型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是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研究实验室分离出来的,其主要目的是将大学科研成果与企业相结合,促进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商品,但这些企业十分零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发展缓慢。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128公路地区是一个转折点,战争期间美国对军品研制和定货的需求使该地区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战争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和毕业生们在政府里的显赫地位为该地区科技产业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128公路高科技密集带的真正形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美国联邦政府为了冷战和空间军事竞争的需要,投巨资进行军事技术开发,通过引导资源流向,使大部分资金落入128公路附近的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手中。1950至1960年间,该地区仅从美国国防部就得到60亿美元的订货合同。其后,美国联邦政府在此地的订单金额每年增加10亿美元,并购买了128公路地区一半以上的产品。1951年,马州政府对128公路进行了扩建,把大波士顿地区的20多个城镇连成一线,为方兴未艾的研究和工业活动开辟了新的空间。


    整个20世纪60年代,在联邦政府巨额研制资金和军品定单的强有力的支持下,128公路地区的创新活动极其活跃,发明层出不穷,新的公司不断涌现,如晶体管、半导体芯片、电子计算机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成果。军事科技领域的需要催生了该地区的繁荣。麻省理工学院作为国防和航天研究合同的主要承担者和受益者,成为波士顿地区经济转型的先锋。


    从麻省理工学院等高等院校实验室孵化出来的大批高技术公司在这里落户,形成了巨大的高技术综合体,并向495号公路发展。这些高技术公司的发展与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康普顿的努力有关,他主张教员不仅可接受公司的咨询,而且可开设公司。高速公路旁的工业园区为这些新开设的公司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开发场所。随后,各种不同性质的实验室、一些新型中小企业和老牌公司的分支机构纷纷在此落户,1965年,该地区已有近600家科技型企业。


    到了1970年,波士顿128公路地区已经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电子产品创新中心。当地一些公司专门研制需要不断创新和较高技术水平的产品,如雷达发射管、远程通信光缆、工业控制及导弹控制设施、导航系统等,经济效益明显。然而,随着越战的结束和空间竞赛的趋缓,国防与空间市场合同一度大幅下降,该地区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


    20世纪70年代末,微型计算机工业的迅猛发展帮助128公路地区摆脱了困境,使其成为美国计算机行业的一个中心。几百家各种文字处理和电脑公司在此聚集,其中包括美国无线电公司、阿杰克公司、波纳罗伊德公司和王安公司等一大批著名企业。1980年该地区中档计算机销售总额为260亿美元,占全美销售额的34%。当时引人注目的新兴公司,如数字设备公司、王安公司和通用数据公司等,占据了微型计算机市场的多半份额。


    128号公路的衰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128公路地区开始日显僵化,不求进取,发展速度放缓。冷战结束后,随着军品定单和军事开支的减少,128公路地区顿时面临严重衰退,曾在80年代以DEC、Wang及Data General等大型电脑带领着电脑科技业的波士顿,经历了市场转向小型个人电脑的巨大冲击,开始落后于硅谷。


    以该地区著名的王安公司为例,1971年,该公司推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处理机——1200型文字处理机。随后的几年里,该公司不断推陈出新,改进产品性能。到1978年,王安公司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信息产品厂商。80年代中期,王安公司事业冲上了巅峰,分公司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员工3万人,总营业额达235亿美元,王安个人财富一度超过20亿美元。然而,面对个人电脑的迅速崛起的严峻挑战,王安仍死抱着打字机不放,未能及时地跟上个人计算机的发展,最终由盛变衰。


    原因分析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128公路与硅谷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美国学者安纳利•萨克森尼安的著作《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中的看法是:单纯从技术和人力资源角度,不能区别硅谷与128公路地区的优劣,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硅谷具有一种更适合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机制和文化,这是硅谷之所以崛起,128公路地区之所以走向衰落的深层原因。


    128公路地区的形成机制使得有关管理机构一直致力于建立并保持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不是着力寻求通过自身知识、能力求发展的道路。由于依赖程度过深,该地区缺乏自我生存机制和造血功能,远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需求。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该地区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的由兴转衰。


    而在硅谷,由于缺乏国有的工业传统和管理经验,企业的管理者们从一开始就努力避免层次式的宝塔形管理组织结构,采取高度的部门自治和对职工的充分信赖。这是一种扁平式的管理模式。


    128公路周围的公司大而全,自成体系,配件相互不通用。这是一种封闭式的生产方式。而在硅谷,公司不是大而全,而是分工细致和专业化,不同公司生产的部件相容。这种开放型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快速的创新。


    创业冒险精神不够。由于保守的传统和保密的风气,再加上128公路地区的企业受政府扶持,效益较好,员工们普遍看重稳定的收入和稳步升迁的机会,为了能在离开岗位后享受丰厚的退休金,员工们往往终生供职于某个企业,很少流动。勇于牺牲安逸去开办企业的更是凤毛麟角。独立创业不是12
8公路地区流行的事业取向。


    与此相反,在硅谷,则盛行着善于创新、敢冒风险的价值观念。许多硅谷的技术人员和企业家认为:只要抓住机遇,勇于冒险,机会将会永存。即使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硅谷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经历过失败,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失败的次数往往多于一般的失败者。硅谷文化强调知识共享,相互学习和交流。由于技术复杂性增强,知识更新快,而且往往需要跨学科的综合知识,任何人都无法单独完成复杂的技术创新,而需要别人的帮助,因此形成了一种且取且予的知识交流氛围,只取不予是行不通的,知识共享形成了风气。特别是非正式的交流非常活跃而且普遍。


    128公路地区初创公司的数目远不如硅谷多,成活率也不高,主要原因在于初创企业虽然机动灵活,但缺乏资金、场地和管理经验,势单力孤,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难有作为。而128公路地区的支持环境很不利于小企业的生存,这与硅谷的初创企业高达60%~70%的成功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128公路地区和硅谷的发展过程中,两个地区的著名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都起着极为重要却截然相反的作用。麻省理工学院和128公路地区企业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主导该地区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模式,麻省理工学院一向认为投资刚起步的公司太过冒险,不符合其“谨慎、有判断力的聪慧之上的处理原则”,因此,只重视与有成熟技术、与政府关系良好的大企业发生关系。


    与此相反,斯坦福大学的产业合作计划却促进了大学和各种规模的企业的直接联系。企业只要每年支付1万美元,公司就可以同大学里任何院系的实验室建立定向联系,这种合作为公司招聘人才提供了特殊的联系,同时还向公司提供了参加实验研究项目的途径。


    对于高度不确定的创新活动而言,没有风险资金的支持是不可想像的。128公路地区与硅谷一样,都集中了巨额的风险资金。但不同的是128公路地区的风险投资多是由大银行、财团、保险公司提供的,有很强的政府背景。投资者没有专业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也就难以规避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因此对于投资创新公司总是慎之又慎,不愿在初创企业上下赌注。而硅谷地区的风险资本家多半是由懂技术、会管理的退休工程师或前任企业家组成,他们有能力鉴别创业者的素质和创新的价值,经过接触,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手续就可以做出投资决策。


    128号公路重振雄风


    当1998年康柏电脑买下位于128公路地区的数字设备公司时,该地区一度繁荣的电脑工业似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数字设备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电脑厂商,有过40多年的辉煌,一度走上成功的颠峰,然而最终还是被兼并,走完了作为一家独立电脑企业的创新历程,给业界留下深深的遗憾和长久的思索。128公路这个曾汇聚了绝大部分掌握着世界顶尖信息技术的企业的地区,却成为衰落产业群的代名词。


    但128公路地区并未就此一蹶不振,而是凭借人才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近年来又重新焕发了活力。自128公路地区的大型高技术企业开始重整以来,许多被精简和遣散的人士转而自行创业,当地的文化风潮也开始转变,原有文化传统和社会机制也因受到冲击而演化。涵盖生化、通讯、电子、信息等领域的高技术公司总部纷纷落户于此,一些外地高科技企业也在128公路沿线设立了分部、研究中心或销售基地,例如微软公司在此设有很大的研究基地和办事机构。


    可以预见,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128公路地区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许多方面可与硅谷和其它新兴高科技密集区一争高低。目前,128公路沿线地价已迅速攀升,剩余空间日小,很多新兴企业开始在离波士顿远些的495号公路沿线营建。如今,波士顿128公路地区已浴火重生,成为多家知名高科技公司的总部,包括软件公司EMC、经营搜索引擎Alta Vista的MGI、开发搜索引擎Lycos及提供网络路由服务的Akamai。


    此外,正在这里兴建的一个半径约8公里的以生物技术为中心的肯德尔园区,被一些投资者看作是生物工程“硅谷”的雏形。该园区已集中了近百家生物技术公司,其中大多数都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密切相关。在目前受到投资者青睐的美国生物技术公司中包括基因技术公司、迈里亚德基因技术公司、基因治疗公司和美国基因公司等。再者,波士顿是全美医学研究最集中的地区,其研究经费、医务人员及研究工作者占人口比例最高,在尖端医学研究、科学仪器和医疗器材等方面非常发达。制药界巨头如Pfizer、Merck、Astra Zeneca及Novartis皆在当地研发优势的吸引下在此设点。


    凭着过去长期累积起来的经验,并有65所高等院校的培训能力,128公路地区近年来建立了多样化的高科技企业及大量青年毕业生自组的伙伴公司,现有高科技企业3600多家,其中以Lotus(IBM)及Lycos广为人知。此外,该地区已成为全美最大的健康研究中心。以波士顿为中心的新英格兰六州是美国最重要的电子信息、航空航天设备、生物工程、保险和医疗服务基地之一。


    128公路地区的发展,与波士顿的高等院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过去十年里,波士顿地区的科技发明,2/3是由各大学完成的。大学教授、研究人员,乃至在校学生创办高科技企业。技术入股、公司兼职蔚然成风。他们认为,高科技企业必须要有专利和创造发明,大学一定要有一流的教职人员,有一支善于创新的队伍,否则即使政府建好科学园交给他们也无济于事。


    麻省理工学院对128公路地区的科技发展影响最大,其发明占波士顿地区所有大学发明的一半左右。2000年,马州有1065家公司是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参与,或由其毕业生创办的。这些公司约一半位于128公路地区,年销售额达530亿美元。128号公路两旁高技术产业区内的公司,有70%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创办的,IBM、ATT等公司有许多高层领导也都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


    近年来,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教师和毕业生纷纷走出校园,以自身的技术优势,在该地区独立创办了一批生物技术公司,使128公路成为全美著名的生物技术走廊,推动了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据统计,该地区10个顶尖生物技术公司中,有8个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和毕业生独立创办的。这里的Biogen、Genzyme、Millennium、Perseptive Biosys-tems、Abott、Vertex等皆为全美著名生物技术厂商。目前炙手可热的Akamai,就是利用麻省理工学院开发出来的复杂算法,来找出因特网上的最快速路由。


    在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等知名大学协助下,128公路地区已重振高科技雄风。硅谷仍是高科技之王,但波士顿对于“老二”地位是势在必夺,并已吸引到一些顶尖高科技公司进驻。据《电脑世界》报道,2003年,128公路地区创造的高科技就业机会是硅谷的2倍。


    波士顿金融服务业非常发达,占全美金融服务的27%,此地的Fidelity Investment是美国最大的共同基金公司,又紧靠美国最大金融中心纽约,意味着这里的企业家可轻易获得融资。波士顿的风险资本投资居全美第二位,这里的投资者过去被批评忽视自家后院的投资机会,而垂青硅谷的公司。如今,这种情况已大为改观。例如,设在马萨诸塞州的CMGI已设立一个新的风险投资集团@Venture,紧盯着128公路地区的新兴科技公司。


    目前硅谷的问题成堆,也让波士顿渔翁得利。新兴网络集团Hot DisPatch 2002年拒绝将公司迁往硅谷的要求,理由是硅谷房产价格过高及生活质量下降。另一方面,128公路地区企业门类较多也是一大优势,如遇到一些行业滑坡,另一些行业繁荣时,对整个地区来讲,仍可稳步发展。硅谷集中发展信息产业,虽可以凭借地区优势和行业合力,有利于占领世界市场,但是,如遇该产业不景气,则深受影响。本世纪初,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的几年里,美国高科技股票不断下跌,使得硅谷惶惶不可终日。


    在论证128公路地区再产业化的努力之所以成功时,有专家说:是因为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工业传统与能够提供必要的新原料(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卓越的大学系统独特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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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社会的创意孵化器  
孙惠柱  

   
大学何以为大学?以前曾有大楼还是大师的说法,现在这已经没有争议了,各地的大学都在盖大楼,也都在抢院士。大楼和大师,大学都需要,因为大学所担负的大任,是为整个社会提供一种关键性的服务——为社会的健全发展提供经过周密实验或论证的创意,大学是科教兴市兴国的主要基地。

在有着几百年大学史的欧美,最早的大学多源于读经注经的学习班,但现代化的进程使大学发现了远更重要的使命。工业革命需要大量懂科技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宪政改制需要大批雄辩的政治家和律师,都要靠大学来成批地培养;而培养这些人才需有系统的学问,建设这些学科也是大学的重任。当然,大学并不是学科建设的唯一场所,历史上也有不少重要科研成果是由自由职业的学者做出来的。近代以来,各国政府还办起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机构,养起一大批专门从事研究的专家。

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美国人相信小政府、大社会(这也是我国现在改革的一个趋势)。那里有世界上最多的诺贝尔奖得主,却极少有国家养的专职研究人员,科学院等基本上只有空名,类似于中国的学会。诺奖得主大多是教授,就连得文学奖的作家也都在英文系任教。教授一边教学,一边带着学生一起做研究,研究所需的资金来自政府或企业或基金会拨给的项目基金。人文社科方面的项目除了纯学术性的著作,或者为政府或公司做智囊,或者为社会政策和社区发展出谋划策,或者直接为社会提供文化艺术的服务——后者在全国的文艺生活中占了极大的比重。科技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纯理论和应用性的两种,应用性成果到了可以投入生产的时候,或者转让给公司,或者由研究者转换为创业者,自己开公司生产。创业者既有教授,更多的是研究生,也有本科生,所以主要的大学周围往往形成高科技的公司网。例如加州的硅谷就主要是以伯克利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人才为依托发展起来的。波士顿是以拥有哈佛和MIT等多所名校著称的大学城,周围的电子生化公司不计其数,恰似老母鸡和周围刚孵出来的一群小鸡。可以说,美国科研创新最大的孵化器就是大学。

“孵化器”的英文incubator原指抚育早产婴儿的保暖箱,这也是个很形象的比喻。在一切以利润为标尺的市场面前,大学里研究的许多创意确实还很像早产的婴儿,如果过早投入市场的直接竞争,可能很快就会夭折,因此需要为它们创造一个能相对安全地慢慢发育长大的环境,大学就是这样的环境。在一般社会里,多数人从事的都是日常的生产和管理活动,无暇也无力去进行系统的、形而上的思考和实验。在前现代社会中,少数执着的学者单独从事科研,历尽千辛万苦,还难免走很多弯路,进展缓慢。现代社会科研发展极其迅速,因为有了两个支持科研的主要系统:专职研究机构和大学,让学者有条件来专心从事前瞻性的思考,并将之付诸实验,最后再付诸实践。

两相比较,大学不但比专职的研究机构更为经济,而且运作起来也更有优势。大学的覆盖面超过研究院所,而且聚集了多学科的人才,比分科设置的研究机构更易于碰撞出新的交叉学科;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又可以成为科研的生力军,教授和学生的互动往往还能催生创意的灵感。近年来国内不少科研人员跳槽到大学当了教授,显然是看到了在大学搞科研的优越性。当然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也难免产生矛盾。1990年代我在美国大学任教时,社会上常有对大学的批评,怪学费飞涨,教授却不每天教课,尽写些谁也看不懂的书。我那时为一家州报写专栏,在一篇时论中说,大学教授应该教书,但还要为社会提供重要的创意服务。欧洲大学学费低,可公民缴的税高得多,所以政府有钱养很多专职研究机构,分担大学的任务。这样一比,美国的大学还是物有所值。不过大学也确有自己的问题,有的学者只顾个人兴趣,忽视对实际问题的关注,忘记了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这些问题在中国也开始出现。老百姓对大学学费也有怨言,而大学的经费还是远远跟不上科研的需要,经费的分配管理也不尽合理。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大学的定位要有准确的认识。大学不是学店,也不是只管收费上课的培训班,它还有更为重大的使命,需要更大的投入——包括国家拨款和企业委托的科研咨询项目。同时,大学也不是象牙塔,教师不能只为了所谓理论性而闭门造车,更不应凑数字炒冷饭为发表而发表,而要更多地关注社会的需要,利用大学的科研环境,孵化出更多能够造福社会的创意来。

不久前上海戏剧学院提出一个名为“戏剧大道”的创意,市有关部门、静安、徐汇区政府以及周边单位立刻表示支持并参与合作,一个将要全面提升上海文化格局的文化圈建设项目很快开始了实质性的规划和筹备。上戏是上海最小的大学,这个例子也许更能够说明,大学既是人所共知的培养人才的基地,也是为社会孵化创意的重要基地。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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