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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的规划与设计

工业遗产的规划与设计

范:工业遗产的保护与规划现在也越来越热,跟新天地的改造相类似,都是一种整旧如旧的做法,成本可能比造一个新的更贵,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遗产一般都是在城市之中,在地价相对较高的城市之中,制造一个新型的工业空间,别有一番滋味,厂房还是厂房但里面的工人已经成为了知识型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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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cn/c/2007-10-18/150514115283.shtml
解读北京工业申遗:“798”之外的工业记忆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18日15:05
三联生活周刊
  “798”的自发兴起,使得北京的“工业遗产”不再只停留在一个概念上。但“798”缺少点什么?首都博物馆文物征集部主任王春城认为,缺少与之相联的工人和产业记忆。

  首钢和焦化厂的搬迁为工业遗产改造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设计者希望的方向是工业遗产公园,因为这里少有“798”那种艺术家工作室式的大厂房,却有着工业特征鲜明的烟囱、焦炉、冷却塔。

  记者◎贾冬婷

  申报“工业遗产”的可能性

  行至北京五环路化工桥,遍布高楼大厦的天际线上突然冒出6根大烟囱,两个一组,整整齐齐排列着。同行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清华安地建筑设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伯英说,这里曾是著名的垡头工业区,机械化工产业的聚集地。如今,道路和桥梁的名字没变,但工厂都已搬走或拆迁,只剩下北京焦化厂——那6根烟囱所在地。

  焦化厂周围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社会,学校、医院、住宅一应俱全,邻居彼此也都是工友。50多年来,工厂是他们的活动中心,但如今大门对他们关闭了。2006年7月15日,厂长张希文走上历史最久的1号炼焦炉推焦台,缓缓推动了最后一炉焦炭出炉。之后机车汽笛长鸣,红红的焦炭在熄焦塔下冒出团团白色的蒸汽,几乎把整个1号炉全部遮盖住。这标志着有47年历史的北京焦化厂正式停产。在场的66岁的退休人员、原炼焦分厂厂长李桂树禁不住潸然泪下,“我从一建厂就来这里工作,心里很舍不得”。

  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地推进。人可以搬走,机器可以拍卖,搬不走的厂房和设备似乎只能爆破拆除,变为固体垃圾。这块124万平方米的土地,以19.5亿元的价格被国家收购,暂存在土地储备中心。不出意外,这块土地会成为新的“地王”,旧工厂即将被高楼覆盖。事实上,原计划是2006年底焦化厂全部拆迁完毕。

  但作为北京的工业符号,首钢和焦化厂引来了人们在“工业遗产”层面的更多关注。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邱跃和副总规划师温宗勇委托刘伯英做首钢和焦化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相关调研。刘伯英说,相比首钢的缓慢搬迁和复杂利益,焦化厂的问题要单纯些,这让它的命运首先有了转机。2006年5月,当北京总规划编制到垡头地区时,“首规委”也组织专家去焦化厂考察,厂里工业特征鲜明的大型设施让他们震撼,他们给北京市政府写了报告:“暂缓拆除,论证申报‘工业遗产’的可能性。”在最后一刻停下了拆除。

  工业与后工业的交错旅行

  焦炭是怎么炼出来的?李桂树说,如今的人们都无从体会,无从想象。保留下这些炼焦厂特有建筑和设施,也是对一种工业、一个时代记忆的留存。

  1959年,18岁的学徒工李桂树第一次来到他的新工厂,看到的还是一片荒芜农田。他那时刚从上海和鞍山培训了一年炼焦技术回来,一辆大卡车从永定门车站接他们,“好家伙,这么远!这还是北京吗?”“大跃进”如火如荼时,北京上马了不少新工厂,焦化厂也在这一时期作为“国庆工程”筹建,整个工厂从筹建到建成仅8个月。李桂树当时看到的工厂大门还保持原样,黑色牌匾上方是朱德题写的厂名“北京炼焦化学厂”,足见焦化厂当年的地位。但如今人去楼空的工厂里仍然戒备森严,记者因厂长同意和专人陪同才得以进入。

  一进门的厂办公楼、工人俱乐部都保留着苏式建筑风格,据说,办公楼用的是建人民大会堂剩下的瓷砖贴的。李桂树说,楼前的小广场现在是升旗的地方,以前还有一座毛主席像,“金色的,很高大”。

  焦化厂兴建前,北京主要以煤为取暖燃料,那时候的北京,一到冬天就满城冒烟,天空始终是灰蒙蒙的。1959年11月18日,北京焦化厂建成投产,新中国自主研制的1号焦炉推出了第一炉焦炭,第一次将人工煤气通过管道输送到市区。“三大一海”(大会堂、大使馆、大饭店、中南海)等单位成为第一批煤气用户,结束了北京没有煤气的历史。“那天万里来剪彩,这个日子我们都记得很清楚,后来成为厂庆日。”李桂树说。

  焦化厂的厂区四四方方,非常规整,一条主干道清晰划分出炼焦和化工的分界线。沿途各种工业构筑物勾勒出焦化生产的整个工艺流程:原料→备煤→炼焦→制气→煤气精制→回收。在刘伯英眼里,这也是被改造成工业遗产公园的先天条件。

  直到现在,创造了历史的1号焦炉还是焦化厂最具标志意义的构筑物。这个黑色的庞然大物高4.3米、长14米,均匀排布着65个炭化室,有种井然的韵律美。李桂树曾做过这一焦炉的装煤车、推焦车、拦焦车、熄焦车司机,他介绍说,这4种车的协同作业才能完成一炉焦炭的出炉。记者随李桂树顺狭窄的楼梯走上楼顶,这里是整个焦化厂工作条件最艰苦的地方。焦炉烧好后,装煤车从煤塔受煤后将煤装入炉顶的炭化室,每个炭化室对应3个装煤口。工作起来焦炉内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地面上铺的耐火砖已经变黑,据说,在上面工作的工人要身穿厚厚的白色防护服,特制加厚牛皮底靴子,有好事者曾在腿上绑上温度计,从焦炉一头走到另一头测温度,高达80多摄氏度。李桂树说,炉顶工种的补贴也是最高的,50年代末就一天补3毛钱标准,“吃小炒,熘肉片、木樨肉、油饼、牛奶”。当时大家还挺羡慕的。

  煤烧到一定时间后,一部分通过集气管,最终变成通往千家万户的煤气。李桂树说,因为焦化厂承担了北京市70%的煤气供应,生产就要确保不能出丝毫差错,这也是它受重视的原因。另一部分煤则变成焦炭,主要供应首钢。李桂树说,焦化厂和首钢一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现在又同时搬迁至河北。焦炉附近停着巨大的推焦车、拦焦车、熄焦车,保留着“红旗号”、“共青团号”的命名,可以想象当日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推焦机和拦焦机分别摘掉炭化室两侧的炉门,推焦机将焦炭推出后,经拦焦机落人熄焦车,再运送出去。李桂树说,这三种车要在一条直线上,才能确保焦炭安全出炉。一开始,还是靠吹哨指挥操作的。人工难免出差错,三车若没对接好,会出现将火红的焦炭直接送到推焦车上,或者推到地上,工人们称为“红焦落地”,这就是生产事故。后来才改成机械化连动装置了。

  焦炉附近的高温、粉尘让人难以忍受,不一会儿,白衣服全变成黑的了。李桂树说,他们一般都是工作10分钟,下来休息四五分钟。如今,二楼平台上还有工人们聚在一起休息时的桌椅,落满了煤灰和粉尘。

  在刘伯英的想象里,炉顶上是一个天然的露天平台,“可以改成咖啡馆、酒吧,服务员穿上厚底鞋,防护服,模拟炼焦的情景”。而这样的先例也有迹可循,在德国鲁尔区多特蒙德市的汉萨炼焦厂中,一个类似的大型焦炉就被完整保留下来,周围做了供市民公共活动的景观水池,冬天就变成了溜冰场。

  像这样的大型焦炉原本有6个。均匀分布在6根烟囱的旁边,两个一组,共用一套车辆。容积最大的是5、6号焦炉,高6米、长16米。遗憾的是,如今3号、4号焦炉已搬走,300万元低价卖给了别的焦化厂。

  从焦炉里出来的焦炭,要经过几个不同大小的筛子进行分类,不同大小的焦炭有不同用途,比如直径40厘米到80厘米之间的焦炭用于冶金,80厘米以上的可用于铸造行业。这样分出来的各种焦炭经过皮带运输通廊送往生产各工序,再通过火车运出。从筛焦炉伸出来几条长长的运输通廊有水平和倾斜两种,通廊上均匀分布窗户,在空中错落有致,整个系统气势雄伟,系统性和整体感较好,与前方的空旷场地形成很好的工业场景。刘伯英说,这里前不久还打算举办一场摇滚音乐会,甚至都不需要做什么布景改动,但最终因赞助的问题没办成。

  存放储备煤的空场上还残留着没清理干净的煤渣,一台巨大的堆取料机停在那里,形似一个巨大的齿轮。刘伯英说,这一机器是焦化厂的标志物之一,他见到类似的机器在德国的工业遗产公园里直接作为景观雕塑。

  厂区尽头是一段向远处延伸的铁轨,原本用作煤的进厂和焦炭的出厂。这段铁轨通向百子湾车站,再从那里与城市交通系统连通。刘伯英说,这段铁路今后可以利用为工业旅游的交通线路。李桂树带记者去看了翻车机房,运煤车皮会在这里被翻转,原煤自动倾倒而出,这是焦化厂特有的景象。如今,铁轨上只有两节车厢静静停着,四周荒草长到半人高,一个看铁路的工人孤零零立在那里。

  以工厂的主干道为明显分界,我们告别了与焦煤相连的部分,进入化工生产区。刘伯英说,这两部分在国外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做“黑区”和“白区”。从表面上看,“白区”似乎更干净整洁,以不同的颜色来区分进出不同气体的管道,看起来还有几分现代设计的明快。这里也确实是焦化厂进一步发展的见证,炼焦起家的焦化厂一度被批评为“只焦不化”,后来才发展了越来越多化工生产线,也成为近年来一大利润来源。但一旦走入其中,还能隐约闻到一股化学制剂的刺鼻味道。李桂树说,这是残留的硫、苯等化学品的味道。工人们也深知这些对人体有害,宁愿去“肮脏”的炼焦生产线,也不愿来“整洁”的化工线。

  蓝色、绿色、黄色,各种鲜艳的管道是这一区域的最显著特征。有的像迷宫一样排布在地面上,有的架在空中,刘伯英说,这些管线廊道可以改造为游客观景的步道和平台,就像在鲁尔区的北杜伊斯堡公园内实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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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这一区域还分布着各种气体发生罐、回收装置、冷却塔,有圆柱形、双曲线形,工业特征明显,标志性强。刘伯英说,这些特殊构筑物适当装饰外观再配上灯光,即可成为突显工业文明特征的城市景观。再通过适当加建还可对其内部空间进行利用,可改造成为观景塔、小型博物馆、创意工作室等。比如在鲁尔区的奥博豪森市当地钢铁厂有一个储气柜,工厂停产后被保留了下来,通过改造分成三个层面进行利用,底层是展览厅,中层为体验先锋视听艺术的场所,顶部则被改造为观景平台,可以鸟瞰整个鲁尔工业区。现在已成为鲁尔工业旅游路线上的一个重要景点。

  有污染的区域就有处理污染的设施。焦化厂里就包含一个污水处理厂,由4个巨大的圆形水池组成。走在混凝土水池上方,可以看到水里的错综排布的钢管。刘伯英说,在北杜伊斯堡公园内,也有一个类似的污水处理池,后来换上清水,改建成景观水池,污水处理设施和设备也被保留下来,作为公园的雕塑和景观小品。

  颠覆“798”的工业遗产公园?

  要变成一个后现代的工业遗址公园,一大难点在污染处理。李桂树说,受煤烟污染的区域处理较容易,受焦油污染的则需要全部铲除并置换新土,土壤修复的成本会很高。

  在著名景观设计师、德国鲁尔区北杜伊斯堡公园设计师彼得·拉茨(Peter Latz)看来,这样的污染地块建住宅或者写字楼是难以想象的,成本会高得多,也难以除污彻底。但对建公园来说不是最大的问题,土壤修复后,残余物会随时间一点一滴自清洁。就像他在北杜伊斯堡公园所做的那样,艾姆舍河流经整个工业区,吸纳各厂排出的污水,形成了一条绵延400公里的污染带。而现在,艾姆舍河床下面铺设了排水管道,而管道上面则是清澈的河水,成了整个北杜伊斯堡公园的一条生命线。

  彼得·拉茨的北杜伊斯堡公园解答了一个疑问:不作为“798”式的艺术家乐园,这些大规模工业生产工厂的残余——庞大的建筑物和工棚、巨大的矿渣堆、烟囱、鼓风炉、铁轨、桥梁及起重机等——能否真正成为公园的基础?拉茨曾在安地公司副总建筑师杨鹏陪同下来焦化厂参观过,他在采访中对记者说,他主张尽量少地改变原状,尽量多地保留已有的东西——首先是工业产物,然后是工业衰败遗迹,然后是自生植物。而焦化厂的一切,在他眼中已经是一个工业遗产公园了。

  不远处就是“欢乐谷”旋转的摩天轮,这更增加了设计者的信心,焦化厂或许能为这条游线增加一种工业景观,以大烟囱为标志。-

  后工业时代的北京工厂

  陈世杰是北京工业促进局产业布局指导处的处长。80年代以来,他们部门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一点点地把“污染扰民”企业迁出北京,近期的目标已扩大到五环外。

  一开始的工作思路很简单,无非是卖地,拆房子。就这样,80年代至今,300多家工厂从北京消失了,机器厂房变成固体垃圾,原址竖起高楼大厦。陈世杰对记者说,对污染扰民企业的关、停、并、转、迁,通过“退二进三”(即退出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退二进四”(即退出二环路,迁入四环路以外)等形式,国棉一、二、三厂、北京钢厂、火柴厂、一轧、一机床、起重机械厂、光华木材厂、齿轮厂等都拆掉了,纷纷成为房地产开发对象。最典型的例子是CBD地区的大望桥,牛栏山酒厂变为SOHO现代城,北京啤酒厂变为苹果社区,广渠门东五厂变为富力城,内燃机总厂变为珠江帝景,工厂聚集的“铁三角”摇身一变成“金三角”。

  直到2003年,陈世杰他们开始反思这种拆工厂的做法。那时候,上海从M50,8号桥开始,提出改造旧工厂、置入创意产业,并为几十家工厂挂牌“创意产业基地”加以保护。而北京自发兴起了“798”。陈世杰说,或许是因为上海历史短,更重视对近代工厂遗产的保护,北京却倚仗千年历史而不把它们放在眼里,这段工业记忆正迅速消失。比如,京棉二厂的锯齿型厂房正要被拆除,这就意味着这种厂房在北京的永久消失。以前对烟囱是见一根拔一根,拔着拔着发现,烟囱成了稀缺资源了。不久前,陈世杰在景山后街发现了一根,不拔了,成了地区的标志物。

  2005年,北京的两大工业符号——首钢和焦化厂的搬迁,让北京工业遗产的保护更加紧迫。今年年初,工业促进局联合首都博物馆进行工业文物的征集。负责这一工作的首博文物征集部主任王春城画了两条线,100年以上的和50年以上的工厂。他向记者介绍,这一方面是为了博物馆馆藏方便,另一方面也是北京工业史的特点决定的。王春城说,在封建社会北京一直是一座消费型城市,它的近代工业起步于清光绪九年(1883),清政府在京西三家店创办了为军械服务的神机营北京机器局,1897年后为京汉等铁路的通行,又建立了长辛店机厂、长辛店电器修缮厂等。到民国初期,北京的工业只有一些小型的玻璃厂、火柴厂,大工业、重工业基本无从谈起。王春城调查发现,这些100年左右的工厂已经所剩无几。

  建国初期的1956年,大工厂成为衡量现代化的一大标准。当时在“要把首都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城市”的目标下,北京新建了大批工厂:东郊棉纺织区,东北郊电子工业区,东南郊机械、化工区,西郊冶金、机械重工业区。到1979年,北京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高达63.7%,居全国第二位,成为重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城市。这样的工业布局在90年代被打破,工厂开始退出城市。王春城说,这种“50年以上”标准的工厂基本已迁走,但因为各种原因还没完全拆掉的,城八区内还有350家。他们在做的是抢救性征集,听说哪儿要拆了就去哪拍,这有时让开发商更加警觉,比如“五一”前他们刚拍下制泥厂一栋100多年的老厂房,正要呼吁,“五一”期间就让听到风声的开发商给爆破了。

  陈世杰说,开发商当然不会留恋这些工业时代的遗产。而厂长们因为是一定任期内的工厂经营者,一次性卖掉土地才符合其利益最大化原则。因此,工厂在几大推力下加快了消失的速度。但陈世杰渐渐发现,保留工业遗产并不是赔本买卖,相反,通过他们对751工厂改造的案例发现,现在建筑面积比土地值钱,而旧建筑比新建筑租金高。他们算了一笔账,5年的租金就等同于卖地的钱。

  2006年4月18日以“重视并保护工业遗产”为主题的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在江苏无锡举行。我国工业遗产保护问题刚刚起步,现在对工业遗产并无划分标准,也没有相关政策保护。陈世杰说,这两年,工业促进局开始对要拆迁卖地的工厂说“不”,它们在这一环节拿不到土地出让的相关优惠了。而对于要改造旧厂房作为创意园区的工厂,则效仿上海挂牌鼓励,并可申请几百万到上千万元的政府资金。而依照上海经验,三分之一保留,三分之一改造,三分之一开发,陈世杰认为,这是各方利益均衡的做法。

  陈世杰正开始一个厂一个厂地做试点。比较成型的案例是改造成服装设计园区的“751”,通过改造厂房成服装发布台,吸引了全国很多知名服装设计品牌前来。他认为,北京工业遗产要“东抓焦化厂,西抓首钢”,无论从规模和影响力来讲,它们都有无可比拟的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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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作为一个创意园区,基本的宜人环境还是要保持的,如果不适合办公和生活,那还不如普通的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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