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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附中现象批判

人大附中现象批判

回望我的母校人大附中
高雨莘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6月01日

五月中的一个周末,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校园如同往常一样热闹活跃。在教育学院的大礼堂里,衣着光鲜的师生进进出出,其中大部分是亚洲面孔。在礼堂的讲台上,周建华——一位身着黑西装,打红领带的演讲者正郑重其事地向在座听众发表演说。周建华是北京人大附中的副校长,他和校长刘彭芝受到了哈佛大学举办的此次“中国教育论坛”邀请。刘彭芝校长最终没有出席论坛,但通过周副校长的发言,学校希望传达的信息似乎没有半点遗漏。

“150余门选修课”、“小语种”、“高新科技创新研究”、“尊重个性,挖掘潜力”、“发表学术论文”、“引领社会变革,担当社会责任”等字眼从听众耳边飘过。不明所以者听到这些词句,难以猜测到发言者介绍的是一所高中,或许会把它想像成一所条件优越的一流大学。
以上的情景是由我现在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做研究的大学同学描述给我的。虽非亲眼所见,我却可以在脑中轻而易举地勾勒出她描述的这一幕。人大附中是我的母校,虽然我没有从学校毕业,但在那里的两年中,曾屡屡在开学典礼、升旗仪式、外宾参观,甚至运动会上听到类似周副校长哈佛演讲的内容。我离开学校已经将近八年,对于校长的讲话,字字句句仍然记忆犹新。“人大附中的目标是成为一所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中学!”面对着全校数千师生,刘彭芝校长曾经多次信心饱满地宣布。那时人大附中已经如日中天,每年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逐年递增,甚至超过中国一些省份考上这两所大学的总人数。校长发言中的高昂斗志,更激发了学生心中的自豪和荣耀感,发言的最后几个字常常被雷动的掌声所淹没。

周副校长的发言从头到尾一切如常,然而发言结束后的情况,却和我回忆中熟悉的场景大相径庭。

在听众提问时间,一位在威斯利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就读的中国女孩起身说到:“周校长,我曾经对人大附中做过不少研究,我注意到贵校的校长在中国政府官员中交际甚广。这些关系无疑与人大附中能够开展如此多的活动,为学生提供如此丰富的机会密不可分。但您认为这样的条件在全中国的中学里有多大代表性?”

另一位女孩接过话筒:“周校长,我是一名人大附中的校友,对人大附中的未来十分关注,因此希望向您提出以下问题:人大附中使用实验班和普通班的分班制,好学生全部聚集在一个班里,配备最好的老师,而成绩差一些的学生则被分到另外的班级里。为什么不将这些学生混合在一起,让他们能从彼此身上学习?”

尽管问题经由朋友复述,语句和原始版本或许有些出入,这些问题的犀利却显而易见。不出意料,副校长的回答中规中矩,不过到了发言最后,朋友告诉我,他已经“满头大汗”。

朋友描述的这一幕让听惯了公开场合下关于母校褒奖之词的我多少有些诧异,但再想想又感到十分欣慰。这些问题也道出了一些我心中揣了许久的思考,关于人大附中,也关于它所代表的中国应试教育下的教育方法、教学理念、资源分配等方面存在的重要缺陷。在大量学生选择出国留学,涌入国外高中大学的这些年,如果学校和教育者愿意认真审视中国(尤其是重点学校)的中学教育,从学生的角度思考并做出改进,那么坦率面对这些问题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中国高中教育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是“培养着眼社会、求知欲强、人格优秀的学生”和“培养自我优先、目的性强、善于竞争的学生”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两个目标尽管不完全相互排斥,但将哪一个作为优先的选择势必会影响学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在许多重点高中,尽管学校的校规校训声明将前者作为教育目标,身在其中的学生感受到的往往是后者带来的束缚和压力。

初到人大附中的第一天,迎接我的是一张长长的分班表和表前攒动的人头。那张表将七百多名学生按照一次考试的成绩分成七个实验班和八个普通班。学生在表上的位置也成了学校传达给他们的第一个信息:这便是你在学校的位置,这便是衡量你在学校位置的最重要标准。其后的高中生涯里,实验班的学生被配备了从全国各地挖来的特级老师,得到最丰富的资源,成为学校的宠儿,冲击北大清华的希望,刚走入职场的年轻教师则被分配给了普通班,授课的内容也与实验班有不少出入。“这些内容我在给普通班讲课的时候是没有涉及的,”我的理科老师在讲到难题的时候常常这样对我们说。

如果学校的教学目的是为了帮助最多的学生考取名牌大学——如同我在人大附中时,每年考取北大清华的学生都会被列在一张光荣榜上,在高考后张贴在校门外——那么这种资源分配方式或许是最有成效的。而如果教学目的是让所有学生共同进步,从彼此身上学习,取长补短,这种安排或许有不少值得质疑之处。诚然,在我去美国就读的高中,学生同样按照自己对某学科的掌握程度上难度相应的课程,不过那多是学生选课时自己的选择,而非学校强行的规定。最优秀的师资平均分配于各种程度的学生之中,因为程度较高的学生需要精进,程度相对落后的学生需要启发与辅导。

这种“成绩第一”的教育价值观在临近高考时体现得更是尤为明显。我没有在中国参加高考,并没有亲身体会,不过却从同学那里听到不少故事。班级里考取北大清华的人数和老师的奖金挂钩,致使某些老师不太考虑学生真实水平,一味鼓励学生报考北大清华;有一些学生在高三选择申请国外大学,在高考前几个月前途已定。他们本可以利用高考之前的时间探索自己的兴趣,为适应国外生活做准备,而校方却以各种方式向学生施压,要求学生参加高考,为的是在高考后学校门口的“光荣榜”上添加几个名字。如果学校真正将学生的将来和发展放在第一位,从学生而非升学率的角度出发,为什么会让以上的情况成为学校不成文的规定?

在刚入校时,曾有一次升旗仪式让我记忆犹新。刘彭芝校长将一位在食堂做饭的师傅请到高高的演讲台上,向全校宣布他在刚刚北京市厨师大赛中获得的奖项。在一篇长长的讲话结束后,全校师生有些不知所以然之时,校长才亮出自己的点睛之笔:“我介绍这位做饭师傅事迹的目的,是希望告诉大家,人大附中是顶尖的,不管人大附中的老师、学生、乃至食堂做饭的师傅,都应该是顶尖的!”即刻台下掌声雷动。

在人大附中的两年,这样的信息我和我的同学曾接受过无数次。从校方的各类宣传讲话,到老师们在课堂上的激励,到外校家长听到人大附中时眼中的羡慕。“第一”、“最好”,还有如同办学目标里说的“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在十几岁的年纪,这种话语极易使学生飘飘然,沉浸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中。然而在对学生和学校进行这种标榜的同时,学校却没有在学生心中注入足够与此相应的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国旗下讲话”里或许时常强调学生应该“服务祖国,服务社会”,然而环境教会学生的却是另一个道理:在一个竞争白热化、将分数作为最高衡量标准的环境中,在一个将“争第一”、“做最好”视为黄金准则的氛围里,学生的首要目标自然而然成了“在竞争中取胜”和“考上最理想的大学”。这种一叶障目的目标既阻碍学生自由发掘学习的快乐,又导致学生在过于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对社会、对大于自身的环境与话题漠不关心。于是数年以后,“考上最理想的大学”变成了“寻求最体面的工作”,以后还会变成“购买最宽敞的公寓”和“将孩子送进最理想的学校”……

几个月前,在高中同学聚会上,我见到了一些几年未见、当年曾一起在人大附中就读的高中同学,其中大部分已经工作。七年前同班的高中文科生,现在多数在国企和国有银行工作,享受着稳定的工作和丰厚的薪水。问起工作的内容,大家呵呵笑着,摆摆手。

在中国,一批又一批中产阶级的孩子在如同我所经历的应试教育系统里慢慢成长,被塑造。这种教育的弊端已经在各种舆论中被多次讨论:扼杀创造力、限制“批判性思维”的发展、“高分低能”等等。然而,有时这种教育系统最令人担忧的影响,似乎体现在它烙印在学生身上的个人脱离社会的价值观与对现状的满足。与其改变现实不如迎合现状;与其承担风险不如选择康庄大道。

如同人大附中的许许多多中国重点高中无法改变中国教育的大环境和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然而通过改变学校氛围,调整教学制度,它们或许可以成为推动教育改革的力量,而不是靠迎合中国教育弊端而成为问题的症结。

一些年前,重点高中的教育能够提供的通往重点大学之路正是中国的父母和学生所渴求的。这种现象在今日仍然普遍,因此才有人大附中的蒸蒸日上。然而如同周建华副校长在哈佛论坛上遇到的问题所展示的,当今学生对教育的期待和理解也正在慢慢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是否也应该展开相应的思考?

如果今天中国高中的骄傲仍是学校门口“光荣榜”上的一串串名字,明天他们的骄傲或许应该是他们在教育论坛上勇敢发言的毕业生们。

高雨莘是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
乐乎设计,乐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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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附中内幕
(2012-11-26 08:10:47)

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候都浪费了。所带来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甚至是一辈子

对于我来说,我不恨学校,我更恨我的父母,因为他们不应该送我上这个学校。他们根本不懂怎么教育孩子。

RDFZ的氛围是以成功为唯一标准, 赤裸裸的丛林法则。

我是被摧毁了。



我在高中三年缺失的东西,使得这个进名校的结果变得毫无意义。



——摘自几名人大附中毕业生的发言



我知道自己正在写的这个东西,不一定能引起轰动,甚至可能连反响都没有。但是如果能幸运地有那么一点的话,它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得罪很多人——包括校领导,以前的老师,同学。但是我不在乎,如果它真的能引起哪怕少数人对人大附中教育思想的反思的话,与其带来的善果相比,我个人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1.复杂的学生来源和赞助费疑云

每个对人大附中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这个学校和别的一样,是收钱的,而且绝不少收。我作为学生在学校生活度过了三年,自然遇到不少通过这样特殊渠道进来的同学。而且,我当年上的是排名最靠后的一个实验班,(人大附中每个年级都会有几个实验班,和普通班。普通班之间没有排名,学生水平平均分配。实验班总数较普通班略少,之间有排名,例如第一实验班,第二实验班等。当然,对外是没有这个说法的。)而这个班的“实验”意义,相对于排名较高的几个实验班反而更大。



一些上进心强的家长,无论是通过什么渠道把孩子送进人大附中之后,还想更进一步,进那些几乎全班都能上清华北大的实验班。这样的家长显然不少,这脱节的最后一班也应运而生。班内的学生来源,有初中部升上来的;有普通中考考上来,又通过中考后的实验班选拔的;有附中教师的子女;有送钱走关系进来的。由于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这个班的平均分比其他实验班有显著差距,但是也比普通班略高。



通过这个班的学生组成,我们也可以看出人大附中学生的主要来源。1.从初中部升学的人民大学子弟。2.华校学生。3.普通中考考进来的。4.中考前签约的学生。5.通过关系或金钱取得入学资格的(包括本地和外地学生)。



这几类学生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经历,但是也有交集。譬如初中部的参加高考并成功过线,就同时属于1、3,华校学生有的上了初中部,有的没有,而在高中时考了回来,或者签约回来。



复杂的学生背景,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人大附中收受家长赞助费的事实。但是关于这笔钱,刘彭芝校长在面对批评时矢口否认,声称从没收过赞助费。依我看这纯属谎言。但是这谎言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有人向我透露过:“RDFZ是不会收不该收的钱的;赞助费可以不以赞助费的名义收,那可以叫教育捐赠。”因此,人大附中账面上绝不会有所谓择校费,赞助费,所有的进账都会有体面的名义。但漂亮的操作不能掩盖事实,谎言不能掩盖真相。像这样的学生比例很小,但总数量绝对不少。



在这些不同来源的学生中,初中部和有着华校背景的学生,对人大附中的教育方式显然更加适应。签约学生由于对人大附中模式提前有所了解,更是由于家庭对于应试教育的迫切追求,也相对适应。而外校考进来的,适应性就相对差一些,需要时间调整。而通过特殊渠道入学的,尤其是初来北京的一些学生(父母多是外地的富商,进京的官员),人大附中的教育模式对于他们显然就是一场噩梦了。



简单地介绍一下所谓的人大附中模式。



其实单看课程表,人大附中的课业并不繁重。但是关键在于放学后经常会有一次正规的考试,名曰“统练”。在高三时期统练频率就达到了每天都有。除此之外,作业的繁重或许其他学校相差不多,关键在于人大附中的练习册难度远超北京市的平均水平。题目的灵活程度让此前很少经受如此训练的学生自然难以很快适应。



每学期的期中、期末考试,以及高三的模拟考试都会排名。之后的名次在在全年级张榜公布,不是在考试后直接公布分数,而是在下次考试排考场的时候,按照考试名次安排。看考场安排的结果,就知道自己的位置。如果上次没考好,下次就会坐在水平相对差的人们周围,心理压力可想而知。那些基础薄弱的学生,每次都是坐在后几个考场,周围的人都已熟识,自然形成一个自暴自弃的圈子。





2.沉重的课业压力和与选修课浮华



就是这样,在前些年中小学“减负”的政策下,以“统练”的称呼代替考试,以排座位的方式代替公布名次,以教育捐赠代替择校费——人大附中就这样继续着它的以应试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手段。一个事例,可以让人看出其手段之精巧:高三那年的寒假,和很多其他学校一样,人大附中进行加课。但是这与它一向标榜的素质教育相悖,据说是导致一个家长向教育局举报。接着,人大附中并没有取消加课,而是让学生们没人交一定的所谓“培训费”,然后在天寒地冻的早上,摸黑进入人民大学,在人大的教室上课。更绝的是,学校给下的命令,竟然是“不许穿校服”!如此瞒天过海的伎俩,真是令人叹服。



既然学生们的压力如此之大,那谁会去参加那些丰富多彩的选修课和社团活动呢?



这正是我要说的,或许高一时涉世未深,还有些时间。但是,随着压力的逐步加重,大部分人都会放弃选修课和其他课外活动。因此,选修课的存在,和美好的高中生活,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只是遥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确实会有一些人坚持参加这些活动。主要有两种情况:1. 确实是才智过人,常规的学习已经不是什么挑战。而且能够通过课外活动,参加学科竞赛以获奖,增加被大学特招的可能。2. 常规的学习以一塌糊涂,考进名牌大学的希望已不大,或者是通过获奖另辟蹊径,或者就是自暴自弃,放弃常规学习。



第一种情况,学校当然会鼓励,因为每年获奖的数字都会放在学校的宣传手册上。第二种情况,学校更不会阻拦,反正让他们学习也考不上清华北大,没准真拿个奖呢。而其他的学生,如果专注于课外活动而减少了学习时间,老师们绝不会答应,因为他们的奖金是与学生高考成绩相关的。



这就是人大附中的教育方法。就像另外一位毕业生所言,已成功为唯一标准。根本不像他们所宣传的“育人为本”。学生们分为三等,第一等,在最好的几个实验班,在同龄人的压力下拼争,各个身怀绝技,成绩优异。第二等,普通学生,在老师的督促下,和学校公布排名等各种政策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努力学习高考课程。第三等,主要是通过特殊手段,走关系或者交择校费入学的学生,被放任自流,失去了本该受到的老师们的关注:只要不惹事,干什么都行。



3.是否培养人才



有人会说,不能因为少数人而分散老师精力,进而影响大多数人的学习效果。更不能因为人大附中这些小的失误,而抹杀它培育出这么多人才的成果。人大附中到底培养了多少人才?没错,每年多少上清华北大,世界名校,多少竞赛获奖,连续多年文理状元,这些数据,都是真的。但是评价一个学校的教育成果,仅凭这些数据,是远远不够的。



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写道:“They don't do any damn more molding at Pencey than they do at any other school. And I didn't know anybody there that was splendid and clear-thinking and all. Maybe two guys. If that many. And they probably came to Pencey that way.”



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人大附中根本没有什么教育上的建树,根本没有所谓的育人。那些辉煌的成绩,只不过是垄断优秀生源的结果。这些人,如果去了其他学校,多半也会取得同样的成果。



至于垄断优秀生源,这里还有另一个故事。人大附中创办的华罗庚学校,长期以来从事小学课外教育。其中有个所谓“1班”,选拔进入后,并经常淘汰落后者,填补优秀学生。如果能在这个班直到小学毕业,将直升人大附中初中。这就是所谓的小升初“占坑班”,也正是人大附中现在极力否认的,而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批学生在经过初中和中考的选拔淘汰并填补新人,最终形成了高中的排名靠前的几个实验班。有了这批学生,人大附中取得的高考记录,学科竞赛奖项,也就并非难事。



因此,要评定人大附中的教育成果,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让学生自己回想得到了什么,二是分析教育方法。前面我已经说了,人大附中的教育方法就是老一套,高压政策,应试导向,而所谓的素质教育只不过是对外宣传用的花架子。



人大附中一个被公众赞许的行动,是利用高工资吸引优秀教师,建设教学队伍。依我看这或许有用,但真正受益的,绝不是大多数学生,而是那批排名靠前的实验班学生。也正是他们,也只有他们能为学校挣得名气——竞赛获奖,高考高分,考入名校。



要我总结在人大附中三年的生活,我觉得这所学校除了帮我考进一所不错的大学,其他的收获基本为0。如果说负责任的老师,以及那些选修课,真的对我人格培养或者兴趣发展起了一些作用的话,在高三时期残酷的压力下这仅有的所得也被摧毁了。



一位通过特殊渠道入学的毕业生告诉我,他理解学校:“不能因为我这样的拖慢了教学进度。” “其实我属于那种懂事比较晚的孩子。那个时候就是家长让我去哪,我就去哪了。要换做现在,打死我也不能去。”说到高压政策,他不同意,

“说实在我从来没感觉到什么高压,因为我觉得老师没怎么管过我。一开始还好,逐渐就成了作业交不交没人管。统练、上课,参不参加也没人管。”



这是确实是极端的例子。然而,那些在班里后进的学生,刚开始未能适应人大附中模式的学生,又怎能享受到人大附中拔尖式教育的益处呢?



4.西山分校继续敛财,公平与否的辩论



很多人都看到了房地产公司“在差不多一千种杂志”上登的广告:买别墅,送人大附中名额。更不用提高速公路旁的巨型广告牌了。很明显,这是人大附中的一大罪状,而且很难通过他们惯用的媒体操纵手段洗清。因为既然和房地产商签了合同,人家就要打广告,就要名正言顺地使用人大附中的名号。



当然,大家也都明白,送的名额,是人大附中西山分校的名额,而不是本部。西山分校,包括被人大附中兼并的西颐中学,北航附中,其教学水平肯定是比不上本部的。据说,“只是找些本部考核不过关的教师下放。”当然,这只是传言。但是,人大附中利用分校敛财,则是铁的事实。



杨东平批评人大附中的主要论点,是生源很大程度上来自富足人家,不符合教育体系公平的原则。人大附中近几天则开了微博,大力宣传其帮助贫困地区开展教育,以及贫苦人家的学生,以此进行反驳。



我觉得双方的做法都十分可笑。首先毕竟有大量的报考和招收普通中考考生的记录,而杨东平的想法失于幼稚地认为人大附中索取择校费,与房地产商合作,就能接收大量的富人子弟进校读书。首先,择校费是事实,而且即使是人大附中本部,确实有很多经过特殊渠道入学的,家境富裕的学生。但这些人,人数不少,但从比例上来看,还是绝对少数。而且,这些学生的命运,基本上不是接收三年煎熬,就是被放任自流,很少有能跟上教学进度的。另一方面,人大附中愚蠢的微博宣传简直是不值一驳。



而这些非常规的做法,是否伤害了教育的公平性呢?我认为这很难说。而且,这些做法其他学校也在同样采取。而那些不知内情的富人,愿意通过买别墅,让他们的孩子上西山分校那样的烂校,或者略有所知的富人,愿意让孩子上人大附中本部遭受煎熬,都是他们的自由选择。本文批评的不是这些方面。



5.假冒的改革者挥舞着屠刀成佛



刘彭芝校长接受各种媒体的访谈,忙得不亦乐乎,大谈素质教育,教育改革。在我看来,这就相当于日占时期“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一个在自己的学校里,搞最传统,最高强度的应试教育的校长,又有什么资格去谈改革呢?



她口中的改革,就像人大附中开展的选修课一样,是用来对外宣传的。就像皇帝的新衣,本来不存在,但是说的多了,手腕硬了,在大家眼里,仿佛它就存在了。这种所谓的改革,如果真的能惠及学生的话,也只是那一少部分,那以小学“占坑班”为核心,逐渐淘汰补充扩展的那一批人。这“改革”带给其他学生的,只能是痛苦。



不完善的教育制度,甚至有缺陷的教育行政思维,一方面给人大附中的为所欲为提供了温床,一方面也在支持甚至强迫人大附中,要办好学校,就必须使用这些手腕。但是,如果有人在病态社会下抢劫杀人,可以指责社会不公,但并不能免除他的罪恶,让他成为英雄。然而人大附中恰恰扮演了这一角色。





这样的学校,成了世界名校,人人向往。这样的校长,成了改革先锋,教育家。作恶却又得了善名,就相当于刽子手尚未放下屠刀,就成了佛。



6.亲爱的校长是否冤枉



人大附中一个惯用的宣传伎俩,便是报导在校学生和毕业生,亲切地管刘校长叫“刘妈妈”。依我看这一昵称和郭沫若叫毛主席“亲爷爷”没什么区别,都是在重压之下的心理变态。你可以说你是真心的,我觉得郭沫若当年也是真心的。不同的是,郭沫若面对的是社会压力,学生们面对的则是学习压力。



当然不能否认,刘校长为人确实具有亲和力,我当年就读时也和她有幸说过几句话。所谓的对待事业认真负责,在我看来也是真实的,毕竟建立了这样一个庞大的教育集团。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两个优点,刘校长做什么便都是对的。她还有很多该做但根本没有做的事。



有人说人大附中收钱是好事,因为国家的教育经费太少,不能因为要公平而所有学校一起烂,把钱从富人包里掏出来,变成教育经费,天经地义。我承认这话有道理,但是教育经费少,人大附中,或者身为人大代表的刘校长,什么时候建议过提高教育经费?



当今的政治课,甚至历史课,成了束缚学生思想,增加课业负担的重要元凶。伟大的人大附中,亲爱的刘妈妈,什么时候建议过政治远离校园?



我批评人大附中,不是因为它做了其他学校没有做的事,而是因为它没有做其他学校没能力,或者没胆量做的事。一个拥有如此雄厚的教育资源,行政优势,金融资本的学校,竟然也是和其它学校一样追求高考分数和学科竞赛,甚至做得更加直接而露骨,则是一件应该让人大附中人感到羞耻的事。


后记:我为什么也批评人大附中

从标题也可以看得出来,我是要从姓杨的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说起。(这里的臭不是说那篇文章阴险邪恶,而是愚蠢。)的确,它给了我一些启发。但是真正激励我一定要写文章批评人大附中的,则是人大附中人的回应。



首先,是刘校长对媒体表示从未受过赞助费,还要起诉造谣者。这一声明与我所知的事实不符,而我平生最恨虚伪,(当然,也可能我就是个虚伪的人,最恨和自己竞争的。)所以刘校长的这一回应可以算是我写文章的直接原因。但是当时比较忙,这事可能过些天就放下了。但是,我又看到了一些毕业生对母校的声援,其中很多毫无理性,无视事实,这就让我觉得,作为毕业生有必要站出来说些什么。另外,记忆中自己算不上成功的高中生活,确实也是促使我写作的因素之一。所以,我承认这篇文章中确实有一些情绪化的东西。看到有些人批评我不客观,我觉得说得没错,而且我也并没有想要客观。



看到很多人说我是LOSER,没资格批评学校,而这恰恰表现出了人大附中的一个文化问题,也就是文章中提到的,以成功为唯一标准。在很多学生眼中,失败者就应该被踩在脚下,就应该被剥夺表达意愿的机会。我不是说失败者就应该自暴自弃,然而在我看来,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风气下,失败者也应该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的声音,更应该被倾听而不是忽视。



这也联系到我对人大附中的一个期望,就是关于如何对待那些特殊渠道进校而无法适应环境的学生的问题。我觉得学校应该有一个特殊机制来帮助他们,而不是像之前做的那样,为了不影响全校的平均成绩,把他们划为二附中学生了事。



我知道,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的高中生涯的失败,不能全部归咎于学校。很多人对我的批评也都没错,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体制问题,仅仅指责人大附中是不公平的。但是学校也有责任去改变,身为一个资源丰富,水平领先的学校则有着更大的责任。我承认,相比其他学校,我对人大附中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期望,而且我不认为它们都是不合理的。



当然,我不是职业作者,这篇文章写得也有些问题。首先是标题,叫内幕确实不合适。其次是篇幅布置不太合理。我主要批评的是学校一些做法的虚伪,前面关于学习压力,主要是为了引出下文,但这一部分的篇幅过长了,导致很多人阅读时忽视了真正重要的部分。



还有,文中确实有一些言辞过于激烈,甚至有些哗众取宠的元素。最突出的就是最前面几句引言,好像是对学校的控诉。但是我能保证的,就是它们确实出自一些毕业生之口。还有结尾几段对于刘校长的批评,一些比喻有些过分。在此我要为这些对于一篇批评文章来说不必要的组成部分给一些人带来的感情上的不适表示歉意。



另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是我在出国后才体会到的,也就是学习中的训练,尤其是数学计算推理相关的训练。以前我也觉得这些训练过多,但是现在发现,除非将来走文化艺术类的路线,这些训练,无论是对于继续深造还是从事工作,都有很大的裨益。所以无论是批评国内教育体制还是学校教育,这些好的方面是应该维护的。



另外我还要向以前的班主任老师道歉。她看到文章后感到伤心,给我打过几个电话了,希望我不要再伤害母校。我完全能够理解老师多年以来对于学校的感情,也不是完全淡忘了当年老师对我的关心。但是,我不会照她说的做,因为我有我的理由。我也不认为老师应当为此伤心,自己的学生能够批判性地独立思考,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相反所有学生齐心护校才是教育的悲哀。



我还记得多年以前,在高三晚自习结束后的宿舍里。一位深受应试教育之苦的同学立下誓言,要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反对应试教育的事业。但他目前还没有做到。那时候我就对他说,这个体制下的成功者会从中获益,不会批评它;而那些失败者的话则没有人听,因为人们只会认为他们在抱怨。但是,今天我碰巧有了这个机会,身处一个不算成功也不算失败的位置上。以批评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人大附中为起点,希望进而推动体制的变革。



无论出发点是什么,我最终还是希望这件事向着正面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沦为无意义的狗咬狗。我希望引发大家对于教育思想,教育体制的反思和讨论,而不是头脑发热的相互谩骂。我希望人大附中人能够肩负起自己身上的责任,而不是坐拥改革契机而止步不前。我希望学校面对危机能够脱颖而出,而不是一蹶不振。我希望所有人都找到希望而不是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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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我为什么批评人大附中(杨东平)

    有人很不理解我为什么有时会忍不住批评人大附中,甚至猜测有什么私怨。其实我与人大附中没有任何“过节”,与重点学校也没有深仇大恨。我本人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也是一所著名的重点学校。

    作为一名教育公共政策、教育公平的研究者,我除了关注农村教育、农民工子弟教育,也关注大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炽烈的择校竞争,奥数培训、应试教育等乱象,这些公众最不满意的教育问题,也是国家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整治解决的重点问题。因此,就不能不关注人大附中了。人大附中的辉煌业绩众所周知,每年的“北清率”是其他名校的数倍,今年约160名左右。但在大约十年前,人大附中与其它名校还是平起平坐的,“北清率”远低于北京四中。人大附中崛起的“秘密”是什么呢?

    90年代末,为了维护义务教育的正常秩序,教育部要求示范性高中必须与初中脱钩。人大附中和另外5所高中以进行教育实验之需,申请保留初中部。这便成为“噩梦”的开始。人大附中创办仁华学校,率先举办面向小学生的奥数培训,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每周考试排名,一轮轮淘汰,为初中选拔高分学生。这一“教育模式”为其余名校效仿,小学生奥数培训、“占坑班”、择校费等等逐渐火爆,从海淀走向北京,从北京走向全国,人大附中的作用功不可没。

    今天,上海、江苏、浙江等绝大多数地方,仍然遵守示范性高中不得举办初中的规定,并作为评价示范性高中的前提条件。而北京大多数重点高中,包括四中、八中,为了能够与人大附中“公平竞争”,纷纷恢复已经取消的初中,从而在义务教育的初中阶段形成一批重点学校。这就是为什么北京市的小升初竞争特别激烈的制度原因。

    评价一所学校的价值、功能,首先需要区别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因为义务教育是用国家财政举办的保障性的基本公共服务,是非选拔性、非淘汰性、非竞争性、必须一视同仁的教育。人大附中如果仅仅是高中,它或许可以算是一所优秀学校。但是它同时举办初中,初中入学又是高度选拔性的,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它作为公办学校的合法性应当如何体现?

    推而广之,人大附中是一类学校的缩影。任何一个地区,集中资源打造一二所金光灿灿的“牛校”都并非难事,这种巨无霸式的“超级中学”正在成为令人担忧的现象。这些重点学校之所以不太令人尊重,因为其“做大做强”是靠特殊政策“掐尖”,将本地所有优秀教师和高分学生全部纳入彀中,用优秀学生为自己贴金。将“群雄竞起”变为“一枝独秀”,“竖起一个杆,倒掉一大片”,这样的成功往往是以破坏一地的教育生态、损害学生整体的教育利益为代价的,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县中沦陷”的现象。北京的名校还有一个最缺德之处,就是它已经占尽了各种优势,还要到处去挖外省的特级教师、高级教师。人家培养一个优秀教师容易吗?这难道不是不择手段的损人利己、不是在继续扩大教育差距?这样的学校这样的做法,其示范性、公益性究竟何在?

    因此,单独成就一所学校的辉煌,其意义是有限的。记得几年前在我们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刘彭芝校长介绍人大附中的成就,说学校开设十多门外语,包括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在座的普通学校、农村学校校长忍不住了,说我们连一门英语都开不全,这并不说明你教育办得特别好,只不过说明你特别有钱。如果我有那么多钱,也可以开13门外语。刘校长显然不能理解这种批评的价值,委屈流泪,说我把学校办好还成反革命了。

    人大附中仍然有机会超越“牛校”,而成为一所真正令人尊敬的学校。它需要超越只计较一校之得失的狭隘的校际竞争,具有更大的胸怀、关怀和社会责任。其前提,首先是依法办学。

    人大附中的初中,是否应当遵守《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实行免费、免试、就近入学?能否公布就近入学学生的比例?退一步说,可以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的试点和超前选拔,而天资聪慧的儿童在不同阶层的分布应当是大致相同的。人大附中能否公开生源的家庭背景和阶层分布,看其是否符合公办学校保障教育公平的价值,能否回应社会关于“权贵化”的质疑?

    人大附中声称没有收取过捐资助学费。我们的好奇心在于,它巨额的教育成本、超高的教师待遇是如何实现的,难道是来自政府或大学的超常投资?为什么其他的学校开不出13门外语?作为一所公办学校,其财务状况能否公开并接受社会检验?

    还有,作为公办的示范性高中,人大附中能否率先执行《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将部分招生名额下放至普通初中(教育部要求是不低于30%),以及开展教师交流的要求?

    放眼望去,国内许多重点学校已经走出了校际竞争、应试教育的狭窄轨道,最近的例子是杭州、成都的重点学校,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创新的大局中履行职责,发挥作用。北京的重点学校也需要这样的转型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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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神” 超级中学的源起与隐忧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一海
发自:北京 2012-11-15 11:36:43 来源:南方周末

"天价择校费事件背后,是一所所“超级中学”“独领风骚”的事实:在北京,人大附中年保送北大清华30人,仅比青海全省考取北大清华者少10人;在河南,郑州外国语学校一校占据全省清华北大保送名额一半;在陕西,保送至北大清华的学生一共43人,其中17人来自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个别“超级中学”每年获得的教育经费,往往超过当地普通中学所得经费的10倍;此外,在招生政策、遴选优秀生源上,也多以“实验”之名,获得倾斜。“超级中学”一家独大,造成当地教育生态的失衡,是“小升初”长期为人诟病的根源。"


2012年11月14日,人大附中的两名学生下课后在校门口等同学。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某中学校庆六十周年,一位学生出现在嘉宾面前,展示他课余从事的“SL7207减毒型沙门氏菌靶向抑制小鼠黑色素瘤生长”的研究报告。这项研究被校方认为“将为人类治疗肿瘤和癌症带来新突破”。

著名的科学杂志《Nature》上,同样出现了这所中学12名在读学生的名字,他们参与了中科院破译人类基因图谱的研究。

这只是北京中学生口中的“神一样的中学”——人大附中——的诸多传奇之一二。这所位于北京海淀区黄庄路口的“超级中学”,在过去十年里,为京城贡献的高考状元超过10位,每年考入北大清华者几乎是云南全省的两倍。2012年夏,战绩则到达了顶峰——包揽文理科状元。

社会及教育研究者对这所“超级中学”的质疑,也在2012年秋达到了顶峰。10月底,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引述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领衔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小升初报告》,其中提及“人民大学附近的一所重点中学小升初择校费高达50万到80万!”

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很快对外界回应:“从不收任何赞助费”,还表示正在找律师搜集证据,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杨东平一方则坚称“希望对簿公堂”。此后,杨东平更是撰写长文《为什么要批评人大附中》,列数人大附中崛起的历史和对教育资源的破坏。

这并不是杨东平第一次批评人大附中,收受天价赞助费,也并非杨东平教授对“超级中学”的主要指控:“我的关注并不在一校一人,而是名校竞争对义务教育秩序的破坏、名校的社会责任、公办名校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

人大附中这种公办“超级中学”的形成和壮大,在国内并非孤例。集中所有优质资源办一所竞争力强的高中,成为中国多个地方的选择。正如复旦大学教授冯玮在内的多位教育学者所言,数年前媒体热炒的“县一中”现象,已被“超级中学”的新概念取代。所谓的县一中现象,仅是区县将绝大多数教育资源注入一所中学,而“超级中学”则是这种模式的极致。

多位教育学者开列的“超级名单”里,诸如人大附中、湖北华中师大一附中、江西临川一中、河北衡水中学等均在榜。这些中学的最大特征便是每年高考成绩傲视全省(市),考察这些“超级中学”的生长路径,以及诸多处于弱势者的顽抗,或可窥见中国教育的真容。

政策突破者

"1999年,教育部发文明确了“初高中分离”的政策。但人大附中率先获得豁免,恢复初中部遴选优秀生源。"

杨东平和刘彭芝论战的起始,来自于北京小升初竞争的近乎惨烈,以及人大附中扮演的角色。按照北京小升初咨询专家、清华园教育集团副总裁闻风于一教育论坛上的表述:“(人大附中)完全搞乱了北京的小升初(秩序)”。

目前北京小升初的格局,源自1998年。是年,北京取消小升初考试,实行“电脑派位”划片入学。新政策制造了两难境地,家长不愿意孩子进入差校,而名校为了争抢优质生源也不愿意接受派位。于是,“占坑班”陆续出现,“奥数”培训开始泛滥。

所谓的“占坑”,便是孩子进入与重点中学有密切关系的奥赛培训机构就读,这些机构也将代替名校选拔学生。

在其他中学通过“占坑班”委婉挖掘优秀生源的时候,人大附中已经开始依据政策的“突破”,公开遴选优秀生源。2000年后,人大附中获批突破早在1999年便被教育部明确的“初高中分离”政策,率先于京城名校中恢复初中部。这时候,人大附中初中部成为了家长们追逐的少数备选项。

人大附中的退休教师张元向南方周末记者回顾了人大附中发展壮大的历史:“开始除了人民大学教职工的子女,更多的便是诸如北大附中、101中学捡剩下的生源。”而开创超常儿童教育,成为此后二十年崛起的关键。

过去十年间,北京“小升初”秩序的主导者逐渐成为与人大附中关系密切的民办仁华学校。该校前身为华罗庚数学学校,能够入读意味着被选入人大附中的机会大增。

据人大附中毕业生李然回忆,进入仁华学校的选拔极为严苛,除了向重点小学发放推荐名额,还有就是出类拔萃的奥赛获奖者,但这还不是终点。自小学三年级入读仁华后,每一年将淘汰一部分人,“最后仅剩下不到20%的超级尖子生”。

这些历经淬炼者还须通过人大附中的面试,经过专门的评估方法,智力发育早但潜力不足的学生将出局,甚至还要进行一些心理测试,“性格情绪化的学生将要被淘汰。”李然说。

借助奥赛选拔人才——六年培养——高考夺标——校誉暴涨——再次吸纳优质生源。人大附中进入了一个不断壮大的“良性循环”。一个可堪证明人大附中强势无敌的数据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七百所中学从没一所中学能够连续两次获得高考状元。人大附中从2003年到2008年五年之内连续四次夺得北京市高考状元,还获得5个榜眼,2个探花。

人大附中独特的成长模式,也逐渐被原来的领先者所效仿。包括百年名校北京四中在内的重点高中纷纷恢复初中部,甚至打破“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开始成立重点班。仁华学校的尖子生也开始被北京四中追逐。那一年是2007年,人大附中考入清华北大人数是北京四中的两倍。

显然,刘彭芝所倡导的“探索出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一条龙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并不被民间所认可。她曾在公开场合历数自己遭遇恐吓,家门被胶带封上。

事实上,另一所以精英著称的“超级中学”——华中师大一附中,同样也是将初高中教育贯通,接近30%的初中生将获得直升。一位要求匿名的武汉教育界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华师一附中初中部甚至不接受电脑派位。想进入这所超级中学,除了对口两所小学的推优,便是需要一大堆诸如奥数竞赛证书,或者是舞蹈声乐的全省二等奖及更高级获奖证书,“这样才能够帮学校获奖”。

创造连续八年重点率全省第一的第二法门,则是面向全省“掐尖”的特殊性政策。每年华师大一附中将招收来自各个县市的500名所谓“专县生”,全省的优秀毕业生,都被搜罗到一所学校里,来成就该校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