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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之后中国经济走向

深圳市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其它城市的政府官员都和李芦媛一样,梦想摆脱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产业。这些制造业城市正努力将自己重塑为高科技、低污染、高附加值的现代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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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美国不一样,不能要求中国成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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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虚价经济走向实价经济 (2008-07-04 10:04:05)
薛涌   

几天前,纽约股市坍塌。收盘后几位金融家和投资家在电视里发表评论。有位问:中国的GDP在2007年增长11.2%,今年估计也超过9%。相比之下,美国的GDP在2007年仅增长3.2%,今年估计也就2%左右。按道理,我们应该把钱都拿去买中国的股票。人家那里的经济涨得快多了。但是,与去年的最高点相比,中国的股市已经缩水一半以上,但道琼斯还以毫厘之差没有下跌过20%(即熊市的下跌幅度)。可见,增长只是经济的一个面向。除了增长外,还有个定价的问题。



这番评论非常击中要害。中美相比,中国是虚价经济,美国是实价经济。虚价经济当然不是虚假经济,但价格泡沫会带来剧烈的经济振荡。实价经济也有振荡,但振幅轻得多。比如,今年六月份是美国股市自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六月”,但道琼斯跌得最狠的一天是四百多点,不到4%。这比起中国股市一天7%的下跌,可谓小巫见大巫。经济发展当然免不了磕磕碰碰。但是,能够持久的发展不是赌博,而需要稳定和理性。这是实价经济所能提供的。目前中国发展的首要之务,也是从虚价经济向实价经济过渡。



那么,什么是实价经济呢?说白了就是市场价格所界定的经济:你吃饭也好,开车灌油也好,要照市场的价格埋单,不要指望政府来补贴。这样,市场就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来进行理性的资源配制。如果事事等着政府补贴,那实际上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定价,是由政府进行资源配制。这一模式失败的苦头,中国的老百姓怕是最有体会了。



为什么实价经济比虚价经济更能有效地进行资源配制,并促进更持久、稳定的增长呢?不妨举当今燃油涨价的例子。世界石油价格上涨,在美国这种实价经济中,痛楚是立竿见影式的。因为没有政府的补贴,老百姓自己要承担涨价带来的经济负担。美国人开始开不起耗油的SUV了,争先恐后把自己的SUV甩买给旧车行。但旧车行接的二手SUV太多,没有人买,就拒绝收购。结果出现许多美国人把SUV砸在手里:开不起也卖不掉。实价经济,就是这样让人们面对油价上涨时没有任何缓冲可以依赖,哪怕社会一时间满目萧条。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打击直接迅速,社会寻求对应之策也快得多。美国人开车少了,乘公交的多了,居住也走向密集,缩短上班距离。同时,节能技术变得有利可图。比如,日本丰田车靠着电油混合型的节能引擎把美国汽车打得打败。但是,美国的公司则在重型车辆的电油混合节能引擎技术上占据优势。比如一千多美元罐一缸油的重型卡车,一旦用上这种先进引擎,节油的边际则比四五十美元灌一缸油的小丰田要大得多。



相比之下,中国是虚价经济,油价因为政府的补贴成了虚的,不反映其市场价值。这样,中国社会面对油价上涨的挑战就反应迟缓,甚至缺乏痛感。比如,SUV目前在主要发达国家都成了滞销货,厂家要打大折扣才甩得出去,但在中国则风头正旺。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油老虎享受政府补贴下的低油价。久而久之,这种补贴也养育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文化,觉得吃补贴是自己生而俱有的权利。当我说中国油价比美国低太多、需要和国际接轨时,立即有读者在我博克上留言:“你光比中美的油价,怎么不比中美的工资?油价这么涨下去,中国人还怎么养得起车?”这位读者忘记了:既然知道美国人的收入比中国人高得多,中国人怎么能看到美国人有车自己也要有车呢?养不起车难道不能不养吗?



这种虚价经济,让人们的观念脱离现实,最终导致过分的经济振荡。比如,你买辆SUV,在郊区买栋房,每天开车上班,日子似乎非常甜美。但如果油价不停涨下去,国家总有补贴不起的时候。一旦撤消这种补贴,你的SUV就开不起了。到那时候,你甚至把开不起的SUV卖出去也不可能。卖不掉就买不起小车。而你在郊外已经买房,每天还要进城上班。你在虚价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家庭经济”就要破产了。如果千千万万这样的“家庭经济”破产,中国的经济在整体上就会出问题。



只有把中国的价格落实到市场上来,让人们根据实价来对未来进行理性的抉择,中国的经济才能有稳定、持续的发展。这一过程是痛楚的。不过,你到医院问问大夫就知道:那些能迅速、敏锐地感受到痛楚的,一般都是比较健康的病人。那种失去痛感的,则往往病入膏肓。所以,要改革就不应该怕阵痛。无痛有时比有痛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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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热钱为何涌向中国?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Geoff Dyer)北京报道
2008年7月7日 星期一
  
  
从表面上看,目前中国似乎并非投资的上选之地:本土股市大幅下跌,地产市场低迷,而银行存款利率仅为通胀率的一半左右。

然而,这并不能阻碍创纪录的资本流入,甚至超过了中国近年来所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第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了154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据透露给路透社(Reuters)的数字(通常比较可靠)显示,4月份外汇储备骤增750亿美元,5月份增加了400亿美元,总额将达到1.8万亿美元。

鉴于资本流入远远超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中国似乎正在接收巨额的投机性“热钱”。

  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中国有两大吸引力——利率水平高于美国,以及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中国外汇储备似乎已变成吸取全球流动性的某种巨大的黑洞,”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表示。

巨额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是用来抵御资本流动波动的,这种情况曾引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然而,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也带来了自身的经济风险——如果资本流入无法得到控制,通胀将会加剧;同时,如果投资者决定突然撤离资金,金融体系会受到冲击。

这带来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取决于累积的外汇储备中有多大比例是热钱所导致的。然而,由于官方数字不透明,这需要大量的臆测。

官方报道的储备大幅增长中,一部分可以用会计方法来解释,例如包括了债券持有的重新投资利润,或已被记录过的中国储备投资的海外资产市值增量。

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官方数字实际上可能低估了热钱流入。

创建中投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时,一笔750亿至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转到了这家新主权基金名下。如果像一些分析师所认为的那样,转账大部分发生在今年第一季度,那么热钱流入的增幅会更高。

Stone & McCarthy驻北京分析师洛根•莱特(Logan Wright)估计,今年前5个月流入的热钱可能高达1500亿至1700亿美元。

资本进入中国的合法途径很多。外国居民每年最多可以存款5万美元,而香港居民的额度则更高。

但政府官员也认为目前存在非法转移资金的情况——方法是外国公司声称资金是用作直接投资,之后将钱存入银行;或是出口商夸大海外收入,以便带入额外资金。(说句题外话,经济学家指出,如果欺骗性的出口收据真的被广泛应用,以带入热钱,那么在政治上令中国头疼的贸易顺差实际上要比想象的少得多。)

中国政府周三公布了一项针对这种贸易途径的打击举措,宣布出口商只有向银行证明收入是经中国海关记录的真实贸易交易所得后,才能收到支付款。
  

然而,公司和分析人士均怀疑新的资本管制能否限制非法资本流动。北京的一位出口商表示,仅靠检查呈递海关的文件,不会暴露出夸大的收据:检查人员需要检查货物本身的实际价值,来证明欺诈。此外,如果严格实施这种新程序,就存在增加真实贸易负担的风险。

数年来,中国央行一直面临着巨额的资本流入。迄今为止,通过发行债券来分流金融体系内过剩的流动性,并强制各商业银行提高准备金,央行限制了资本流入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然而,一些迹象表明,“冲销”(sterilise)资金流入的体系已接近极限。准备金率上调给一些资金困难的小型银行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花旗集团(Citigroup)经济学家沈明高表示,世界上少数几个准备金率更高的国家包括赞比亚、克罗地亚和塔吉克斯坦,中国的准备金率不能再提高了。

除此之外,中美之间的利差意味着中国央行发行债券正在蒙受损失,这在近几个月十分罕见。

如果资本流入的冲销体系变得难以运行,中国政府将陷入困境。面对国内的通胀局面,显而易见的对策是人民币升值或提高利率。但这两种选择都会吸引更多的热钱,进而推高通胀。

北京大学金融系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我们已过了临界点,目前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译者/陈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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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资本流入的冲销体系变得难以运行,中国政府将陷入困境。面对国内的通胀局面,显而易见的对策是人民币升值或提高利率。但这两种选择都会吸引更多的热钱,进而推高通胀。

北京大学金融系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我们已过了临界点,目前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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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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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努力与决心,乃成功要素

(2008-10-11)


● 李光耀
  我对北京奥运会的开幕礼有何看法?它已被全世界的许多评论形容为亮丽耀眼与富戏剧性。

  那是一场无比绝伦的表演——千人一致的大型击鼓和太极示范,中国含蓄地提醒世界,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指南针、纸和活字印刷,并建造了万里长城。

  传统的锣鼓、舞蹈及音乐以现代艺术形式呈现,还巧妙结合了科技。一群身穿黑衣的芭蕾舞蹈员,在高科技的巨型卷轴上,用肢体绘出一幅中国传统山水画。

  中国导演张艺谋在没有好莱坞的协助下统筹晚会,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是:中国人团结一致,重新站起来了。

  当我观赏这场重塑汉唐辉煌史的演出时,我心想他们应该安排一段节目由一名小提琴或钢琴名家,或歌剧名伶来表演,并让他们的其中一支西方交响乐团来伴奏。这将软化他们在西方的形象,显示他们也在汲取西方文化的精粹。

  我在8月7日开幕前夕,和亨利·基辛格在北京莱佛士酒店用餐。他和太太、儿子和两个孙子是中国政府的嘉宾。中国的领导并没有忘记1972年尼克逊(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敞开大门,让中国与美国,以至后来,与世界接轨。1972年,中国还在饱受文化大革命的创伤。而自那年起,基辛格每年都到访中国。

  另一名特别嘉宾是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在中美于1979年建交以前,布什已担任美国驻北京特别代表。

向新加坡学习

  我是在1976年5月文革结束时首次到访中国。上世纪70年代和现今的中国有着天渊之别。

当年,我坐着他们手工制造的国产红旗豪华轿车,放眼望出拉上窗帘的车窗外。我看到的北京是陈旧的建筑物、街道宽阔却灯光昏暗,路上挤满了身穿单调蓝色或灰色中山装的脚踏车骑士。
  过去32年,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都蜕变了。新的高楼大厦、宽敞的高速公路和高架桥林立,北京的绿化也带来了延绵不断的花草树木。

  他们借鉴许多国家的经验,包括新加坡,学习我们的绿化与城市规划背后的管理方针。他们和新加坡一样,不只依靠中国建筑师,也邀请世界最顶尖人才来设计他们的标志性建筑。

  他们的巨大机场由英国建筑大师诺曼·福斯特设计,中国工程师和工匠建成,包括完美修葺的花岗石墙壁和地板。机场美轮美奂,设计完善,往来搭客通行无阻。

  从机场到市中心的20分钟路程很顺畅,人们也可以选择乘搭快铁在20分钟内抵达市区。

  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也很出色——鸟巢国家体育场、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国家剧院、国家博物馆,全都由著名海外建筑师设计。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发展,才能达到像中国出生的美籍建筑师贝聿铭的水平。不过,他们的建筑师已经有能力建造新环路和地下铁延长线。

  由于重建长安街的速度迅速,因此周围的建筑设计和形状整齐、划一,都是以正方形为主,不像巴黎和伦敦有着不同时代、不同建筑风格的层次美感。除了标志性建筑外,单一性的建筑设计是他们发展步伐这么迅速所付出的代价。

  为了使奥运成功,他们竭尽全力。保安格外森严,在防备新疆的本土与基地组织回教恐怖分子上,他们也丝毫不大意,绝对不能让任何人有机可乘,破坏他们向世界展示21世纪中国的伟大时刻。

  唯独老天不作美。虽然关闭了北京多家工厂和发电厂,以及减半车辆,北京城还是笼罩在灰暗的雾霾中。北京地势处于山谷之中,空气不流通,要等到8月17日下雨,才能扫空烟雾。

  我因此纳闷,他们为什么要在8月举行奥运会呢?9月底或10月的气候比较干旱凉快,还有微风吹拂。我后来了解,国际奥委会是以电视转播原因来定日期的。8月能让奥运会获得最广泛的电视报道,因为这时其他重大的体育赛事比较少。
上百名国家元首、总统、总理、国王与皇族出席了北京奥运。每一名外国领袖都获得适当的礼待。开幕礼上,他们都安排了适当的部长或高官来陪同这些座上嘉宾。路上没有交通阻塞,北京的交通从来没有那么顺畅过,北京市民让路给外宾,好让北京处于最佳状态。
  那些首次到访中国的人,是无法像基辛格和前总统布什般体会中国30年巨变的意义。我在开幕礼上恰巧和他们坐在同一个看台。他们见过北京阴暗的日子,那个时候,苏联式经济和文革如何把中国人拖入谷底。

重大的蜕变

  但中国又再度崛起了。中国人正在向世界学习,就如邓小平在1992年呼吁他们这么做。特别是深入学习新加坡的管理方式,并照着邓小平的指示做得比新加坡还要出色。

  1978年,当邓小平来新加坡,对我称赞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时,我这样告诉他:“我们能做到的一切,你们(中国人)能做到并做得更好。你们有学者、思想家、诗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我们是中国南方目不识丁又一无所有的农夫的后代。你们能做得比我们更好。”他们现在做到了。

  中国人已向世界展示了他们在21世纪晋升发达文明的潜能,足以媲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

  初步的反应显示欧美很多人对中国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也感到不安,因为中国不再像从前般容易应付。为了让世界放心,中国人不应该展示其民族优越感。中国的面积让他们必须谦和地说服世界,他们的崛起是和平的。

  无论如何,他们还需要多50年,才能追上欧美与日本的工业、科技与科研成果。在最先端武器方面,他们还需要购买战斗机和潜水艇。

建立独特优势

  新加坡团队的乒乓女团虽打入了大决赛,却输给了较优越的中国队。没有来自中国的人才,我们无法晋身决赛圈。尽管如此,中国还有更加优秀的人才。
新加坡从早期就吸纳外来人才,在一个公平与唯才是用的社会中给予他们机会,让他们通过毅力与努力来发挥潜能,才能成功。
  但在环球化的世界中,人才比以前更加抢手。所以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有足够吸引力,来吸引外来人才。他们加强了新加坡团队的实力,激励我们自己的人民向前迈进。

  我们无法样样都和大国竞争。但只要我们肯努力,竭尽所能栽培我们的人民,并通过吸收来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亚细安以至世界各地,包括欧美在内的人才,来补充我们的实力,我们将能找到属于我们的独特优势来和其他城市一争长短。

作者是内阁资政李光耀

文章是2008年9月/10月号《行动报》署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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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当邓小平来新加坡,对我称赞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时,我这样告诉他:“我们能做到的一切,你们(中国人)能做到并做得更好。你们有学者、思想家、诗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我们是中国南方目不识丁又一无所有的农夫的后代。你们能做得比我们更好。”

初步的反应显示欧美很多人对中国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也感到不安,因为中国不再像从前般容易应付。为了让世界放心,中国人不应该展示其民族优越感。中国的面积让他们必须谦和地说服世界,他们的崛起是和平的。

  无论如何,他们还需要多50年,才能追上欧美与日本的工业、科技与科研成果。在最先端武器方面,他们还需要购买战斗机和潜水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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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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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7/forum_zp090715.shtml
中国中产阶级的厄运和社会的不稳定化

[郑永年] (2009-07-15)


中产阶级的不发达或者发展不起来主要是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国的政治变革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没有一个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改革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暴力丛生。只有一个好的经济结构才能保证和谐社会。

  最近中国社会出现的两大热点问题,一是财富的集中,二是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关于财富集中,从来就没有一个较为科学的、大家都可以认同的数据,不同的来源有不同的估计。但这并不是说大家没有共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中国的极少数人掌握着绝大部分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经接近甚至超越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财富分配来说中国会变成美国。因为美国具有庞大的中产阶级,财富的集中并不会太大妨碍社会的稳定。中国的财富集中的社会政治后果更像拉丁美洲国家,而不像美国。实际上,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的“拉美化”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

  如果社会阶层的顶端是极少人的财富集中,那么在社会的底层则是无政府状态。本栏已经多次论述这个问题。与社会顶端毫无节制的奢侈性消费相比,社会基层仍然处于贫穷状态,消费严重不足;穷人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并且和钱、权处于公然的对立状态;因此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呈现越来越严峻之势。

中国中产阶级的缺失

  把社会顶端的财富高度集中和社会底层的无政府状态放置在一起考量的话,那么中国社会的高度不稳定就会凸显出来。无论从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还是从世界史来看,从财富分布的角度,中国目前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很容易产生革命的形态。当然,这不是欧美历史上所经历的中产阶级革命,而是穷人对富人的恶性革命。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缺失。从社会结构上来说,美国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源自中产阶级的崛起。欧美民主国家实行政党轮流执政,但在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方面,中产阶级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须赢得中产阶级多数的支持。正因为这样,政党轮流执政,但各政党的政策则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就是说,从政党的政策来说,多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出一党制的特色。同样,在亚洲的一些一党独大的国家,例如日本和新加坡,庞大的中产阶级也是执政党能够长期执政的社会结构基础。中产阶级的庞大表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和公正性。在这些国家,尽管也存在着收入差异,并且差异也不小,但执政党能够保证绝对贫困化人口群体的最小化,甚至没有。

  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民主国家,例如亚洲的泰国、菲律宾、伊朗等等,因为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社会高度分化,民主往往成为社会暴力和政治恶斗的根源。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政府的瘫痪和解体,最终往往要诉诸于军人政治或者其他方式的暴力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在这些国家,民主的运作往往表现为富人选举出来的领导人穷人不接受,穷人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富人不接受。

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 

  中国如果不能改变目前的这种财富分布状况,一旦民主化来临,也很难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并且可以确切地说,情况会比所有这些国家还要糟糕。或许会有人说,这种情况表明中国不会民主化。但政治的激进化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民主化也往往不是人们计划的结果,很多突发和偶然的因素都可以促成民主化的发生。人们所能努力的就是创造一个有利政治变革和民主化和平地展开的社会结构环境。

  中产阶级的不发达或者发展不起来主要是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培育中产阶级曾经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目标。很多概念例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和“三个代表”等就是为了从政治和政策上论证中产阶级的合法合理性的。中产阶级的发展状况也是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年过去了,中产阶级不仅没有壮大,其生存环境反而越来越糟糕了呢?原因在于初次分配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初次分配强调效率,二次分配强调公平是政府所坚持的原则。但是实际上的情形是,如果初次分配不能达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那么二次分配怎么进行也很难来促成社会公平。

  那么中国的初次分配出现了什么样的结构性问题呢?在众多的因素中,有两个互为关联的因素显得特别重要,即国家企业垄断和中小企业的不发达。如果比较一下亚洲几个非常成功的经济体即日本和四小龙,就可以看到中国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较之早期西方经济发展,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可以说都是学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经济体中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韩国和台湾等经济体中,私营企业占有超过四分之三的资本,也就是说政府企业只占四分之一的资本。中小企业的壮大也为日本和四小龙造就了比较公平的社会财富的分配。但现在的中国则不一样。研究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占有了四分之三的资本,但其产出只占全部企业产出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大量的资本流向国有企业。尽管国有企业占有了如此高的资本比例,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其效率则非常低下。

“新三座大山”的制约  

  不能简单地认为国有企业必然有问题。国有企业也有很成功的例子,例如新加坡的国有企业。但中国的国有企业则问题丛生。国有企业发展依靠的是政府的保护和垄断,创新不是国有企业的主题词。在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机制把民间财富转移到国有部门。进而,国有企业犹如独立王国,它们可以自行决定员工的工资水平,而不用向国家上交其所拥有的巨额利润。这又大大加深了社会的收入分配差异。中国的基尼系数从八十年代的0.25上升到九十年代的0.38,又上升到现在的大约0.5,为亚洲最高。而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期,韩国和台湾的基尼系数为0.34和0.29左右。

  更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的这种优越地位非常有效地制约着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国进民退,与民争利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一大特色。到今天,中国的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仍然面临着包括资本和政策等各种困局。在日本和四小龙,中产阶级的经济依托就是中小企业,中国没有强大的中小企业,中产阶级也自然没有制度性依托。

  同时,政府的很多政策因为其制定缺乏科学性,变成了“掠夺”中产阶级的有效手段,包括房地产、金融股票、教育等等。民间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即住房、看病和上学)一直有效地制约着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发育。在很多地方,包括城市,早就存在中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城市新贫民无疑增加了社会底层的人数。

  贫富分化和中产阶级的弱小已经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构成了莫大的挑战和威胁。中国总理温家宝已经很多次公开强调一个社会如果财富过分集中就会产生很多问题。这表明领导层已经对此有了明确的意识。中共十七大对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表述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改变经济结构至关重要

  很显然,要改变这种局面并不容易,要从多个方面来应付问题。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改变经济结构,就是要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改革国有部门的治理机制;同时要从法律、制度和政策层面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优越的环境。就是说,要从初次分配入手来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在二次分配上,必须大力推进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环保等等方面。社会改革的目标是提供公共服务,这是社会底层所必需的,也是整个社会所应当享有的基本人权。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也不是要劫富济贫,但政府可以出台有效的政策鼓励富人从事慈善(例如捐款给学校、医院等等)事业,同时限制奢侈性消费。

  所有这些改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过去的改革成功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改革的渐进性,因为渐进执政党赢得了足够的时间来调整其制度来消化和解决问题,适应新环境。但是,现在很多激进化因素正在产生。这些改革从短期来说就是要减少甚至消除激进化因素,保证改革的渐进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改革要为未来的政治变革创造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国的政治变革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没有一个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改革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暴力丛生。只有一个好的经济结构才能保证和谐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用和时间赛跑来形容今天中国所要进行的改革事业。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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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众质疑高房价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沈晓杰 2009-12-18


中国国务院召开了又一次称之为旨在“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常务会议。之所以说是“又一次”,是因为自从温家宝担任国务院总理七年来,几乎是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主要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而且一半以上的主题,都是“研究”、“部署”或是“完善”有关“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措施”。

就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这次国务院会议的内容和报道,引发了中国公众广泛而高度的重视。短短一两个小时内,在中国的一些主要门户网站,有关这次会议的官方报道的跟帖评论就数以千计。

但也许让担任了七年总理的温家宝所没有想到的,是他所推出的这些旨在改善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现状的政策发表后,引发的“高度反响”,绝大多数比较“负面”。甚至是强烈的质疑和尖刻的讽刺。新浪网上有一个醒目的四连贴,分别是“谁信?”“鬼信”,“鬼都不信”,结尾是“鬼都听腻了”。搜狐一位北京网民挖苦道:“说给火星上的人听吧”。一句时髦的广告词跟帖“不看广告看疗效”也立刻被网民“顶”了起来。甚至有人意味深长写上:“同志们,我们来晚了”。

也许是当前中国城市空前尖锐的住房问题,特别是2009年以来一路疯狂走高的房价,使身受这最沉重的“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市民积怨日甚。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史无前例”地引起了很多中国民众的关注。公众“看的不是会议,而是房价”。会议并没有出现这些民众所期望看到的中央对今后的房地产“新的说法”,这就平添了些许新的“失望”,而这次国务院会议中出现的一些有悖民意的“说法”(如对今年房地产市场的“整体评价”和只“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等说法),加上所出台的一些看上去“隔靴搔痒”和“毫无新意”的“老调重弹”,一下子使“沸腾的民怨”找到了“出气口”。



平心而论,在中国最高层中,总理温家宝算得上是最关心房地产市场和住房问题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副总理时就分管建设部,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唯一一位敢在公开场合“挑开”住房问题的高层领导(至少是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如此)。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的是,从1998年开始的涉及到中国城市千家万户的住房制度改革,温家宝就已经是中国房改制度最有力的推动者。但是,他的房改“导向”,和今天的“房改”远远不是一回事。人们可能知道的九八房改就是取消了福利分房,但这中间一个核心的内容,也许绝大多数人还不知,这就是向占城镇人口总数八九成以上的普通市民提供物美价廉的经济适用房。而且如果60平方米以内的经济适用房的总价超过居民家庭年收入的4倍(也就是房价收入比4)的部分,可以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由国家或单位补贴。而这一切,都是在温家宝的强调和坚持下才得以实施的。在1998年,温家宝作为分管副总理在全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建设工作会议上就特别强调:“建立新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重点是大力发展经济适用住房。这既是这次房改的重要目的,也是房改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2000年12月他在听取建设部工作汇报后又一次强调:“住房建设,有两点需要明确,一是以经济适用住房为重点的住宅建设的方针、政策不要轻易改变;二是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也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办。”

是,之后,中国房改的方向开始变化了。标志性的,就是2003年出台的由建设部起草、并以国务院名义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正是这份文件,彻底取消了普通市民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他们被赶向本来面向富人、毫无市场规矩和住宅方面法律保障的高房价市场,经济适用房成了最低收入者的“专利”。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第二次房改”。不过,它是被开发商利益集团所操控的。正是从此之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走向了一路飞涨的不归路。这也就是为什么温家宝总理把现今的住房问题看作中国最重要的民生问题。

在2007年到新加坡参加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东亚峰会时,温家宝总理就专门带上当时的建设部长考察新加坡解决住房问题的经验。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时,毫不掩饰的说:“如果提起人民生活,我最为关注的是住房问题”。而在当时(甚至就是现在),在中国“标准的宣传口径”甚至是一些高层的讲话中,很多都“忌讳”把住房和房价问题列入最重要的民生问题之中,更何况把它列入“最关注问题”的首位。在新加坡时,温家宝还当着汪光焘(时任建设部长)的面直言不讳:“近些年来房价上涨较快,人民有很大的意见”,“老百姓总告诉我:不要忘记房价”。在这位中国总理的口中,人们也从未听到过“中国房改很成功”之类的“高论”。

对于今年一路疯涨的房价,在高层中第一个打破“沉默”的(至少是在公开报道中),也是温家宝。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的“敏感时期”,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明确提出“要抑制投机性购房”,并要求“把保障性住房建设放在房地产业发展的重要位置”。正是在温家宝的这次考察中,中国的市民又听到了“久违”的“让城市广大中低收入者安居乐业”的承诺。

但是,也正如网民所说的“不看广告看疗效”一样,作为总理温家宝说过的一些话,在中国的官场中时常并不能得到“立足”,更谈不上“完全落实”。就拿住房方面的政策来说,温家宝在任副总理并分管建设部之时,就把向普通市民供应经济适用房视为“房改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直至2007年到新加坡,温家宝还特别强调:“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级的”。他带当时建设部长到新加坡考察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新加坡是如何通过他们的经济适用房(组屋)来解决国民的住房问题的。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也恰恰就是在温家宝担任总理的第一年,由建设部起草。并以国务院名义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简称18号文件),取消了一般市民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而“始作俑者”,就是温家宝带到新加坡考察的时任建设部长汪光焘。人们也可想而知,这位当时的负责住房问题的政府部长,会不会把温家宝的向中产阶级供应经济适用房的讲话当回事。从新加坡回来后的事实也证明,温家宝总理这句被现在中国中等收入者看来“字字值千金”的一席话,又是“白说”了一场。

在当今中国的权力场上,作为总理的温家宝,不像他的前任朱镕基那样,是个可以碰“地雷阵”的“强势”总理。人们也许还记得,温家宝在汶川地震时说过的一句很无奈的话:“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更何况,中国的政策从来也不是可以由一个人就能决定的,尤其是在现今中国高层的“权力平衡”中就更是如此。不过,人们最应该担心的,还是作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权贵阶层”对中国决策层的影响。人们在号称“地产总理”任志强的博客和公司的网站的文章就不难发现,他当年是如何推动和影响剥夺一般市民购买经济适用房权利的“18号文件”出台的。

但不管怎么样,对引发当今中国社会尖锐矛盾的高房价及住房问题,公众对高层的质疑和问责,首当其冲的,还是国务院的总理。公众希望有着“亲民总理”之称的温家宝,可以拿出更得力、更有效的措施。就像中国网民“发挥”温家宝自己所说的“名言”那样:“百姓对政府的信心比黄金还重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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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住房政策的症结在哪里?

(2009-12-22)


  
● 郑永年专栏
大量的泡沫是地方政府和发展商利益共同体的结果。更为严重的是,对房地产投机的巨额利益,也正在促使中央国有企业大举进军这个产业。

  很多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已经成了中国民众、政府和发展商的永恒话题,而且也是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深切关注对象。最近随着迪拜世界债务事件的爆发和中国电视剧《蜗居》的播出,不同的人群对中国房地产的市场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来,或者忧虑,或者恐慌,或者愤怒。感到忧虑甚至恐慌的政府,因为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而感到愤怒的民众,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被变相地剥夺了“住房”权。

  房地产泡沫不是新鲜事,在很多年里,泡沫一直在不停地上升。根据对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调查,大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经远远超过10%的国际警戒线。在不少地区,这一比例甚至已经达到50%以上。同时,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房地产已经占了GDP的6%,四分之一的投资在房地产行业,50多个产业与房地产关系密切。

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

  正因为如此,有关当局有足够的理由要担忧房地产。前面有日本的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解体之后,日本经济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没有走出过阴影。海内外,早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步日本模式后尘的问题。现在又有迪拜世界事件。房地产无疑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金箍咒,因为房地产的解体也很可能就是中国经济的解体。因此,有关当局一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多年来,尽管有关当局也对房地产市场多有不满,但一旦当房地产遇到危机时,必出手相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出台的庞大应付危机的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流向房地产。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因此也绑架了为中国经济负责的中国政府。

  与泡沫和空置房平行存在的现实是,中国85%的家庭无力购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新调查)。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社会对房地产业现状,以及对政府无能改变这种局面的不满在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沸点。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房地产这种荒谬的局面呢?很多人往深一步,转向了土地供应市场,指向政府的责任。的确,就土地而言,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长期以来,政府行政限制土地的供应量,政府也搞寡头式垄断。同时,政府所推行的“招拍挂”制度也阻碍着竞争性土地供应市场的形成。

  很显然,各级政府的卖地财政提高了土地价格;为了消化高价土地,发展商就抬高房价。这似乎很合乎经济逻辑。多少年来,人们所听到的似乎也只有经济学家的声音,那就是供求关系。但供求关系已经很难解释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了。很简单,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大量的空置房了;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买不起房了。那么,在供求关系之外,还出了什么问题呢?

供求律以外的因素
 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依笔者看,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 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社会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购房者也会迫不及待地去卖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在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反而恶化这个局面,使得人们对房产价格的上升的预期牢不可破。地方政府无视住房的社会功能,而只强调住房的财政功能,即“土地财政”。土地转让金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以上,许多地区60%到70%的基础设施投资依赖土地财政。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 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
  纵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

  欧洲一些国家在早期也是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来源,也同样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随着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住房政策,尤其是公共住房政策越来越变成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的一部分。  到今天,很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房地产完全属于社会政策,对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考量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应当指出的是,那些把公共住房仅仅看成是对穷人的救济的福利国家,公共住房也是不成功的。在这些地方,公共住房最终变成了贫民窟。

新加坡的公共住房经验

  新加坡是亚洲社会房地产市场发展得最健康的国家。新加坡学习了欧洲公共住房的经验,又结合自己的国情,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公共住房制度。如果说在西方社会,公共住房主要是为了社会弱势群体的,那么在新加坡,公共住房是为全体社会成员的,80%以上的家庭住在公共住房。公共住房投资是新加坡社会性投资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应当指出的是,新加坡的住房政策的指导思想就是“居者有其屋”的传统儒家思想。

  反观中国,房地产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或者说,房地产是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GDP主义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在GDP主义的指导下,房地产成为生产(建设)性投资,而非社会性投资,从而剥夺了房地产的公共性。房地产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因为其直接关切到社会成员的空间居住权。同时,房地产也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和和谐。但在GDP主义构架内,房地产的唯一考量是利润,而非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这样,无论哪个角色,政府、发展商还是投资者,都想从房地产那里获得巨额的利益。正因为这样,在中国房地产投资过程中,带有极大的投机性。一些投资者甚至仅仅是为了投机。当房地产被投资者或投机者所操控时,其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实际需求就没有了任何关系。(类似的情况也表现在投机性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毫无关系上。)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也是这个过程中的投机者。  不管地方政府投机的动机(如地方财政考量)的理由如何,在制造房地产泡沫方面,地方政府和发展商同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实际上,大量的泡沫是地方政府和发展商利益共同体的结果。更为严重的是,对房地产投机的巨额利益,也正在促使中央国有企业大举进军这个产业。

  GDP主义盛行,有关方面就很难推出有效的房地产发展政策。这些年来,面对社会的不满,尽管也有一些政策出台,例如“廉租房”和“廉价房”,但远不能解决问题。截至2006年,政府支出中用来解决住房问题的资金只占财政支出0.17%,这只能是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抑制房价政策结果刚好是政策初衷的反面,就是说,每出台一个控制房价从而帮助中低收入家庭的政策,就把房价推到一个新高点,从而又一次为低收入家庭雪上加霜。原因再也简单不过,无论是发展商还是地方政府都有巨大的动力来扭曲政策,从政策“寻租”。

中国房地产成为资本的“游戏物”

  正因为房地产的唯一目标是“钱”而非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需要,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呈现出过度的开放性和投机性。在剥夺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的同时,中国各地的房地产不仅向国内的“炒房团”开放,而且更向国际资本开放。很大程度上说,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了国内外资本的“游戏物”。从技术上说,要遏制炒房和投机并不难,例如可限制购房的数量、规定住房居住的最低年限、收取房产税(即是在宣称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美国也是征收房产及其房产继承税的)等等。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可以非常有效的举措并不符合发展商、投机者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利益,没有人会使用这些技术来限制房地产。进而,如上面所说,房地产也绑架着中国经济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动力真正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尽管它们也面临社会的压力。毕竟,在这个体制内,对有关部门来说,经济利益大大重要于社会利益。
 很显然,就房地产而言,中国政府面临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房地产泡沫。房价泡沫一旦破灭,总体经济就要遭殃。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在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大多数中国人非常认同居者有其屋这一说法,年轻人普遍并认为幸福和房子息息相关。这两方面的后果都会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最严峻的是,尽管这样的压力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过,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解决房地产问题的动力和制度机制。在西方国家,房地产从经济政策演变成为社会政策是有强大的社会运动来推动的。在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面前,中国的房地产政策似乎已经山穷水尽。一定也要有强大的社会运动来促使房地产政策的有效转型吗?人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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