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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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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法式》编于熙宁年间(1068-1077),成书于元符三年(1100),刊行于宋崇宁二年(1103年),是李诫在两浙工匠喻皓的《木经》的基础上编成的。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 这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已经发展到了较高阶段。

《营造法式》概况
  《营造法式》是宋将作监奉敕编修的。北宋建国以后百余年间,大兴土木,宫殿、衙署、庙宇、园囿的建造此起彼伏,造型豪华精美铺张,负责工程的大小官吏贪污成风,致使国库无法应付浩大的开支。因而,建筑的各种设计标准、规范和有关材料、施工定额、指标急待制定,以明确房屋建筑的等级制度、建筑的艺术形式及严格的料例功限以杜防贪污盗窃被提到议事日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将作监第一次编成《营造法式》,由皇帝下诏颁行,此书史曰《元祐法式》。
  因该书缺乏用材制度,工料太宽,不能防止工程中的各种弊端,所以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又诏李诫重新编修。李诫以他个人10余年来修建工程之丰富经验为基础,参阅大量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收集工匠讲述的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及各种建筑物构件的形制、加工方法,终于编成流传至今的这本《营造法式》,于崇宁二年(1103年)刊行全国。

《营造法式》的内容
  《营造法式》主要分为5个主要部分,即释名、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共34卷,前面还有"看样"和目录各1卷。
  第1、2卷是《总释》和《总例》,考证了每一个建筑术语在古代文献中的不同名称和当时的通用名称以及书中所用正式名称。总例是全书通用的定例,并包括测定方向、水平、垂直的法则,求方、圆及各种正多边形的实用数据,广、厚、长等常用词的涵义,有关计算工料的原则等。
  第3至15卷是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 个工种的制度,详述建筑物各个部分的设计规范,各种构件的权衡、比例的标准数据、施工方法和工序,用料的规格和配合成分,砖、瓦、琉璃的烧制方法。
  第16至25卷按照各种制度的内容,规定了各工种的构件劳动定额和计算方法,各工种所需辅助工数量,以及舟、车、人力等运输所需装卸、架放、牵拽等工额。最可贵的是记录下了当时测定各种材料的容重。
  第26至28卷规定各工种的用料定额,是为"料例",其中或以材料为准,如例举当时木料规格,注明适用于何种构件;或以工程项目为准,如粉刷墙面(红色),每一方丈干后厚1.3公分,需用石灰、赤土、土朱各若干公斤。卷28之末附有"诸作等第"一篇,将各项工程按其性质要求,制作难易,各分上、中、下三等,以便施工调配适合工匠。
  第29至34卷是图样,包括当时的测量工具、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木作和彩画作的平面图、断面图、构件详图及各种雕饰与彩画图案。
  “看详”的内容是各工种制度中若干规定的理论和历史传统根据的阐释,如屋顶坡度曲线的画法,计算材料所用各种几何形的比例,定垂直和水平的方法,按不同季节定劳动日的标准等等的依据。

《营造法式》的特点
  纵观《营造法式》,其内容有几大特点,第一,制定和采用模数制。书中详细说明了"材份制","材"的高度分为15"分",而以10"分"为其厚。斗拱的两层拱之间的高度定为6"分",为"栔",大木做的一切构件均以"材"、"分"、"栔"来确定。这是中国建筑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模数制的文字记载。第二,设计的灵活性。各种制度虽都有严格规定,但未规定组群建筑的布局和单体建筑的平面尺寸,各种制度的条文下亦往往附有"随宜加减"的小注,因此设计人可按具体条件,在总原则下,对构件的比例尺度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第三,总结了大量技术经验。如根据传统的木构架结构,规定凡立柱都有"侧角"及柱"升起",这样使整个构架向内倾斜,增加构架的稳定性;在横梁与立柱交接处,用斗拱承托以减少梁端的剪力;叙述了砖、瓦、琉璃的配料和烧制方法以及各种彩画颜料的配色方法。第四,装饰与结构的统一。该书对石作、砖作、小木作、彩画作等都有详细的条文和图样,柱、梁、斗拱等构件在规定它们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大小、构造方法的同时,也规定了它们的艺术加工方法。如梁、柱、斗拱、椽头等构件的轮廓和曲线,就是用"卷杀"的方法制作的。该手法充分利用结构构件加以适当的艺术加工,发挥其装饰作用,成为中国古典建筑的特征之一。
编辑本段《营造法式》的意义
  《营造法式》在北宋刊行的最现实的意义是严格的工料限定。该书是王安石执政期间制订的各种财政、经济的有关条例之一,以杜绝腐败的贪污现象。因此书中以大量篇幅叙述工限和料例。例如对计算劳动定额,首先按四季日的长短分中工(春、秋)、长工(夏)和短工(冬)。工值以中工为准,长短工各减和增10%,军工和雇工亦有不同定额。其次,对每一工种的构件,按照等级、大小和质量要求——如运输远近距离,水流的顺流或逆流,加工的木材的软硬等,都规定了工值的计算方法。料例部分对于各种材料的消耗都有详尽而具体的定额。这些规定为编造预算和施工组织订出严格的标准,既便于生产,也便于检查,有效地杜绝了土木工程中贪污盗窃之现象。
  《营造法式》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北宋统治者的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木构建筑所使用的方法,使我们能在实物遗存较少的情况下,对当时的建筑有非常详细的了解,添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书中的记述,我们还知道现存建筑所不曾保留的、今已不使用的一些建筑设备和装饰,如檐下铺竹网防鸟雀,室内地面铺编织的花纹竹席,椽头用雕刻纹样的圆盘,梁栿用雕刻花纹的木板包裹等。
  《营造法式》的崇宁二年刊行本已失传,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曾重刊,但亦未传世。南宋后期平江府曾重刊,但仅留残本且经元代修补,现在常用的版本有1919年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的丁氏抄本《营造法式》(后称"丁本"),完整无缺,据以缩小影印,是为石印小本,次年由商务印书馆按原大本影印,是为石印大本。
  1925年陶湘以丁本与《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各本校勘后,按宋残叶版式和大小刻版印行,是为陶本。后由商务印书馆据陶本缩小影印成《万有文库》本,1954年重印为普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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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古建筑,对于营造法式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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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梁思成的名字时常被人们提起,这不仅因为梁先生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更因为他在我国建国初期为保护古都风貌奔走呼喊,对传统文化的珍爱和其独特的眼光让后人叹服。

    梁思成是著名学者和政治改革家梁启超的长子,何以他没有承继父业,或从事科学研究,却对中国古建筑发生兴趣?说来这是件有意思的事。

    梁思成1901年生于日本,童年在东瀛度过。1912年回国,14岁时入清华学习。1923年毕业,次年与女友林徽因一起赴美留学,在美国宾夕法 尼亚大学学习西方建筑。1925年,梁思成收到父亲专门寄来的一部重新出版的宋代书籍《营造法式》。《营造法式》是北宋李诫编修的建筑设计、施工专书,是 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著作,且印刷精美,有很多漂亮的建筑构件图和彩画,但该书长期被埋没,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18年,才被时任北洋政府交 通总长的朱启钤偶然发现,使其重见天日。朱启钤对此书极为重视,先是出影印本,1925年校订后又出石印本,他将新书分赠亲友,梁启超也在受赠之列。梁启 超在扉页上特别写道:“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

    然而,梁思成在收到父亲寄书的一阵惊喜之后,便陷入了失望和苦恼。因为书中的名词术语既无定义、又无解释,与现代的建筑技术相差很大,很难读懂。 然而这一刺激,却使梁思成产生了强烈的愿望:一定要读懂这本书,进而深入探究中国古代建筑。而在当时的学术界,中国建筑史研究完全是空白。

    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回国,年近27岁的梁思成被聘为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在东北大学执教期间,梁思成不忘自己的宏愿,在繁忙教学之余,他不是揣摩《营造法式》,就是实地考察、测绘沈阳的清代北陵。

    后来朱启钤退出政界,转向组织研究和整理中国古代建筑。1929年他发起成立中国营造学社,邀请梁思成等几位学习过西方建筑学且有国学根底的学者 加盟。梁思成到学社后担任法式部主任,他查找留存的中国古书,发现关于建筑学的著作只有两部,一部是清代工部所颁布的《工程做法则例》,另一部是宋代的 《营造法式》。这两部书普通人根本无法读懂。鉴于宋代建筑少,而清代建筑多,梁思成认为应由近及远,从《工程做法则例》入手,拜老建筑工匠为师,以故宫为 标本进行研究,这样,梁思成对清代建筑便慢慢地熟悉起来,对故宫乃至北京城整体也有了深入了解。

    到1932年,梁思成将《工程做法则例》基本弄懂,并由此编撰成一本《清式营造则例》。

    此后,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事不畏艰苦,到许多留存有古建筑的地方做调查,利用年代确凿的宋代建筑物印证《营造法式》的内容。在有了充分的积累后,他于1945年发表《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一文。

    中国建筑的“文法”是什么?在梁思成以前,近代学者无一人研究过。梁思成正式提出,中国建筑的“文法课本”就是清、宋的两部书——《工部做法则例》和《营造法式》。

    到新中国建立时,梁思成已是享有声誉的建筑史专家,正是凭借对古建筑的熟悉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梁思成饱含激情地写下《北京城是一个有计划性的整 体》、《伟大的中轴线》以及《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等文章。可惜,受历史条件局限,多数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如果当时听取了梁思成的意 见,那现在的北京城也许还保存着古都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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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与清代《工程做法则例》研究
戴吾三

  梁思成(1901—1972),中国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最早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梁思成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根底,又系统接受过西式教育训练。1925年因接触宋代建筑技术著作《营造法式》,促使他逐步转向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教学,此后在多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本文着重考察梁思成对清代《工程做法则例》及相关的研究,说明其意义和产生的影响。

  1 梁思成研究古代建筑的缘起

  梁思成190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政治改革家梁启超的长子。 1912年随父母回到中国。1915年入清华学校学习。由于在日本生活过并受父亲的影响,使梁思成比一般同龄少年更多地接触“近代文明”。在清华学习期间,梁思成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他除学业优秀外,兴趣十分广泛,爱好体育,曾在校运动会上获跳高第一名;擅长攀索和单双杠,还是足球队的主力。这些活动对梁思成日后在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古建筑调查,攀登殿堂梁柱、古塔佛刹,都极有帮助。1923年梁思成从清华学校毕业,他在国语、英语、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知识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4年6月梁思成与女友林徽因前往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学习。三年后,梁思成以优异成绩获建筑学硕士学位,林徽因也以优异成绩获宾大艺术学院学士学位。

  梁思成之父梁启超对子女教育甚为关心,1917年他脱离政界后,便以较多的时间从事教育,他利用学校假期为子女们讲授国学。有时因公在外,便用写信的方式对子女进行教育。可以说,梁启超的教导,对梁思成一生的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

  1925年梁思成在宾大学习时,收到父亲寄给他和林徽因一本重新出版的宋代李诫(?—1110年,字明仲)的《营造法式》。梁启超在扉页上写到:

  “李明仲诚卒于宋大观四年即西历1110年。仲博闻强记,精通小学,善书画。所著续山海经十卷,续同姓名录二卷,琵琶录三卷,马经三卷,六博经三卷,大篆说文十卷,今皆佚。独此营造法式三十六卷岿然尚存,其书义例至精,图样之完美,在古籍中更□□,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己朱桂辛校印莆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任公记”

  《营造法式》,是北宋官订的建筑设计、施工的专书,它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著,是研究宋代建筑,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然而,当时梁思成在一阵惊喜之后,随之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著作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正是这件事,使梁思成产生了强烈研究这一著作,并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愿望。当时,中国建筑技术和它发展的过程,都还是学术界所未注意的。

  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回国,年仅27岁的梁思成,担起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的重任,创办了中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在东北大学期间,梁思成没有忘记自己要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宏愿,他把所有的假期和不多的业余时间,都用来揣摩《营造法式》,再就是实地测绘沈阳的清代北陵。

  1928年,在北洋政府中居要职的耆老朱启钤(1872—1962),因发现宋《营造法式》的抄本并两次刊行,产生了研究与整理中国传统建筑的浓厚兴趣。朱启钤于1929年在北平发起成立中国营造学社,除了不断向各界宣传呼吁并努力筹募研究经费外,他还积极邀请社会知名人士与中外有关学者参加。梁思成、林徽因、陈植、刘敦桢等数位学习过西方建筑学且有国学根底的学者,都被朱老力邀而先后加入这个学社。中国营造学社一时成为有财力、有学者和社会名流支撑的、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国内重要学术团体。

2 梁思成对《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

  梁思成遍查存世的中国古籍,发现关于建筑学的著作有两部——只有两部,这就是清代工部所颁布的建筑术书——《工程做法则例》和宋代遗留下的《营造法式》。这两部书,普通人根本无法读懂。看起来《则例》与《法式》内容详尽,但它们所使用的专门名词术语却无定义,无解释,有些名词在字典辞书里也无法查到。加上中国古书素无标点,语句特殊,有时断句都难以把握。鉴于这种情况,梁思成认为应先从近代开始,即研究清代尚存的建筑。当时北京幸有在清宫营造过的老工匠,可以请出他们做解释,梁思成便从《工程做法则例》入手,特拜老木匠杨文起,老彩画匠祖鹤州两位老匠人为师,以北京故宫为标本,使书本与实物互相印证,这样,对清代建筑的营造方法及其则例慢慢熟悉,研究不断深入。

  到1932年,梁思成已把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基本弄懂,并将学习心得编撰成一本《清式营造则例》,于1934年出版。为了说明梁思成的研究,先对《工程做法则例》做一必要介绍。

  2.1 《工程做法则例》的内容与体例

  《工程做法则例》全书共七十四卷,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工部刊行,《清会典》著录列入史部政书类。该书由清朝工部会同内务府主编,自雍正九年开始“详拟做法工料,访察物价”,历时三年编成。这部书在当时是作为宫廷(宫殿“内工”)和地方“外工”一切房屋营造工程定式“条例”而颁布的,目的在于统一房屋营造标准,加强工程管理制度,同时又是主管部门审查工程做法、验收核销工料经费的文书依据。

  全书可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卷一到卷二十七用长篇文字和少量附图详细地说明了27种不同建筑,诸如大殿、城楼、住宅、仓库、凉亭等不同形式、不同功能的建筑大木部分的构件尺寸。这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以后整个工料计算部分的基础。第二部分:卷二十八到卷四十是斗栱做法,在这部分中详细地规定了以斗口为基准的斗栱各部尺寸、斗口尺寸的变化范围,并提出了以斗口为整个有斗栱建筑的基本模数的概念。第三部分:从卷四十一到卷四十七,规定了确定各项装修、石作、瓦作、发券、土作尺寸的原则。第四部分:从卷四十八到卷七十四,为各项用料、各工种劳动力计算和定额。第四部分:所确定的计算方法和定额是建立在前三部分的基础之上的,它反映了清初建筑业的工种分配、材料供应情况及劳动组织、施工管理的水平。

  该书的编辑体例以文字说明为主,极少附图(仅大木作并附屋架侧样简图20余幅示意)。建筑各作的做法,采取条例规程与范例相结合的办法逐款对照说明,基本是按建筑先后安装顺序,由下而上,挨次连贯排列的,既有条例,又有具体尺寸,可以相互对证。

  梁思成研究后认为,《工程做法则例》的体例非常拙陋,实际既非“做法”,又非“则例”。他指出,“做法须要说明如何动手,如何锯,如何刨,如何安装,……总而言之,就是如何做;则例须要说明结构部分机能上的原则,归纳为例,包括一切结构部分的尺寸大小地位关系。然而《工程做法则例》在做法方面,没有一字说明;在则例方面,只将各部分的尺寸排列,而这尺寸乃是书中所举建筑物绝对的尺寸,而不是比例的或原则的度量。”梁思成指出,“术书而没有‘举一反三’的可能,若使建筑物放大或缩小一分一寸,全篇便不能应用,如此呆板的体裁,岂能说明建筑上无穷的变化?”

  可见《工程做法则例》本身存在若干问题和不足,其研究并非易事。

  2.2 梁思成研究归纳的六项原则

  梁思成通过研究认为,从《工程做法则例》的前四十七卷可以归结出若干原则来,而其中与大木作或结构设计有关的,主要是以下六项:

(1)材之减高

  宋代材高(即材广)十五分,厚十分,栔六分,故足材高二十一分,清式似已完全失去材栔分之观念,而代以斗口。斗口者即宋式之材厚也。斗栱比例亦以斗口之倍数或分数为准。如斗口一寸,则栱高一寸四分,谓之单材栱……。

(2)柱径柱高之规定

  清式柱径规定为六斗口,等于宋式四材,其柱高六十斗口,为径之十倍。于是比例上柱大而斗栱小,遂形成斗栱纤小之现象,其补间铺作(清代称“平身科”)乃增多至七八朵。

(3)以斗栱攒数定修广

  清式补间斗栱既增多,于是铺作间相互之距离遂亦规定,为十一斗口,因此柱之分配,柱间之距离,面阔进深之尺度,皆以两朵间距离十一斗口之倍数为准则焉。

(4)角柱不生起

  清式角柱与平柱同高,且柱均为直柱,无卷杀,故不若宋式轮廓之秀丽与柔和,但侧脚则仍为定法。

(5)梁断面之加宽

  宋式梁枋断面高宽均为三与二之比。至清式则改为五与四或六与五之比,在力学上不若宋式之合理。且其梁之宽,不问实物大小,一律为“以柱径加二寸定厚”,亦为最不合理之做法。梁均为直梁,月梁之制为清官式所无。

(6)举架

  宋所谓举折之制,清称举架,两者所得结果虽约略相同,但其基本观念则完全改变。宋式之举折,先定举高,然后自上而下,每槫缝下拆少许,而成曲面线。清式则自下起,第一步(即宋所谓缝)五举,(即第一步举之高等于第一步水平长度之十分之五);第二步六举,第三步六.五举,第四步七.五举乃至九举等。

  这六条规则以后也出现在梁思成用中文写的《中国建筑史》和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中。以《图像中国建筑史》为例,可看到从小标题到内容表述都有些不同,如见第3条标题是“建筑的面阔及进深取决于斗栱的数目”,具体表述是,“由于两柱间斗栱攒数增加,两攒斗栱之间的距离便严格地规定从中为十一斗口。其结果,柱与柱的间距,进而至于全屋的面阔和进深,都必须相当于十一斗口的若干倍数。”想来这是为适合西方学者的阅读而做的文字改动。

  2.3 梁思成编撰《清式营造则例》

  1932年,梁思成对《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告一段落,遂编撰成《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并于两年后出版。该书以《工程做法则例》为依据,以北京故宫为标本,收集了工匠世代相传的秘本,对清代建筑的营造方法及其则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书中阐释了清代官式建筑的平面布局、大木构架、斗栱形制、台基墙壁、屋顶、装修、彩画等各个部分的作法及其结构名称、权衡和功用,用建筑投影图和实物照片将各部分的构造清晰地显示出来,并且附有《清式营造辞解》、《各件权衡尺寸表》、《清式营造则例图版》等具体图表与书中的正文配合诠释,使内容更加明了易懂。另外,梁思成还将当时中国营造学社搜集的许多匠师的秘传抄本修订、编撰成《营造算例》一文附于书后,使此书更具科学理论依据。

  梁思成请夫人林徽音为该书写了绪论,林徽音写道:“凡在北平的一切公私建筑,在京师以外许多的“敕建”建筑,都崇奉则例,不敢稍异。现在北平的故宫及无数庙宇,可供清代营造制度及方法之研究。优劣姑不论,其为我国几千年建筑的嫡嗣,则绝无可疑。不研究中国建筑则已,如果认真研究,则非对清代则例相当熟识不可。在年代上既不太远,术书遗物又最完全,先着手研究清代,是势所必然。有一近代建筑知识作根底,研究古代建筑时,在比较上便不至茫然无所依傍,所以研究清式则例,也是研究中国建筑史所必须经过的一步。”可以说,“研究清式则例,是研究中国建筑史所必须经过的一步”,就明确表明了该书的意义。

  梁思成自己也很看重《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事隔20多年,50年代初,“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梁思成无奈地说,“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但他还是呼吁:“要能提炼旧建筑中所包含的中国质素,……这些工程及美术上措施常表现着中国的智慧及美感,值得我们研究。”“研究中还有一步不可少的工作,便是明了传统营造技术上的法则。这好比是在欣赏一国的文学之前,先学会那一国的文学及其文法结构一样需要。所以中国现存仅有的几部术书,如宋李诫《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乃至坊间通行的《鲁班经》等等,都必须有人能明晰的用现代图解译释内中工程的要素及名称,给许多研究者以方便。”

  今天看《清式营造则例》,正如许多学者评价说,“梁思成能以科学手段创造性地绘出图纸,并将烦琐的制度译成文字,对建筑界贡献极大。该书的成就就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用现代科学方法和建筑观去记述中国古代建筑的专著,在著作中基本体现了梁思成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方法,即实物和文献资料相对照、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可以这样说,《清式营造则例》是梁思成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方法及实践上的一次演练,在编撰这部专著中采用的许多方法都被应用于对中国各个朝代古建筑的研究中去,并为梁思成后来编撰《营造法式注释》奠定了基础。”

  自《清式营造则例》问世,大半个世纪过去了,经过历史的考验,该书已成为“中国建筑史界一部重要的教科书。无论中国和外国,凡是想升堂入室,深入弄懂中国古代建筑的人,都离不开《清式营造则例》这个必经的门径。”

3 梁思成对《工程做法则例》和《营造法式》的比较

  《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告一段落,梁思成便着力进行《营造法式》的研究。在1940年以前他主要是对版本、文字的校勘,1940年以后进入到诸作制度的具体理解。

  《营造法式》为宋徽宗时任将作少监的李诫主持编纂,刊行于崇宁二年(1103年),是关于建筑工程做法和工料定额的专书,它的性质略近似于今天的设计手册加上建筑规范。开始研究《营造法式》要比《工部做法则例》困难地多,既无匠师传授,宋代建筑遗物又少。所以梁思成说,“在学读《营造法式》之初,只能根据对清式则例已有的了解逐渐注释宋书术语;将宋清两书互相比较,以今证古,承古启今”。

  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事通过艰苦的调查,借若干有年代确凿的宋代建筑物,来印证《营造法式》的内容。在有了比较多的研究后,他于1945年发表了《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一文。

  梁思成认为,每一派别的建筑,如同每一种语言文字一样,必有它的特殊“文法”、“词汇”,例如罗马式的“五范” (Five Orders),各有规矩,某部必须如此,某部必须如彼;各部之间必须如此联系,等等。

  中国建筑的“文法”是什么?可以说在梁思成以前,近代的建筑家无一人研究过。不知道中国建筑的“文法”而研究中国建筑,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梁思成经研究提出,中国建筑的“文法课本”就是清、宋两术书——《工部做法则例》和《营造法式》。

  梁思成认为,《工部做法则例》和《营造法式》的最大相同之处是都以“大木作”(即屋架结构)为主要部分,而木构架法中的重要部分为“斗栱”,在两书中都有详尽的解释,这成为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钥匙”。

  梁思成对《工程做法则例》和《营造法式》的若干内容做了比较研究,由此可看出从宋到清建筑结构中的重大变化,兹择要叙述几项如下。

  3.1 从“材”、“分”到“斗口”

  《营造法式》把“材”、“分”比例作为确定建筑构件尺寸的基本单位,“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材”是指木构建筑中栱或枋的断面,其义是指有两个方向的尺寸的一个矩形截面,其高宽比为15:10,这15或10中的一份在材、分制度中称为一“分”(音读份)。

  清式则例中无“材”、“分”之名,而以栱的厚度称为“斗口”。这是因为栱与大斗相交之处,斗上则出凹形卯槽以承栱身,称为斗口。斗口宽度同栱的厚度相等。清代皆用“斗口”的倍数或分数为度量单位(如清式柱径为六斗口,柱高为六十斗口等),梁思成认为,这种以建筑物本身之某一部分为度量单位,与罗马建筑之各部比例皆以“柱径”为度量单位,在原则上是完全相同的。

  3.2 斗栱结构的变化

  由《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则例》两书中可看出宋清两代的斗栱大致虽仍相承,但在权衡比例上有极大差别。斗栱各部分各名件的比例有差别,例如栱之“高”(即法式所谓“广”),《营造法式》规定为十五分,而“材上加栔”(栔是两层栱间用斗垫托部分的高度,其高六分)的 “足材”,则广二十一分;《工部工程则例》则足材高两斗口(二十分),栱(单材)高仅1.4斗口(十四分)。

  而且在柱头中线上用材时,宋式用单材,材与材间用斗垫托,而清式用足材“实拍”,其间不用斗。所以在斗栱结构本身,宋式感觉豪放疏朗,而清式则感觉紧凑局促。至于斗栱全组与建筑物全部的比例,差别则更大。因各个时代的斗栱各有其显著特征,故在实地调查中,可根据斗栱之形制来鉴定建筑物的年代。

  3.3 举折与举架的比较

  梁思成通过分析比较指出,宋所谓举折之制,清称举架,两者所得结果虽约略相同,但其基本观念完全改变。宋式的举折是先定举高,而后自上而下,每槫缝下拆少许,而成曲面线。清式的举架则是自下起,第一步(即宋所谓缝)五举,(即第一步举之高等于第一步水平长度之十分之五);第二步六举,第三步六.五举,第四步七.五举乃至九举等。各步举度递增,相缀而成曲线,其屋脊之地位,乃由下逐步递举而得,非若宋式之预定者。其结果清式屋盖较宋式屋盖陡峻,遂成为两时期各有特征之一。

4 梁思成开创的则例研究给今人留下的历史任务

  中国八年抗战期间,梁思成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很多想法难以实现。1945年梁思成回顾对《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时说:“我曾将《工程做法则例》的原则编成教科书性质的《清式营造则例》一部……十余年来发现当时错误之处颇多,将来再版时,当予以改正。”可惜梁思成一直没有“再版时改正”的机会。

  解放以后,虽然工作条件改善,但繁忙的行政事物和遭受政治冲击,也使梁思成难以安心进行研究。直到60年代初情况有所改变,1962年3月,梁思成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科学家座谈会,会上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陈毅副总理提到了《营造法式》的研究。梁思成深受感动,他又重新开始了搁置多年的《营造法式》的整理工作。1966年他抓紧完成了《营造法式》的最后定稿。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梁思成再也不能从事任何古建筑的研究,1972年,他受尽屈辱身患重病,带着对心爱事业的遗憾离开人世。

  今天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古代建筑和有关营造业的文献资料重新受到重视,在梁思成等先辈开拓的领域,我们有条件做出无愧于前辈的新研究,除对《工程做法则例》和《营造法式》进一步校勘、注释和深入研究外,重要者有以下几项:

  4.1 加大力度搜集整理清代营造业的手抄本文献

  清代营造业的手抄本文献整理,对我国古代建筑工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些文献资料都是近300年建筑工程的经验总结,内容汇集起来,非常丰富。上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开搜集整理清代营造业手抄本文献之先河,但限于历史条件,未能坚持。继营造学社后,王世襄开拓研究,努力搜集,整理了过目的73种匠作则例,其中直接关于营造业的则例达52种。近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等单位合作,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上,开展对清代营造业手抄本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并对重要文献影印。在新的条件下,除出版文献汇总目录,也应积极建立数字化档案,借助网络工具,以为更多的研究者提供方便。

  4.2 将营造业的手抄本文献分类注释,编辑出版

  现以所见的抄本文献,加以综合分类,大致为分法、做法、则例、查工簿、销算五种。其内容包括新建、修缮、保养工程性质、预算决算形式、结构设计、营造实施程序等。以则例为例,又分营造则例,工料则例,价值则例和材料重量例。工料则例大都是按工程活计内容,分别自成一辑的手抄本,内中分项开列工料定额,每项计量单位为件、长度、方、个、斤两等。其人工工种以每项活计内容所包括之工序层次、计工为单位。此等计工性质,概以成活核算。兹举一例:内檐槅扇一件,木工、雕銮工、水上工、着色工、烫蜡工,需知此五种工包含有二义不能混淆。一为详按每道工序计算工作量。一为工序名称。故前两工种属于行作分类,后三种则是工序,总和起来即单项成活工作量。工料则例的编订,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较高的使用价值,是营造业经商时不能释手的密本。

  有学者指出,则例因时代,内容演变较大,即使是同一作,内容有重复,也有衍生,甚至可能有杜撰。因此,关于营造则例的整理,首先是从不同的则例中将内容分作辑录出来,排比梳理,再利用多种手段,对则例进行注释。

  4.3 通过营造文献的研究,揭示清代营造则例的历史职能

  通过营造则例文献的分析看到,营造则例在营造过程中具有规则职能,在营造业体系中设计者、销算者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具有教育职能。刘畅指出,对清代营造则例的研讨,进一步讲,就是以营造则例为媒介,连接清代皇家营造体系的管理者和工匠,建构系统化的皇家营造制度和营造方法的研究框架。样式房设计工作和算房的销售工作具有技术的独立性,而依然作为营造部门纳入职官体系,其能动性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则例是皇家重视规制、谨慎用钱粮的产物,也是职官体制在技术专业中的反映。把则例当作桥梁,我们可以通过从微观到宏观和从宏观到微观的双向过程澄清清代皇家营造体系,再进而反观清代建筑设计和建筑理论。对于建筑学专业而言,这个过程的结果将与直接针对设计手法的研究殊途同归;对于社会学而言,这个过程将是逐渐丰满的系统的建立,而最终有助于清代社会大系统的研究。这也可看作梁思成开创的则例研究课题给今人留下的历史任务。

  4.4 积极采用新的方法和手段,把则例研究推向新阶段

  梁思成当年研究则例的方法主要有文献校勘、实地调查、古建筑构件测绘,注释解读等。新的历史条件下,除坚持基本的、传统的研究方法外,也应积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如分析统计,计算机动画、虚拟技术等,以把则例研究推向新阶段。如利用互联网发布信息,可使更多的人了解则例研究进展,激发不同学科人士的研究兴趣,带来新的智力因素。在这方面,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已做了可喜的尝试,中国研究者应积极加强网上资源建设。又如为把握古代建筑构件术语,应结合看图,然而由于诸多古建筑实物不存,给今人理解带来很大困难,虽说画出平面图来好一些,但在展示各构件的关系上有一定局限。如果利用计算机制作动画,便可清晰的展示各构件关系,此种方法大有前途可为。再就是对已成熟的研究成果,可制作出可拆卸的木头或塑料模型,以利于有兴趣者更好地了解古代建筑及结构关系,从而欣赏古代工匠的智巧。

  来源:《清华大学与中国近现代科技》,杨舰 戴吾三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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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钤

朱启钤,字桂辛、桂莘,号蠖公、蠖园,祖籍贵州开州(贵州开阳), 1872 年 11 月 12 日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中国北洋政府官员,爱国人士。古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

主要事迹
  朱启钤(1872~1964)
  中国北洋政府官员,工艺美术家。祖籍贵州开州(今开阳),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字桂莘,号蠖园。光绪举人。1903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历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津浦路北段总办等职。1912年7 月起,连任陆徵祥、赵秉钧内阁交通部总长。1913年8月代理国务总理,稍后任熊希龄内阁内务部总长。1914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1915年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12月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处长)。1916年袁世凯死后,以帝制祸首之一遭通缉。1918年获赦免,8月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 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后退出政界,先后寓居津、沪。1920年任《四库全书》印刷督理。朱启钤对中国古建筑艺术颇有研究,曾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对织绣、漆器艺术也颇有研究。并曾经办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著有《李仲明营造法式》、《蠖园文存》、《存素堂丝绣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芋香录诗》、《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漆书》等。1927年根据日本传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传的《髹饰录》。
生平
  朱启钤幼孤家贫。 1881 年寓居长沙,励志攻读。
  1891 年随姨父瞿鸿机 ( 时奉督四川学政 ) 赴川,以捐府经历试仕川省,曾供职盐务局。 1894 年任修凿云阳大荡子新滩工程委员。越年保举知县,分发江苏试用。 1902 年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程提调。1903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 1908 年任东三省蒙务局督办。1910年任津浦路北段总办。民国成立后,1912年7月起,连任陆徵祥、赵秉钧内阁交通部总长。 1913年8月代理国务总理,稍后任熊希龄内阁内务部总长。1914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在此期间,曾拆除北京正阳门瓮城,改建前门箭楼,开辟中央公园 ( 今中山公园 ) ,拆盘街千步廊为天安门广场,为北京的市政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还曾计划修建环城铁路。1915年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12月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处长)。1916年袁世凯死后,以筹备洪宪帝制大典祸首之一遭通缉,引咎去职。1918年获赦免,8月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未就任。同年发起成立北戴河海滨公益会,被推为会长,为海滨的开发与建设做了大量实际工作。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后辞职退出政界,先后寓居津、沪。1921 年游历欧美等国。
  1920年任《四库全书》印刷督理。朱启钤对中国古建筑艺术颇有研究,曾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对织绣、漆器艺术也颇有研究。1925 年开始筹办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典建筑文献的整理研究, 1930 年营造学社正式成立,任社长。这是研究祖国建筑文化遗产最早的学术团体,对这项工作起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1930 年,张学良委任为北平市市长,未就任。
从商经历
  从 1917 年起经营实业,先后经办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 等企业任董事长 。
  北平解放前夕,朱启钤寓居上海。周恩来曾授意来北平参加国共和谈的章士钊写信给他,劝他留在大陆。上海解放后,周恩来即派章文晋 ( 朱的外孙 ) 接他来京。到京不久,他便以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同其他常务董事共同努力,把跑到香港的九条货轮召回大陆支援国内海运。 1950 年,朱氏将珍藏的明岐阳王世家名贵文物 56 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文化部颁发奖状予以表彰。还先后将大量藏书分别捐给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古代建筑修整所和贵州图书馆。 1952 年中兴煤矿公司改为公私合营,继任董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3 年 5 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是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古代建筑修整所顾问。 1961 年老人 90 寿辰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在全国政协为他主持了祝寿活动。 1964 年 2 月 26- 日病故,终年 92 岁。
著作
  著有《哲匠录》、《李仲明营造法式》、《蠖园文存》、《存素堂丝绣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芋香录诗》、《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漆书》等。 1927年根据日本传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传的《髹饰录》。 刊有宋李诫《营造法式》。1991 年 9 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蠖公纪事—朱启钤先生生平纪实》。
朱启钤故居
位置
  ——赵堂子胡同3号和东四八条111号
介绍
  赵堂子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朝阳门南小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五条胡同,胡同西起朝阳门南小街,东止宝盖胡同,长250余米。清代,即称“赵堂子胡同”,“堂子”乃旧时江南方言,即指妓院。胡同呈东西走向,东端稍有曲折,且与另外4条胡同相通,形成一个胡同枢纽。即:往东是“后赵家楼胡同”,往北是“宝盖胡同”,往南是“宝珠子胡同”,往西南是“阳照胡同”。5条胡同相交实属罕见,当地居民美其名曰“五路通祥”。
  赵堂子胡同3号,旧时的门牌是赵堂子胡同甲2号,在胡同稍有曲折处北侧,恰处“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占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进四合院。
  这座宅院是朱启钤在20世纪30年代购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筑,由他自己重新设计并督造。据朱启钤之子朱海北回忆,院内的彩画及建筑上的做法,完全按《营造法式》进行,所用木工、彩画工都是为故宫施工的老工匠。可以说这座宅院的建设倾注了朱启钤大量心血。
  宅院的街门为“广亮大门”①,街门西侧是6间倒座南房,街门东侧有4间南房,4间南房并不是一条脊,东侧3间稍向南移。因此,街门东侧的南院墙向东南倾斜。进入广亮大门,正对着的是一条贯通南北的走廊,形成一条南北轴线将整个宅院分成东西两个部分,共8个院落,院内回廊环绕。西部一进院有6间倒座南房和一座两卷“垂花门”②;二进院、三进院、四进院北房3间、西厢房3间,在北房西侧建有两间耳房。东部一进院有南房4间、正房3间,在正房西倾建有两间耳房,北房与二进院的南房为三卷钩连搭歇山顶建筑,用料讲究,工艺精细;二进院有北房、南房、东厢房各3间,在北房和南房的西侧各建有两间耳房;三进院有北房5间、东厢房3间;四进院原来应该是宅第园林,如今已经改建。
历史
  该院建成后,前半部为“中国营造学社”,后半部是朱启钤及其眷属的住宅。北平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强行购买此宅,抗战胜利后发还。1953年,朱启钤搬到东四八条111号居住。
  此宅现为单位宿舍,现有房屋113间,建筑面积2056平方米。原有的主要建筑改变不大,只是部分廊子被扩建成房屋,院内又添建了一些小厨房之类的简易房屋。
  1984年1月10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赵堂子胡同3号作为“朱启钤故居”,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东四八条属东城区东四地区,是东四北大街从南往北数的第八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四北大街和朝阳门北小街,长700多米。东四八条111号,旧时的门牌是54号,在胡同西段北侧,坐北朝南,街门为穿墙大门,开在东四八条109号和113号两院形成的夹道内,后墙砌在东四九条南侧。大门内建有“一字影壁”一座,院内现有房屋、游廊等建筑115间,建筑面积670余平方米。此宅是朱启钤之女朱湄筠的房产。朱启钤从1953年搬入,直至1964年辞世。
任职经历
  朱启钤 (1871-1964),字桂莘,号蠖园,贵州开州(今开阳)人。清光绪年间举人,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北京外城警察厅厅长、内城警察总监、蒙古事务督办。辛亥革命后,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因拥护袁世凯称帝而被通缉。1919年任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谈判破裂后,遂辞职潜心著述;1930年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从事古建筑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蠖园文存》。
本段公益事业
  朱启钤热心公益事业。1914年,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发动绅士、商人捐款,将社稷坛开辟为公园,命名为“中央公园”,又名 “稷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中央公园是北京城内最早开放的公园,当时建设的主要景点,诸如四宜轩、唐花坞、水榭、来今雨轩、习礼亭、格言亭、投壶亭、迎晖亭和兰亭八柱等,仍然是现在中山公园的主要景点。当年园中有一楹联——“名园别有天地,老树不知岁时。”
编辑本段喜好收藏
  朱启钤喜好收藏,尤以缂丝③收藏为最,据说朱启钤堪称“中国缂丝收藏第一人”。据朱启钤后人说,民国初年,清皇室贵族日趋潦倒。朱启钤从恭亲王奕欣的后人手中购得一批缂丝珍品,有的年代可至宋朝。有日本人闻讯后,曾出价百万想购买,朱启钤不为所动。但当时时局动荡,朱启钤惟恐国宝有失,遂以20万元转让给了张学良。1950 年,朱启钤将珍藏的明岐阳王世家名贵文物56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文化部颁发奖状予以表彰。
编辑本段中国古代建筑的奠基人
  朱启钤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奠基人。1917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手抄本,便委托商务印书馆以石印本印行,同时又在北京刊行仿宋本。之后,又组织人员对《清钦定工部工程做法》一书进行校注。1930年,朱启钤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设文献组和法式组,朱启钤兼任文献组主任,建筑学家梁思成担任法式组主任。营造学社是最早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式样、设计的学术团体,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基础。
  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于1930年,1937年因北平沦陷而停办。其间,先后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工段营造录》、《元大都宫苑图考》、《营造算例》、《牌楼算例》、《清式营造则例》、《梓人遗制》、《哲匠录》、《同治重修圆明园始末》等书刊。朱启钤评价:“中国营造学社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
编辑本段朱启钤与周恩来
  朱启钤年长周恩来近三十岁,他们二人在不同的时代都担任过政府总理,周恩来尊重朱启钤,朱启钤佩服周恩来。
  195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到东四八条111号看望朱启钤。周恩来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篇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问朱启钤知道不知道。朱启钤说:“民国二年,我任内务部总长,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你叔父是我的门生,当时他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周恩来笑着说:“那你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朱启钤的外孙)同辈了。”
  谈话时,朱启钤因耳聋经常打断周恩来的谈话,家里人就向他摆手示意。周恩来看到后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嘛!”
  朱启钤担心死后被火化,托付周恩来:“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后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继室于夫人茔地,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你帮我办吧!”周恩来高声回答:“我一定帮你办到,你相信我,放心吧!”朱启钤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朱启钤对家里人说:“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有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
  注:
  ①广亮大门,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级最高的宅门,是具有相当品级的官宦人家采用的宅门形式。
  ②垂花门,在底邸、宅院建筑群常作为二门,起着联系和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
  ③缂丝,即刻丝,中国传统丝织工艺品之一,盛于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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