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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与进化论

经济危机与进化论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比较。

经济危机与进化论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乔纳森·古思里(Jonathan Guthrie) 2009-01-12

当全世界都在纪念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之际,由其祖父乔舒亚•玮致活(Josiah Wedgwood)创办的陶瓷公司却将要在年初被接管。今年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面世150周年,该书详细论述了自然选择是如何通过适者生存的法则进行的。玮致活公司证明了自身的不适应,在当前存在的形式中已经死亡,一位勇敢或莽撞的投资者也有可能让它复活。

这一事件揭示出了生物竞争和商业竞争之间的相似性。在商业洞察力方面,管理大师们所占据的领域远不及达尔文理论那么恰当,其中包括高尔夫和莎士比亚的戏剧。那些身为主管的听众或许会视加里•普莱耶(Gary Player)或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即凯撒大帝)为榜样,而不是将甲虫视为偶像——这些低级爬行动物的适应性,使它们成为了进化过程中的超级明星。

然而,在天生就努力生存和扩张这一点上,企业与任何物种都非常相似。企业和生物有着共同的目标——产生盈余,无论是钱还是热量。重复出现的不足会导致灭绝。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写到了适应性改变的相对“收益”,并把栖息地描述为“经济体”。

达尔文的伟大洞见在于,物种会保留能提高其存活率的随机产生的新特征。因此有了进化。从理论上讲,企业精心设计的战略会带来适应性的改变。在实践中,这一过程可能更为反复无常,因为董事们在多年后研究自己的商业计划时,往往容易退缩。这当中可能涉及偶然情况、直觉和盲目的恐慌。

无论是物种,还是企业,创新都可以让它们在所处环境中占据优势。人属动物(genus homo)逐渐进化为直立行走,脑容量较大,从而使其最富进取心的“暴发户”——智人(h. sapiens)自此以后可以摧毁竞争对手。当微软(Microsoft)开发出视窗(Windows)操作系统时,其在信息技术领域中也获得了某种类似的地位。

达尔文认识到,灭绝是进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群的物种被一扫而光,因为环境的改变使它们的特殊性变得多余。举例来说,三叶虫大约在2.5亿年前就全体灭绝了。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今年,另一个原始的低层群体——房地产经纪人——在2009年似乎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

糟糕的气候会限制生物的生命力,同样,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也会降低企业存活的几率。达尔文曾清出一块土地,来观察土生植物的移殖,他写道:“周期性的极冷或极干旱季节,似乎是限制(物种数量)的所有因素中最为有效的一种。”

弱者先亡。许多被接管的公司早已经状况不佳。玮致活公司已有很多年未能实现像样的利润。乔舒亚•玮致活一直是令人敬畏的技术革新者。众所周知,他新近的几位继任者难以将自动化技术用于茶杯把手的简单贴附工作上。他们缺乏玮致活的冷酷,为了拯救英国的就业,他们在将生产外包至海外方面动作太慢。

Woolworths是另一只已经灭绝的“恐龙”。顾客们弄不懂自己为何该去光顾一家曾经什么东西都只卖6便士,而现在有各种价位却卖不出什么好东西的百货店。如今,一些规模较小、动作灵活的一价制继承者——如Poundland——正心满意足地躲在这个劣等巨头日渐僵冷的尸体下,炫耀着自己的成功。汽车零部件公司Wagon、照相连锁企业Olan Mills、童装供应商和零售商Adams的商业模式同样低劣,它们也已经被接管。

作为与苏格拉底(Socrates)、马克思(Marx)和弗洛伊德(Freud)共同步入大胡子思想家荣誉殿堂的唯一一个英国人,今年达尔文将得到应得的赞颂。但具有干涉倾向的英国政府将不会忽视《物种起源》中的自由放任(laisser faire)意味。达尔文认为,试图保护野生物种免于灭绝的努力是徒劳的,他写道:“我们忽视了有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信这一点很有必要,正如我们很难去相信一样。”他可能是在指责感情用事的坎布里亚人,帮助斗不过灰松鼠的红松鼠。抑或是那些主张政府为汽车制造商和生物技术公司纾困的那些人。

同时,企业应该强化自身的特色,以度过数十年来最困难的商业环境。它们和鸟儿、蜜蜂同样服从于达尔文的箴言——“每个新物种的出现和维持,都是因为它们较其竞争对手具备某种优势。”

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讽刺作家画成黑猩猩的达尔文,对防御性的合并发出了一个谶言。他指出,不同物种之间的联合是没有好处的。通常说来,拥有不同文化的企业之间的合并亦是如此。

达尔文思想体系所提供的最后一个针对衰退的警言是:“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不是最强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这会让信奉达尔文的生意人避免选择办公用品供应商出售的励志海报上绘制的动物作为行为榜样。这些动物包括鹰和熊,前者高贵,后者聪明,但两者都快要灭绝了。在现实中,只有一种适应性强的超级生命体,我们须竭力效仿:那就是甲虫。

译者/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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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看达尔文进化论与商业管理(引文) (2007-12-19 08:58:34)
剑桥大学商学院院长桑德拉·道森:  
http://www.mbahome.com/news/2006-2/200629115416.htm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金融时报》的全球500强企业排行榜是达尔文进化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真实写照。”

    这是《金融时报》最近一次全球领先企业榜系列报道的开场白。读者们不难发现,这一排名处处体现了其进化论中反复强调的“适者生存”的观念。企业就如同自然界中生长的物种,一旦发现适合自己兴旺发展的特定环境,它们自然就会生生繁衍,直至受到资源稀缺或者天敌的威胁而无法继续增长其数量为止。

    物种数量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生存竞争,而竞争是无情、冷酷、利己和严峻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动态的模型,在这个动态过程(即自然选择的过程)中,物种通过 “有利变异(profitable variation)” 来适应环境,并最终得以生存。有利变异是自然发生的,随着无竞争力的物种的消亡,差异化的创新得以保存和发展,并最终让有特殊和专业技能的物种生存下来。

    因此,在达尔文的自然世界中,我们会经常看到增长、竞争、稀缺资源、创新、差异化以及追逐个人利益等现象。对于想要了解企业管理秘诀的人来说,应先从理解和掌握这些观念着手。

    泡沫迅速增长,并最终破灭,这是250年以来各种投资热潮中不变的主题,例如郁金香热、运河热、铁路热,以及近期的互联网投资热等。在一个人人热切期盼更多年终奖金的时代,“利己主义”毫无疑问是不会消亡的,而且会继续大行其道。

    在金融服务业、电子行业和饮料行业中,产品差异化是推动企业发展的竞争手段。《金融时报》的很多文章都讨论过企业生存或成功、倒闭或失败的原因,从中你可以读到一样不变的主题,那就是获取与保留稀缺资源和高级管理人才。

    在商学院的课堂里,丰田公司常被誉为“持续改进”的典范。实际上,持续改进和当年达尔文撰写自然选择论文时的研究课题异曲同工,因为自然选择就是“时刻观察世界各个角落的每一个变化(哪怕是最细微的变化),并在抛弃不利变化的同时保持和积累有利变化的过程”*。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也是进化最快的地方,这和今天关于全球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全球化、准入壁垒、行业整合、供应链管理优势等的争论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

    在当今的网络化经济时代,还有什么带给我们的启示能比自然界带来的更好呢?我们现在常用“竞合”(co- opetition)一词来描述与竞争对手合作而创造价值的战略,在电信和医疗等领域这一战略更为常见。显然,这个所谓“竞合”的理念也是从自然界的行为模式中脱胎而来的。

    在达尔文的母校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也正从与其它系科的合作中获益。我们制定了自己的发展战略,将自己定位为“坐落在剑桥中心位置的一所伟大的商学院”。我们与法学和经济学的教授合作研究企业治理;与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合作研究金融;与生物技术学家和临床专家合作研究医学和药理学;与来自物理和生物科技学科的同事合作研究创新及创业。目前,创新及创业研究已经发展成为我们极具竞争优势的研究领域。

    通过积极参与创业计划竞赛、特别项目建设和联谊活动等,我们所有的学生都能与当地多达350家科技公司的企业群接触。这些来自不同行业的公司形成了一个经济生态系统,囊括投资、交易和各类专业咨询的各个领域。学生还可与10家风险投资公司和4个天使投资网络建立联系。最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卓有成效地组成了诸多自发性的联盟,共享人脉信息、成败经验以及校园内外的人才资源,后者正是为其带来创新理念的生力军。

    剑桥是欧洲最重要的风险投资家聚集地。以剑桥最古老的中心地带为核心,方圆几英里之内只聚积了欧洲千分之一的人口,但是在2004年,10%的欧洲风险基金都蜂拥到了这一地区。

    对于这种集群效应所带来的利益,达尔文早有先见之明。他曾指出,很少有什么植物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够大量繁殖。达尔文观察到,“任何一个物种要想保留下来,先决条件就是该物种必须能够大量存在”,并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当一个物种的生存条件相当优越,有利于同一物种大量繁殖时,它才能生存下来,免遭毁灭” 。

    经验表明,大部分技术类的创业公司都失败了,只有部分取得成功,能够创造大量财富的更是凤毛麟角。不过,尽管某一特定公司失败的可能性极大,但整个技术类行业都惨遭失败的可能性却极小。因为作为群体,它们已经奠定了坚实的行业基础,并且对外形成了强大的抵抗力,内部则相互支持和依赖,因此,发生有利变异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通过资源再分配,变异所带来的好处实际上将被整个群体所分享。

    精明的投资家都明白,他不需要去掌控那一系列可计算净现值的现金流,而只需掌握达尔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理论。因此,他会在Judge商学院实物期权或投资组合专家的帮助下,去构建一个投资组合。

    那么,我们的管理学课程是否只要从头到尾讲授一遍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完事了呢?达尔文的理论是否涵盖了管理学的方方面面呢?可能并非如此,但是他的确启发了我们,让我们意识到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深思。

    在达尔文看来,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最为严苛的判断标准。他进一步追问:“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自然万物诞生的背后有着更深的奥秘呢?”可是,在商业社会中创造成功的奥秘又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的思维不能局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能一味强调创新的必然性、机遇和“自发性”。的确,创新可以引发竞争,而不期而遇的机遇和运气也帮助了不少人打赢品牌之战,或者发明出电子产品,抑或研制出新的医药化工产品。但除了机遇之外,主观能动性、判断力、人的才能和创造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发生的过程”。

    人类的才能能够帮助人们在科学探索中获得发现,制定出激励战略以激发对服务质量的精益求精,培养出敏锐的文化敏感性,从而在社会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下从跨行业的联盟和并购中获益。总之,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自然发生的过程”。

    而且,我们这些致力于商业教育的人们总是相信,我们可以用知识武装人们,帮助他们更好地改变“自然发生的过程”。因此,我们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我们必须理解市场的固有法则,理解只有历经艰苦竞争才能最终生存的道理,理解创新和差异化的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优秀、更聪明,才能击败竞争对手,为客户创造出更多价值。

    同时,我们不应寄希望于运气。而且商业社会也不是达尔文所说的那样无情,因为说到底,商业力量是人所创造的。当前的趋势是越来越推崇合作甚至利他主义,顺应这一潮流便能取得长期的商业利益,从而减少竞争和狭隘的利己主义所带来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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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进化论
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发布时间:2007-6-12 10:52:10  发布人:admin

  一种动物或者植物以一种方式而不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有它存在的逻辑必然。而这些规律同样可以用于解释公司的演进。
█文/孟庆祥

作者简介:孟庆祥,企业管理专家


1898年,美国经济学家凡伯伦提出:“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

马歇尔也宣称:“经济学的麦加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动力学。”

生物进化论实际上揭示了一种逻辑规律,它是主导动植物的行为或者特征背后“看不见的手”。一种动物或者植物以这种方式而不是另外一种方式存在,有它存在的逻辑必然。

疯狗为什么见物就咬,其实是疯狗病毒“很有智慧”的原因。病毒谈不上有思考的能力,但是它的“行为”却非常合理,越是毒性大的病毒传染性越强。它的内在逻辑是病毒的存在即依赖宿主,又对宿主造成破坏,毒性大、传染性弱则导致它本身很容易灭亡。所以,毒性和传染性的组合中,毒性大、传染性弱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存在,因此自然界只会选择另外三种组合。生物进化几乎揭示了自然界相互依赖、相互斗争的若干逻辑。而这同样可以揭示企业和经济的发展规律。


野草与乔木的竞争

“为什么伟大的经济奇迹没有催生伟大的公司?”这是吴晓波对中国企业的追问,周其仁也困惑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成长了,企业却没成长?

我们或许可以从生物群落的基本演替规律来寻找答案:

一片气候适宜的废弃耕地,首先长出的是野草;过几年,灌木丛就会取代野草,占据统治地位;再过若干年,高大的乔木就会逐渐将矮小的灌木排挤出去;最后,各种各样、形态各异的昆虫、动物就会逐步迁徙过来,繁衍、生存和竞争,形成一个比较复杂和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

从野草到乔木的演变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野草、灌木和乔木这些植物需要争夺的都是土地、阳光、水等资源。野草率先占领阵地是因为它具有较为强大的繁殖能力;灌木繁殖能力虽然不如野草,但是由于它的寿命长,是多年生植物,通过岁月的积累,长大的灌木就会形成对野草的竞争优势;乔木的优势则在于它的高度,年头再长一点,乔木就会比野草和灌木获得更多的阳光资源,于是它自然成为新的植物世界的统治者。

从进化的角度看,中国缺乏伟大的、长寿命的企业正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过程,而非一个悖论。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当一个行业进入了巨大的恐龙统治阶段时,产业的演化就到了最后的阶段,整个行业的发明创造速度降低到较低的水平,行业增长率也趋于平稳。因为通常来说,行业增长率非常高的情况下,竞争强度就会相对下降,小的公司就会有机可乘。中国具有伟大的经济奇迹、却没有伟大的公司,公司在寿命和规模上都没有发展到很高级的水平,这正好预示着中国经济的自然演替尚有很大的空间。

有人不禁要问,那么韩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大公司,如何解释呢?我认为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其一,从经济发展的实际历程看,这两个国家的大公司得到了政府的巨大扶持,它并不是一片废弃的耕地,而是开始就在这片土地上栽种了乔木的树苗;其二,韩国和日本整个经济演化的过程和它们的环境有关,无论从国土面积、人口数量上来说,它们都是相对比较小的土地,在狭小土地上的生态环境是相对单一的,像中国这样一片广袤的土地,必然会存在更复杂的生态环境,自然演化的经济可能更有利。


Google的创意是如何流行的

为什么很多重要的发明都是在资源非常匮乏的车库里,而不是具备各种优势条件的大公司?

哪些行业会趋于集中?哪个特征可以预示一个行业处于成熟期还是生长期?

为什么不同类型的公司、公司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组织形式?

为什么“杀手型”业务或者产品总是可遇不可求?

……

进化的逻辑几乎可以揭示所有的疑问,其原因在于企业处于竞争的环境中,它的生死存亡总是与周边的环境,各种各样的经济体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斗争。

近几年最为耀眼的Google,看起来非常类似于一个了不起的进化实验室,员工通常没有被固定指派的任务,员工之间尽量消灭层级,资源和权限要靠自由竞争争取。Google认为“杀手级”产品或者应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们希望获得尽量多的创意,通过自然选择机制碰巧撞上一款“杀手级”的畅销产品。

Google的这种逻辑是相当符合进化规律的。“假如杀手级”产品是能够被发现的,那么这种产品一定已经被发明出来了,否则就是不可求的,必须依赖自然选择机制。这种观点看似消极,事实上却符合自然规律。这就像永远不可能发明可靠的数学炒股工具一样,假如有一种准确方式可以预计某个股票两个月涨20%,那么这个价格必然已经体现在当前了,于是买进的机会就不复存在。

那么企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要靠变异和选择规律。正如亚当·斯密和哈耶克认为的那样,规律只能被洞察不能被设计,Google看似被动的忍受变异,接受自然选择的挑选,实际上遵从了内在的逻辑规律。Google也像其他人一样,任何一款发明都非常希望它能流行,但也坦然接受流行或者“杀手型”业务很难控制这个内在的逻辑必然。


定向选择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除了进化的推理方法以外,自然选择的方式与经济发展有着同样的规律,那就是分裂选择、定向选择和稳定性选择。其中,当外界环境的变化不利于正态分布的生物一端时,就会淘汰这端的生物,产生定向进化的效果。现在使用抗生素消炎比30多年前的剂量增加了100倍,其原因就在于病菌在抗生素的作用下产生了定向进化,在一次又一次的与抗生素的斗争中,总是保留下抵抗性强的细菌,淘汰抵抗力弱的个体,于是定向选择使细菌的抗药性越来越强。

200年前李嘉图发现的比较优势理论,贸易会使各自发挥比较优势。例如,中国的一个程序员的直接成本只有美国的1/10或者更少,于是中国的程序员在竞争中就具备了比较优势,程序员密集型行业就趋于向中国流动,一些可以拆分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就会被外包出去。从进化的角度看,其效果就相当于定向选择,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地区侵蚀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之后,发达国家的创新、资本密集型、复杂型产业和劳动就会形成,而发展中国家的创新等企业活动就缺乏自然选择的机制,所以总是从模仿的低端产业起家。相对落后的国家缺乏原创的发明和创新,不仅仅是物质条件和科研水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相对落后国家缺乏选择创新的环境。


物种分化与保守的成因

为什么联想在多元化中收购了那么多的公司却没有发挥规模优势,孵化成功?为何那么大的公司不缺任何资源,但缺乏原创,要到小公司去购买?

这得从《物种起源》的另一个重要思想说起。除了自然选择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祖先学说。共同祖先学说表明世界上数千万种物种都是寒武纪少数生物的后裔,生物之所以进化出这么多的种类是不断分化的结果。

这和经济或者产品世界多么的相似,经济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也是经济形态和产品不断分化的历史,一个公司一旦占领了一个可能成为分化点的分支,不起眼的幼芽就可以长成繁茂的枝杈。从最近20年科技发展的短暂的历史看,现今的巨擘都是当时一个小的不起眼的幼芽,他们之所以能够长大,是因为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分化机会。

如果追根溯源,成千上万种产品都是从少数几个品类分化的结果,较早的产品是缺乏区别的计算机,后来则分化出各种不同用途的计算机,有大型机、小型机还有服务器、手提电脑等。较早的汽车是福特的敞篷车,后来则分化出旅行车、越野车、轿车、跑车等等。

有人说这不过是市场细分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不对,因为分化和细分的区别在于分化并非对现有市场的分割,它更类似于伴随着成长的分蘖。

进化论有一个分布区域不重合原理。当自然选择的压力有利于每一种物种对环境以及与其他物种共同演进的时候,它禁止新物种的形成。从欧洲移居到北大西洋(行情论坛)桑帕斯岛上的兔子,在400年中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物种。地理隔离通常会加速分化,而缺乏隔离的物种就很难分化出新的物种,这就是所谓“传统与保守”的自然逻辑。

我们人人都知道托密勒的地心学说对哥白尼的日心学说有强大的抑制作用,我们把它简单地归结于宗教势力。事实上,任何思想或者科技的流行都会阻碍新的思想和科学,不仅托密勒的地心学说阻碍哥白尼的日心说,实际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必须冲破牛顿力学体系禁锢。这并非我们所说的狭义的利益或者人格方面的原因,而是内在的逻辑决定了流行必然要得到众多的人支持,而所有的对“现有存在物”的支持,必然成为幼小的新思想、新产品的阻力。

我们发现了许多新物种,它们都在进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行,试图找到新的生存资源,这些尝试可否成功?我觉得进化论给出的答案是:符合进化规律未必会被选择,但是要违背进化规律,则一定会被淘汰。现在是我们深入研究进化论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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