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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西迁纪念碑设计方案的征集

浙江大学西迁纪念碑设计方案的征集

http://www.zju.edu.cn/adver/gg/xqjnbshj.htm?Id=563

为加强学校校园文化景观建设,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达到陶冶学生情操、启迪学生心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学校决定在紫金港校区建造浙江大学西迁纪念碑,并委托学校校园文化建设领导小组组织本次浙江大学西迁纪念碑设计方案征集活动。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紫金港校区北山南坡区域,其东南侧为学生活动中心和小剧场,具体地点参见西迁纪念碑规划地理位置示意图(附件2)。项目背山面水,用地坡度平缓,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拟结合周边的景点内容规划成为学校西迁历史综合展示区。
  二、设计内容
  1、西迁纪念碑设计平、立、剖面图和效果图;
  2、各种必要的、能够有助于说明设计构思的分析图;
  3、设计构思说明;
  4、表达方式:计算机、手绘或设计者认为表达构思必要的其他表达方式。
  三、设计要求
  1、设计人员为浙江大学师生员工或校友(个人或团队均可);
  2、纪念碑大小必须能够满足纪念碑文的雕刻要求;
  3、作品要求为A3图纸两张到四张(裱板),A3文本8本;
  4、图版背面右下角注明设计者姓名、单位、联系电话、地址等联系方式,并用深色不透明纸密封。
  四、奖励办法
  1、学校校园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将组织由景观、雕塑、规划、艺术设计方面的专家及其他有关人员组成评审委员会,评出相关奖项;
  2、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4名);奖金:一等奖8000元,二等奖4000元,三等奖1000元,以上奖金均含税;所有参赛作者均可获纪念品一份。
  五、活动时间及联系方式
  1、报名截止时间:2008年12月20日(电子邮件、传真和邮寄均可)。
  2、交图截止时间:2009年1月10日(当日邮戳为准)。
  3、交图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塘路388号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东三教学楼105-7室,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邮编310058。
  4、联系人:章旻
  5、联系方式:电话:0571-88981862,传真:0571-88981009,E-mail:xcb@zju.edu.cn
  六、版权说明
  1、所有获奖方案的设计版权和使用权归活动主办单位所有,获奖设计人不得将自己的设计方案另投他处,参加征集活动的资料一律不退还,请参加者自留备份;
  2、获得一等奖方案的设计者可以优先成为实施方案的主要参与者;
  3、本次设计方案征集活动的最终解释权为主办单位所有,主办单位有权在所有参加设计征集的方案基础上进行实施方案的选择和完善。
  附件:
  1、浙江大学西迁纪念碑碑文
  2、西迁纪念碑规划地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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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西迁历程
泰和县党政代表团访问浙江大学   

  最后修改于:08-07-03 11:45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和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肆意破坏, 我国高等学校为了救亡图存,保存民族文化实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西迁历程。在国难当头、战乱频仍、物质极其匮乏的烽火岁月里,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卓越领导和沿途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筚路蓝缕、弦歌不绝,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了经费拮据、物资短缺、疾病困扰、日军轰炸等等困难和危险,以苦为乐,勤奋教学,潜心于科学研究,在艰难困苦中屡创教学科研的佳绩,使浙江大学崛起为中国著名高等学府,被誉为“东方剑桥”。在这场历时数年的西迁运动中,浙大在颠沛流离中保持了完整的办学体系和重要办学资源,坚持开展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并在沿途服务于当地社会,传播知识、开发民智、推动西部发展,充分体现了我国知识分子不屈不饶、奋发图强、献身科学、服务民众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风貌。

  1938年2月,由于抗战战事吃紧,国立浙江大学迁至江西泰和,临时校址就选在泰和县城西2.5公里的上田村。当年,浙大师生分散居住在上田村各处,坚持办学,在困苦的条件下,学校教学秩序井然,科研之风蔚然。在教学之余,浙大师生不忘服务地方,兴修水利、创办教育,造福当地百姓,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浙大师生与泰和人民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共渡时艰,结下了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

  时光如梭,西迁的历史已经远去,而浙大留下的惠民工程在当地群众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丰碑。

  泰和又名白下,自古就有学风昌盛之名,浙江大学迁往泰和之后将临时校址选在泰和城西2.5公里的上田村,该村古时有两座书院,即大原书院(又名千秋书院)和华阳书院,还有趣园和遐观楼(即藏书楼),当年远道学子负笈来学,文风鼎盛。

  据记载,浙江大学迁驻泰和之后临时校址即设在上田村,大原书院成了浙大的校本部,而村中原有的趣园和遐观楼,则成了浙大的图书馆和教室,萧氏庄园和萧氏祠堂分别是学校领导办公和大礼堂所在地,此外还有农学院、附属小学等。经过60多年的风雨沧桑,当年的遗迹差不多都已消失湮没在岁月深处。昔日的遐观楼、趣园已荡然无存,大原书院被改建成了泰和收割机厂,寻觅不到一丝的原貌,当年浙大农学院所在地现处于黄冈小学院内,原来建筑已被拆除,只剩下一片青砖的地基。在泰和县六中校园内,我们找到了当时浙大的大礼堂——萧氏祠堂,祠堂几经修葺和改建,已不见了昔日高大的马头墙,但作为泰和县六中的礼堂,如今仍在使用,在六中校门口的护城河边,竺校长当年带领师生亲手栽种的四颗柏树,如今已是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它们见证了浙大"西迁"泰和的那段岁月和历史的变迁。

  当年,浙大师生留驻泰和期间,除办学外,还为当地人民做了三件好事:修筑防洪大堤、创设澄江学校、协助开辟沙村荒山野坡为垦殖场。当年竺可桢听说赣江每年都会发大洪水,洪涝使当地的老百姓受害不已,就发动浙江大学土木系师生协助当地人民建造防洪长堤,修堤坝时,浙大负责全部技术工作,师生们更是自发捐款,并发动上田、南圳、三溪等村落的群众,防洪堤东起泰和县城南门朱家桥,西至三溪村张子山,工程历时数月,修成后的防洪堤长约15华里,从此当地人民再不受水患之苦,感称为“浙大堤”。如今,虽然“浙大堤”大部分已经崩塌不见,部分堤面成了乡村小道,但在小道两侧还能找到当年堤坝防洪的闸门和排涝的涵洞,当年浙大师生修筑的浙江码头已被赣江水淹没,仅剩当年劳力上下船时担运货物的石级。为了使当地农村儿童和搬迁中的浙大教职工子弟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由竺校长倡议,浙大和地方联合,创办了澄江学校,解决了当地孩子和教职工子女的读书问题,对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澄江学校遗址现在上田村罗家上田初中的院内,房屋早已被拆除改建,永远消失在了岁月的烟尘之中。为安置外来难民,浙大与原江西省政府合作创办了沙村示范垦殖场,沙村垦殖场位于离泰和县城30公里的沙村镇高陇村,当年开垦荒地600余亩,曾安置战区难民和伤兵140多名,这片土地现在已经是泰和县高产稳产示范田,稻谷亩产可达1200斤以上。

  在泰和时期,由于战乱,物资缺乏,浙大师生家属生活极其艰苦。竺可桢校长廉洁俭朴,一心为公,公而忘私,更是处处为人表率,他忙于迁校事宜,无暇顾家,甚至夫人张侠魂和次子竺衡身患重病疟疾也无法顾及,由于医疗技术和药品缺乏,竺校长的夫人和次子竺衡先后病逝于泰和,安葬在现泰和县南门村松山姚家15小组所在地。

  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史是浙大的骄傲,浙大西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畏艰险、奋进不息的精神,以及在西迁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浙大文化、浙大精神、浙大传统,是广大浙大学子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个浙大学子都应该把这段历史铭记在心。保护好浙大西迁办学遗址,是大力弘扬“文军长征”精神,继承求是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奉献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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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西迁历史概况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日寇进攻上海,杭州危急,为了坚持学业,为国家保留一批知识精英,竺可桢校长毅然率领全体师生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1937年9月,浙大一年级迁往浙江的西天目山上课,12月全部迁往浙江的建德,这就是浙江大学的第一次搬迁,第二次迁在江西、吉安、泰和,第三次迁在广西宜山,第四次迁到贵州。
  在四次搬迁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江西吉安、泰和这段时间,他们不仅开展了诸多的抗日活动,还为当地群众办了很多公益事业。其中最为民众称道的是修了一条五华里的防洪堤,使当地老百姓消除水患之灾。1938年7月,江西北部马当、彭泽相继失守,竺可桢校长立即成立了西迁委员会,由他亲自带队,到广西宜山寻找适合的校址,于1938年11月,迁到广西宜山 ,住下不到半年,浙大校舍遭日机轰炸,兼之师生闹痢疾,竺可桢校长于是来到贵州寻找校址。

  1939年2月,竺可桢校长来到贵阳,与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准备把浙大迁到云南的建水或贵州的安顺,在商议过程中,恰遇湄潭在贵阳做事的陈世贤、宋麟生两人,他们力劝竺校长迁往湄潭,因为湄潭山清水秀、价廉物美,人民感情淳朴。竺校长听了两人的介绍后,遂来湄潭考察。时任湄潭县县长的严溥泉在江苏任过职,听说竺 校长来湄考察很高兴,亲自召集各界人士组织了21个团体,对竺校长的到来表示隆重的欢迎,并告诉竺校长把湄潭最好的房舍供浙大师生选用,竺校长在湄考察一天后,在日记中写道:湄潭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决定了将浙大迁到湄潭

  1940年1月16日,竺可桢从贵阳乘校抵遵义,受到全城绅士的欢迎。因遵义至湄潭的公路还有部分路面和桥梁未竣工,迁到遵义的浙大只好临时安排房舍复课,同时派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到湄潭筹划迁校事宜,6月,浙大农学院师生陆续迁到湄潭,6月10日正式开学上课。9月22日,竺校长偕胡刚复、费巩教授来湄,次日到城北20公里的永兴场,察看了江西会馆、三楚会馆、四川会馆、南华宫等处,决定将滞留在贵阳青岩的一年级迁到永兴,理学院及师院理科速迁湄潭县城,至此,浙江大学结束了两年多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在贵州黔北找到了一方适于教学科研的净土,并在这里扎根成长、开花、结果。由于浙大西迁的路线与红军长征时期前半段路线基本吻合,而落脚点又都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因此人们称它为“文军的长征”。

  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办学七年,被称为浙大历史上最光辉的七年,是浙大办学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在湄工作和学习过的两院院士达45位,其中有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代精英,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贝时璋、卢鹤绂、陈建功等世界著名科学家的主要论文在湄潭成稿,他们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潜心研究,孜孜以求,成就赫然。他们不仅为我国科学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还为贵州黔北以及湄潭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英国著名学者、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1944年10月来湄潭讲学,被浙大师生在艰苦的环境下,那种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诸多的论文所吸引。回到英国后,在《自然周刊》上发表文章中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大学之一。他甚至把浙大与他的母校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浙大为“东方剑桥”。

  1987年,浙江大学、湄潭县人民政府为了缅怀浙大师生在抗战时期与湄潭人民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这段光辉历史,经贵州省文化厅、湄潭县人民政府多方筹资,将浙大湄潭分部----文庙加以维修,成立了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陈列馆设在东西庑和两座阁楼中,分“漫漫西迁路”、“遵湄办学史”、“竺公风德颂”、“求是群芳谱”、“今日求是 园”、“湄杭情谊深”六大部分,共展出了500多张照片,数百件珍贵文件及大量书籍,手稿史料。开馆十余年,观众超过10万人,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和浙大校友。还有来自英、美、法、奥地利、日本的客人及港、澳、台同胞。如今,陈列馆已成为贵州省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纵观浙大西迁史,从“漫漫西迁路”、“遵湄办学史”、“竺公风德颂”、“浙大爱国民主运动”到“求是群芳谱”、“今日求是园”、“湄杭情谊深”整个一部浙大文化长征诗篇!

  随浙大西迁来湄的我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回忆说:“五十年前浙大师生历尽艰辛迁到遵义、湄潭、永兴办学,这一壮举已经载入了浙大史册,在湄潭已留下了宝贵的篇章。没有这里得天独厚的地势、物华和纯朴的人民,就没有浙大的今天,更谈不上‘东方剑桥’的名声了。”

  浙大的西迁不仅保护了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培育了数量可观的青年科学家,更赢得了他们学术史上的辉煌,成就了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第一流的原子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而湄潭观音洞、水桶沟、万鸟归巢和风水联堡(党家沟)、西来庵等名胜古迹,无不见证了浙大教授们“冷冷竹坞泉,遮莫出山浊。欲汲却踟蹰,松风吹古乐”的高尚情怀。他们与湄潭人民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为湄潭输入了现代文明和科技文化气息,以良好的学风长远地影响着湄潭的教学风气,为湄潭的发展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拓展了空间。

  浙大又回到了西子湖畔,但重情的浙大人却时刻牵挂着湄潭,他们多次组团来到湄潭,来寻找他们梦里的第二故乡。1999年8月7日,浙大党委书记张竣生率浙大社会实践团莅临湄潭,受到了热情的湄潭人民隆重的欢迎,他在参观了当年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等办学旧址后,还欣然为求是中学题词:“发扬求是精神,开创育才辉煌。”以资鼓励。张竣生书记离湄时说:“浙大是永远不会忘记遵义湄潭人民的养育之恩的。”

  时隔半年,2000年3月25日,两院院士、浙大校长潘云鹤率专家代表团再次抵湄考察,针对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湄潭如何加快经济发展等事宜与湄潭县四家班子领导进行了座谈,并一致表示,浙大愿在科技输送、人才培养等方面对湄潭加速发展经济进行结对帮扶,潘云鹤一行在重温了浙大西迁办学史后,在陈列馆欣然题词,盛赞湄潭为“科学教育圣地,求是创新摇篮”。

  2002年6月7日,湄潭发生特大洪灾,浙江大学捐资20万元帮助湄潭。7月15日,在浙大党委副书记、博士庞学铨教授的率领下,代表团一行十人风尘仆仆来湄开展了为期三天的科技活动,为湄潭经济社会 的发展倾注了他们的一片深情。

  湄潭人支持浙大办学,浙大人关注湄潭发展,浙大湄潭情谊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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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烽火中的“文军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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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8日05:00 中国青年报

  王淦昌(中科院院士,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1936—1952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我从29岁到45岁在浙江大学工作了16个年头。其间,恰遇国家遭遇大难———日军大举侵犯,我随校沿着浙赣线、湘黔线、逐步西迁,行程几千里,历时三年有余,最后到达贵州北部的湄潭一带。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袭卢沟桥,中国从此进入8年抗战的危难阶段。

  抗战开始后,南京政府匆匆搬到了重庆,中央大学等嫡系学校也分别迁到了安全地区。但是,政府对浙江大学的搬迁却不予重视,浙江大学一时成了无人过问的孤儿。

  浙江大学是否也要搬迁?校务委员会一度出现分歧。讨论的结果是,一年级250名新生先迁往杭州西部的天目山区,其余学生稳一步再说。就这样,学校在敌机的轰炸声中坚持了3个月的教学。

  即便在战乱的年月,竺可桢也没有忽略教学。他开全国之先河在天目山的250名新生中推行了导师制。他对大学生们说:“我国创设学校已逾30年,这30年当中,在设备和师资方面,不能不算有进步,但是有个最大缺点,就是学校没有顾及到学生品格的修养。在这种制度下,决不能造就优良的教育……我们行导师制,是为了要每个大学生明了他的责任……在这国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

  1937年11月,日军冲过淞沪防线。紧急关头,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毅然决定搬迁。

  学校迁向何处,是浙江大学校委会讨论得较多的话题。竺可桢认为,浙江大学不能搬迁到那些内迁大学集中的大城市中去,大学的内迁应该与当地的开发相结合,因此,浙江大学应该搬到那些从未接触过大学生活的城镇去。

  为了学校搬迁,竺可桢费尽了心机。搬迁的线路,交通工具的筹借,师生的安全,还有课程的安排,等等,他都得考虑。苏步青教授的夫人是日本人,竺可桢担心学校搬迁途中苏教授的夫人会因此而遭受盘问,甚至可能因国人的抗日情绪而对苏夫人构成威胁,于是他便向当时的浙江省省长朱家骅讨来一张手令,规定沿途军警一律不得盘问检查。每忆起这段细节,苏步青先生总是十分感动。

  浙江大学西迁的第一站,是浙江省建德县城。两月后,日寇西渐。12月24日,杭州沦陷。建德城内防空警报与日俱增。浙江大学决定再次迁徙。

  这,已是1937年的寒冬。

  苏步青(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名誉校长、浙江大学前教务长、数学系主任、教授):学校西迁到吉安,一路上受敌机轰炸,以后学校继续前进,结果搬到了赣江上游的泰和。到泰和后困难多了,医疗条件特别差,校长夫人就是在那种困难的条件下生病去世了。

  竺可桢校长这次看中的临时校址是江西吉安。

  从建德到吉安,行程752公里,浙江大学的师生却行走了长长的25天。

  此时正值寒假,师生们却无心赋闲,照常借吉安中学的校舍上课,并举行了学期考试。在白鹭洲度过了一个寒假之后,浙江大学继续南迁,来到泰和县城郊的上田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钱人元教授曾有过这样的回忆:“在泰和的一个学期,相对安定些,还开出实验课。”苏步青教授也有过这样的记载:“我们在泰和时,学校文风甚盛。师生们比小鸟起得早,而工作在寒冷不见太阳的地方。我们数学系的张素诚、周茂清、方淑姝等几位同学,就是在那时毕业的。这也说明,在困难的条件下,我们照样可以培养出优秀人才。”

  浙江大学的师生十分注重竺校长提出“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相结合”的办学思想。泰和江水经常泛滥,竺校长亲自担任堤工委员会主席,土方、涵洞、水闸等15华里长的堤坝全都如期完成,当地百姓争相传颂。

  浙江大学还在泰和创办了澄江学校,使浙大教工子女和当地百姓子女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浙江大学又开辟了沙村垦殖场,组织流亡农民移垦荒田。

  当时,杭州已经沦陷,杭州文澜阁内的四库全书随时有被日军掠走的可能,浙江大学派出师生,协助政府将139箱古书运出杭州。辗转5省,历程2500公里,送达贵州地母洞,得以妥善保管。

  1938年夏,日军占领九江,鄱阳湖两岸战事加剧。浙江大学被迫离开泰和,师生们再次踏上迁徙之路。

  钱人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38年,在宜山时,我是化学系四年级学生。同班同学丁普生等组织同学定期举行报告会,我曾作极谱分析报告。1939年7月,王淦昌先生曾在物理系讨论会上作铀核分裂学术演讲,介绍核物理的这一重大发现。这一发现后来导致原子弹的发明,加速了日军的无条件投降。

  经校委会再三讨论,最后决定,浙大先迁宜山。

  由于此行路途遥远,校委会决定分两路向广西进发。一路是行水路,将图书、仪器等学校重物装船,沿赣江至广东三水,再转西江入桂。另一路走陆路,师生轻装西进。

  竺可桢此时依然不忘施教。他向“步行团”的学生赠送了地图、指南针等,要求他们沿途考察民情,宣传抗日。步行团不负竺校长重望,沿途遍访各县商会,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历时40天,步行千里,终于于10月下旬到达柳州西北80公里的宜山。

  浙江大学在到宜山后的两个月中有146名师生患病,其中多数患恶性疟疾,为此去世的师生也为数不少。日军飞机经常来狂轰滥炸,1939年2月5日一天竟丢了118枚炸弹。

  尽管如此,浙江大学的教学秩序依然。11月1日,浙江大学在宜山复课,竺可桢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

  次年2月4日,竺可桢又向浙大师生作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演讲中,竺可桢对求是精神作了深刻阐述。从此以后,“求是”便成为浙江大学的校训。

  1939年2月25日,竺可桢在赴重庆时途经贵阳,有人劝竺校长将学校迁往遵义以东的湄潭。

  1940年5月,第一批浙大师生抵达湄潭。1940年底统计,浙江大学学生共有1305人。其间,浙大师生冒着严冬的风雨,在桂黔之间的山峦中行进。旅途中,竺校长每每亲临师生宿地,遇到住宿有困难的学生,他就会让出自己的铺位,自己则悄悄地坐入汽车中过夜。

  李政道(中科院外籍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43-1944年在浙大求学):青春岁月的4个年头,我是与浙江大学紧密相连的。一年的“求是”校风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我细推物理之乐。浙大和西南联大给了我后来的细推物理的基础,也给了我后来攀登世界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

  据介绍,物理系王淦昌教授1942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的那篇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同样在湄潭的唐家祠堂,生物系谈家桢教授在1944年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尔后又用两年时间搞清了这种现象的机制和规律。这一成果发表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上,引起了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影响,被称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在遵义湄潭7年是浙大科研思想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如卢鹤绂、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罗宗洛、丰子恺等一生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这里取得的。他们最主要代表性论文也是在这里写成的,他们第一代学生就是在那时培养出来的。而在那个时候培养的1300多名浙大学生中,更不乏如李政道、谷超豪、程开甲这样的精英学子。

  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教师、学生中,日后有50多名专家学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浙大文军长征,不仅在祖国大西南半壁江山播下了现代科学文化的种子,而且培养了一批为中华民族建功立业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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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长征路

www.zjol.com.cn  2008年05月15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有很多内地的著名高校搬迁到大后方。除了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当年国立浙江大学的西迁历程也是非常的壮举。

  从1937年起,至1940年2月定居遵义、湄潭、永兴止,浙江大学历时两年半,途经浙、赣、湘、桂、黔六省,行程2600公里的西迁暂告一段落。他们行经的路线正好与三年前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上段路线基本吻合,而抵达的终点又正好是召开了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历史名城遵义,因而人们把浙江大学西迁流亡办学称之为中国一支“文军”的长征。

  当年整校西迁的同时,又分出一部分师资创办浙大龙泉分校,是竺可桢校长为照顾东南沿海各省学子在战乱中继续求学而作的考虑。经过反复的考察研究,最后确定校址设在龙泉城郊的坊下村(后更名为芳野),分校租用了当地商绅曾水清的房子作为校舍。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之中办学本来就十分困难,更何况是在如此偏远的小山村办学,其难度就更是可想而知了。然而就在这不为人知的山野里,竟荟萃了数十位中国学术界的泰斗:陈训慈、郑晓沧、毛路真、朱叔麟、孙正容、季平子、王季思、胡沦清、夏承焘……。他们在一盏盏昏黄的桐油灯下,著书立说,孜孜不倦;也就是在这荒山野谷中,造就出了一大批为推动社会前进与历史发展的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和建设人才,如孟宪承、谷超豪、朱兆祥、余承业、宋晞……除此之外,在芳野透风透雨的茅草屋里,磨炼出了几百位有相当成就的专家学者,如毛昭晰、杨忠道、陈道远、谭大年、王省吾、袁嗣良……他们每一位都犹如璀璨的星辰,在环宇苍穹间闪烁。

  在撤离杭州的时候,竺可桢克服了很大困难,把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共三万六千余册,转辗运到贵阳,抗战胜利后,又搬回杭州,保住了这份国宝。

  浙江大学西迁黔北办学史略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战火很快波及浙江。浙江大学筹划西迁,竺可桢校长认为不要迁到内迁大学过于集中的大城市,而要搬到那些从未被大学接触的城镇或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中国内地的开发得到结合。

  9月24日,一年级新生1000多人迁至西天目山禅源寺上课。这期间,竺可桢校长的妻子张恢魂与次子竺衡先后病逝,浙大师生闻讯后都为之感动不已。

 11月11日开始,学校本部在竺可桢校长率领下,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分三批出发,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11月下旬一年级新生也迁来建德。这是浙大西迁历程的第一站,自此,浙大离开杭州长达八年。

  1937年12月24日,在杭州沦陷之日,浙大师生开始撤离建德,行程700多公里,迁至江西吉安。

  1938年2月,迁至江西泰和。

  1938年8月,迁至广西宜山。

  1938年11月1日,浙大在广西宜山举行开学典礼。

  1939年2月5日(时在桂北),18架敌机轰炸宜山,投弹一百余枚,浙大标营十数间房舍被毁,一百多学生的衣物用品遭劫。此间环境并不安定,兼之许多师生因水土不服而患痢疾和疟疾,竺可桢校长考滤另寻合适地点,准备必要时再次迁校。2月底赴渝公务途经贵阳时,宋麟生、陈世招、周寄梅等人劝浙大迁湄潭。竺即到遵义了解情况,委托遵义县长刘慕曾与湄潭联系,并请王克仁赴瓮安、湄潭察看。在4月召开的迁校委员会上,初步确定迁校湄潭。6月中旬,可桢亲到湄潭查看房舍300余间,甚感满意,坚定了迁移湄潭的意向。

  1939年11月15日,日军自北海登陆,桂南很快失陷。竺可桢召集紧急校务会议,决定立即迁校贵州。12月6日,首批教职员及大部分家属离开宜山,前往都匀。12月中旬,图书仪器陆续运出。同时,李熙谋、胡刚复、蔡邦华受命启程前往遵义、湄潭筹划迁校事宜。

  1940年1月12日,竺可桢校长离宜山经贵阳到遵义,2月3日起开始在江公祠办公。2月9日一年级新生迁到贵阳青岩上课。二、三、四年级学生也陆续抵遵义。2月22日正式复课。与此同时,加紧湄潭校舍的准备工作。6月初,浙大农、理学院理组先后迁到湄潭,年底一年级也由青岩迁至湄潭永兴镇。

  至此,从1937年起,至1940年2月定居遵义、湄潭、永兴止,浙江大学历时两年半,途经浙、赣、湘、桂、黔六省,行程2600公里的西迁暂告一段落。他们行经的路线正好与三年前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上段路线基本吻合,而抵达的终点又正好是召开了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历史名城遵义,因而人们把浙江大学西迁流亡办学称之为中国一支“文军”的长征。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黔北首府。四面山峦环抱,湘江穿城而过,将全城一分为二:西面是老城,东面为新城。浙大校本部设老城子弹库,新城何家巷为教学活动中心。播声电影院(今遵义电影院)是浙大集会和纪念周礼堂,图书馆在江公祠,各院系教室及师生宿舍遍布新老城区。碓窝井9号是竺可桢住居。

  从遵义东行75公里便到了湄潭。这座小县城座落在乌江支流湄江之滨,风光绮丽,农产丰富,民风淳朴,实为一安静良好的治学之处。早在1939年底,湄潭各界就成立了“欢迎浙大迁校协助委员会”,筹商拨让县城部分庙、祠及公房、民宅300余间,迎接浙大迁校湄潭。

  浙江大学湄潭分部设在湄潭文庙。前院状元桥面街的大照壁上,嵌有“国立浙江大学”六个大字,两侧为进出辕门。文庙大成殿是图书馆,其余各处为办公室、医务室、教室和部分教职员宿舍。竺可桢来湄亦住此。

  城东玉皇阁旁的扶风山下,浙大购地修建了男生宿舍“仁”、“义”、“礼”、“智”斋,江边建了体育场和游泳池。女生宿舍建在文庙右侧,名“信斋”。

  物理系设在双修寺,还在此新建了实验大楼。

  在城西贺家祠堂一带,租地两百余亩建了浙大农场。除农经系设财神庙、农学农化系设禹院农艺、园艺、蚕桑各系均设于此,还在农场中央建了病虫系“大厦”,农场中名“牛郎背”的小山上,建有一草亭作师生休憩之所。亭柱上刻一联日:“一亭座览山胜,满目争看桃李春”。

  财神庙、朝贺寺、天主堂、魏家院子,尚家院子及城内外部分民宅为教职员宿舍。

  文庙右侧皂角树下原为湄潭初中校址,湄中与浙大实验学校合并为浙大附中后,校舍仍置于此。

  玉皇阁原为湄潭气象站,在此设了浙大附小。

  浙大一年级迁永兴后,主要教学活动集中在“江西会馆”、“三楚会馆”、“四川会馆”。后又将部分教室移至南华宫。教职员安置在张家巷等处民宅中。财神庙是生物、物理实验室,火神庙为畜牧实验场。

  从1940年初迁至遵义、湄潭、永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次年—1946年秋迁返杭州,浙江大学在黔北办学的七年,被称为浙大历史上一个极生要的发展时期。浙江大学由一所地方性大学崛起为全国著名高等学府,得了“东方剑桥”和“民主堡垒”的声誉。

  浙江大学的渊源流变

  求是书院创建于189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效法西方学制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1901年起曾几度易名并一度停办;1927年在原校址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由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改组为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和劳农学院);1928年4月1日改名为浙江大学,1928年7月1日起,冠以“国立”二字,称国立浙江大学,下设工、农、文理三个学院。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辗转西迁贵州。在中国著名气象、地理学家、校长 竺可桢 先生领导下,浙江大学历经艰辛,筚路蓝缕, 崛起为当时国内有影响的几所著名大学之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1946年秋学校迁返杭州。至1948年3月底,浙江大学已发展为拥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25个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的综合性大学。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浙江大学的学科和院系设置发生了很大变动。其部分系科调整到省外兄弟院校,部分院系或独立成校,或与之江大学、浙江省立医学院等院校组合重新建校。之江大学前身为建于1897年的育英书院;浙江省立医学院前身为建于1912年的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一部分、之江大学的文理学院和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建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浙江大学的农学院单独分出成立浙江农学院,1960年更名为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大学的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医学院,1960年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调整后的浙江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源出一脉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均取得了较大成就。浙江大学成为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以工为主、理工结合、人文经管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高校,1995年成为首批列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计划的重点大学之一。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也分别成为实力雄厚、特色鲜明,居于国内同类高校前列,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浙江省属重点大学,并分别通过了“211工程”部门预审和重点建设项目立项论证。四所学校对浙江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国务院批准,1998年9月15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浙江大学,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面向21世纪在我国组建若干所规模大、层次高、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必将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新的浙江大学仍定名“浙江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实行教育部与浙江省共建共管。她拥有一流的师资和研究水平,学科覆盖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理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11大门类,是中国目前学科覆盖面最广的高层次、研究型综合性大学。

来源: 浙江在线  作者:  编辑: 童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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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也是竺可桢为浙大制定的校训。早在1936年的9月18日,竺可桢在对学生讲话时,就把浙大精神概括为“诚”和“勤”两个字,“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1938年11月,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在他的心目中,“求是”的精神应包括:(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他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对学术自治的坚持、对大学生人格理想的阐释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校系科的调整,均源于此。
  在这三条中,竺可桢又特别强调第一条,他说:“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他常常举布鲁诺、伽利略等人为例:“当时意大利的布鲁诺倡议地球绕太阳而被烧死于十字架;物理学家伽利略以将近古稀之年亦下狱,被迫改正学说。但教会与国会淫威虽能生杀予夺,而不能减损先知先觉的求是之心。结果开普勒、牛顿辈先后研究,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而真理卒以大明。”
  由此,竺可桢又进一步引申出他关于大学生人格理想的论述。他明确地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而“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大学生应发扬先哲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经常用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名言来激励学生担当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去做各界的领袖。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第一次发表讲话,表明了他办学思想的主旨。他指出:“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培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需要。”他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作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他为“领导人才”提出了四项条件,即:
  (1)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
  (2)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
  (3)明辩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
  (4)健全的体格。
  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竺校长对学生要求严格,对新入学的学生注重人生观教育。他在和新生谈话时提醒大家:“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竺可桢为这两个问题提出了答案。他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在竺可桢看来,当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能“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要能担负起“拯救中华”的重任。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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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保姆
  在任校长之前和之后,竺可桢一直是以气象学者为人所知。因此,1936年受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被视为他人生路上一次意外的拐弯,而且“一出手,就如此漂亮”。
  这位校长,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温厚光辉”的。
  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
  物理学家束星北,很有侠气,却又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也总是一笑而过。后人回忆,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作风,与他私交不深,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
  这名校长,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
   这正如竺可桢在就任声明中所言。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结果,竺可桢手下,有一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同,却都对竺可桢服服帖帖。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也有人认为,这得益于他作为科学家所强调的“只问是非”的科学精神。
  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内有各种政治力量。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就任校长时,他曾提出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
  他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之争,也不主张各种政治派别在学校活动。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
  不过,有一次,学生不顾学校阻拦,冲上街头游行。面对军警们荷枪实弹,竺可桢举起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他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学生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
  到竺可桢60岁时,浙江大学的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
  书评家马勇曾感叹,在当时流乱的时局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毫无疑问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的大学校长。
  浙江大学迁址途中,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开出来,按时开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贫苦,但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
  而当时的竺可桢,总是以高尚的道德鼓舞学生。他的一名学生年迈时接受记者采访,有些陶醉地回忆这位老校长的话,“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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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大学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影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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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港的漫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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