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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符号学

设计与符号学

范按:设计符号学或者设计语义学是设计中比较有意思的领域,飞利浦做了这方面比较多的实践,但关于这个具体理论还是梦里看花,这里我来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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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物:语言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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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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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and de sausure)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是索绪尔的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基本语言学思想,对二十世纪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其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深刻性,书中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这里,我们概要地介绍一下索绪尔的生平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一下他的语言思想具有的划时代性的历史地位以及理论的局限。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and de sausure,1857-1913),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学者世家,祖籍法国。他的家族中多自然科学家,有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祖父是地质学和矿物学教授,父亲是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但他父亲的一位挚友阿道夫•皮科特(Adolph Pictet)研究语言古生物学,他引导索绪尔学习语言学,这使得索绪尔很早就掌握了欧洲多种语言以及古拉丁语和希腊语。上中学时索绪尔就已经开始学习梵语了。

  1875年,索绪尔遵循父母的意愿在日内瓦大学学习了两个学期的化学、物理和博物学。家庭的传统和早期的自然科学的教育使索绪尔的思想形式深受科学思想方式的影响。意大利的语言学家Mauro曾言,达尔文把科学的态度描绘成怀疑主义和大胆设想的一种适度的结合:每一个论点,哪怕是人们最能够接受的,也还是当作一个假设来看待;而每一个假设,哪怕是最奇特的,也被看作一种可能成立的论点,并有可能加以证实和发展。索绪尔把这种态度体现在语言学当中。这也许和他早年接受的自然科学研究观念的熏陶不无关联。

  1876年索绪尔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学语言学。适逢“新语法学派”成立,索绪尔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但似乎并不属于学派的核心。1878年,索绪尔转至柏林大学,发表了著名的《论印欧系语元音的原始系统》(Memoire sur le syste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les lanngues indo-europeennes)。这是索绪尔早期的代表性著作,是一篇有关语言的历史研究的论文,但它所用的方法却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比较法。他把原始印欧语的语音系统看成一个有规则的整体结构,因此从语言结构的不规则处着眼,拟测原始印欧语的元音系统。索绪尔用这种方法解释了原始印欧语的元音系统的一些问题,他的这一理论被称为“喉化音理论”,在印欧语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奠定了索绪尔当时在语言学界的学术地位。半个世纪以后,人们发掘出了古印欧语赫梯(Hittite)语的材料,证明了索绪尔在半个世纪以前拟测的正确性。这篇论文的理论方法已经显现出索绪尔从系统整体把握语言的思想。索绪尔在柏林住了18个月后又返回莱比锡,他写了一篇关于梵语中绝对属格用法的论文,以此获得了博士学位。

  1881年,索绪尔来到巴黎,在巴黎的高等应用学院教授古代语言和历史语言学,同时也参加巴黎语言学会的活动。当时巴黎语言学会是语言学的中心。索绪尔在巴黎教了十年书,对法国的一代语言学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1891年,索绪尔回到日内瓦大学任教,教授印欧系古代语言和历史比较课程。从1907年始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先后讲过三次。1913年去世,终年56岁。

  索绪尔回到日内瓦后比较沉默孤独,很少写作,这与他的语言学思想的超前性有很大关系。他在给他的学生法国语言学家梅耶(A.Meillet)的信中流露出对当时语言研究状况的失望,他感到有关语言的一些根本问题需要澄清和界定,但同时又对完成这一工作存有疑虑。他对自己的提出的理论始终不满,一直不断修正。他的普通语言学课程讲了三遍,三次课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始终没有讲稿,似乎并没有兴趣写成一部著作。索绪尔去世后,他的两个学生巴利(Ch.Bally)和薛施霭(Albert Sechehaye),收集许多听课笔记,据此整理出《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出版。由于这本书不是本人所写,所以不断有后人做考证、注释的工作。一切表明这本书基本上忠实于索绪尔的思想。现在《教程》已被译成多种语言版本,成为语言学史乃至学术史上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正是这部著作开启了语言整体结构研究的新阶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学科已经遇到那种建立在机械主义和实证主义基础上的原子式研究所带来的困惑。因为单独对每个部分的研究并没有带来人们对于整体的可靠认识与把握。在语言学界,青年语法学派在理论上过于强调机械的、实证的方法,使研究者无视言语现象背后语言整体的存在,把可直接观察到的个人的言语事实作为唯一的语言现实,忽视语言的社会功能,最终使理论自身陷入危机。看来,要更确切地认识事物的整体,就要首先就整体来研究。而对于语言来说,怎样才能达到对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呢?这个整体是如何存在的呢?当时的许多语言学家都开始思考这一问题,而索绪尔是其中之一,并且做出了独特的系统的阐述。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的学术背景,他多年从事历史语言学研究,对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对整体语言学学科的性质有相当全面而深入的思考。我们从他多年所开课程可以证明这一点。(参见许国璋《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

  1881年,日耳曼比较语法

  1887年,拉丁语希腊语比较语法

  1888年,立陶宛语

  1891年,印欧语言比较

  1892年,自此每年教授梵文课程

  1892年,希腊与拉丁语音学,印欧语言的动词

  1893年,希腊与拉丁语源学研究,希腊语动词

  1894年,古希腊碑文选读,希腊语的名词性、数、格变化研究

  1895年,波斯诸王碑文,希腊方言与古希腊碑文,荷马史诗的语源与语法研究

  1896-1903年,希腊文学作品中的方言

  1902-1903年,欧洲地理语言学(古代与近代)

  1904-1905年,英语与德语的历史语法

  1906年,日耳曼历史语言学,古英语,古高地德语

  1907年-1911年,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

  此外还教过当代法语音系,法语诗律,德国神话诗等等。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对当时的语言研究的深切的了解,才有对现状的不满,才有更深入的思索。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毫无疑问汲取了前人的思想,我们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感受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17、18世纪的唯理主义语言哲学思想以及普通语言学的开创者洪堡特的语言形式观念,等等,都对他有很大影响。而同时代的青年语法学派,特别是保罗的心理主义语言学观念,可以说是索绪尔的社会心理语言观念的一个重要来源。他是否了解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J.Baudouin de Courtenay)的音位思想,我们不得而知,但二人的思想也有相通之处。此外,美国的语言学家辉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1827-1894)的语言观对索绪尔的影响也很直接。辉特尼早年学习梵语,1850年去德国学习语言学。他1867年著有《语言和语言研究》(language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1875年发表《语言的生命和成长》(The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反对自然主义语言观,强调语言的社会因素,强调语言的规约性和惯例的性质。索绪尔在他的《教程》中多次以赞赏的口吻提到这位语言学家。

  同时代的其他思想观念也与索绪尔语言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关系。法国的“现代社会学之父”涂尔干(Emile Durkhelm,1858-1917)的社会学思想可以说是索绪尔的社会语言观的重要来源。在涂尔干之前,由于十九世纪末经验实证主义的影响,“社会”被看作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现象,不是客观的实体,而是每个人感情和行为的结果。人们只看到个人,社会中除了个人以外再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了。但涂尔干认为,社会不是个人行为的总和,而是第一性的实体,它对人有外部制约,而个人对此有时是无意识的。正是由于社会实体的存在,个人行为才成为有意义的行为。社会现象实质上是社会心理现象,社会是一种心理实体。索绪尔接受了涂尔干的思想,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心理实体,从而建立起社会心理的语言观念。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很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要对整体有所认识,必须由整体出发切分出要素,而这些要素是彼此联系的。

  索绪尔的思想是结构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结构主义的另一个来源是1912年形成于德国的完形心理学“格式塔”学派(Gestalt),这与《教程》的形成几乎是同时的。可见,索绪尔语言思想的产生是同时代的学术思想发展和个人学术思想发展的共同结果。



  《普通语言学教程》全书分六部分:绪论、一般原则、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和结论,其中前三部分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核心,历时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基本延续了前人的观点,但纳入了他自己的理论框架,地理语言学属于外部语言学。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前三部分的内容。

  在绪论部分,索绪尔确定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他把复杂的语言现象分为语言(langue)、言语(parole)和言语行为(langage)三个层面。

  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每个人的言语行为性质是多方面的,跨许多领域。它既是物理的,又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是难以从整体上把握的。

  语言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是个人被动地从社会接受而储存于头脑中的系统。它存在于个人意志之外,是社会每个成员共同具有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言语是言语行为的个人部分,是个人对语言系统的运用。

  语言和言语紧密相连,互为前提。个人要说话使人理解,必须用语言,同时语言的存在又必须体现在言语当中,而且,使语言发生变化的也是言语。所以,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

  索绪尔认为,应该有两门学科分别研究,一门是语言学,一门是言语学。为了强调语言的同质性和系统性,索绪尔还提出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区分,一切跟语言的机构、系统有直接关系的要素都属于内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索绪尔在确定了语言的社会心理性质同时又指出,在社会现象中有一类特殊的社会事实,就是符号。语言就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他提出设立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符号学,语言学应是符号学的典范,这是它在人文事实中的地位。因此,索绪尔也是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

  这样,索绪尔首先确立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的位置,并对其性质做出了第一次概括,即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中的符号系统。

  在一般原则的部分,索绪尔进一步论述了语言的符号性质和存在。

  索绪尔首先为语言符号概括出两条基本原则,一个是符号的任意性,一个是符号的线条性。这是对语言符号系统进一步论述的理论前提。

  所谓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指语言符号单位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概念,称为符号的所指,一个是音响形象,为符号的能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不可论证的。

  关于语言中音与义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有论争。并非索绪尔最先指出语言中的音义关系带有约定性,不过,却是索绪尔首先为音义关系的任意性确定了在理论体系中头等重要的地位。他首先明确否定了以往的“约定论”中孤立地看待语言单位音义联系的立足点,认为语言不是分类命名集,不是给已经存在的概念范畴命名,相反是在语言系统中创造出概念范畴,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孤立的符号单位具有外在于系统的价值。同时他也否定了从语源方面对音义联系探询和论证的意义。因此,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完全不是就符号的创制或产生来说的。在索绪尔看来,任何时代任何社团的说话者都只能被动地接受前人的语言遗产。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是一个既定的系统。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原则是就一个系统中的单位价值而言的。正是由于符号单位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符号在整个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所以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系统制约的,二者在实质上没有可论证性,是任意的。这样,语言结构的整体成为第一性的,成为研究的出发点和主体。他认为,任意性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后果是不胜枚举的”。实际上,任意性原则是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的基石。

  符号的线条性是指符号只能在时间上展开,相继出现,构成一个链条。索绪尔认为,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则,其重要性与第一条原则不相上下,“它的后果是数之不尽的”。索绪尔在后面谈到了制约着整个语言系统运作的两种重要的关系,即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其基础就是符号的线条性。我们在以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对于语言结构的分析中发现,线条性往往是语言单位的切分和替换的基本前提。

  明确了语言符号的两个基本性质后,索绪尔对语言的存在做了比较全面的把握。把它放在时间和大众的实际背景中,指出了语言系统对于使用者的强制性,即语言的不变性,以及时间带给语言的缓慢的连续的变化,即语言的可变性。他特别强调,语言的变化印证了每一语言状态的偶然性和符号的任意性,这是19世纪语言的历史研究带给人的启示。

  正是基于语言的这种存在状况,索绪尔提出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区分。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成系统。

  索绪尔指出,一切研究价值的科学都具有内在的二重性,必须区分两条轴线,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关系的同时轴线和事物在时间中的变化的连续轴线。二者的研究在方法和原则上是根本对立的,必须加以区分。一个作为价值系统的语言结构必须是同质的关系系统,要素的价值取决于系统的状态,不取决于要素的历史。例如,盎格鲁•撒克逊语中,fot的复数foti在第一次音变中变为feti ,在第二次音变中词末的i脱落,feti又变成了fet,但两次音变都未改变它在系统中的价值,foti、feti和fet的价值不取决于它们自身,也与变化无关,而取决于在不同时间的系统中与单数形式fot的对立。因此,语言的演变都是个别要素的孤立的变化,它们是一些与系统毫不相干的现象,要确定要素在语言系统中的价值,只能从共时的状态中把握。

  这样,在“一般原则”这一编中,索绪尔阐释了语言符号的基本性质和存在,提出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划分,进一步确定了语言共时研究在语言系统研究中的首要地位。

  在第二编“共时语言学”中,索绪尔提出语言共时描写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其核心为价值理论。

  索绪尔首先提出了在把握特异共时系统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即语言具体实体的确定。所谓具体实体,就是指由能指和所指两面结合而成的符号单位。

  符号单位的确定在过去不是一个问题。历来词作为语言基本单位是一个初始的概念,词的同一只是声音和意义两方面同一的综合。不过,索绪尔指出了问题的复杂性。他揭示出人们通常视而不见的事实,即人们心理中的一个词在具体使用中具有千差万别的声音和意义,所以词的同一不是简单的声音和意义的同一,不能凭实质(substance)确定单位的价值和同一。事实上,单位实体是一个形式实体,它的价值是由它在语言系统中与其他实体的关系决定的,而单位的同一实际上是这种价值的同一。由此,索绪尔提出了其语言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理论。

  索绪尔分别从符号的所指和能指两方面论证了符号价值的确定。他指出,概念没有什么初始的东西,它不过是由它与其他类似的价值的关系决定的价值,没有这些价值,意义就不会存在。例如,英语中的sheep和法语中的mouton都有“羊”的意思,但二者价值并不同。在法语中mouton还可以指烧好的羊肉,而英语中的sheep却没有这个意思。这是因为英语中还有mutton一词,专指羊肉。所以概念价值的确定必须立足于单位存在的语言系统。另一方面,语言的能指实质上不是声音的,不是由它的物质,而是由它的音响形象和其他音响形象的差别构成的。

  这样,一系列的概念差别和音响形象差别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积极的语言符号实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并与其他符号相对立而存在。

  价值理论揭示出,语言实体完全是形式而不是实质(substance),是具体言语中思想和声音的媒介。正因为这一形式系统的存在,在言语活动中具体的语音才能传递出具体的意义信息。同时可以看出,索绪尔的价值学说正与他的任意性原则相呼应。符号的所指不是预先给定的概念,而是由系统制约着的价值。所以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由价值理论确定了语言系统中的单位实体的存在性质后,索绪尔进一步指出,语言各项要素的关系和差别是价值的基础,也是语言状态的基础。这些关系都可归为两个不同的范围: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二者都是心理的,是语言生命所不可缺少的。

  句段关系指话语中的要素以语言的线条性为基础结成的关系。这种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可成为句段。句段总是由两个以上的单位组成的。句段关系不仅包括一个句段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包括整体和部分间的关系,即连带关系。联想关系指在话语之外,有某种共同点的要素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贮存在人的头脑中,是潜在的记忆系列。有多少种关系就有多少个联想系列。

  索绪尔特别强调句段关系中的连带关系,指出句段关系不是两个独立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两个有连带关系的要素的结合,这两个要素要在一个较高的单位里互起作用才获得价值。整体的价值决定于部分,部分的价值决定于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部分和整体的句段关系和部分和部分的关系一样重要。由连带关系,我们看到了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之间的依存关系和语言机构的运作。例如,“红衣服”由“红”和“衣服”组成,二者有句段关系,而“红”和“红衣服”、“衣服”和“红衣服”都具有连带关系,正由于这两种连带关系,可以形成两个不同的联想系列,前者如“蓝衣服”、“黑衣服”、“白衣服”等,后者如“红鞋”、“红书包”、“红衬衫”等,这两个系列让我们看到这个连带关系的一般性,并由此我们可以推出“白衬衫”这样的组合。图示如下:   



  可见,要表达的观念唤起的不是一个形式,而是整个潜在的系统。人们在说一句话时,联想集合和句段类型都在起作用。这就是语言机构的运作。

  索绪尔认为,一切语法事实都可以纳入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当中,从而在理论上完成了对语言共时系统的完整把握。

  教程编者在全书的最后提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尽管后人考证这并不是索绪尔的原话,但却是和索绪尔的整体思想一致的。这句话反映出在索绪尔语言理论中,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自身,研究方法是就语言结构自身来描写语言的存在,而研究的目的就是对语言自身的把握。这正是结构主义语言研究的基本特点。



  索绪尔的语言研究开辟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从以往历史看,传统的语法研究是规范性的,长时期处于其他学科特别是哲学的附属地位,难于就语言而研究语言,因此对语言本体的把握难以全面深入,一直缺乏一套独立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十九世纪的历史语言学开始真正就语言自身做规律性的探究,总结出许多语言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但由于其理论落脚点是语言成分历时变化的语言事实,因此不可能从整体上把握语言成分间的结构关系。洪堡特的研究虽然具有普通语言学的意义,思想也颇为深刻,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宽泛,思辩性较强,提出了有关语言的性质的一系列观念,但却没有拿出把握语言的明确的方法。

  索绪尔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对语言整体的性质加以探讨。如何把握这个整体,确定这个整体的性质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索绪尔以其社会心理主义的语言观念为基础,区分了语言和言语,指出语言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语言学研究的确定的对象。继而,索绪尔又进行了共时和历时的区分,指出,对说话者来说,唯一存在的现实是语言共时的一面,而语言事实“在时间上的连续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说,要确定某个语言成分的价值,并不需要考虑它的历史来源。从而最终确定了语言共时系统的符号性质。索绪尔的理论把语言研究引入新的轨道,为后人开辟一条新的可行的研究道路。在理论方法上,他为语言研究确定了一个相对封闭,静止,具有结构系统性的研究对象,使研究得以大大深入。

  二十世纪语言研究的成就证明了索绪尔语言理论历史价值,索绪尔的理论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捷克的布拉格学派出现,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欧洲迅速发展。丹麦的哥本哈根学派发展了索绪尔有关形式与实质的思想,创立了“语符学”。即使具有相对独立发展过程的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也在许多方面与索绪尔有一致之处。到五、六十年代,生成理论逐渐取代了早期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成为左右语言学潮流的主导学派。虽然生成学派在研究目标与方法上不同以往,但其语言观念与索绪尔仍有一致之处,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语言”始终是从复杂的言语活动中抽象出来的一套单纯的体系。索绪尔语言研究的基本思想至今仍是各种语言学流派的存在前提。

  索绪尔的研究还廓清了语言研究的多种途径,为语言学各个分支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索绪尔的理论中增加了一些新的语言学术语范畴,诸如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共时和历时,语言和言语等。对于研究对象的划分并不等于对语言事实的割裂,而是使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前提。划分不等于只是孤立地研究某一个侧面,不顾联系。事实上,索绪尔早期对原始印欧语的拟测就是把语言的共时结构与历时发展联系起来研究的一个范例,只是他没有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述。把研究对象加以分类再联系起来考虑,与根本上的混沌不分是截然不同的。虽然索绪尔更强调语言的内部研究,强调共时研究,但无疑也为语言的外部研究、历时研究以及言语的研究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对象。与此同时,也提供了语言研究中可资比较借鉴的不同研究层次。这一切无疑是使语言研究更趋严密精确的必要前提。二十世纪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任何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和认识的成果都有其相对局限性。对于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我们应抱有科学的和历史的态度。首先,由于视角的单一,一个理论不可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全部现象和性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方法上采取了语言整体第一的原则,强调系统的同质性,在深刻地揭示了语言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结构的性质的同时,自然会放弃其他的研究视角,如对语言中的个别要素事实的关注。从历史上看,一些强调语言个人风格在语言发展变化中的作用,强调语言和历史文化之间的复杂联系的语言研究学派,如欧洲的词与物学派、唯美主义学派等,在感受到语言现象的生动、丰富和复杂的同时,在对语言的统一的规律性的把握上就显得薄弱了。可见不同的理论视角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至于以语言是个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有序异质的而非同质的,相对开放的而非绝对封闭的系统来批评索绪尔的观点,就未免苛责古人了,因为这些认识正是建立在索绪尔的系统理论之上的。另一方面索绪尔理论的局限也是具有时代性的。这个局限是理论目标的局限,即就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放弃了对语言存在本质的追寻,只停留于对语言状态的把握,放弃对原因的解释。这与19世纪兴起的“反形而上学”倾向相关。青年语法学派所遵循的实证主义就是反对虚妄的思辩的,虽然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实体观点与绝对的实证主义观点不同,但他仍强调其研究的现实性,而非抽象思辩性。二十世纪初整体思想界有对本质论放弃的倾向,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非本质论的观察世界的方式。

  看来,学术思想的影响和继承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对于后继者而言,他们对于前辈思想的接受有些是主动的、自觉的,而有些则是不自觉的。不管人们接受与否,索绪尔的思想光辉一直照耀着语言研究的历程。象历史上所有的著名思想家一样,他为人类留下了一份具有永恒价值的学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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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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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1857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1875-1876年在日内瓦大学学习物理学和化学。1876年加入巴黎语言学会。1876-1878年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历史语言学,在那里结识了青年语法学派的重要人物布鲁格曼、奥斯脱霍夫等人,和他们共同从事印欧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工作。1878年发表了他的成名作《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1880年以论文《论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获莱比锡大学最优生博士学位。1881-1891年他在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学院任教,讲授历史比较语法,培养了众多的比较语言学专家。1891年回国担任日内瓦大学教授,讲授梵文和比较语法。

    从1907年起,他曾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但没有写成讲义,1913年他因病去世后,他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蔼根据同学们的笔记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提出了全新的语言理论、原则和概念,为语言的研究和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1916年在日内瓦出第一版,后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人们称之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索绪尔语言理论以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为基础,认为语言学只能"就语言而研究语言",排除任何非语言因素(如社会的、物理的、言语的……)的干扰;而就语言来说,必须区分共时和历时,语言学只研究共时的语言系统,排除任何历时因素的干扰;而就共时的语言系统的研究来说,只研究形式,不研究实质,"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的论断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什么是语言形式?概言之,就是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所以,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核心,后来有广泛影响的结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学派的理论和方法都是以索绪尔的这种语言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今天被称为"索绪尔语言学",也称"索绪尔主义"。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不只限于语言学,现代人类学、精神分析学、文学、哲学、戏剧等多个领域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并采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这些学科所研究的对象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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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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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很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要对整体有所认识,必须由整体出发切分出要素,而这些要素是彼此联系的。

  索绪尔的思想是结构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结构主义的另一个来源是1912年形成于德国的完形心理学“格式塔”学派(Gestalt),这与《教程》的形成几乎是同时的。可见,索绪尔语言思想的产生是同时代的学术思想发展和个人学术思想发展的共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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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1. Amsterdamska, Olga, 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Monographs Schools Of Thought,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from Bopp to Saussure.
 2. 卡勒,《索绪尔》,张景智译,刘润清校,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
 3. De.Mauro,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序言,国外语言学,1983,第4期。
 4.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edition critique preparee par Tullio de Mauro, 1972.
 5.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96。
 1910-1911《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6. 许国璋,《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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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与语言学结构主义
作者:张一兵  
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4144
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摘要:本文通过对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语言结构主义的历史逻辑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象征主义结构人类学的深入研究,揭示了索绪尔的观点与语言学结构主义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索绪尔在语言学中虽然没有使用“结构”一词,但他对抽象的语言系统结构的强调,对后来的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是20世纪中期在欧洲兴起的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潮。〔1〕它缘起于世纪之初法国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符号理论,经由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的“布拉格学派”,最后在60年代的法国获得了空前的胜利。结构主义一反传统西方的主体中心说,在个人主体之外的语言结构系统中建立了祛主体性的全新语境。多斯曾评论道:“结构主义是对西方历史上一个特定时刻的抗争与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它表达了自我仇恨,表达了对传统西方文化的拒绝”。〔2〕这里所说的自我仇恨是指结构主义对笛卡尔以来一切主体哲学的贬谪和拒斥。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学术思潮。
     
     一、索绪尔:能指与所指
     说到结构主义,布洛克曼曾经形象地使用过一个空间上的逻辑关系,即“莫斯科(圣彼得堡)—布拉格—巴黎”。这也是语言学结构主义历史发生学的真实历史逻辑。当然,我们在此不可能完整地再现这一思想历史进程,只是选择其中的一些重要环节,特别是与拉康后来截取并用之于座架弗洛伊德的重要思想规定。
     从时间上看,第一个要说到的人物一定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共时性语言关系论。〔3〕我也认为,这是对拉康中晚期语言精神分析思想影响最大的东西。
     索绪尔论说语言,起于他界划语言(langue/lan guage)和言语(parole speech)活动的异质性。用他自己的标注,叫“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4〕语言是一种准则,是言语活动的一个主要部分,可是相对而言,言语是属于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存在范畴,它的性质更复杂,横贯于个人与社会、物理与心理多重领域。巴特认为,扩展的言语就是后来在后现代语境中受到焦点式关注的话语(discours)。〔5〕而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总体或“一个分类的原则”。索绪尔正是由此标举出自己独特的共时性语言学研究语境。这就像汉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和准则,可是中国人的言语活动则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从标准普通话语到任何一种地方方言(如广东话和闽南语),会有极大的差异性。
     索绪尔说,将语言从复杂的言语活动分离出来,就要从在个人行为中建构言语的交谈出发,交谈一定是两个以上的对话行为。这是一种循环式的社会事实。起点是言说者头脑中的一个事件,即“概念的意识事实是跟用来表达它们的语言符号的表象或音响形象联结在一起的”。〔6〕比如我们想说拉康的他者思想,首先在我们的头脑中,拉康关于他者概念的意义与汉字中的“他者”形象和发音是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在我们头脑中的心理现象,然后我们将这个词说出来,这个发声则已经转换为一个生理现象,而当这个发声传递到听者的耳中,就成了一个物理现象。可是,只有当听者能够听懂这个“他者”的汉字,这才构成一个言说的“社会事实”。如果言说者的发音是英语的“other”,而听者固然听到发音而却不懂其意,这并不构成索绪尔所说的循环的言说的社会事实。所以,被索绪尔称之为社会事实的是如下一种经过无意识的“社会晶化”了的现象,即个人言说交谈中,每个人都在复制作为“平均数”的符号关系。这个语言结构化的无意识性,正是拉康在论说大写的他者时所关心和强化的东西。
     假若言语是一种“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其中那种社会晶化了的符号关系则是社会性的语言。“语言就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它是使一个人能够了解和被人了解的全部语言习惯”。〔7〕异质性的言语形成同质性的语言符号系统,后者是一种个人之外的有着确定对象的符号关系。索绪尔强调说,在语言中,“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主要的”。这就是索绪尔那著名的所指与能指相结合的意指(signi fication)理论。
     索绪尔说过,“语言是组织在物质中的思想”。〔8〕可在他看来,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对应它的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9〕这是一个重要的界定,语言不是反映论中指认的对象(实存)与其直接表象的关系,而是概念(存在=本质)与指认这一意义的示符———音响形象的关系。这是说,语言本身是一种关系,但它并不直接指称对象,而是语言自身的一种关系。拉康后来接受了这个观点。他特意说明,这个音响形象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这种声音和形象的“心理印迹”。所以,“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索绪尔说:“我们建议保留用记号(signe sign)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signifi啨/signi fied)和能指(signifier/significant)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10〕巴特说,索绪尔的记号区别于信号(sin gal)、指号(indice)、象征性的符号(symbole),特指一种非象征意义上的任意的记号。而能指和所指这一对范畴,也是在他对形式(forme)和观念(idee)、形象(image)和概念(concept)等关系性规定的比较中精选出来的。〔11〕而这是两个最难理解的范畴。我们必须在索绪尔的这个原初语境中做较为深入的解读。依索绪尔的说明,所指,是在语言符码中那个被表示、被指认的成分。请一定注意,这个成分不是实在的事物或对象,而是作为一定对象本质的观念意义。“所指不是‘一桩事物’,而是该‘事物’的心理表象”。〔12〕所以有人以“符码受指”或者“指符”来直译此词。能指,则是用来表示、标识一定观念意义的意符成分,前面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种由音响形象构成的指代符,所以也有人用“符码施指”或“符旨”来直译这个词。巴特说,“能指是一种中介物,它必须有一种质料”,声音与形象、物品与书写物都是能指的内质。〔13〕最重要的是,“索绪尔的记号只关心所指(概念)与能指(声音意象)之间的关系,从而把指涉物一脚踢到了门外”。〔14〕
     我们一定要注意,所指和能指不是两个独立的东西,而是同一语言记号的两面。比如汉字中的“人”这个字符,其中书写下来的一撇一捺的“人”和汉语发音中“ren”就是“人”的能指或施指,而“人”所意指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的意义观念,则是“人”的所指或受指。所有的语言符号都会由能指和所指构成。不准确地说,这有一点像是记号的外部形式和它的意义内容的关系。巴特就曾说:“能指构成表达面,所指构成内容面。”〔15〕在另一处,索绪尔甚至说,语言就像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绝没有对所指和能指进行等级划分。而后来的列维-斯特劳斯和拉康则将能指变成了象征关系中骑在所指之上的君王。
     其实,这种记号并不仅仅存在于语言之中,我们生活中还有大量非语言的记号,如图画和象征性的事物。斯特罗克就曾经举过一个这方面的生动例子:
     如果花儿还只是在静悄悄地开着,我们就无法把它当成一种记号,因为并没有什么东西已经呈现出来并将它变成一种记号。但如果对于文化来说,花儿可以并且常常被用作一种记号:比如把它扎成花环,作丧事之用等。在这种情况下,花环就是一种能指,用我们的话来说,它的所指就是“慰藉”。
     同时,在索绪尔那里,所指与能指的关系首先为一种任意性。多斯认为,索绪尔这种观点来源于柏拉图《克勒泰勒斯篇》中赫莫杰尼斯与克勒泰勒斯的对话。在那里,前者就明确提出,词语是任意给各种事物的。〔17〕他说,“姐妹”的观念在法语中,与用来做它的能指的s- -r(soeur)这串声音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它完全可以用其它词语来表示。在这里,索绪尔还专门批评象征符号说,记号(sign)不等于符号(symbole)特别是将能指与象征联结起来的认识,因为在他看来,象征恰恰不是任意的,不是空洞的意符,象征正好是有内在关联的指称。〔18〕这里索绪尔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即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变化不居的。
     也是在这里,索绪尔关于语言记号关系任意性的观点必然会引出一种质疑,如果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并且不与对象直接相关,那么,它们如何建构具有真实内容的意指作用?其实,这恰好引导出索绪尔语言结构主义的正面逻辑,即任何语言概念关系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只能依存于与符号结构总体的特定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内含着复杂结构的功能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为此他提出了“音链”和“语链”的概念。这是后来拉康能指链的逻辑导引。任何一种语言中的概念符号都是任意的、暂时的,因为它们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更。所以,没有基本内核的记号就必然只是一种共时性的关系存在,它们只能在一定的时间中通过与其他符码的差异性关系确定自己的存在。也由此,索绪尔说,语言系统中的概念都不是预先规定的观念,而是由系统发出的价值。我们说价值与概念相当,言外之意是指后者纯粹是表示差异的,它们不是积极地由它们的内容,而是消极地由它们跟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确定的。它们的最确切的特征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19〕
     索绪尔说过,对于符码来说,“没有正面的规定,只有差别”。因为任何一种能指和所指任意构成的意符没有自己独立的意义,它只能在一种语言的系统总体或“格式塔整体”(Gestalteinheit)中获得它的异质规定性。在这一点上,索绪尔倒真是接近马克思、海德格尔的“关系本体论”。在此,我们当然可以想起马克思那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他“全部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海德格尔那种只能“在世之中的”此在。这也就是说,一个概念并没有它什么“初始的意义”,“它不过是由它与其他类似的价值的关系决定的价值,没有这些价值,意义就不会存在”。由此,索绪尔很深地拒斥了传统语言学中的要素中心说和“以词为中心的语言观”,即语音论,而走向强调总体关系的音位说。所以,索绪尔有一句口号式的言论:“从总体来考虑符号”。〔20〕并且,这个至关重要的总体结构恰恰是我们无法直观的东西。捕捉一种抽象的语言系统结构,正是后来结构主义理论逻辑中最关键的思想本质。这个作为总体性出现的语言结构正是拉康的大写的他者之原型。
     还需要最后提一下的是,索绪尔并没有使用“结构”一词,“结构主义”这个命名是后来的雅各布森认证的。
     
     二、语言结构主义的历史逻辑
     1913年,索绪尔与世长辞,恰巧这个年份也是当代思想史上讲述语言结构主义故事开始的时段。这里的第一批人物是20世纪初(1915-1930)云集莫斯科的一群文学理论家,他们的名号为“形式主义”。〔21〕有意思的是,这一学术思潮的名称并非自指而是起于对手带有贬义的批评。〔22〕其中,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各布森是其主要代表,二人分别统领了圣彼得堡的“诗歌语言理论研究会”(1914年成立)和莫斯科的“语言学研究小组”(1915年成立)。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新的学术思潮也缘起于艺术。雅各布森就说,“我是在一群画家中长大的”。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毕加索、乔伊斯和斯特拉文斯基,以及象征主义、未来派特别是立体主义等美学艺术运动。显然,从学术内里层面上看,索绪尔的日内瓦语言学派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意向性观念在更深的方面影响了形式主义。
     与前面我们看到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一样,形式主义的艺术家们不满于当时在文学艺术领域居统治地位的声称“反映现实”的实证主义和现实主义,拒绝将文学艺术视为外部现实(客观内容)的简单镜像,他们试图突显艺术的技巧性介入的能动性本质。在传统艺术的形式和内 容关系上,他们更看重形式。
     因为作为客观现实的“内容本身什么也不是,重要的只是用法”。〔23〕于是,他们声称要“从传统的形式类比中解脱出来,从形式作为外壳、作为可以倾倒液体(内容)的容器的概念中解脱出来”。〔24〕形式,在这里已经深化为一种导致艺术发生的变形和突显程序。这又暗合了索绪尔的一句话:“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一种实体”。这里的形式其实正是后来那个关键性的结构概念的雏形。而这种变形的程序就是所谓陌生化。
     什克洛夫斯基最早提出了所谓“陌生化”(os tranenie)的观点。〔25〕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手法(形式),在形式主义者看来,它却表征了艺术的本质,即通过“增加感觉难度和感觉时间的困难形式的手法”,以达到一种“破坏感觉自动性”的效果。〔26〕什么叫“感觉自动性”,这其实就是感觉在日常生活中的麻木性。在这种麻木的感觉自动中,“一个事物处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它,但是我们不再去看它。因此,我们就这一事物无话可说”。这种状态的实际结果就是人在日常生活中,丧失了任何新鲜感和生命激情。而在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中,比如托尔斯泰的小说里,感觉自动化被解构,我们仿佛都是“第一次看到”各种过去熟知的事物,在一种完全陌生化的艺术情境中,人与物都重新散发出神性的光芒。依从这种理论逻辑,艺术的本质就是反现实的。这倒直接暗合了超现实主义。
     雅各布森1920年移居捷克,并按照莫斯科语言学研究小组的模式于1926年建立了布拉格语言学学会,形成了著名的布拉格学派。也是此时,雅各布森读到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并且开始认真精读胡塞尔的《逻辑研究》。1935年,雅各布森他们开始使用“结构主义”名称。1928年,发源于索绪尔的日内瓦语言学派和布拉格学派共同召开了第一届国际语言学大会。在那里,第一个以结构与功能为核心的语言学纲领出笼了。〔27〕在这个纲领性文件中,语言第一次被表述为一种自足的功能系统。原来那种在特定艺术形式(诗歌和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主体能动性,现在已经蜕变成言说主体一种特定的“意向性”的重构,语言成了一种功能性方法的、有着自身内在结构的系统。
     首先,索绪尔的如下原则得到认可,语言是一种以非象征性的记号为核心的符号学的事实。作品的记号性解构了反映论的映像模式,所以,语言只有作为一个总体才能成立。于是,第二个重要原则必然是语言是一个关系性的功能结构,“它的各个要素只能在此统一的框架内才能理解”。霍克斯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结构主义就像一种X射线,“它透过表面上独立存在的具体对象,透过‘以要素为中心的’(或‘语音的’)世界,来探究‘关系的’(或‘音位的’)”。〔28〕第三个原则,是主体的空心化(或者叫祛主体中心化)。由于任何言说、思想和文本都将是一定语言结构功能作用的结果,所以传统意义上的主体都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定文本上下文结构———语境(context)或对话者之间共同建构的语义场。这一点,明显受到了承袭海德格尔关系存在论的艾伯奈尔和布伯等人的所谓“对话哲学”的影响。并且,这里的结构主义思想是拉康语言精神分析的重要学术资源。拉康后来的能指链和伪主体等观念均得益于此。
     在此,我们还要专门交待一下雅各布森对诗学象征结构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隐喻与转喻的关系。雅各布森的这一论点上承索绪尔,后者在讨论语言的共时性结构中提出过词语建构的“水平”(组合)与“垂直”(选择)关系。1956年,雅各布森发表了《语言的两个方面和失语症的两种类型》一文。他在研究失语症的两种“组合错乱”(“相似性错乱”和“邻近性错乱”)时,发现这种精神病症与诗学中的两种修辞手法同构,即隐喻与转喻密切相关。这两种修辞中,都是针对一个事物提出另一个事物,而二者是“等值”(equivalence)的。比如隐喻中“日野轿车箭一般驰过”,“轿车”与“箭”的等值是以事物比喻代词之间的相似性类比为基础的;而在转喻中“克林姆林宫正重新考虑与德国的关系”,特定的建筑物与俄国总统的等值则是事物与它邻近的代码(总统的住所)联结为基础的。再借用索绪尔的话来说,隐喻的本质是联想式的“垂直关系”,而转喻的本质则是横向接合的“水平关系”。这二者的关系也是语言结构的共时性关系与历时性关系。拉康与雅各布森与1950年成了挚友,后者的思想直接影响到拉康。拉康后来将这一重要的象征性修辞结构与弗洛伊德释梦逻辑中的压缩和移置链接起来了。霍克斯说,正是雅各布森的这一对表达范式为拉康哲学提供了重要逻辑构件:“隐喻的概念说明了症候概念(一个能指被另一个有关联的能指所替代),转喻的概念则讲清楚了欲望的起源(通过能指与能指之间的组合连接,产生一种把这一过程延伸到未知领域的无限制的扩张感)”。〔29〕
     结构主义的最后一站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在法国结构主义的大师行列里,有着这样一些响亮的名字:列维-斯特劳斯、巴特、阿尔都塞、克里斯多娃。拉康也已经以他自己的独特理论立于这些大师之中。因为拉康哲学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我将另文专述。当然,法国结构主义才是拉康中晚期思想建构的真正历史语境(或者叫同质性语境)。可是我的观点是,法国结构主义并非是结构主义逻辑的原发性语境,而不过是布拉格结构主义逻辑的一种区域性布展和专业侵入。结构主义逻辑最重要的理论构件已经在布拉格学派的学术平台上基本搭建起来,法国人只是接受和深化了这一理论逻辑,且又迅速解构了它。无论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还是早期巴特的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这还应该包括早期福科的结构主义知识型理论和阿尔都塞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分析构架的问题式,都是将那种突显功能整体的结构主义话语具象为某一专业或研究领域的结果。〔30〕我认为,在这一理论平台上,真正属于法国现代学术界自己的东西,倒真是消解结构主义现代性本体论的革命,即德里达、后期巴特和福科等人的研究成果。
     
     三、列维-斯特劳斯的象征主义结构
     人类学不过,这里我们还是需要专门讨论一下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31〕列维-斯特劳斯可能是法国学界最早与雅各布森建立紧密关系的学者之一,1941年,他在美国纽约就与在同一所学校中任教的后者成了好友,并深受其语言学结构主义的影响。多斯说,他们在那里相互听课,形成了学术上的“共生现象”。〔32〕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将结构主义引入人类学的研究,开始形成一批重要的结构人类学的成果。于是,结构主义中那种祛主体中心论的观念极强烈地影响着他。列维-斯特劳斯公开追随索绪尔,提出“主体是认识论的绊脚石”,直接否定笛卡尔式的“我思”。在关于神话的研究中,他就直接确认过“神话是匿名的”,“神话是用主体的嘴说出来的,却不让主体知道他说了什么”。〔33〕以此,证明主体存在的非法性。在列维-斯特劳斯眼里,语言结构主义的要义有四(这是他转引特鲁别兹克伊的表述):第一,将意识层面的语言现象研究转为对其“无意识底层结构”的研究;第二,词语本身不再是独立的意义实体,符号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焦点;第三,语言是一个系统;第四,语言系统的活动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
     我注意到,其实他更关注的是语言结构主义中的无意识的功能性关系体,即他称之为语言学中那种“作为无意识思想过程结果的、由关系体系组成的基本的与客观的实在”。〔34〕更重要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结构主义直接引入到对社会现象本身的分析中,要建立一门研究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科学。具体说,他自己的人类学就是要揭示出“每一种制度与每一项习俗后面的无意识结构”。〔35〕显然,这里同时也有着弗洛伊德的背景。列维-斯特劳斯很早就熟读弗洛伊德的论著。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
     一方面,无意识活动的各种规则一直是外在于主观感知的(我们能够意识到它们,但是把它们当作对象);然而,另一方面,正是它们规定了这一感知的各种样式。……精神生活的各种基本现象,也即制约精神生活并规定其最一般形式的各种基本现象,是处于无意识思维的层面上的。于是,无意识是我与他者之间的中间项。〔36〕
     依他自己的说明,这里对弗洛伊德的引证是直接受到毛斯的影响。并且,他这里对无意识等要领的引证已经远远越出了弗洛伊德的语境。多斯说,列维-斯特劳斯的“这个纯粹形式化的空无一物的无意识,这个纯粹的容器,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颇有南辕北辙之势”。〔37〕同时,我们在此也发现了拉康的影子,即列维-斯特劳斯此处所指认的“我与他者”的关系。甚至他还区分出主我与客我,这个的“客我”即拉康后来那个“最陌生的他者”。关于这一点,列维-斯特劳斯自己曾直接认可过拉康的自我和他者的“深刻”理论。〔38〕
     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能看到马克思对他的影响。“在马克思那里,列维-斯特劳斯学到了一个原则:表层现实并不是最重要的。研究者必须建立一个模型,以超越物质表象,深入现实的根基”。〔39〕马克思是他自己指认的三个理论“亲戚”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弗洛伊德和地质学。为此,他还专门引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人们创造着他们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懂得他们正在创造它”。〔40〕这是在说明一定社会历史情境中的历史无意识。这是列维-斯特劳斯与处于精神分析学语境中的拉康的第一个共同兴趣点。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论点在前者那里是建构性的,即用来正面描述原始社会社会体制和传统习俗中象征关系;而在拉康那里,这一观点的布展则成了主体无意识能指关系的伪证性批判。
     其二,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列维-斯特劳斯思想中那深深的象征主义(symbolism)。这种象征主义来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的诗学和先锋美术运动。〔41〕而将象征主义运用到社会现象的解释,则是法国社会学家毛斯。〔42〕列维-斯特劳斯自己说,毛斯在1924年就开始向心理学说明社会生活是一个“象征关系的世界”。〔43〕所以,他会将毛斯称之为法国的“结构主义的精神之父”。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人与动物最关键的异质性恰恰在于二者与现实世界的不同关系,动物是沉浸于物性经验过程的,而人通过语言将现实的直接感性关系提升为一种以符号为中介的象征关系。对他来说,“社会是在它的习俗和制度中象征性地表现出社会性的”。〔44〕在对原始部落中存在的神话、图腾制度和亲属关系的研究中,列维-斯特劳斯发现在人类原始思维发展前期,当理性规则还没有居支配地位的时候,思维是一种以没有观念的“形象”,即象征性的能指来指认人类与世界和类族关系的,这是一种“未被驯化的思维”。〔45〕这种非观念化思维的核心是以形象为主的“象征系统”。他发现,在这些象征系统中,“所指是根本不存在的”。〔46〕在那时,“如果观念还没有出现的话,形象可以为观念保留未来的位置,并以否定的方式显出其轮廓”。〔47〕这里的观念即理念化的所指,而形象则是未被观念化的能指。
     这也就引出第三点,即列维-斯特劳斯眼中的符号学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我发现,他一反索绪尔的观点,率先提出能指先于所指的论点。多斯评论说,列维-斯特劳斯“拿起索绪尔的记号,目的在于腾空它的所指,或者不惜代价。削减所指与能指相比时所具有的重要性”。〔48〕这是对的。列维-斯特劳斯自己说过,“各种符号要比它们所表征的更实在,能指先于并规定着”。〔49〕这是由于,在所指与能指之间总存在着某种意义过剩的不平衡,这种差异恰恰因之于“能指过剩”。
     在努力理解世界的活动中,人总是掌握着一种意义过剩(他根据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研究的象征思想的法则在事物之间分配意义)。这一补充配给的分送———若是可以这样说的话———对于总的来说相互之间仍然处于互补关系(这一关系是运用象征思想的条件)的自由的能指与确定的所指来说是绝对必要的。〔50〕
     这里最重要的关键词是“象征思想”与“自由的能指”。这种逻辑链接直接导致了索绪尔原本所指和能指说基本逻辑的颠覆。我以为,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拉康。二是这一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拉康突显能指作用的象征理论。当然,拉康的能指干脆没有给所指留下位置,而是逐放了所指,它成了能指与能指间的被锚定的意义节点。也是在这种象征性描述中,列维-斯特劳斯像雅各布森一样大量使用了隐喻和转喻的手法。
     其实,不仅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影响了拉康,反过来说,拉康的思想同样影响了列维-斯特劳斯。〔51〕更何况,当时的法国思想界中,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福科和巴特曾被认作是作为结构主义的“四个火枪手”共同出场的。〔52〕其实,这里的情况会更加复杂一些。真正算得上自始自终的正统结构主义者的只是列维-斯特劳斯,福科和巴特都一度是结构主义者,而后来都成了结构主义思潮的反叛者和解构者。拉康,至多只能算是借用了结构主义的资源,在理论深层却证伪结构主义合法性的人。
     最后我们必须提到,1968年以后,除去列维-斯特劳斯,“火枪手们”几乎全都反叛了结构主义。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似乎是萨特式主体性哲学的再一次复活。于是,这次“革命”被人称之为“不可一世的结构主义”的末日。在左派学生那里,无人的结构主义成为了被反讽的对象:“很显然,结构不会上街游行”!〔53〕可是,当戈德曼对拉康说,你的结构就是五月风暴上街的人们时,拉康却直接反驳道:“如果说五月发生的事件还能说明些什么,那它们说明了,正是结构走到了大街上”!〔54〕
     注:〔1〕这里的结构主义主要是指语言学语境中生发出来的结构主义思潮。结构主义还有另一个发生学路径,即从复杂性科学特别是系统论和控制论中形成的结构主义思想,其典型学术代表如皮亚杰的建构主义思想。具体思想可见皮亚杰写下的《结构主义》一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关于结构主义的历史语境及其演进过程,可参见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下卷,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目前我所读到的有关结构主义思潮最好的学术史传记。
     〔2〕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上卷,序言第4页。
     〔3〕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瑞士著名语言学家。1857年,索绪尔出生于日内瓦。1875年入日内瓦大学学习物理和化学,1876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历史语言学。1878年发表《论印欧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一文。1880年,以《梵语中绝对所有格的用法》获博士学位。长期在巴黎和日内瓦从事语言学研究。1913年2月去世,终年56岁。代表性论著为生后由他的学生巴利(Bally)和薛施蔼(Seche haye)整理出版的课堂讲演录《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
     〔4〕〔6〕〔7〕〔8〕〔9〕〔10〕〔18〕〔19〕〔20〕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页、第32页、第115页、第157页、第101页、第102页、第104页、第163页、第167页。
     〔5〕〔11〕〔12〕〔13〕〔15〕巴特:《符号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7页、第131页、第136页、第140页、第134页。〔14〕〔17〕〔32〕〔33〕〔37〕〔39〕〔48〕〔54〕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上卷,第65页、第59—60页、第17页、第339页、第158页、第19页、第39页、第163页。
     〔16〕〔46〕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以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第13页。〔21〕这一文学理论思潮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语言学家维克多•埃利希首次将其介绍到西方。然而,1965年,也正是结构主义开始真正兴起的时候,托多罗夫才编译了《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这一流派立即引起了法国思想界的高度重视。
     〔22〕参见:《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23〕布洛克曼:《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4页。
     〔24〕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25〕据说,“陌生化”一词,是什克洛夫斯基在自己的《散文论》中试图用俄语“奇怪”一词构造一个新词时,少写了一个字母而误为的,后来就将错就错地使用了。
     〔26〕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27〕1929年之后,胡塞尔应邀在布拉格发表演讲,这种学术交流一直持续到胡塞尔去世。布洛克曼认为,胡塞尔的意向性构成概念为布拉格语言学派的语言结构注入了新的活力。参见布洛克曼:《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5-67页。
     〔28〕〔29〕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第79—80页。
     〔30〕多斯曾经将法国结构主义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科学结构主义”,其中包括列维-斯特劳斯、格雷马斯和拉康;二是“符号学的结构主义”,其中有热奈、托多罗夫和塞尔;三是“历史化或认知性结构主义”,这里有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福科、德里达和韦尔南。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上卷,序言第9页。我认为,多斯的分类是外在和牵强的。
     〔31〕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1908-),法国现代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1908年生于比利时。1914年后随父母移居法国。1927年入巴黎大学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和哲学教师资格。1932年起在中学任教。1934年任巴西圣保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同时开始接触人类学文献。1936年发表第一篇人类学论文。1941年在美国初识雅各布森,并开始将结构主义引入人类学研究。1848年获博士学位。1950年任巴黎大学高等学术实验党校社会人类学室主任。1959年,任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主任。同年,入选法兰西学院。其主要学术论著为:《南比夸拉印地安人的家庭生活》(博士学位论文,1948年)和《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年)、《苦闷的热带》(1955年)、《神话的结构研究》(1955年)、《结构人类学》(1958年)、《未驯化的思维》(1962年)、《图腾主义》(1962年)和《神话学》(四卷,1964-1971年)。
     〔34〕〔35〕〔43〕〔44〕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第26页、导论第5页、导论第7页。
     〔36〕〔38〕参见列维-斯特劳斯为毛斯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一书所写的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导论第14-15页、导论第8页注1。
     〔40〕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给出这段引文的具体出处。后来齐泽克又专门引述马克思这一表述。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译文参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马克思的原文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90-91页。
     〔41〕象征主义为19世纪70年代在法国文学界兴起的一种诗学思潮。其早期代表人物有韩波、魏尔伦、马拉美等人。1886年,莫雷亚斯发表《象征主义宣言》。象征主义认为,在可感世界的深处存在着一种更为真实的世界,只有艺术家所具有的特殊的超常感知力———“通感”才能达及这种真实。在他们的眼里,世界是一个象征的总体,通感即是从象征式地通向真实的道路。后来,这种思潮又深刻地影响到音乐和美术领域。
     〔42〕毛斯(MarcelMauss,1872-1950),法国当代社会学和人类学家。1872年5月10日出生于法国埃皮纳尔的一个犹太家庭。1891-1892年在法国波尔多大学学习法律。1892-1893年服兵役。1895年入法国高等实践研究学院第4部和第5部学习历史与宗教。1925年创办“民族学研究所”。1931年当选法兰西学院“社会学讲座”教授,1932年当选“中世纪哲学史讲座”教授。1938年,当选高等实践研究院宗教科学部主任。1945年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荣誉教授”。1950年2月11日去世。主要论著为:《宗教史论集》(1909);《民族志手册》(1947)、《社会学与人类学》(1950)。
     〔45〕许多论者将列维-斯特劳斯的这本书名lapens啨esauvage,译成“野性的思维”,但从列维-斯特劳斯本人的真正语境中看,他所研究的图腾制度和早期亲属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恰恰是一种还没有被彻底观念化(所指化)的形象(能指)思维,所以,译成“未驯化的思想”更接近原意。参见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以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页。并参见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897年版,第249页。
     〔47〕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897年版,第27页。〔49〕列维-斯特劳斯:《毛斯〈社会学与人类学〉导言》,参见《社会学与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50〕参见列维-斯特劳斯为毛斯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一书所写的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导论第26页。
     〔51〕库兹韦尔:《结构主义时代》,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52〕这是由莫利里斯•亨利所作的一幅素描。刊载于法国《文学半月刊》1967年7月1-5日,第19页。参见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下卷,第114-115页。还有一种说法是,法国结构主义的“四个火枪手”分别是拉康、福科、阿尔都塞和巴特,而列维-斯特劳斯则是他们的共同父亲。
     〔53〕此语出自当时“五月风暴”中学生哲学会员大会的一项动议。相近的激进口号还有:“巴特说:结构不会上街游行。我们说:巴特也不会”!“阿尔都塞无用,阿尔都塞不是人”!参见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下卷,第158页;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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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人物出场——皮尔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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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C.S.Peirce是美国杰出的科学家和逻辑学家。他以科学家作为职业,却常常又声称科学研究是为了逻辑目的,喜欢把自己塑造为逻辑学家。另一方面,他把逻辑学视为科学,丰富的科学经历刺激了他在逻辑学领域的诸多创造性贡献。实际上,考察他的研究道路为我们从事推理工作的科学家和从事推理研究的逻辑学家都提出了有意义的启示。

关键词: Peirce;科学家;逻辑学家;科学;指号学;化学概念

中图分类号:B81-095 文献标识码:A

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其一生曾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悲剧”〔1〕,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也是美国至今产生的最有创造性、最具多才多艺的伟大思想家。他广博的研究涉及非常不同的知识领域:天文学、物理学、度量衡学、测地学、数学、逻辑学、哲学、科学理论和科学史、指号学、语言学、经济计量学和实验心理学等等。而且这里的许多领域,Peirce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为倡导者、先驱甚至是“鼻祖”。Russell早就做出评价:“毫无疑问,他是十九世纪末叶最有创见的伟人之一,当然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思想家。”〔2〕而当代在世哲学家H.Putnam称他为“所有美国哲学家中高耸的巨人”〔3〕。

虽然Peirce的思想具有极为广阔的视野,但当今学者所公认、Peirce本人也承认的他的两个主要研究领域却是科学和逻辑学。科学和逻辑学是Peirce毕生付出精力最多的两个领域,也是他在大学毕业后决定他一生将做什么时曾犹豫不决的两种选择。但在其学术兴趣上它们是他的孪生子,二者在理论联系上常常是融为一体,成为Peirce最倾心关注的焦点。而且,作为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经验是Peirce整个哲学系统构建的基础与出发点,是贯穿他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实际上,科学和逻辑学的共同追求正是Peirce为自己所界定的生活目标。把握他的这一显著特征,我们可考察作为科学家的Peirce与作为逻辑学家的Peirce之间的某些联系。

1 科学家职业、逻辑学家志向

从实际从事职业来看,Peirce是位科学家,包括化学家、大地测量员、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实验心理学家等等;同时这也是他谋生的门路,是他最早获得学术名声的领域。

成为一名科学家,Peirce具有非常优越的条件;同时这也是他的亲戚朋友尤其是父亲所期望的。Peirce出生于具有良好科学氛围的家庭,特别是其父亲Benjamin Peirce是哈佛大学天文学和数学Perkins教授,也是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数学家。Peirce从小由其父亲教授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学科;其聪颖智慧深得父亲欣赏。而Peirce本人也深受父亲影响,尤其是在父亲1880年去世之后,他极想遵照父亲遗愿而继承父亲的事业,从此专注于科学研究。

在Peirce十几岁时,他已经在家中建立了私人化学实验室,并写出了《化学史》;其叔叔去世后,他又继承了他叔叔的化学和医学图书馆。185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父亲安排他在美国海岸测量局(后来改名为海岸和地质测量局)野地考察队作为临时助手学习锻炼了一年;而同时他私下跟随哈佛动物学家Louis Agassiz学习分类学方法。1862年进入哈佛的Lawrence科学研究所,并于1863年毕业获得化学理学士。其间于1861年他再次进入海岸测量局,但这次是作为长期助手;1884年10月至1885年2月主管度量衡办公室;1867年父亲成为海岸地质测量局的第三任主管,Peirce于同年7月1日由助手(Aide)提为副手(Assistant),职位仅次于主管;他的这一职位上一直持续到1891年12月31日,时间达24年半之久。从1872年11月开始,他又负责钟摆实验;在1873—1886年间他在欧洲、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站点进行钟摆实验。晚年(1896年直到1902年)主要为圣劳伦斯能量公司做顾问化学工程师。

同时,Peirce在1867年被安排在气象台从事观测工作,并于1869年被任命为副手。他曾是一次日环食和两次日全食现象的观测者,还负责使用气象台新获得的天体光度计。1871年其父亲获得国会授权进行横跨大陆的地质测量,Peirce由此又成了职业的大地测量员和度量衡学家。

Peirce 生前虽只出版过一本科学方面的书(《光测研究》(1878)),为《the Nation》杂志撰写的短评、书评现多收集在由Ketner和Cook编辑出版的《Contributions to the Nation》中;但他在海岸地测局和哈佛气象台的诸多贡献已经为他(也为这两机构)在很年轻时就赢得了国际(特别是在欧洲)声誉(Peirce1870年、1875年、1877年、1880年和1883年先后五次接受测量局任务到欧洲考察,同欧洲的许多科学家建立了联系,并极力主张扩大科学界的国际联系)。Peirce于1867年成为美国文理学院的常驻会员,1877被选为国家科学院的成员,1880年被选为伦敦数学学会成员,1881年被选进入美国科学进步协会。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现在Peirce已被认为是采用光波长来测定米制长的先驱。

然而,尽管他原本可以很好地专职于科学职业,并有广阔的前景;并且事实上,他也是由化学进入了各种各样的科学部门,并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和精力,成为美国当时杰出的科学家。但与逻辑学相比,它们只是他生命的第二焦点。

从理想志向来看,Peirce视逻辑学为其天职。早年在父亲指导下学习《纯粹理性批判》时就认为康德的失败主要在于其“平庸的逻辑”,要超越康德体系,必须发展一种崭新的逻辑。他声称在12岁时已经除了逻辑别无其他追求;甚至在生活潦倒、疾病缠身的困境中他依然坚持这一工作。他建有自己的私人逻辑史图书馆,他是近代以来少有的精通古代和中世纪逻辑的一位逻辑学家。他自己说,他是自中世纪以来唯一全身心贡献于逻辑学的人,并声称他是终生的逻辑推理学习者。1906年他在美国《WHO’S WHO》中把自己命名为一名逻辑学家,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晚年在Milford的Arisbe,他形容自己为田园逻辑学家、逻辑学隐士。与具有美好前程的科学职业相比,Peirce之所以热中于当时不可能成为谋生手段的逻辑学,更多的是出于对自己既定学术目标的追求:要发展一种有前途的逻辑。他对于逻辑的执著和热情,使得他在逻辑学上的贡献并不亚于科学。

年仅二十几岁时,Peirce就开始在哈佛和Lowell学院作关于逻辑学的演讲;从1879年直到1884年,在保持海岸地质测量局职位的同时,他作为Johns Hopkins大学(美国历史上第一所研究生学院)的兼职逻辑学讲师(这是他一生唯一一次获得的大学职位),并在这期间出版了他第二本书(也是最后一本)《逻辑研究》(1883年,Peirce主编)。这本书在当时的美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有较大影响。在1901年,他为Baldwin的《哲学心理学辞典》撰写了大部分的逻辑学词条。

虽然Peirce只有短暂的学院生活来传播他的逻辑理论,但在他那个时代,Peirce已经是一位国际性人物。在五次访问欧洲期间,虽然他是作为科学家去考察,但不仅碰到了许多著名科学家,也会见了当时知名的数学家与逻辑学家,包括De Morgan、McColl、Jevons、Clifford、Spencer等,还与Cantor、 Kempe、Jourdain、Victoria夫人等保持着通信关系。1877年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W. K. Clifford评价“Charles Peirce. . .是最伟大的在世逻辑学家,是自Aristotle以来已经为这一学科增加实质内容的第二个人,那另一个是George Boole,《思维规律》的作者。”〔4〕

而在今天,Peirce学者不断发掘出的Peirce的逻辑尤其是现代逻辑贡献更是值得重视。一般认为,他早期主要是作为一名布尔主义者(Boolean)从事代数逻辑方面的研究,而晚年他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图表逻辑方面,主要包括存在图表系统和价分析法。1870年Peirce的“描述一种关系逻辑记法,源于对Boole逻辑演算的扩充”是现代逻辑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因为它第一次试图把Boole逻辑代数扩充到关系逻辑,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引入(比Frege的 Begriffschrift 早两年)多元关系逻辑的句法。在1883年之前他已经发展了量化逻辑的完全的句法,与直到1910年才出现的标准的Russell-Whitehed句法仅仅在特殊符号上有点不同。

在对于数理逻辑贡献的广泛性和独创性方面,Peirce 几乎是无与伦比。与逻辑主义学派的Frege相比,Peirce的特殊贡献不在定理证明方面上,而更多的是在新颖的逻辑句法系统和基本逻辑概念的精制化发展上。他创造了十多个包括二维句法系统在内的不同逻辑句法系统。把实质条件句算子(在他那里的形式为“—<”)引入了逻辑学,比Shaffer早40年发展了Shaffer竖并仅仅基于这一算子发展了一完全的逻辑系统。还独立地系统采用了真值表方法和归谬赋值法,过早地意识到Skolem前束范式的技术。在Johns Hopkins 大学教书期间,Peirce开始研究四色图猜想并发展了逻辑和拓扑学特别是拓扑图论之间的广泛联系。

我们看到,Peirce不仅是有着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逻辑学家。然而在二者关系上,首要的一点是:他承认自己热爱科学,但坦言对于科学的研究只是为了他的逻辑;因为逻辑的研究需要从各种特殊科学(还有数学)的实际推理方法中概括出一般的逻辑推理方法,而决不是仅仅从逻辑书籍或讲课中背诵、记忆和解题;多样化的科学研究正是为了逻辑之全面概括,由它们获得的材料形成了逻辑学的基础和工具。实际上,这种前后的“从属关系”最突出地表现在他晚年常常是以作为科学家的收入来维持从事逻辑学研究的时间。

2 逻辑学作为科学

虽然上文表明逻辑学家Peirce与科学家Peirce之间有近乎目的与手段间的主从关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它们还有更为深刻的一层关系,那就是:逻辑学也是科学。很显然,这是Peirce长期的实验室经历已经使得他以科学的方法处理所有问题(他有时的确称自己为“实验室哲学家”)包括逻辑学了。

我们首先看,科学在Peirce那里意味着什么?Peirce看到大多数人包括科学界之外的人都习惯于把科学视为特殊种类的(主要是指系统化的)知识,而他更愿意像古希腊人那样把科学作为认知的方法,但他强调这种方法一定要是科学探究(inquiry)的方法。知识开始于怀疑,为了寻求确定的信念我们必须要解决(settle)怀疑,一般解决怀疑的方法主要有情感方法(求助于自己的感觉倾向)、信忠团体的方法(选择那些最适合其社会团体的那一信念)和尊重的方法(求助于自己对于某特别个人或机构的尊重之感情)等;但这些方法本质上都是自我中心的非客观的方法,它们往往只通过怀疑者自己的行为、意愿来选择信念,缺乏足够的证据。而真正客观的方法只有科学探究的方法,在这种方法指引之下,探究者从经验出发基于科学共同体(community)的合作去寻求真理(TRUTH)或实在(Reality),这也正是科学活动;最终的真理性认识可能并不是由某一实际的探究者所发现,但只要是遵循这种方法、运用先前的结果,最后都必定会一致达到真理的。这正是Peirce在《通俗科学月刊》上发表的两篇经典性论文《信念的确定》和《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中所阐述的实用主义(与后来James版本的实用主义有很大不同)方法相一致的,事实上如Peirce所指出的,实用主义不是什么世界观,本质上是一种方法,一种科学探究的方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Peirce把逻辑学视为设计研究方法的艺术,是方法之方法,它告诉我们如何进行才能形成一个实验计划;逻辑就是对于解决怀疑的客观方法的研究,是对于达到真理之方式的研究,其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成为“科学人”。现代科学之优于古代之处也正在于一个好的逻辑,健全的逻辑理论在实践上能缩短我们获知真理的等待时间,使得预定结果加速到来。

但是我们发现,他在思想更为成熟的阶段是把逻辑学的科学属性放置于指号学(Semiotics或更多的是Semieotics)的语境中来考察的,虽然这种处理与以上把逻辑学视为科学方法之研究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性。

Peirce不止一次指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逻辑学就是指号学或关于指号的理论,仅仅是指号学的另一个名字。〔5〕它包括三个部门:批判逻辑学( Critical Logic),或狭义上的逻辑学,是指号指称其对象的一般条件的理论,也即我们一般所谓逻辑学;理论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是指号具有有意义特征的一般条件的学说;理论修辞(Speculative Rhetoric),又叫方法论(methodeutic),是指号指称其解释项的一般条件的学说。〔6〕这种划分可能受中世纪大学三学科:语法、辩证法(或逻辑学)和修辞的课程设置的影响,指号学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于中世纪后期所理解的逻辑的现代化版本。而我们在此需要强调的是,Peirce把指号学视为经验科学、观察科学。推理就是对于指号的操作,观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指号学同其它经验科学的不同在于它们实验操作对象不一样,在于其它科学的目的仅仅是发现“实际上是什么”而逻辑科学要探明“必定是什么”。但既然是经验科学,根据经验学习的科学人进行逻辑推理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可错的即准必然的(事实上,任何逻辑必然都只是相对于特定推理前提而产生必然的特定结论)。

更进一步,Peirce把狭义上的逻辑学(logic exact)分成假设逻辑(abductive logic)、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三部分。显然这比传统逻辑上演绎(必然的)、归纳(可能的)二分的做法多出了内容。Peirce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对于Aristotle三段论基本格研究的结果,他认为Barbara集中表现了演绎推理的本质,而作为特殊的演绎三段论Baroco(把Barbara中结论的否定作前提、小前提的否定作结论)和Bocardo(把Barbara中的结论的否定作前提、大前提的否定作结论),如果把它们的结论考虑为或然性的,则分别相应于假设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和归纳推理。但更重要的是,Peirce在此显示出了逻辑学与科学的最合理的紧密联系。在他看来,演绎逻辑也即数学的逻辑,而假设逻辑和归纳逻辑主要就是科学的逻辑。在演绎逻辑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情况下,他终生的愿望就是要把归纳和假设(Abduction)同演绎一起坚固地和永久地确立在逻辑概念之中。在科学探究过程中,假设、演绎和归纳先后组成了三个不同阶段的科学方法,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得科学探究能自我修正。

Peirce把假设放在首位,作为科学探究程序的第一步,目的在于发现和形成假说。假设是为解释违反规律(或习惯)的意外事实而产生假说的过程,它能产生新信息,Peirce把它视为所有科学研究甚至是所有普通人的活动的中心。但这种假设并没有提供安全可靠的结论,假说必须要经过检验。于是,还需要演绎来解释(explicate)和演示(demonstrate)假说即得出预言;再后由归纳回归到经验,旨在通过观察被演绎出的结果是否成立来证实或否证那些假说,即决定假说的可信赖度。在这连续的三种推理形式中,假设是从意外事实(surprising facts)推到对事实的可能性解释,演绎是从假说前提推到相应结论,归纳则是从实例到一般化概括。经过这样的科学探究,我们在科学共同体中将能不断接近真理。

3 逻辑学中的化学概念移植

为更具体地论述Peirce的科学研究与逻辑学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在此可谈到Peirce对科学中的许多概念向逻辑学研究的成功应用,这突出表现在化学上。因为化学是Peirce的大学专业,也是他进入整个经验科学的入口。

逻辑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领域,事实上从近代以来,就从数学(包括代数和几何)理论那里找到了非常有力的发展动力和理论技术。我们在此谈到的化学概念应用作为整个自然科学概念推广中的一例其实也是Peirce为发展逻辑学而提出的。

首先,Peirce晚年极为倾心的存在图表逻辑构想正是基于化学图表原理(可能还有拓扑学方法的启发)。存在图表是Peirce在其指号学背景下对Euler图和Venn图的重大发展,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其在自然、直观、易操作上要远胜于代数方法(包括标准的Peano-Russell记法),因为我们心灵的思想过程被同构地展现在推理者面前,对于图表的操作代替了在化学(和物理)实验中对于实物的操作。化学家把这样的实验描述为向自然(Nature)的质疑,而现在逻辑学家对于图表的实验就是向所关涉逻辑关系之本性(Nature)的置疑。〔7〕

第二个例子,现代逻辑(可能从《数学原理》开始)中的一对基本概念:命题和命题函项(或有时称为闭语句和开语句)原本就是来自化学中的“饱和”(Saturation或Gesättigkeit)和“未饱和”概念。Peirce用黑点或短线来代替语句中的“指示代词”(即逻辑中的自变元),得到形如“——大于——”、“A大于——”这样的形式,它们分别被称为关系述位(relative rhema)(区别于像系词一样的关系词项)和非关系述位,也即他那里的谓词(谓词是几元的取决于我们到底如何选择去分析命题)。他指出,述位不是命题,并坦言“述位在某种程度上与带有未饱和键(unsaturated bonds)的化学原子或化学基极为相似。”〔8〕然而不无意外,我们发现同时期欧洲大陆的Frege也正在独立地从化学概念得到逻辑研究的灵感。他把诸如“……的父亲”的函项记号称为“未饱和的”或“不完全的”表达式,以与专有名词相区别。〔9〕

另外一个例子是Peirce提出的价分析(Valency Analysis)法。正如名字所显示出的,它同化学中的化合价概念密切相关,Peirce所使用的词语Valency直接源于化学中的术语Valence即化合价。价分析是Peirce在图表化逻辑思想指引下于存在图表(Existential Graphs)之外创设的另一种二维表现法。其中,显然他是把思想中概念的组合与“化学离子”的组合相比拟,如他采用类似“●——”这样的结构表示带有“开放端(loose end)”(即黑点后面的横线)的实体,即谓词;这就是化学中离子结构的简单变形。由于它们的开放端导致的“不稳定”(正像离子本身不稳定一样),开放端之间就可能连接起来形成共同“键”(bond)。如 “●—— ”同“ ——●”可形成“●——●”样式的新结构〔10〕。正是利用这样的离子组键技术,Peirce成功证明了其著名的化归论题,即对于三元以上关系都可化归到三元和三元以下的关系,但一元、二元和三元关系却不能化归。这一论题是他哲学思想体系中所坚持的三分法原则的逻辑证明。

综观Peirce的科学家经历和逻辑学家志向,Peirce把逻辑学视为对于各种科学推理方法的概括,同时又把逻辑学理论指导、应用于科学研究过程。二者紧密相连,互为作用。而更为突出的,他的逻辑贡献大都可追溯到其多样化的科学研究,他的逻辑独创往往也是其科学研究经验的启发性建议。笔者以为,研究Peirce的这些方面,我们至少可得出以下启示:逻辑学应从数学和科学推理实践中概括推理的一般本质;逻辑学家应尽可能学习、掌握科学(传统逻辑就因为没有这样做而失败,科学家非逻辑学家或逻辑学家非科学家都不能胜任于对科学推理的分析工作),因为拓宽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必将能加强逻辑学家对于逻辑科学的贡献能力;同时科学家要想更为一般地把握住推理方法也应了解逻辑学,但是前者在当前学术界值得特别注意。当前处于被冷落地位的逻辑学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必须加快发展自己;而经验科学(不再仅仅是数学)必能使得逻辑学发展获得新的生命力,这已经是被现代逻辑的发展史(特别是初创时期)所证实的。

参考文献:

〔1〕库克. 现代数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 61.

〔2〕罗素. 西方的智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276.

〔3〕Hilary Putnam. Peirce the Logician〔J〕.Historia Mathematica , 9(1982). 292.

〔4〕Max Fisch. The Decisive Year and Its Early Consequences〔M〕.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a Chronological Edition(Vol.2).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Introduction.

〔5〕〔6〕〔7〕〔8〕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of C. S. Peirce (Vol.1-8)〔C〕.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58. 2.227,2.93,4.530,3.421.(按照Peirce文献的通常标注法,这里如“2.227”的记法,小圆点前面的数字为卷数,后面的数字为节数)

〔9〕威廉·涅尔,玛莎·涅尔. 逻辑学的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624.

〔10〕Robert Burch. Valental Aspects of Peircean Algebraic Logic〔J〕, Computers Math. Applic, Vol.23, No.6-9, 1992. 665-677.

Peirce:The Scientist and Logician

Abstract: C.S.Peirce is an outstanding American scientist and logician. He worked as a scientist. However he claimed that his research into various sciences is for the purpose of logic, and he would like to describe himself as a logician. On the other way, he thought of logic as science, and the long-period scientific experiments stimulate most of his original contributions in logic. Actually, the consideration of Peirce’s approaches in research provided a good suggestion for both the scientists who used extensively the reasoning methods and logicians who investigate specially the reasoning.

Key Words: Peirce; scientist; logician; science; semiotics; chemical con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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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 Peirce
1839 - 1914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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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尔士·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的父亲是一位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著名数学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皮尔士从小接受良好的哲学和科学的训练,他能背诵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6岁起学化学,12岁开始做实验,后来转学动物学。他还是一个杰出的数理逻辑学家。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建立一个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哲学......即使在遥远的未来,它也能包含人类的全部学科”。但他并不真的对哲学体系有兴趣,他有志建立的是一个能适应于各门学科的科学的逻辑。他在1878年1月发表的《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标志着实用主义的诞生,后来又发表了一系列阐述他的科学逻辑的文章,但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898年詹姆士把他的哲学冠以“实用主义”的名称大力推广,人们才把他尊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哲学著作,他的丰富的思想是在他的遗稿出版之后才发掘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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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皮尔士研究简述  

  
  
作者:林建武
文章来源:哲学动态2005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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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皮尔士研究简述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林建武  )

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他对实用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也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皮尔士是一个多产的和原创的思想家,他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数学、自然科学、逻辑学上,皮尔士都有着很高的造诣,这些都为他探讨认识论,现象学,形而上学,宇宙论,伦理学等问题打下了科学的基础。虽然皮尔士总是先把自己看作一个科学家,但实际上他的思想中既有敏锐清晰的分析,又有丰富的想象创造。皮尔士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二十世纪初的思想潮流,但在一定程度上,他又是超越于他那个时代的,因为他的许多思想现在仍然启发着我们。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相对于古典实用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皮尔士在国内所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然而,通过对部分文献的整理,我们发现,近年来,随着皮尔士越来越受到哲学家、逻辑学家、符号学家的重视,国内对皮尔士的研究也开始增多。下面,我们主要从皮尔士与实用主义的关系、皮尔士的科学哲学观、皮尔士的逻辑学与逻辑哲学、皮尔士的符号语言学、皮尔士的哲学体系及其地位等几个方面,简要综合近年来国内皮尔士研究的概况。

一、皮尔士与实用主义思潮

作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的思想与实用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实际上,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与人们熟知的詹姆士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又存在着明显的气质和风格上的差异。为了和流俗的实用主义相区别,皮尔士曾经将自己的实用主义学说改名为“实效主义”。
对皮尔士与实用主义的关系,国内学者近年来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徐邦俊指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把真理看作满足人们主观愿望的一种信仰,是一种主观真理论。同时,皮尔士从人的需要出发规定事物的意义,认为实用的效果决定概念的意义,是以人为中心评价事物,利用事物,赋予事物以意义和价值。[1]张庆熊比较了杜威的工具主义和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他认为杜威的工具主义用心理规律和历史经验来取代逻辑本身的规律,混淆了规范科学和经验科学、必然真理和相对真理,是对皮尔士实效主义的歪曲。数学、逻辑中的证明与具体试验科学中的证明是有差别的。[2]陈亚军则提出,皮尔士与后来的实用主义者们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更重视的不是实用主义而是科学探究理论。皮尔士追求的不是某个人甚至也不是某些人的认识而是纯净的客观知识,尽管他也意识到了信念与价值的关联,但总的说来,在皮尔士那里,价值在认识中没有实际意义。因此,皮尔士与其说与实用主义接近,不如说与逻辑实证主义接近,这也正是他受到现代分析哲学家们欢迎的主要原因。[3]邹铁军认为,实效主义强调理论认识与理性目的联系,皮尔士的实效主义方法就是科学研究的逻辑,而科学实验思维就是实效主义的基本思维方式。“皮尔士原理”集中地表达了科学实验思维的核心思想,它是科学思维的产物,揭示了科学研究的逻辑。同时,皮尔士的证实理论较之孔德是一个巨大的发展和超越。[4]

二、皮尔士的逻辑学与逻辑哲学
对逻辑学与逻辑哲学的研究,一直是皮尔士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对皮尔士的逻辑思想给与了较多的关注。张留华认为,作为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经验是皮尔士整个哲学体系构建的基础与出发点,是贯穿他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皮尔士把逻辑学视为设计研究方法的艺术,是方法之方法,认为逻辑学是对于各种科学推理方法的概括。同时,皮尔士也把逻辑学理论应用于科学研究过程。皮尔士对逻辑学的特殊贡献不在定理证明方面上,更多的是在新颖的逻辑句法系统和基本逻辑概念的精制化发展上。[5]
在对皮尔士逻辑学和逻辑哲学的研究中,学者们探讨较多的是皮尔士的“溯因推理”或称“假设推理”。曾凡桂认为,从皮尔士术语学观点以及翻译标准看,“溯因推理”是“Abduction”的佳译。“Abduction”的作用是提出假设,这种假设必须经过演绎的推导和归纳的检验来证实或证伪。可以说,溯因推理作为提出一个解释性假设的创造行为,既是一种严格的理性逻辑推理形式,又是一种自然的本能。[6]官慧则指出,皮尔士的逻辑把三段论第一格Barbara式的大前提、小前提与结论分别视为推理的规则、场合与结果,并对规则、场合与结果的排列顺序加以改变,就把推理分为三类:演绎、归纳与假设 (abduction)。假设推理是对反常现象提出解释,它比经验的归纳高一个层次,所冒的风险也大一些,所以有助于发现新的事实。皮尔士意识到了三种推理在探究过程中是相互依赖与相互支持的,他指出应该把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7]钱捷认为,在皮尔士的逻辑学中,新知识产生的任务只能通过溯因推理来完成。溯因推理才表现了科学认识中主体的能动性。同时,皮尔士还将“知觉判断”置于溯因推理机制的中心。知觉判断是一种潜意识,并不能接受逻辑的考评。这个过程实际上正对应于康德认识论中感性的纯粹直观。在一定程度上,皮尔士的知觉判断“模糊”了感性与知性的界限并暗示它们在某种直观活动之中的统一。[8]贺川生指出,在皮尔士的知识获得理论中,天赋/本能是基础,皮尔士的理性主义体现在他的“猜测本能”思想中,而他的经验主义则体现在他的科学发现方法论(即“溯因逻辑”思想)中。当然,皮尔士同时也强调溯因推理就是一种猜测本能。因此,可以说溯因推理既是一种理性的逻辑推理形式,同时又是本能的行为。[9]
周攵从辞项理论方面探讨皮尔士的逻辑学,认为皮尔士在德摩根的基础上从关系的角度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概念、判断、推理,特别是他的词项理论从根本上揭示了关系逻辑的内在结构规律,为帮助人们深刻地认识关系逻辑提供了基础理论。皮尔士一方面把表示概念的词项分为类名词和关系词,另一方面又将具有普遍性的词项分成三种类型,即绝对词项,简单关系词项和联结词项。皮尔士的这种区分使得关系逻辑的发展加快了进程。在皮尔士那里,关系词项包括简单关系词项和联结关系词项,又可称为二元式关系词项和多元式关系词项。[10]
苑成存对皮尔士的逻辑哲学思想进行了评述,指出皮尔士的逻辑是一种“记号的理论”,它促进了逻辑研究的形式化。皮尔士对推理作了归纳、演绎和假设的分类,并引入了关于频率的概率推理。假设推理和概率推理的引入使得逻辑学具有较大的实用性和适用性。同时,皮尔士把归纳分为粗陋归纳(原始归纳)、量的归纳、质的归纳。他对归纳法的定义是归纳逻辑理论发展的一个转折点。[11]

三、皮尔士与科学哲学

作为一名科学家,皮尔士对科学有着深刻的洞见,他对科学的思考、他的科学知识认识论、他的科学哲学思想都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的前头。
朱志方认为,皮尔士比较充分地论述了反基础主义和可误论的科学知识理论,这种科学知识理论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和整个认识论的主流,导致了20世纪两个重要的认识论论断:反基础主义和可误论。皮尔士提出一种新的知识观:非教条的实验态度,也称为可误论和“批判的常识主义”。同时,皮尔士还指出科学研究要走自己永恒的道路,追求自由和进步。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皮尔士认为科学无权给宗教信仰立法。[12]朱志方还把皮尔士与波谱进行了比较,认为波谱和皮尔士的认识论极为相似。波谱和皮尔都把自己的认识论叫做“发现的逻辑”、“科学的逻辑”和“研究的逻辑”;他们都反对认识论上的基础主义,注重科学知识的可误论,他们相信科学方法或发现逻辑最终将把我们引向客观真理。但就提出的时间而言,皮尔士比波谱早半个世纪。朱志方认为皮尔士的假说推理也是一种发现的逻辑,与波谱的猜想和反驳法基本一样。皮尔士同波谱一样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假说是高度可证伪的。[13]

四、皮尔士的符号语言学

皮尔士一般被认为是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不过,与另一位现代符号语言学大师索绪尔不同,“对皮尔士而言,由于他是从自然科学走到符号学的,重心是放在自然符号体系,而协议性符号是适应于自然符号体系”。[14]P.96当前国内对皮尔士符号语言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皮尔士对符号学的特殊贡献,即皮尔士符号学中的解释项理论和符号分类理论,以及把索绪尔与皮尔士分别构造的两个不同的符号体系进行对比研究。
张良林从两个方面阐述了皮尔士符号学观的历史进步意义:一是记号分类学思想,二是操作理论。同时,由于皮尔士在符号中增加了“解释项”,从而对事物的解释会体现不同人的主观因素,这样就使得皮尔士的符号系统成了一个开放的体系。[15]卢德平认为,皮尔士对符号研究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发现符号之所以成为符号,无非是由于符号的解释者依据一定的共同体或社会的规范所作的解释或认知。正是人赋予符号以生命,并以符号为工具发展了人自身。作为符号的解释者,人所作的解释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社会共同体的规范决定了符号解释的不自由。[16] 丁尔苏认为,皮尔士是现代符号学真正创始人。皮尔士符号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两个交叉的“三元组合”(two interlocking triads),首先是“符号媒介”、“指称对象”以及“符号意义”三者的结合;其次是三种符号类型(图像,指示,象征)相互补充和有机结合产生了符号的丰富性。[17]
李天贤认为,皮尔士的解释项是具有符号意义的,我们可以通过解释项来表示语言的意义。判断不同的解释项使得人们可以清楚地分析语言的价值和意义,并了解语言是如何通过符号系统翻译的。在这个意义上,解释项与语言学习息息相关。[18]
卢德平还指出,符号分类问题是皮尔士符号学说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皮尔士引入了讨论符号的多重角度。其中,符号分类主要有三个角度:一是从符号载体的属性进行考察,二是从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进行考察,三是从符号与解释项的关系进行考察。这三种符号类型交叉重合又可以产生10种符号类型。[19]
郭鸿比较了索绪尔和皮尔士两个符号学系统,他认为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士符号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是以先验论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和结构性。皮尔士符号学是以实用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为基础的,是一种“泛符号论”,具有自然科学倾向,它的应用范围不限于语言,它是研究一切事物的意指作用的科学。皮尔士的符号分类就是皮尔士范畴论的应用,皮尔士关于符号活动(符号产生的过程)的论述就是他的逻辑学的应用。皮尔士符号学中的符号是一个命题,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中的符号是一个单词,这是皮尔士符号学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两个理论系统的基本区别。这两个符号系统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 ,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排斥而是互补。[20]李巧兰也指出,皮尔士的三位一体符号观是认知的、交际的符号观,它研究人怎样通过无限的、以人的解释为中心的动态符号过程来接近客观真理。皮尔士的语言符号都是具体言语活动的内容,而索绪尔的二元符号观则侧重对结构系统内抽象语言符号的研究,二者的符号思想都为其后的符号学研究打下了基础。皮尔士把符号作为阐述逻辑形式的思维工具,归根到底,他的符号学说还是为了阐述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索绪尔创立符号学的目的是为了赋予语言学一个科学的地位。皮尔士是先提出符号学的基本框架,再把其中规则应用于语言这一符号子系统;而索绪尔则先研究语言这一符号子系统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反作用于符号学系统。[21]张良林认为,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比索绪尔的理论具有更强的分析和解释功能,具有更多的人文精神。索绪尔与皮尔士的符号学观点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别,前者的符号学基本上是一种设想,被困于语言系统内,把符号系统看成是上帝般的先验存在,能够自行分解,是一种否定人类和客观世界的封闭系统;而后者的符号学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践,跳出了语言符号的樊篱。皮尔士认为符号的解释离不开对对象世界中人类的生活经验的参照,因此是一种开放的、人性化的符号学。从某种程度上说,皮尔士才是现代符号学的真正奠基人,因为它的符号学观点克服了索绪尔结构意义符号学的缺点,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开放性、人文性、历史性和解释能力。[22]张良林还提出,索绪尔所谓语言的“模糊性”是因为语言形式本身及其所包含的观念内容原本是“浑沌的”、“模糊的”,排除了客观世界的作用。皮尔士的符号是掺杂了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所以皮尔士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解释语言的模糊性。客观世界不断变化,错综复杂,带来了语言的模糊性。思维本身在自然状态下自由自在,放人的无序运动,也会导致混沌和模糊。而语言能指本身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是语言模糊性的直接原因。[23]

五、皮尔士的哲学体系及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学者越来越认识到皮尔士决不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可以忽视的人物。近年来,皮尔士的哲学体系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也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
余德华认为,在皮尔士哲学中,真理是那种趋向于带来科学信念的无穷研究所指向的抽象一致性,这种抽象的陈述可凭借承认其误差和片面性而具有一致性,而这种承认是真理的本质要素。运用这种方法,我们的信仰可以不取决于任何属于人性的东西,而取决于外在的永恒性。[24]
曲跃厚指出,信念是贯穿皮尔士哲学始终的、有着重要意义的核心概念。皮尔士哲学属于经验主义传统,皮尔士是一个仍然想构筑形而上学体系的哲学家。他的实在论从属于信念学说。信念的本质就在于建立规则,形成习惯。信念学说对实用主义有重要的影响,使实用主义朝着实用化、操作化、整体主义、人本化方向发展。[25]
王元明提出,皮尔士是通过数学和科学来探讨哲学问题的。皮尔士的出发点不是唯心主义,而是一种实在论,它虽然想维护唯物主义的实在论,但由于对“实在”理解的歧义,有时不免陷入唯心主义。皮尔士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的意义分析方法或者称为“使观念明确的规则”。但是,由于避开了反映论来讨论观念的意义,将意义等同于效果,而效果又与主观经验不可分,这就为以后实用主义向唯心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26]
王守昌和苏玉昆认为,皮尔士把实在看成是一个既包括具体事物又包括一般共相,既包括物质又包括意识,既包括感觉经验又包括理性思维的统一体,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都是对皮尔士实在论的发挥和发展,只不过不像皮尔士那样强调一般共相和理性思维。[27]
汪胤对皮尔士哲学中的中介性原则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皮尔士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也必然促使他建立全新的实在理论。在阐述实在概念的过程中,皮尔士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实用主义理论构架,并且对实在、真理、意义等普遍性概念给出了独特的理解和全新的意义。关注人类思维现实活动的本身,摈弃莫须有的独立知识形式及其所指的对象,并且同时强调在人类思维现实活动过程中的任何认识都是受到先前认识的影响,这是皮尔士批判近代笛卡儿主义所得到的新哲学观念,也是他实用主义哲学观念的基石。对皮尔士而言,任何形式的最终解释模式或者终极证明方案就具体思维的现实过程而言都是不可能的。中介本身仅仅是我们思维现实过程,同样,中介中的任何一个感性现象都不具有任何形式的外在确定性 (包括感觉可靠性和先验确定性),而只是作为自身个体的个别性方式。这种纯粹的自身性方式完全排除了皮尔士所坚决摈弃的经验论和先验论。[28]
张文喜认为,皮尔士哲学旨在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改造,“用指号解释的交往共同体”这一先验观念取代康德的“先验自我”。皮尔士给出一种康德的“极点”的替代物,这就是“探究者的无限共同体”这一“终极观点”。“探究者的无限共同体”观念与海德格尔的“时间”视野一样,有效地解构了“先验自我”概念。皮尔士的终极真理只有通过这个共同体才有可能达到。[29]
汪胤还认为,只有把皮尔士哲学放到现代西方文化的转型背景中并与其他文化思想的重要流派进行充分比较研究,我们才能真正领会皮尔士思想的深度和广度。皮尔士哲学中的理解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仅仅描述了一种可能达到真理的状态,是一种有关理解方式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皮尔士哲学进入了现象学和解释学所共同营造的现代西方哲学的情景之中。皮尔士早期哲学由符号、对象、解释项所构成的符号理论是它哲学观念的基础,由此引伸出作为共同体概念的实在论。皮尔士形而上学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充分揭示了作为正在生成着和被创造着的“宇宙”本质上是作为“解释者”的“共同体”形式,是作为人具体认识所具有的关系本身。这就是皮尔士晚期哲学中形而上学的真正含义,它不是作为一种宇宙的本体论而出现,也不是作为认识论而出现。它仅仅是作为人的活动的具体合理性方式。所以,汪胤认为,皮尔士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意义上真正完成了理性与启示的统一。[30]
应当说,国内对皮尔士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随着越来越多不同学科学者对皮尔士思想的兴趣的增加,关于皮尔士思想的研究在未来的几年中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徐邦俊:皮尔士实用主义哲学辨析 [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
[2] 张庆熊:实用主义被简单化和曲解的原因 [J]. 广西社会科学,2004,(6).
[3] 陈亚军: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到普特南 [M]. 韶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4] 邹铁军:科学实验思维与皮尔士的实效主义 [J]. 学习与探索,2004,(2).
[5] 张留华:皮尔斯:科学家与逻辑学家 [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2).
[6] 曾凡桂:皮尔士“Abduction”译名探讨 [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6).
[7] 官 慧:论皮尔士的假设逻辑 [J].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2).
[8] 钱 捷:溯因推理:笛卡尔、康德和皮尔士 [J]. 哲学研究,2003,(10).
[9] 贺川生:乔姆斯基语言天赋思想的皮尔士哲学根源:溯因逻辑 [J]. 当代语言学,2004,(2).
[10] 周攵:皮尔斯词项理论小探 [J]. 南通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
[11] 苑成存:皮尔士的逻辑哲学思想述评 [J]. 洛阳大学学报,2003,(3).
[12] 朱志方: 皮尔士的科学哲学──反基础主义和可误论 [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2).
[13] 朱志方:发现的逻辑:从皮尔士到波谱 [J]. 开放时代,2002,(6).
[14] 瓦尔:皮尔士,郝长墀译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15] 张良林:皮尔士的符号观述评 [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1).
[16] 卢德平:皮尔士符号学说再评价 [J]. 北方论丛,2002,(4).
[17] 丁尔苏:论皮尔士符号的三分法 [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4(3).
[18] 李天贤:皮尔士解释项理论与外语教学 [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4).
[19] 卢德平:论符号的分类——皮尔士研究札记之二 [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3).
[20] 郭 鸿: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与皮尔士符号学两大理论系统的要点 [J]. 外语研究,2004,(4).
[21] 李巧兰:皮尔斯与索绪尔符号观比较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22] 张良林:索绪尔与皮尔士符号学观差异分析 [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4).
[23] 张良林:索绪尔、皮尔士与语言模糊性 [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24] 余德华:皮尔士的心灵趋向一致说 [J]. 广西社会科学,2003,(5).
[25] 曲跃厚:皮尔斯哲学中的信念概念 [J]. 国外社会科学,1995,(11).
[26] 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7] 王守昌 苏玉昆:现代美国哲学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8] 汪 胤:从知识对象到“生活形态”:皮尔士实在理论中的中介性原则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2).
[29] 张文喜:对康德先验自我的解构:海德格尔、皮尔士与马克思 [J]. 人文杂志,2002,(4).
[30] 汪 胤:当代语境中的皮尔士哲学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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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关于符号学的一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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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符号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两个交叉的“三元组合”(two interlocking triads),首先是“符号媒介”、“指称对象”以及“符号意义”三者的结合;其次是三种符号类型(图像,指示,象征)相互补充和有机结合产生了符号的丰富性。

卢德平还指出,符号分类问题是皮尔士符号学说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皮尔士引入了讨论符号的多重角度。其中,符号分类主要有三个角度:一是从符号载体的属性进行考察,二是从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进行考察,三是从符号与解释项的关系进行考察。这三种符号类型交叉重合又可以产生10种符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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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与索绪尔的符号观

http://blog.edu.cn/user4/caojinjin/archives/2007/1755251.shtml
皮尔斯认为符号由三个部分构成:代表者,对象,和解释项。代表者(有时皮尔斯也称它为符号)可以是实物、感官获得的印象或者思想;对象可以是已存在的实体,也可以是头脑中的想象物;解释项即符号的意义,是指符号在人脑中唤起的认知,所产生的心理效果或思想,并且它本身也是一个符号。它们构成三位一体的关系,三者缺一不可。如皮尔斯所说,“我所说的符号学是这样一种活动或影响,它是(或者包含)三个主体如符号、符号的对象和符号的解释之间的合作;这种三项关系的影响是决不能分解为两项之间的活动的。……我的定义给予任何具有这样活动的东西以‘符号’的名称”。

索绪尔批评、摈弃了那种把符号等同于能指的一元符号观,即认为语言直接给事物命名(如一个词就直接代表一个事物)是个错误观点,指出语言符号是由音响形象和概念组成的双面的心理实体,索绪尔后来代之以能指和所指这两个更为抽象、更具对比度的名称,以示它们紧密相连却又相互对立的关系,所指是抽象的心理概念,能指不是物质的声音,而是心理印记,两者都是抽象的心理现象,因此,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语言符号是独立于外在的指称物的存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只在理论上具有分割的可能,实际上是不能分开的,如同一张纸的两面。由此看来,在一定的符号载体内部,已经存在并且只存在着能指和所指两个侧面,一切符号学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两个侧面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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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思想研究

专栏主持人:刘新文



主持人简历:刘新文,2002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从当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逻辑及其历史、逻辑语法。



主持人的话:查尔斯·S·皮尔士(1839-1914)的一生及其成就备受争议和瞩目,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学说的广泛性和原创性。当前哲学研究许多领域的工作都可以追溯到皮尔士,譬如现代逻辑、符号学、指号学、可能世界语义学、科学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以及心灵哲学等等。此外,他对形而上学的贡献也被当代哲学家视为无尽的宝藏。如果把他和分析哲学的奠基者弗雷格做一比较,那么可以借用这样一个隐喻:皮尔士是一只狐狸,而弗雷格是刺猬。“狐狸知晓许多事情,而刺猬知晓一件大事。”计划30卷的编年体《皮尔士文集》从1982年开始到现在才出版6卷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按照普特南(H. Putnam)的说法,研究者们其实才刚刚开始注意皮尔士在一个世纪前提出的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科学和哲学主题。

这里翻译的两篇文章是2005年6月1-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中心举行的“价值与符号:皮尔士哲学中美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皮尔士编辑计划”的成员德·瓦对“为什么形而上学需要逻辑而数学不需要”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按照皮尔士的观点,形而上学和逻辑都是实证科学而数学不是;而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的皮尔士研究专家凯特纳则在“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物理学家而非哲学家”一文中,以略微轻松的笔调批评了皮尔士著作评注家们对皮尔士的误读。希望它们能够有助于我们对这个“无尽宝藏”的重新认识。





为什么形而上学需要逻辑学,而数学则不需要[1]



[美]克尼里斯·德·瓦[2]/文   董立河/译  江怡/校



我在这里捍卫的观点是(我认为这也是皮尔士的观点),形而上学需要以逻辑学为基础,而数学则不需要。根据皮尔士的观点,形而上学非常依赖逻辑学。不了解逻辑规则的形而上学家必定会误入歧途,因为他很容易痴迷于自己辉煌的思辨。有意思的是,正是出于保留这种辉煌的思辨的需要,才促使皮尔士对数学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数学不应该以逻辑学为基础,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对数学家来说将是一种过分的限制,并因此阻碍研究的道路。可以说,数学不需要逻辑学。的确,逻辑学可以为数学家提出可供研究的资料,但是量子力学、象棋规则和柯尼斯堡七桥问题也都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数学并不依靠逻辑学来确保自己推论的正确性。我们将表明,在与逻辑学的关系上,数学和形而上学之间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是由这两门学科所犯错误的不同直接造成的,而这些错误是由两门学科的不同性质导致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实证科学,逻辑学也是,但是数学不是实证科学。

为了进一步证实和说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对数学、形而上学和逻辑学之间的关系作一番广泛的探讨。为了很好地领会皮尔士对形而上学、逻辑学和数学之间关系的理解,为了很好地领会在这方面他与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观点之间的区别,我们将首先简要地考察一下奥古斯特·孔德对科学的划分,在皮尔士的时代,孔德对科学的划分被认为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标准观点,如果不是一种范式的话。接下来,我将大体上介绍一下皮尔士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指出皮尔士与孔德之间的区别。在对这些背景知识作一番勾勒之后,我将详细地叙述皮尔士所理解的数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将论证,为什么形而上学需要逻辑学,而数学不需要,另外,我们还将表明,数学和逻辑学在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上有什么不同。



孔德的划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皮尔士对科学的划分是对孔德在他的六卷本《实证哲学教程》(1830–42)中阐述的科学划分的回应。因为不满于对不可观察的和不可证实的原因的解释,孔德将实证哲学(或者实证科学)严格限定在对现象的描述上。如同他在《教程》中所说的那样,“直到最终进入一种实证的状态,人类的心灵才不再徒劳无益地探索绝对的观念、宇宙的起源和归宿,以及现象的原因,并将自身应用于对它们的规律的研究上,——也就是说,应用于对它们与连续性和相似性的永恒关系的研究上。”[3]

在对实证哲学进行了这样的一番界定之后,孔德接下来将科学化分为抽象科学和具体科学两种形式。第一种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我们所接触到的现象中所存在的规则(或规律),第二种科学的目的在于研究这些规则如何被应用于特殊事例。根据孔德的方案,抽象的科学包括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其中每后一种科学都依赖于前一种科学的原则。社会学所关注的是生物实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它依赖于生物学的发现;生物学学的研究对象是物理客体,因而它依赖于物理学的发现;而物理学探讨的是能够被计算、被排列和被度量的对象,因而它依赖于数学的发现。

这样,在孔德看来,数学就是一种实证的科学。它像物理学和生物学一样,同样单纯地关注对现象的描述。孔德认为,几何学和力学应该“被看作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它们像其他科学一样,是以观察为基础的,尽管通过对现象的极度简化,它们也能够被系统化,从而达到一种更为完美的程度。”(PP 1:33)孔德继续论证说,几何学和力学所研究的现象“是所有现象中最一般的、最简单的和最抽象的——这些现象不可还原为其他现象,它们也完全独立于其他现象。”(PP 1:33)因此,在对科学的分类中,几何学和力学应该被放在第一位。

孔德之所以这样安排数学在科学中的地位,这部分是由于他的实证主义观点,部分是出于他对数学本质的看法。对于孔德来说,数学是一种度量的科学,或者说,既然每种度量都会转化成为数,因而数学是一种有关数的科学。在《教程》中,孔德解释说,数学的对象是“对数量的间接度量,它试图根据存在于它们之间的精确关系来确定彼此的数量关系。” (PP 1:38)由于数学是有关度量的最一般理论,因而任何对能够被度量的现象的研究都要依赖于数学。如同孔德所说的那样,“任何研究都会最终归结为数的问题。” (PP 1:42)

孔德将数学划分为具体数学和抽象数学两种形式。对于孔德来说,具体数学中所得出的结论仍然要依据所考察对象的性质,因而对象不同,结论也会不同。相反,在抽象数学中,结论完全独立于所考察的对象。比如,在具体数学中,两个雨滴加在一块得到的仍然是一个雨滴,只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雨滴。相反在抽象数学中,一加一总是等于二,无论我们是将两个雨滴相加,还是将两件雨衣相加。

孔德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对他来说,数学是一种实证的或经验的科学,它以最抽象的方式思考现象之间的数量关系。假定实证科学把现象之间的连续性和相似性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那么,在孔德看来,由于数学恰好适合于量化这些关系,数学就成为了“整个自然哲学的真正基础。” (PP 1:32)



皮尔士的划分



与孔德不同,皮尔士认为,数学不是一种实证科学。实际上,皮尔士正是通过严格区分了数学和实证科学,而开始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对皮尔士来说,实证科学是那些对事实问题做出论断的科学,也就是说,实证科学试图发现那些推理所无法独自预见的结果,在这一点上皮尔士和孔德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皮尔士看来,数学不是一种实证科学,因为它并不关注实证事实。相反,数学仅仅局限于从完全假定的解释中得出必然的结论,而毫不关心这些解释是否能够应用于实际的事物。

实证科学中最为基本的是哲学,而皮尔士将哲学从专门科学中区分出来。各种专门科学,比如量子力学和分子生物学,要求专门的背景知识和专门的设备,而哲学研究的是那些每个人都会接触到的实在的各个方面。皮尔士认为,哲学“满足于对日常生活事实的更为广泛的考察和比较,对于每个成熟的和健全的人来说,这些事实在他生活的每时每刻都是在场的。” (EP 2:146)[4]哲学不需要专门的设备、技术和背景知识。

皮尔士又将哲学细分为现象学(皮尔士称之为phaneroscopy)、规范科学(美学、伦理学和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现象学研究的是我们在诸如感知、推理和做梦时呈现在我们心灵中的一切现象。规范科学则是将这些现象与某种理想联系起来。对美学来说,这种理想就是美,对于伦理学来说,这种理想就是善,而对于逻辑学来说,这种理想便是真。最后一种哲学形式即形而上学,它试图阐发一种对宇宙的总体观念,以便为各种专门科学提供某种基础。对皮尔士来说,形而上学非常接近于世界观(Weltanshauung)。与孔德不同,在皮尔士看来,形而上学是一种实证科学。在形而上学之后便是各种专门科学,皮尔士将这些专门科学大体上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

接下来的问题是,数学如何与包括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在内的实证科学相关联。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试图使数学建立在逻辑学、形而上学、现象学甚至心理学的基础之上。为了了解这些观点,让我们简要地对它们作一番考察:

1、数学应该以逻辑学为基础,这是逻辑主义的核心主张。根据其严格的阐释,逻辑主义坚持,数学的公理可以从一套原始的、纯逻辑的公理中演绎出来,数学实际上是逻辑学的一种合理延伸。也有人持一种相对温和的立场,(例如)认为只有数的理论奠基于逻辑学之上。[5]然而,甚至在一种非常直观的层面上,数学也似乎依赖逻辑学,因为任何数学的证明都似乎依靠逻辑学来确证自己的有效性。

2、有人认为,如果说一切事物都奠基于形而上学之上的话,那么数学应该以形而上学为基础。形而上学常常被看作是对第一原则的研究,或者根据另一种观点,形而上学是对存在的最为抽象的研究。根据第一种阐释,数学原则或者说是第一原则,因而是形而上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数学原则是派生出来的原则,因而是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根据第二种阐释,由于数学对象属于某种存在物,因而形而上学被看作是数学的基础。

3、还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将现象学看作是数学的基础。如果说现象学是对呈现在我们心灵中的现象(无论是真实的现象还是虚假的现象,比如,梦境也属于现象)的研究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否认,数学对象也属于某种现象学的对象。

4、最后,也有人认为,由于数学是一种精神的产物,因而它应该以心理学这门具体科学为基础,而心理学是研究精神的运作方式,研究它的能力和局限性的。然而,我们也可以认为,在数学问题上坚持心理主义的大部分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他们(不言而喻地)将一种逻辑学上的心理主义和另一种认为逻辑学是数学基础的观点结合在了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这后一种观点也就会蜕变为第一种观点。

为了考察皮尔士是如何看待数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的,我将首先详细地描述,在皮尔士看来,数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分别代表了什么。然而,由于它们都被皮尔士看作是科学,因而,我们有必要首先讨论一下皮尔士对科学的理解。

对于皮尔士来说,科学并非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总体,也不是一种被称为“科学方法”的特殊方法。在他看来,科学应该是某种态度,也就是说,科学是“某种对知识的忘我的、审慎的和终生的追求;是一种对真理的献身,而所谓的真理,它不是那种人类当下看到的真理,而是那种它还无法看到的真理。”(R 1126:08)[6]如同皮尔士在其他地方所表述的那样,科学不应该是“某种已经被确认的真理的系统汇总”,而应该是“科学倡导者的科学活动”(R17:06)。 因此,在皮尔士看来,“科学”这个术语指的是任何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追求科学的人出于某种真诚的欲望,试图发现问题的真正答案。在一种更为有限的意义上,科学仅仅指的是那些单纯追求真理的活动。这样的话,侦破某宗谋杀案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科学,但是,它不属于那种有限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它对真相的探索是出于某种较为次要的目的,也就是说,它不过是想通过发现凶手从而确保正义的实现。



数学



皮尔士对数学的界定起始于他父亲所下的定义,他父亲将数学定义为“推演出必然结论的科学。”[7]在1895年左右,皮尔士谈到了这一定义和他自己的定义之间的关系:“我在这里所提倡的定义与我父亲的定义有所区别,这种区别仅仅在于,在我看来,数学不仅包括从假设中演绎出结论,而且还应包括对假设的架构。”(R 18:02)不必说,架构假设与证明定理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皮尔士对数学定义的引申符合他对科学的一般看法,在他看来,科学是那些被发现问题的真实答案的欲望所驱使的人们的活动。这意味着,从根本上来说,数学便是数学家的所作所为,而数学家的活动绝不仅限于推演必然的结论。推演必然的结论最多只是数学的一部分,皮尔士敏锐地观察到,有那么一批有才华的和颇有影响力的数学家,它们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糟糕,而且那些颇有力量的数学观念长期得不到证实,或者说,作为这些数学观念基础的证据后来证明是虚妄的,甚至当时就是虚假的。

为了确定皮尔士对数学的定义,我们不妨略微回溯一下历史,看看数学是如何与实证科学相联系的。对于皮尔士来说,作为一种理论科学的数学要落后于作为实践科学的数学。在似乎是《数学的新原理》的草稿文本中,皮尔士说:“数学家的任务在于获得精确的观念和假设,在初次架构这些观念和假设的时候,他受到了某个实际问题的启发,然后他描绘出它们的因果关系,最后进行概括。”(R 188:02)这样,当物理学家、气象学者或经济学家遇到某个复杂问题的时候,就会叫数学家过来帮忙。皮尔士认为,这个时候数学家的任务在于,“想象一种不同于真实事态的理想事态,与真实事态相比,这种理想事态必须更为简单,但是也不能与真实事态完全不同,从而影响对所提问题的实际解答。”(R 165a:67,着重号为后加)因而,数学就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框架模式,可以把它看作是代表了正在研究的现象;它不是去研究带有一切偶然细节的现象本身,而是仅仅研究这个模式。

通过将科学定义为一种从业者的活动,皮尔士就在很大程度上将科学的划分归结为一种劳动的分工。基于对科学的这种态度,皮尔士认为,数学家最适合于将有关经验研究所产生的实证事实的松散理论,转化为紧凑的数学模式:

经验结果必须被简化和概括,并从事实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完善的观念,然后才可用于数学的目的。简而言之,这些经验结果必须加以修改,以适应数学和数学家的能力。只有数学家才清楚这些能力是什么,因此,架构数学假设的任务必须由数学家来完成。(R 17:06及其后)

那么,一个合格的数学家应该具备那些能力呢?根据皮尔士的观点,一个合格的数学家应该具备三种智力品格,即,想象力、专注力和概括力。皮尔士认为,想象力是“向自己清楚地构想复杂结构的能力”;专注力是“抓住一个问题,将它转化为一种用来研究的便利的形式,弄清楚它的要点,准确地确定它所包含的和没有包含的内容的能力”;概括力指的是这样一种能力,它能够使我们“认识到,乍看起来是一堆错综复杂的事实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和谐的和可理解整体的某个片断。”(R 252:20)[8]在皮尔士看来,概括力是“一个数学家的首要能力,”(R 278a:91)而且也是一项最难获得的技能。皮尔士强调想象力、专注力和概括力,这与那种认为数学的首要任务是提供证明的观点大相径庭的。

前面我们描述了数学模式是如何出现的,并对数学态度提出了一些看法,接下来我们描述一下纯数学。皮尔士将纯数学定义为“对理想事态的精确研究。”(R 165a:68)[9]也就是说,抛开那些推动研究的实际动机,聚精会神地研究模式本身,忽略这些模式与外在于它们的事情的任何关系,不顾研究者的任何动机,而完全单纯地研究模式本身。一般说来,纯数学青睐那些能够从中推演出大量结论的模式。(R 14:29)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那些受到数钱和丈量土地等行为激发的模式产生了大量的纯数学。

如同对数学和实证科学之间关系的探讨所表明的那样,在科学中所遇到的现象是数学观念和理论的重要来源。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在皮尔士看来,为数学家提供观念的是经验。拿“面”、“线”、“点”、“直线”(皮尔士也称为射线)和“平面”等数学概念来说。根据皮尔士的说法:

几何学的面要比任何一片金箔还要薄,它就像没入水中的石头和在其之上的水之间的缝隙那样薄。几何学的线要比蜘蛛丝还要细,它就像部分没入水中的石头与水和空气之间的裂缝那样窄。几何学的点要比针尖还要小,它就像四个严丝合缝的物体之间的缝隙那样小。……从一条线的末端透视空中的一个点所得到的形象便是一条直线或射线……一个面,无论我们如何滑动和翻转甚至颠倒,它都保持不变,这样的一个面便是几何学的平面。(R 94:56)

因此,对皮尔士来说,数学对象都来源于经验,并根据经验得到精确的界定。然而同时,数学并不关心实证事实,在这一点上数学非常不同于实证科学。数学家将数学看作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他们试图表明,在这些虚构的世界中如何运用其中的规则进行推论。最后,数学假设“是一种纯粹的心灵创造物,它仅仅包括数学家的观念或者梦想,它所关注的只是精确、清晰和连贯。”(R 17:07)



逻辑学



对于皮尔士来说,逻辑学针对的是事实问题,它最关心的是,前提是真实的而结论是否是虚假的问题。在科学研究的语境中,也就是说,当我们试图发现某个事情的时候,这就成为了一种规范科学。我们赞同这样的理论,即,认为前提是真实的而结论是虚假的情况是不可能的。我们反对这样的理论,即,认为真实的前提和虚假的结论能够共存。由于我们如何进行研究是一种自愿的选择,因而这种赞同或反对的态度是一种道德上的赞同或反对。[10]实际上,皮尔士认为,与本能相对的理性能够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控制,这是理性的巨大优势所在。简要地说,不存在我们本能地不信任的本能,但的确存在遭到推理本身谴责的推理。(R 832:02)由于逻辑学在它所赞同的和它所谴责的之间作了区分,它实际上通过一种二分法将命题分成了好的和坏的两种。假如逻辑学的目的是再现某种东西,那么以上的区分就转化成了真实的(好的再现)与虚假的(坏的再现)之间的区分。

因为逻辑学研究好的方法是为了通过推理来发现实证真理,所以逻辑学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演绎推理的研究,它还包括对归纳推理和假说推理(abduction)的研究。由于演绎推理能够导致确定的结论,因而演绎推理通常被看作是逻辑学的核心或者推论的范式,但实际上,演绎推理无法单独导致任何实证的知识。因此,对于声称是形而上学或专门科学之基础的逻辑学来说,研究归纳推理和假说推理就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对于皮尔士来说,逻辑学是一种规范科学。拿皮尔士的话来说,逻辑学是“有关如何控制思想的原则的科学,它是为了进行自我控制,也为了获得真理。”(R 655:26, 1910)“为了真理”这个短语至关重要,它表明,与数学不同,逻辑学屈从于实在,而且正因为如此,逻辑学是一种规范科学。此外,作为规范科学,逻辑学与诸如箭术科学(研究如何用弓箭最大程度地射中目标的学问)存在根本的区别。箭术科学研究的是射箭的技艺,而逻辑学研究的是推理的技艺。当然,对推理技艺的研究不应该混同于推理技艺本身。而且,对推理技艺的研究不见得会提高一个人的推理能力。实际上,皮尔士对研究逻辑学的好处深表怀疑。在1894年出版的逻辑学著作《如何推理》一书中,皮尔士坦率地说:“在所有科学中,逻辑学产生的思想最为贫乏。”(R 413, p. 239)



数学和逻辑学的关系



鉴于以上所描述的有关数学和逻辑学的观点,自然会出现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乍看起来有以下三种可能的选项:首先,逻辑学的规律源自数学。第二,与第一种选项相反,所有的数学归根结底都源自逻辑学的规律。第三,数学以一种与其他实证科学相同的连接方式与逻辑学相关联。

逻辑学的规律源自数学的观点很难自圆其说,因为数学和逻辑学——起码根据皮尔士的解释——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门学科。逻辑学研究的是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推理,以便使我们的思想与实证真理相符合,而数学对实证真理不感兴趣。这样就很难看出数学如何能够成为逻辑学的基础。有人可能反驳说,逻辑论证至少是数学论证的子集,也就是说,是一些关心实际的事实而不仅仅是可能性的论证,但是,这需要表明,这种子集是如何与更广泛的数学领域相区别的,而且这只有通过介绍逻辑学和数学之间的不同之处才能做到。逻辑学不可能来自任何的数学原则,就它的性质来说,数学不可能在实证的东西和可能的东西之间做出区分。 而且,这样的路径也不符合皮尔士对数学的理解,在皮尔士看来,数学是对我们所遇到的现象的某些方面和关系的理想化。只有数学与实证事实有关系才谈得上数学是逻辑这门实证科学的基础。因此,数学只能是一种派生的科学而不是基础的科学。

我们能够反过来,说所有数学都来源于逻辑原则吗?这是逻辑主义者的观点。皮尔士同样反对这第二种选项。这种逻辑主义的观点将会使数学成为一种实证科学,而且也没有恰当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应当把数学限制为可以派生于原则的东西,而这样的原则又是用来足以可能地保证我们的观念代表了实证真理。这第二种观点尤其成问题。皮尔士反复强调,实证真理不是数学所追求的目标。

我们再看第三种观点,我认为这也是皮尔士的一种观点。在这里,逻辑学和数学之间的关系无异于其他实证科学与数学的关系。如同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专门科学求助于数学,以便用较简单的但仍然具有代表性的数学模式来取代复杂的问题。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了科学的数学分支,比如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因此,像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那样,逻辑学家也向数学家寻求帮助。数学家吸收逻辑学家向他提供的材料,力图将它转化成某种理想事态,剔除掉所有的偶然因素,用一种较为简单的关系取代复杂的关系,这种简单的关系虽然是虚假的,但适合于当前问题的解决。接下来,数学家研究这种随后的理想状态,来看看其中有什么真实的东西。数学家甚至走得更远,他试图对这种理想状态的某些特征作一些改变,看看它能够通向何处。存在这样一个经典的例子,虽然不是在逻辑学中而是在算术中,那便是这样一个大胆的想法:-1的平方根的确有一个确定的解,这个想法导致了一种迷人的和富有成效的虚数概念。

皮尔士对数学的考察路径明显表明了逻辑主义的错缪之处。逻辑主义的捍卫者将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看作是最基本的数学原则的来源。但是,乍听起来也许有些奇怪,数理逻辑并非真正的逻辑学,如同数理经济学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它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数理经济学并不关心经济现象,它所关心的是一套公理和可容许的推论规则,这些公理和原则再现了经济学家遇到的特定问题,这种再现虽然明显是虚假的,但非常有益。比如,传统的经济学模式乐于假定这样一种状态:很多自私自利的原子个体在市场中行动,虽然市场包含这么多行动者,他们都无意影响商品的价格,但是,市场完全是透明的。我们都知道,经济并非真的像这样运作。数理逻辑也与这有些类似。举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实质蕴涵与人们实际上应该如何运用条件相去甚远,如同无摩擦的表面和实际的表面、透明的市场和实际的供求状况一样大相径庭。如同数学物理学和数理经济学一样,数理逻辑探讨的是对逻辑学家有益的理想状态,正像数学对物理学和经济学的贡献对物理学和经济学家有所帮助一样。单纯对模式进行研究,只是对它们进行实验和概括,而不关心实证事实,这随后将我们带入纯数学的王国。简要地说,数理逻辑是一种数学理论。因此,将数学奠基在数理逻辑之上,远没有将数学奠基于逻辑学之上,这不过是将数学奠基在自身之上。简而言之,逻辑主义是一种谬误,它将逻辑学和数学混在了一起,或者说,把逻辑学与数理逻辑等同起来。

对逻辑学和数学之间关系的论述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数学家是否可以避免逻辑学。在数学中我们显然在进行推理,定理的证明是数学的主要部分,尽管绝不是数学的全部,因此,数学奠基于逻辑学之上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对日常逻辑(logica utens)和学院逻辑(logica docens)作一番区分将是有帮助的。日常逻辑指的是一种推理的自然能力,学院逻辑(也被称为习得逻辑[acquired logic])指的是对正确推论规则的研究。数学显然依赖于我们推理的自然能力,因为在数学中我们的确是在进行推理。真正的问题是,数学能否避免学院逻辑,也就是说,能否避免一种有关正确推论规则的单独理论。

皮尔士的回答大致如下:在我们的推理有可能出现错误的地方,学院逻辑就会加入进来,它将促使我们探究错误是何以出现的。我们可以运用这种探究的结果来决定如何纠正错误或者将来如何避免错误的发生。因此,我们必须询问在数学中错误是如何产生的,并看一看,它们是否需要一种学院逻辑。

虽然数学家的任务是推演出必然的结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数学中不会犯错误。当两个人被要求将一长串数字相加的时候,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错误会出现,有可能得到两个不同的答案,而且两个答案都可能是错误的。然而,重要的是要了解,这是些什么样的错误。它们是这样的一些错误:计算者一看到这些错误,就欣然承认它们是错误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正是算术规则本身,而不是发现逻辑学原则被违反这一情况,才使计算者相信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并说明如何去纠正这个错误。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在这类情形中引入逻辑既没有什么启发性作用也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出于同样的理由,向射手灌输一些分析力学的理论和规律也达不到什么预期的目标,而且还可能对他的目标有所损害。它只能造成混乱,而不会有所增益。由于以上提到的这些错误属于我们在数学中遇到的那类错误,因而数学家不需要学院逻辑。数学中的错误总是局限于它们在其中出现的模式中,纠正这些错误的方式便是进行更多的数学工作。数学家不需要某种独立的逻辑学科学,来确保他们的证明的正确性。我们将会看到,对于形而上学来说,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科学的形而上学



由于敏感地意识到形而上学所面临的凄惨境况,皮尔士不同意孔德对形而上学的激烈拒斥。对皮尔士来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拥有形而上学——我们每个人都有形而上学倾向,无论我们需要还是拒绝——问题在于,我们是让我们的形而上学处于潜意识状态,还是将它们明确展示出来,以便得到详细考察。比如,我们不应该像不少形而上学的抨击者那样,盲目地假定存在着某些个体,而应该追问更为基本的问题,即是否有某种严格意义上的个体存在。在探讨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如同探讨诸如两个质量不同的物体在以不同的速度下落时是否会加速这样的问题那样。

皮尔士赞同孔德的这个观点,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形而上学对科学是有害的。但是,在皮尔士看来,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像孔德所说的那样从事形而上学,而在于没有科学地从事形而上学,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从事形而上学。对科学有害的是那种坏的形而上学,只有真正地从事形而上学,才能避免坏的形而上学。皮尔士敏锐地注意到:

只有当[科学家]向自己允诺说不再作任何形而上学的假设时,他们才越有可能滑入形而上学的泥潭,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控制和批判他无意中所作的事情。(CP 2.121)

就像皮尔士所认识到的那样,形而上学研究的是“实在和实在客体的最一般特征。”(CP 6.6)因此,形而上学探讨实证事实。而且,它是一门经验科学;这门科学不同于各种专门科学,它研究的是“各种现象,这些现象渗透到每个人的经验的所有方面,以至于他们通常不会给予特别的关注。”(CP 6.2)形而上学的目的是一种世界观(Weltanschauung),它可以发展出一套普遍的体系,所有可能的事实都可以在其中占据某个位置。从这种意义上说,形而上学可以成为各种专门科学的路标。



形而上学、逻辑学和数学



皮尔士有关形而上学的看法说明,在对科学的分类中,他何以将形而上学放在现象学和逻辑学的后面。首先,作为一种探讨实证事实的经验科学,形而上学必须以现象学为基础。其次,作为一种在探讨构成其研究领域的实证事实的过程中需要自我控制和自我批判的科学,形而上学必须以逻辑学为基础。这种对逻辑学的依赖大致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观点,即,像物理学或文艺复兴的研究一样,形而上学也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加以研究。比如,在从事形而上学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即,凡是能够通过经验的方式解决的问题就不要通过先验的方式解决。对这条原则的惯常违反已经使得形而上学成为了一种妨碍科学而不是推动科学的学科,并使形而上学家受到了科学家的责难。

在详细阐述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谈一谈形而上学同数学的关系,同时也要记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逻辑学和数学的区别。从历史的观点看,在形而上学和数学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因为在数学中的新发现常常会导致形而上学的新观念,或者说,形而上学观念是对数学概念的顺应。如同皮尔士简明地和反复地指出的那样,“形而上学是对数学的模仿。”比如说,形而上学曾长期以欧几里得的第一部书为范型,认为所有的结论都可以从少数几个简单的公理中完美地推论出来。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皮尔士对它的评价明确地显示了皮尔士在有关数学及其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上的不同观念:

他的《伦理学》是从定理中推论出来的,它的证明一直是数学家们的笑柄。但是,如果你要进入斯宾诺莎的鲜活的思想之流的话,你必须深入到这些表面论证的下面。你将会发现,在阐发一种绝对观念(这种绝对观念非常类似于数学家的可度量的绝对)的过程中,斯宾诺莎运用了某种数学的风格。因此,他看起来像一个数学思想家,并非像他自己和他的信徒们所认为的那样以一种无效的、形式的方式,而是实质上在一种崇高的、生动的和有价值的意义上。[11]

对皮尔士来说,与专门的科学相比,形而上学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未曾受到经验检验的,因而,形而上学严重地依赖必然的推论,以防止误入歧途。因此,形而上学也就严重依赖数学,因为数学恰好是那种专门从事必然推论的科学。然而,如同皮尔士对斯宾诺莎的探讨所揭示的那样,数学应该在广泛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就像前面所表明的那样,根据这种宽泛的解释,数学家的主要任务并非是产生证明,而是对复杂的事实进行简化,将这些事实还原为某种形态,这种形态能够促进对事实的研究,而且仍然具有代表性。为了做到这一点,数学家需要诉诸于三种主要的智力品格:想象力、专注力和概括力。在皮尔士看来,通常被看作是数学的全部意图的证明“不过是数学家的战车碾过的道路。”[12]在皮尔士看来,斯宾诺莎属于那种相信数学完全是关于严格证明的哲学家,这就是为什么皮尔士指责斯宾诺莎无法正确地阐释自己的哲学的原因。[13]对皮尔士来说,数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实证科学同数学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同。形而上学家同逻辑学家、经济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一样,都会求助于数学家。

在探讨了形而上学和数学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谈一谈形而上学与逻辑学的关系。形而上学声称自己谈论的是真实的世界,这一点至关重要。刚才我们已经谈到,形而上学家受益于数学,因为通过利用数学家的专门意见,以这样一种方式构造事实即以理想的方式做出必然推理,形而上学家能够使他们的理论保持在正确的路线上。然而,仅仅指出形而上学是一种实证科学而数学不是实证科学这一点是不够的。形而上学中的错误常常不同于在数学中发现的那种错误,因为后者可以通过考察与模式相伴而行的规则是否被正确地应用来加以矫正。问题常常是,某些理论或模式是否正确地应用于所讨论的实证事实。在这里,与模式相伴而行的规则没有多少用处,因为它们关心的是模式中的有效步骤,而不是它与外在事实的关系。而且,一般说来,我们本能的日常逻辑对于实际事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与它的自然环境没有什么关系,因而不值得信赖。因此,当我们试图确定某种形而上学理论是否充分地再现了形而上学家感兴趣的现象时,我们不能依赖我们的日常逻辑。因此,与数学不同,形而上学需要一种学院逻辑——一门关于正确推理的单独科学——来加以控制,而且,它非常需要。在皮尔士看来,如果没有学院逻辑,形而上学家就“像浩瀚达海上的一艘船,而且船上没有人懂航海规则。”(CP 5.368)皮尔士得出结论说,形而上学应该在于“根据科学的逻辑学来解释共同的经验事实。”也就是说,形而上学的确需要一种学院逻辑。(R 472:04, 1903)简而言之,数学在实践中不需要逻辑学,而形而上学则避免不了逻辑学。



(Cornelis de Waal,Why Metaphysics Needs Logic and Mathematics Doesn’t,presented at the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Peirce,Beijing,June 1-2,2005,江怡 校译)





查尔斯·S·皮尔士:物理学家而非哲学家



[美]肯尼思·L·凯特纳[14]/文 张留华/译 江怡/校



人们倾向于运用当代对哲学概念的把握来指导对于前人工作的理解,而前人使用此概念却凭着他们自己的描述。我一直怀疑这种方法是历史学家年代误植的(anachronistic fallacy)一个例证;取而代之的是,在开始批判之前,我们应根据我们所能掌握和支持它们的程度,从事我们对于前人概念的研究。在查尔斯·皮尔士的个案中,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了,因为他对哲学性质的理解与今天的完全不同。1897年,他宣布了关于这一词语的涵义(《哈佛皮尔士手稿》867——后文引为MS,大约1897年,参看《皮尔士文集》[15]1.7——后文引为CP):

如此简言之,我的哲学可描述为,宛如一位物理学家的努力,借助于先前哲学家所做出的全部成果,试图对于宇宙的构成做出科学方法所允许的猜测。我将根据我所能给出的论证来支持我的命题。演示性证据(demonstrative proof)是不用考虑的。形而上学家们的证明(demonstrations)全都是空谈。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提供一个假说,它在科学观念的一般成长路线中,不排除所有的可能性,而且能够被未来的观察家们所证实或否证。

我认为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他首先是一位科学家,其次是一位物理学家,再后是一位对于哲学感兴趣的物理学家,哲学被他视为一种完全依赖于科学的努力——他对于哲学的理解就是概括意义上的科学。

几年之前,在写给保罗·卡罗斯的一段评论(CP 6.604,1893年)中,皮尔士写道:

我是在科学探究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的一生都主要活在科学人(scientific men)中间。自从1863年,我不断从事的都是关于科学思想方法之本性、效力以及历史的研究。

这两处注释以及类似的自述,基本上都未被皮尔士著作的解读家们严肃对待。评注家们用来消除此类注释而编造出的自圆其说性论题包括:(1)皮尔士的科学现在被取代了,落后于时代了,况且我们感兴趣的是他的哲学;(2)他实际上是一位哲学家,仅仅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才去涉猎科学的,就像斯宾诺莎磨光学镜片一样;(3)由于科学与哲学是根本不同的项目,如果我们作为哲学研究者,忽略掉其科学,仍旧可以理解他的哲学;(4)皮尔士的科学工作没有任何当代意义,只是跟文物研究者和英雄崇拜者们的奇怪喜好有关的一些问题;(5)皮尔士是一位隐士,因此,根据他自己所称的科学是一种共同体,他只会在科学领域中处于低下地位。我会回到这些理论解释(rationalizations),但现在,我们先来理解他的构想。

1905年,皮尔士准备了一系列讲稿希望能在阿第朗戴克暑期班(Adirondack Summer School)讲课(MS 1334,发表于Ketner1987: 47)。在那里,我们发现他向我们给出了关于其科学观的重要线索。

而我所谓的“科学”……一般来说,是那种根据一群人所知道的最好方法投身于真理追求的生活,这些人相互理解外行人所难以理解的那些观念和工作。使其事业成为科学的,并不是他们所已经探明的东西,而是他们根据(我不想这样说的)当时所知最好的方法追求真理的一个部分。我不把单个人的孤立研究称为科学。只有当一群人,他们多少相互交往,他们理解外行人不可能理解的一组特殊研究,因而彼此帮助和激励,这时我才称他们的生活为科学。

……他们中的两个人遇到一起,精通彼此的观念和交谈语言,并且会感觉彼此就是兄弟。

在同一次讨论中稍后的地方,他详述了这种兄弟会(a band of brothers)的概念。

所有人类生活独立和分成三大群体……第一群体包括享乐爱好者……第二群体鄙视这种生活,也不可能完全理解这种生活。他们的生活概念就是成就事业。他们树立了远大志向……第三群体的人相对比较少,不愿将生活视为享乐,同时蔑视行动型的生活。他们的目的是在发展观念和求真之中崇拜上帝。这些人就是科学人(the men of science)。

顺便说一下,这里所指的上帝并不是某种特定信条;它使人想起了语言的早期形式,其中对于自然的科学研究被理解为一种对于上帝的特有方法。这样的神性概念可以被称为假说性的,与教条性的相反。

在翻阅这组资料时,我开始逐渐认识到,或许皮尔士所指的是现实中的一群人,现实中的一个科学兄弟会,从那里他似乎在青年时期接受到了类似启蒙的某种东西。在皮尔士年轻时有这样一个社会群体吗,它教育了他,而且它的群体行为启发了他的科学概念?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个故事的重要性在于,人们可以通过竭力用皮尔士自己的话来理解他,由此避免年代误植的编造解释,并希冀避免以我们今天碰巧所喜欢的一种理解或观念强加于皮尔士的工作。

的确存在过这样一个兄弟会(此处说明主要取自Bruce1987以及Ketner1998)。在他们自身内部,他们最初被称为佛罗伦萨团体(the Florentine Academy),或者后来更公开地被称为流浪者(the Lazzaronni)。我把他们叫做佛罗伦萨人(the Florentines)。他们有很多敌人,敌人都称它们为巴奇及其合伙人(Bache and Company)或者互钦学会(The Mutual Admiration Society)。

他们的计划首先包括这样的概念,即科学内部的提升应该基于品质,而不应基于家族的或社会的或经济的地位。他们鼓励国际科学合作。他们强烈地倡导政府支持科学。他们极力主张美国要有一所国立大学,他们是指在这样一所大学中,研究和导向研究的教育(research and education toward doing research)应当成为主要的活动。他们认为,需要用这个来取代时下年轻科学家们的标准做法,即去欧洲完成作为一位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最终教育。他们也不喜欢死记硬背的教育(rote education),这是在今天仍旧不幸地常会见到的一种值得怀疑的做法。

这种兄弟会在开始时是不明确的,但到了1838年,在亚历山大·D·巴奇和约瑟夫·亨利的帮助下,开始联合起来。他们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是,1843年巴奇被任命为美国海岸测量局的主管。进入本群体的第三个人是小本杰明·皮尔士[16],查尔斯的父亲。出于品质上的考虑,本杰明帮助巴奇获得了这一任命,而且两人从此以后成为了至交密友。当1846年路易斯·阿加西从欧洲被招进哈佛时,这一运动的中心完全形成。这四个人于是成为了佛罗伦萨人内部的一个非正式的执行委员会,而且吸引其他几位人成为了忠实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或者初级会员。查尔斯·皮尔士就是这样的一位初级成员,他在研究生教育期间和早期职业生涯中,同许多佛罗伦萨人密切工作。我们尤其要提到巴奇、阿加西、海军上将查尔斯·H·戴维斯、约西亚·库克以及他的父亲,这些人塑造了他的科学观,并启发了他对于自己研究项目的选择。以最为概括的形式来说,皮尔士的研究项目是什么呢?是科学逻辑(The Logic of Science)。在他开始关注于这一论题时,他看到,他所承继来的这一学科满是空白、缺陷。但他感到,它可以发展成一种形式,使得它能富有成效地被运用于任何客观的研究领域或科目——意思是说,进行这种研究的人都具有学习的愿望(the will to learn)[17]。因而,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皮尔士描述为一位科学家,其科学研究纲领就是那种被称为科学逻辑的具体科学。

关于佛罗伦萨团体成员对皮尔士独特科学观和哲学观的影响,我们可以找到几个显著例证。

首先,从他们所有人那里,他获得了对科学本性做出社会理解的一种模型。这样一种社会条件自然也要求具有良好品质的人士之间进行健全交往(sound communication)。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学家(scientists),而在皮尔士的时代普遍被称作的科学人(men of science),具有诸如公正、表达明晰、不关心特定结果的基本品质特性。在否定的意义上,这最后一个因素同样可以描述为,一个人能够避免对于所研究问题的先入为主的结果,以便使结果能由实在而非由人的志向(human aspirations)予以指导。许多这样的科学品质特性可包含于皮尔士对科学智力(a scientific intelligence)的一句话描述中,即一个拥有学习愿望的人(Peirce1989,发表于Ketner1992: 170-171)。学习愿望是人类个体的一种属性,而科学就是这种人的合理性团体(the reasonable society)。顺便说一下,我们听到现今人们不正确地称皮尔士提出了“真理共识论(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在这一点上,我们可清楚看到,他并没有指出共识是真理的标志;他的结论是,真理是科学智力共同体对于一个给定问题所汇聚的那种结果,如果他们的研究是受实在(reality)控制,而不是受主观自我(egos)控制的话(这是一种共识的支配性因素——他们“见解”是相同的,或者说他们相似地认为)。思想流派、运动、信条、观点这些当代用语,典型地同今天对于哲学的理解联系在一起,但用皮尔士的话来说,这些中每一项都可被看作主观自我的一种共识(a consensus of egos)。因而,我们发现,就这些意义来说,皮尔士必定被描述为一位非哲学家(a nonphilosopher)。

从他父亲(美国当时最为杰出的数学家)那里,他获得了对数学本性的理解,认为数学甚至是要比哲学或逻辑学更为基础的一门科学。他从本杰明那里同时获得了一种强烈的超自然认识,其不可思议的结果是,如果宗教和科学两种活动正确地得到理解,二者之间实际上上并无冲突。

从路易斯·阿加西那里,他获得了对于科学分类法的本质和逻辑,以及随之而来对于用以交流所必需的一套确定而可靠的科学术语的重要性的一种洞察。阿加西是当时生物分类法方面最重要人物,而他就居住在堪布里奇的昆西大街皮尔士家的对面。阿加西的科学分类工作直接影响了皮尔士著名的范畴理论(Category Theory)[18],而对于分类法的这种关注最终形成了皮尔士的术语伦理学(the Ethics of Terminology)学说(参看Ketner1981)。

皮尔士同约西亚·P·库克研究学习化学,从那里他也获得了对于术语在科学中重要性的见识,以及关于科学、宗教之间同类关系(congenial relations)的可能性的观点(Cooke1874,1880,1882)。

从被称为佛罗伦萨人领袖的巴奇那里,他学到了科学作为国际科学智力共同体的重要性,而且从他那里,还认识到了,避免对于结果的先入之见,这在科学程序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查理[19]在这种环境下经受熏陶,最终在这一群体的庇护下,开始了他自己对于科学逻辑的研究项目。在1865年初的几个月内,他在哈佛对这一论题作了一系列讲演。其中的内容在概念上有点不成熟,而且这些讲演并未大受欢迎,但还好,第二年他又被邀请在洛厄尔讲演(Lowell Lectures)中重复进行这一尝试。

其间,在那个夏天,他有了顿悟。所有源自其所受科学影响的各种各样的线索,还有其它几个源自观念史的线索,创新性地综合在一起,这正是他新方法的萌芽。关于这一事件的重要细节必须留作日后讨论(可参看《他玻璃一样的本质》第298-307页)。他重新写了讲稿。从一开始他的这种新式综合就惊人地得到了较好设计——知道的人在阅读他1866年讲演时,从那里可以看到他后期著作中的这些独特主题。这些主题就是科学,集中于并源于他作为实验工作者的生活。

查尔斯决定要做一名职业科学家。他继续居住在堪布里奇,在哈佛天文台工作了几年。在这个职位上,他最终发表了对于我们星系即银河系的一份开拓性的勘测。在业余时间,他继续热心发展他对于科学逻辑的构思,至1867年,已在这一项目上形成了系列重要作品。(关于皮尔士的简要传记和对于其出版物的指南,参看Ketner1983)那一年,巴奇逝世了;他主要是因为从事帮助联邦政府赢得内战的有关项目而鞠躬尽瘁的。本杰明·皮尔士在巴奇之后成为了美国海岸与地质测量局的主管,而实际上本[20]成了佛罗伦萨人的新领袖,也非正式地成为联邦政府的首席科学家。不久查尔斯被任命到测量局的一个高级职位,成为主管助理,负责重力测量。在这一职位期间,他游历全国和世界,从事那种他乐意谈到的“钟摆(Pendulum swinging)”工作。这一工作的目的,就是通过与一个全球科学机构的合作,在充分多的站点上找到相对的重力值,以便能做出对地球形状的一个更为精确的计算,进而带来更为精确的地图。在这个职位上,查尔斯达到了世界级的地球物理学家地位。一位当代地球物理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维克托·列仁教授,将皮尔士的重力工作视为19世纪最优秀的。在任职测量局期间,查尔斯结识并实际上与他那个时代所有重要物理学家合作。这种经历丰富了他后期对于科学逻辑的讨论,在1891年从海岸测量局退休后,他全身心地写作他那宏大的科学逻辑。

在美国内战中期,1863年,佛罗伦萨人实现了他们的一个重大胜利,说服了国会和林肯总统创办了国家科学院。创办人包括林肯、巴奇、亨利、本·皮尔士、阿加西、本杰明·古尔德(一位佛罗伦萨初级会员)和戴维斯将军(本·皮尔士的内弟,内战海军英雄,也是一位初级会员)。基于其科学逻辑上的工作,查尔斯于1877年被选为科学院院士。

巴奇1867年去世,本·皮尔士1880年去世,随后其他佛罗伦萨人也都去世了。他们最杰出的成就仅仅是奠定了美国有组织的、职业化的科学。在达到这一目标的同时,他们自然招来了无数强有力的敌人和对手。佛罗伦萨团体的主要敌人之一是查尔斯·艾略特,这个人四十年来(从1869年开始)担任独裁的哈佛校长。佛罗伦萨人之前曾阻止他企图获得哈佛更高级的职位,但他最后的努力还是成功了。他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的人,这一点所有业内人都知道。实际上,这正是过去阻碍他较早成为候选人的因素之一。艾略特很快就掌控了佛罗伦萨在哈佛的影响,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成功地禁止查尔斯进入校园。然而,后人不必为此情形而感到羞耻,因为皮尔士只是一大群超俗的被禁人士之一。譬如,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发布完他著名的神学院讲演之后就被禁了,他在讲演中极力鼓吹一种思想开放形式的非信条宗教和宗教研究。

美国科学史上的另一位知名人物,西蒙·纽科姆,他虽然不能完全算是佛罗伦萨人的敌人,却渴望得到他们的权力和影响。纽科姆实际上是希望能继本·皮尔士之后成为这个兄弟会的新领袖。但这个兄弟会仅仅维持了一代人的时间。它已经升格为了国家科学院,其催化功用不再被需要。它逐渐地消失,就如它当初逐渐地显现一样。纽科姆因此作了其它安排来实现其目标,他成了世纪之交美国科学界在政治上或许是最显要的那位人物。同时他不断地在私下发动对于查尔斯·皮尔士的抵抗,惟恐查理或许能够重新组织和领导这支保守势力及其残留的支持者。皮尔士并没有这种意向,但纽科姆似乎从没有完全相信这一点。纽科姆继续保持警惕的一个原因是,皮尔士几乎到临死时还在继续守卫着佛罗伦萨的政策立场,尤其是佛罗伦萨的教育学说,这种学说特别反对日益壮大的工厂式教育模型。但在查理看来,这仅仅是思想上的工作,而不是政治上的工作。然而纽科姆不知道这个,或者说至少决定了作最坏的假设,因此一旦有机会,他就继续轻率地攻击查尔斯。查尔斯在政治上是天真的,因此也就给了纽科姆许多机会。

随着皮尔士职业的扩展,他原来称为科学逻辑的东西变成了科学指号学(the Semeiotic of Science);在后期职业生涯中,他发现,指号学或指号理论,与广义上的逻辑学是同一种努力。近年来皮尔士的指号学受到众多关注,这也是应该的。不过,我们眼下做的工作已经多少表明了,指号学的起源是通过皮尔士在成长时期同巴奇及其合伙人的密切联系而来的。反过来,这种联系将帮助我们认清关于皮尔士科学指号学本性的全部真相,那是一种概括化的科学逻辑,可应用于任何科学活动。

这样,我们回顾了一下有关皮尔士并非业余科学工作者而是科学大家的证据。对于我们开头提到的常常用来对忽视其科学工作进行辩护的其它四种路径,我们能(简要地)说些什么呢?

关于(1)和(4),我们可轻易指出,皮尔士的重要性早已回到了当今物理学中——无数工作者正把皮尔士的数理物理学作为一种新的手段用来解决一些古老问题。下列当代作品就表明了这种情况:R.G. Beil & K.L. Ketner2003,Beil2004,美国专利号6、819、474。

如果(像第(1)条所提到的那样)我们认为引起我们关注的只是皮尔士的哲学,那么现在的回答似乎就是:他并没有从事我们现在认为哲学所做的那类事情。因而(1)的后一部分也必须抛弃。

所提出的解释(3)主张,哲学与科学是根本不同的项目。然而,这在皮尔士的工作中并不正确。在作为自我之共识的当代哲学语境下,正确的表述是,皮尔士仅仅是一位科学家。

第(5)项调用了对于皮尔士作为隐士的大众印象。但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活跃成员,直到他1914年去世前的大约10年,他还在参加学院的全国性会议。因此,这种关于其生活的印象也必须被丢弃(参看《国家》杂志(卷三)中皮尔士在国家科学院会议上的报告、《皮尔士研究》第6号第15-24页国家科学院成员W·V·奎因为国家科学院所写的皮尔士传记)。





参考文献

Beil, R.G.

2004. “Peirce, Clifford and Dira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43:5, May.

Beil, R.G. and Ketner, K.L.

2003. “Peirce, Clifford, and Quantum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42:9, September.

2004. Quantum Switches and Circuits, Washington, DC: U.S. Trademark and Patent Office, Us Patent 6, 819, 474.

Bruce, R.V.

1987. The Launching of Modern American Scien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Charles S. Peirce Sesquicentennial International Congress (1989: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Charles Sanders Peirce Memorial Appreciation, Peirce Studies No. 6, Elsah, IL: Press of Arisbe Associates.

Cooke, J.P.

1880. Religion and Chemistry,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874. Principles of Chemical Philosophy, 3 Ed., Boston: John Allyn.

1882. Scientific Cultur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Ketner, K.L.

1998. His Glassy Essence: An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81. “Peirce’s Ethics of Terminology,”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S.Peirce Society 17, 327-347.

1983. “A Brief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by Charles Sanders Peirc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2, 61-83.

Ketner, K.L.(ed.)

1987. “Charles Sanders Peirce,” in Johun J. Stuhr, Classical American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3-92.

1992. Reasoning and the Logic of Things: The Cambridge Conferences Lectures of 1898, by Charles Sanders Peirc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L. Ketner and H. Putn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etner, K.L. and Cook, J.E.(eds.)

1979.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ion, Part Three: 1901-1908, in Graduate Studies No. 19, Lubbock: Texas Tech University.



(Kenneth Laine Ketner,Charles Sanders Peirce: Physicist and Nonphilosopher,presented at the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Peirce, Beijing, June 1-2, 2005, 江怡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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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4年4月23-25日,在由弗吉尼亚技术学院举办的“皮尔士论形而上学和科学”会议上,作者宣读了该论文的初稿。这篇论文的英文稿将于2005年在《皮尔士学会会报》上发表。该中文译稿已得到作者的授权。

[2] 克尼里斯·德·瓦(Cornelis de Waal)教授是皮尔士编辑计划的副编辑,他在这项计划中负责《查尔斯·S·皮尔士著作》一书的编辑,这套长达30卷的巨著现正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他撰写了几部有关美国哲学的专著,其中的《论皮尔士》一书已出版中文译本(郝长樨译,中华书局2003年版)。目前他正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江怡研究员合作,从事皮尔士主要作品的英汉对照本的翻译出版工作。克尼里斯·德·瓦教授现任印第安纳大学和普度大学 (Indiana University – 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polis)哲学系教授,并任该校研究生的“美国哲学”项目主任。关于这一项目的详情,可以通过amphil@iupui.edu与德·瓦教授本人联系。

[3] 《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哲学》,2卷本,哈里特·马蒂诺译,伦敦:约翰·查普曼,1853年版,第1卷第2页。本文此后将用PP来指代该书,其后的数字指卷数、页码。

[4]《皮尔士精要》第2卷第146页,皮尔士编辑计划编著,布卢明顿,1998年版。

[5] 参见苏珊·哈克:《皮尔士与逻辑主义:初步说明》,载《皮尔士学会会报》1993年第29期,第33-56页。文中,苏珊·哈克将皮尔士看作是一个温和的逻辑主义者。另外,参见内森·豪泽的《论〈皮尔士与逻辑主义〉——对哈克的回应》,载同期会报,第57-67页。

[6] 所有对皮尔士哈佛手稿的引用都根据罗宾(Robin)的目录数码,后跟拉伯克德克萨斯技术大学的实用主义研究院所设置的页码。页码相当精确地反映了《皮尔士论文集》中手稿的顺序,这里所说的论文集指的是33盘缩微胶片(剑桥,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图书馆,1963-1970)。另见理查德·罗宾:《皮尔士注解目录》(阿姆赫斯特: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7] 本杰明·皮尔士:《线性结合代数》,华盛顿特区,1870年版,第一节。

[8] 这三种智力品格大体上与皮尔士有关观念的看法相一致。如同皮尔士在《心灵的规律》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三种要素构成了一个观念。第一种要素是观念作为一种情感的内在品格。第二种是它用以影响其他观念的那种能力……第三种要素是一种观念促成其他观念的倾向。”(CP第6卷,第135段,1892年。[CP指Collected Papers of C. S. Peirce,vol. 1-6,C. Hartshorne and P. Weiss (eds.),vol. 7-8,A. Burks (ed.),Cambridge: Harvard,1931-58,该文献的标准记法是“CP 6.135”,指《皮尔士文集》第6卷第135段。——校注])

[9] 皮尔士附带提到,这种有关数学的观念是与他父亲的定义相一致的。他说:“1870年,本杰明·皮尔士将数学定义为‘推演必然结论的科学’。除了从完满的知识中,我们无法推演出必然的结论,而任何关于实在世界的知识都不可能是完满的,因此,根据这一定义,数学必须无一例外地与假设相关联。”(R 15:11及其后)

[10] CP 5.130。

[11] 查尔斯·S·皮尔士:《给〈国家〉杂志的投稿》,4卷本,肯尼思·L·凯特纳和詹姆士·E·库克编纂并注解(拉伯克: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出版社,1978-1981年版),第2卷,第86页,1894年。

[12] 1894年11月24日,在美国数学学会一次会议的发言中,皮尔士生动地提出了这一观点。当时担任秘书的托马斯·S·菲斯克对此作了描述:“在会上,查尔斯·S·皮尔士就数学的本质作了精彩的演说,他指出,对数学家来说,最基本的智力品格是,‘专注力、想象力和概括力。’然后,在经过了一会儿戏剧性的沉默之后,他喊道:‘我听到过有人说证明了吗?’‘我听到过有人说证明了吗?’‘啊,我的朋友,’他补充说‘证明不过是数学家的战车碾过的道路。’”(转引自雷蒙德·克莱尔·阿奇博尔德:《美国数学学会五十周年:1888-1938》,纽约,1938年版,第7页。)

[13] 比较前面引用的《给〈国家〉杂志的投稿》,第1卷,第164页,1892年。

[14] 作者简介:德克萨斯理工大学保罗·H·合恩教授、查尔斯·S·皮尔士跨学科教授、实效主义研究院主任。先后获得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MA(哲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MA(民俗学和神话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博拉分校PHD(哲学)。已发表众多关于皮尔士的参考著作和论文,其中代表性作品主要包括《推理及事物的逻辑:皮尔士1898年坎布里奇联合会上的讲演》(编辑并与希拉里·普特南共同作序)、《一位皮尔士贼:肯尼思·莱恩·凯特纳、沃克·珀西通信集》、《他玻璃一样的本质:查尔斯·S·皮尔士自传》(第1卷)。并帮助组织了1976(阿姆斯特丹)、1989年(哈佛大学)国际皮尔士大会。现为皮尔士学会会员,1978年曾任会长。——译注

[15] 即Collected Papers of C. S. Peirce,vol. 1-6,C. Hartshorne and P. Weiss (eds.),vol. 7-8,A. Burks (ed.),Cambridge: Harvard,1931-58。

[16] 由于皮尔士祖父也叫本杰明,故皮尔士父亲被称作小本杰明。——译注

[17] 皮尔士强调“学习的愿望”,而詹姆士强调“相信的愿望(will to believe)”,这被认为是二人实用主义理论的根本差别之一。——译注

[18] 皮尔士范畴理论的基本主张是,所有一切概念最终可归约到第一性(firstness)、第二性(secondness)、第三性(thirdness)这三类范畴。——译注

[19] 查理(Charley)是对于“查尔斯(Charles)”的昵称。——译注

[20] 本(Ben)是对于“本杰明(Benjamin)”的昵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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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他首先是一位科学家,其次是一位物理学家,再后是一位对于哲学感兴趣的物理学家,哲学被他视为一种完全依赖于科学的努力——他对于哲学的理解就是概括意义上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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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皮以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来进行符号学和哲学研究,是其理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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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与索绪尔之异同
http://blog.edu.cn/user4/caojinjin/archives/2007/1739711.shtml
2007-5-21 20:11:00
    皮尔士是现代理论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符号学中的科学主义倾向的开启者。
    如果说索绪尔的符号观是语言学方向的,那么,皮尔士的符号观则是逻辑学方向的。他的符号观对符号学研究中科学主义的倾向有着重要影响。
    与索绪尔侧重于对符号的社会功能的探索不同,皮尔士是第一位着重于研究符号自身逻辑结构的哲学家。他受康德哲学的影响,把符号学范畴建立在思维和判断的关系逻辑上,(认为)任何一个判断都涉及对象、关系和性质三者之间的结合。与这三项范畴相应,任一符号都由媒介关联物(M)、对象关联物(O)和解释关联物(I)三种关联要素构成。它们形成一种三角形关系,符号就存在于这种三角形关系之中。对符号类别进行划分,是皮尔士符号理论的又一重要特色。他依据符号与它的3种构成要素的不同关联,将符号进一步划分为9种下位符号,由9种下位符号的相互结合构成10种主要符号类别,它们反映出符号所具有的不同性质。不无巧合的是,皮尔士与他的同时代人索绪尔一样,都将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也都将语言学看成符号学的标准模型。但不难看出,与索绪尔有别的是,皮尔士对运用种种标准给符号分类有着更强的兴趣。在皮尔士符号学以及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的基础上,莫里斯进一步提出了行为符号学,他除了从功能意义上对符号行为进行划分外,还在其第一部符号学著作《符号学理论基捶(1938)中,将符号学划分为3个分支,即:语法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其指涉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莫里斯的这种三分法至今是人们普遍援引的符号学分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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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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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1901—?)美国哲学家,现代“指号学”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科学的经验主义》、《符号理论的基础》、《符号、语言和行为》、《人类价值种种》、《意谓和意义》等。他把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结合起来,提出“科学的经验主义”,并创立指号学。莫里斯对指号作了广泛的理解,把“指号”说成是一切“有所指”的东西,它不仅包括语言中的指号,而且包括非语言的指号。指号学是一种关于指号及其运用的一般理论,以指号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指号学可分为纯粹的、描述的和应用的这三种类型。指号包含三种类型的关系:指号与其对象的关系,指号与人的关系,指号之间的关系,并分别属于语义学、语用学和语形学的研究对象。指号学是三种学科的总括,是一切科学的“元科学”。指号由语形和意谓两方面构成,具有定位、指谓、评价、规定指号四种类型或意谓方式,他进而将指号的意谓方式与四种用法(告知的、定价的、鼓动的、系统的)加以配合,指出指号的十六种论域,其中把诗列为“评价的”(方式)和“定价的”(用法)。他指出,指号的美学应用与其它应用不同,“那些能提高科学的清楚性的方法,都会减弱指号的美学应用的可能性”。断言美学研究指谓价值的图像指号,“是一门具有语形的、语义的和语用的这些组成因素的关于指号的学科,而且关于这些组成因素的区别又给美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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