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新话题
打印

义乌模式:从市镇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考察

义乌模式:从市镇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考察

http://finance.icxo.com/htmlnews/2007/10/23/1204407_0.htm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自宋代以来中国部分地区形成了一种市镇经济形态,义乌小商品市场是在社会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推动下兴起的,而市场又反过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并使市镇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其中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对义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义乌模式的形成又是区域历史发展的结果。

  关键词 义乌模式 市镇经济 市场经济 区域历史

  作者包伟民,男,1956年生,浙江大学历史学教授;王一胜,男,1970年生,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杭州 310028)


  义乌市地处浙江省中部,人口66万,土地面积1102.8平方公里。80年代以前义乌是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小商品市场的兴起,带动了服务业、工业、农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进了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119.24亿元,按现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92.2倍,经济年均增长率22.9%,1995年成为全国百强县市,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百强县第49位。义乌20年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堪称奇迹,可视作中国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典型。此前,学术界已把义乌这种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内陆地区,通过发展商贸业而带动工农业现代化的经验称为“义乌模式”①。但目前的研究对义乌模式产生的深层历史原因仍嫌关注不足,关于义乌市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深远意义,也少见讨论。本文试图以长时段的视角来考察义乌的发展,并把义乌放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审视,以凸现它所蕴含的独特性和普遍意义。

  一、10世纪以来中国市镇经济的发展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起源

  从10世纪的宋代开始,中国的商品经济就有了较快的发展,主要表现是:随着农业的商品化与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货币经济发展,日用商品在流通中比重加大,农村地区商业聚落市镇勃兴,城乡市场体系雏型形成等等。对于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学者的看法颇有分歧,或曰宋代中国发生了一次商业革命,②或曰它是中国古代长期发展过程中一个相对活跃的时期。③不管宋代是否出现了一个全国性商品大流通的变革,可以肯定的是,区域性商品流通比之前代是大大加强了,农村地区商业聚落市镇的大量涌现是一个很好的证明。④或者我们可以说从10世纪以降,中国的部分农村地区开始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经济形态——市镇经济。
所谓市镇经济,就是指以一个商业聚落为中心所形成的农村经济圈,在这一个经济圈内,农业生产从以往相对封闭、单一的形态,转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介入市镇这个商业中心的交换活动来维持。作为商业中心的市镇之所以能成为小农经济的载体,是因为这时的农业中经济种植业、农副业和手工业的成份扩大,农民到集市中可供交换的商品增多了,传统的集市已无法满足农村中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在小集市的基础上产生了市场辐射能力更强、商业化组织更为严密的市镇网络。
  义乌地处浙江金衢盆地的东部,金华江流域的东阳江中游。唐宋之间,金华地区以陂塘为中心的小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广泛展开,使该地区的农田和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并促进了养蚕、种茶、果树栽培、养鱼等农副业的发展。⑤又据1984年出版的《义乌县地名志》对义乌小商品市场主要发源地义乌东部的地名调查发现,有不少地名与经营农副业、手工业有关,并形成了一些商业市镇。如“张家园、杏园、大元”以经营大片菜园和果园而得名,“如铺”以木材市场而得名;又如该地区在宋代制陶业相当发达,在葛塘村西部出土的宋窑占地约4-5亩,“光耀境”村祖先姓金,以制陶器为生,人称此地“缸窑金”,“陶店”则因祖先以制陶为业并设店销售而名。“洛店”因住民有制作锡器的传统手工艺而得名,“王店”、“罗店”、“下华店” 则以该村祖先设店经商得名。⑥又据义乌民谣《山花梨》和《绞糖歌》可以看出,该地区还是义乌名产山花梨和红塘的产地。⑦我们虽然无法断定这些地名和民谣产生的时代,但至少可以推断该地区自宋代以来商品经济就比较发达。
  明清时期中国的市镇经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业市镇的数量增加,规模扩大,民间小商贩组织大量涌现,商运路线进一步开辟。民间小商贩一般不走水路,以免关税之征,而只是肩挑背扛走陆路,沿途叫卖做小本生意。义乌的“敲糖帮”就是这样的组织。据传说明代戚继光在义乌招兵抗倭,战事结束后,将这批兵员谴回原籍。这些退伍归来的老兵无田可种,于是利用义乌的红糖制成糖片或糖粒,挑着糖担,摇着货郎鼓,到外地沿门挨户叫卖。⑧然而据文献记载,当时义乌还没有蔗糖的生产,这时的糖应是麦芽糖制作的。清朝初年,蔗糖种植和木制糖车技术从闽越间传入义乌,⑨义乌红糖与外地杂货间的交易因此逐渐展开。至乾隆(1736-1795)年间,全县“敲糖帮”已约有糖担万副,并且逐渐形成了“鸡毛换糖”的交易特征。义乌人用红糖从外地换来鸡毛、鸭毛等,当作农田的肥料,以提高农业产量。上等的鸡毛、猪鬃还可加工成日用品或工艺品。同时糖还可换各种废旧铜铁或古董,然后转手出售以赢利。
  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海外市场的开放,国外资本和西方的现代工业技术传入中国,铁路的修筑和现代工业制度的冲击改变着传统的市场体系,社会许多方面都展现了经济现代化的迹象,但是传统的贸易集镇向现代贸易中心地的变革还是非常缓慢,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还没有确立起来。10 此时的义乌“敲糖帮”还仍然是小商贩组织,但随着日用小商品的生产和需求的增长,它也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一是所卖之物已主要不是糖了,而是针、线之类的日用小商品,对象也主要从儿童而变为妇女;二是贩卖的路程由近而远,并且由市镇深入到乡村,南至广东,西至湖南,北至徐州。
  1949年以后,共和国政府通过建立国营商业企业和供销合作社,改造个体商贩,从而逐步控制了整个社会的商业流通,但各类市场仍然遵循着传统的程序运行,新的商业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与私商并存。11 义乌的“鸡毛换糖”因为所换之鸡毛用于农业生产,因此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其存在。70年代以后,由于沿海的乡镇企业和个体加工业的兴起,他们需要有推销自己产品的销售渠道,于是义乌的商贩们便承担起这种角色,当时内地供销社的小商品货源比较紧张,这样,义乌的商贩们开始了向内地批发小商品的生意,1978年以后,义乌小商品市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包伟民通过对江南农村经济与市镇发展的关系考察而发现:
  维系市镇繁荣的关键,是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体经营生产方式。无论是前近代耕织结合的农业经济,还是近代江南传统纺织业被破坏后兴起的种种加工业,无不以家庭为生产经营的最基本单位。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中国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方面从大跃进到重新回归的历程,更生动地说明了家庭个体主义顽强的生命力和非凡的适应性。正是由于生产的这种个体性,才需要有一个集中交流的市场,这就是市镇。……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沿海地区个体经济的勃兴,各地无数个工业品和农产品专业市场因此兴起,并进而带动了农村市镇前所未有的城镇化进程的历史,正是20-30年代江南市镇现代化运动的继续。12
  在人民公社制度时期,义乌“鸡毛换糖”的农民曾算过这样一笔帐,1斤鸡毛可以增产粮食3斤,而1斤上等的鸡毛可卖2元现金。平畴公社新兴大队在1978年春节前后20天左右,出动70副挑糖担就回收鸡毛1万多斤,其中可用于加工的红毛2000斤,价值4000元,用于做肥料的8000多斤。13 按照当时的价格计算,这笔帐中的利润已相当可观,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义乌世世代代从事个体经营的挑糖担能够克服千辛万苦开拓市场,最终建立了辐射全国的小商品市场,因此实现了市镇经济向现代化的市场经济转变。

 二、交通运输和义乌经济的发展

  在从市镇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过程中,交通运输是一个十分关键性的因素,因为市镇的规模、结构、文化类型、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等等,无不受制于它联系腹地及外部世界的交通手段,交通对经济的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已差不多是学术界的共识。14
  亚当·斯密(Adam Smith)从市场发展的角度分析,由于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更为便利,因此水上交通便利的地区更能扩大市场的范围,由此使沿江尤其是沿海的产业分工更快,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然首先发生在这些地区。15 在中国历史上,随着海外贸易的展开,沿海的经济也率先得到了发展。因为义乌紧邻沿海地区,也是沿海地区南北陆上交通的要冲,所以它可以依托沿海的经济优势而发展起来。
  中国自唐中后期,海运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宋代新兴的商业城市中不少是海港城市,沿海的一些市镇规模大大超过内地的普通州县城市。16 明代初期,规模空前的郑和下西洋标志着当时海运事业的发达,它带动了沿海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和民间手工业的兴起,并推动了东南沿海市镇经济的进一步繁荣。17 此后沿海的手工业开始向附近传播,如木糖车技术就是清代初期从沿海传入义乌的,木糖车的传入促进了义乌糖货贸易的展开,也促进了义乌商品经济的发展。
  1840年以后,沿海口岸陆续开埠,海外贸易更盛,沿海工业发展较快,至1915年,中国工业职工中的62%在沿海,1937年则全国约80%的工业在沿海。18 就在这个时期,义乌“敲糖帮”的“鸡毛换糖”变成了“鸡毛换百货”,活动的范围也延伸至更广的内地和乡村。
  1949年以后,国家虽然几次推行西部和内地优先开发政策,但差距并没有消失。沿海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高于内陆。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沿海经济更是迅速发展,几个发展较快的地区都位于沿海。义乌小商品市场兴起时,其货源大部分来自沿海地区,而随着小商品市场的扩展,义乌民营的工业也发展起来,这些民营企业所利用的技术和设备,也大多来自沿海地区。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兴起还必须借助于近代以来交通系统的改进。义乌自古就是从吴越通向瓯、闽、粤的重要陆上要道,也是江、浙通向荆楚、四川、云贵的要道,北上过长江三角洲则可通向华北、西北和东北。但是自宋代一直到20世纪初,水上交通是最重要的商品运输路线,因此义乌以陆地运输为主的小商贩组织发展缓慢。相比之下,与义乌同处金衢盆地的兰溪,因其便利的水上交通,自南宋以来就是金衢地区的经济中心。1932年杭江铁路通车,接着浙赣铁路线建成,兰溪的水运优势逐渐减退,其经济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19 相反,随着现代交通技术的引进,尤其是公路、铁路运输的发展,义乌的陆地交通枢纽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地发挥。正是陆上交通运输的改进和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上义乌传统的商贩组织,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因此而迅速崛起。
  于此可见,交通的优势对沿海的经济繁荣起了重要作用,进而对义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现代交通运输的改进又直接推动了义乌市场的兴起和扩展。

三、中国现代化问题和义乌发展模式

  关于现代化的概念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看法,我们认为现代化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其次是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各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普遍性过程,现代化的起点一般是指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一系列变革。20 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曾经历了一个农村手工业和生产专业化的兴起过程,学术界一般认为当时的中国与欧洲一样,至少从表面看,也有一个较长的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时期,大陆的学者一度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然而在西方进入工业化之后,中国却长期在工业化的门前徘徊,其中原因吸引了不少中外学者去做深入的研究。传统的论点,多从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等多方面原因来解释中国未能自发地进入工业化的原因,近年来,随着欧洲中心论的进一步受到批判,不少中外学者已开始对将“走向工业化”(或资本主义)作为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假设,从根本上提出了怀疑。21 本文无意介入这样一个过于重大的论战。就义乌从市镇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例子而言,十分明确的事实是,其动因已绝非原发的、而是外烁后发型的现代化模式,假如我们不是着眼于关于中国历史原初可能发展道路的假设,而是就象义乌这样在西方经济影响之下的、区域性的现实发展模式来略作讨论,或许可以绕过上述论战,从中得出一些——尤其是关于广大欠发达的内陆地区的——有意义的启示。
  既然经济的发展是现代化的首要目标,那么,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就是推动现代化的主要动力。
  亚当· 斯密(Adam Smith)曾把社会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所带来的较高生产率做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社会分工是受市场限制的,分工需要通过市场来协调,因此他力主扩大市场并主张市场自由化,在此基础上,斯密建构了他的古典经济学理论。22 以后的学者就把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称为“斯密动力”(the Smithian Dynamics)。但是斯密注意到中国在很早以前经济发展就已取得了很大成就,因为人口的增长而使劳动工资下降,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极限,以致似乎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23 王国斌(R.Bin Wang)在比较了中国和欧洲的发展过程后,却指出因人口的增长而使经济增长受到限制的情况,在欧洲甚至英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可是在1500年以后,欧洲取得了新大陆的一大笔资源,接着发生了技术革命和制度的创新,最终爆发了工业革命,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市场整合的基础之上。24 布罗代尔则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市场繁荣,店铺和流动商贩数目繁多,生生不息,却没有象欧洲15世纪以来产生大量的商品交易会和证券交易所,曾经出现过的只在边缘的沿海和内陆边疆,而且主要是为外国人开设的。因此中国没有象欧洲经济那样得到快速发展而走向工业化。25 王加丰也认为中国与欧洲同样经历了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和繁荣,但因为欧洲有更好的内部和外部市场的拉动,使原工业化向工业化转变,而中国却缺少这样的市场拉动。26
  那么什么样的市场才能整合到能够突破由人口增长而使经济效率下降的极限,从而实现工业化呢?英国经济史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认为,欧洲从16世纪开始出现了一大批专业商人,他们突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建立了城邦制度,接着导致了海外殖民和市场扩展,一系列保护财产权利和信用的法律制定起来,并改造了政府的财政、税收制度,这时市场经济已经在欧洲部分地区确立起来,接着农业商品化、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也随之出现,最后导致了工业革命。27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以为一个市场如果具备以下两点时,就有可能加快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从而实现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1)有一大批专业商人;(2)有大批的全国性的交易市场。按照这两个标准,那么1978年以来,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代表的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东部)的各类专业批发市场的涌现,正是这样的市场出现的标志,也可以说这些专业市场的出现是中国经济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开始。28
  这时我们再来审视义乌在1984年提出的“兴商建县”(1988年撤县改市后称“兴商建市”)的实质性意义,就可以发现义乌所走过的历程的确如当初的设计者们想象的一样,并已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发展,义乌的服务业、民营的中小企业不断发展,传统农业不断向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转化,农村劳动力大批转移,甚至吸收外来的劳动力都已超过了义乌人口的一半,城市化步伐大大加快,义乌的现代化正在全面和快速地展开。以义乌为代表的经验被总结为“建一处市场,富一方经济,活一方流通,带动一方产业”,而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29
  然而一个市场应根据区域的社会分工来建设,不同区域的社会分工又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一些地区片面注重市场的发展,盲目重复建设,以致形成大批有场无市的“空壳市场”。义乌虽然没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但在历史上已形成了一支专业的组织严密的小商品销售队伍,正是这支队伍建成了辐射全国的小商品市场。九十年代以后又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建立小商品分市场,市场内的一些摊主也在自发地实行横向联合组建贸易公司,使市场的辐射能力和向现代化商贸中心转化的能力大大加强了。随着义乌市场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推进,它在全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所占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对义乌经济发展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的推动都不能简单地估量。

 四、余 论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义乌经济的发展正是中国从10世纪以来,从市镇经济逐步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在整个过程中,义乌这一后发外烁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与欧洲的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性的差别,现代化的方式不管是原发型的还是后发型的,其过程都要注重工业进步和商业发展的结合。法国经济学家保尔·芒图(Paul Mantoux)总结英国产业革命发生的原因时就特别强调工业和商业的结合对经济的巨大推动,他说:
  工业的进步和贸易的发展,彼此那么密切地连在一起,而且彼此又那么大地互相影响着,以致往往难于发现它们的真实的演变关系。有时是工业发展迫使商业去找新的销路,因而扩大并增加了商业关系;有时反而是商业市场的扩大及其所引起的新需求要促使工业企业的产生。30
  而就中国的市场和商品生产的发展而论,从宋代开始勃兴的市镇经济是农业和手工业与小商业的结合,它体现了社会分工和市场扩展的紧密结合,只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使这种结合无法扩展出一个高度整合的全国市场,从而推动市镇经济向现代化转化。以义乌为代表的专业市场,虽然是在现代西方工业和交通技术的刺激下才产生的,它已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现代化冲击的烙印,但传统市镇经济无疑是它不可忽略的发展基础。专业市场的前身——各种小商贩组织的活动主要是在市镇和乡村之间展开的,专业市场产生的地点许多在市镇,而不是中心城市。义乌小商品市场起源于廿三里镇;绍兴轻纺城在柯桥镇而不是绍兴市,台州的路桥市场、温州的各类专业市场等等,也都在集镇产生。其原因正如王家范所指出的,自宋代以来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市镇勃兴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从传统市场向现代市场的转型是完全可能的。31
  其次,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一种经济制度,而不简单地是一种经验,它有鲜明的区域特征。人类的历史象一股涌动的潮流,在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时间里,它或强或弱;义乌现在正是处于一个大潮涌起之时,而它也许是在久远的过去酝酿了不知多少年,它的高潮能涨到怎么样的顶峰是我们难以预料的。以区域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处于世界的最大洋——太平洋和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之间,当今全球化的汹涌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展开,若这股浪潮欣起的巨浪将在欧亚大陆和环太平洋之间碰撞,那么一场亘古未有的完美风暴即将在中国诞生,而义乌的奇迹也许是这场完美风暴的一个前奏,但愿这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完美假设而已。

注释:
  1 陆立军:《“中国小商品城”的崛起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义乌模式”》,《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1期,第71~79页。
  2(日)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风间书房1968年;伊愍可(Mark Elvin)《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 第164~78页。
  3 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变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四》,《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
  4 参见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7~195页。
  5 (日)本田治:《宋代婺州的水利开发——以陂塘为中心》,《社会经济史学》第41卷第3期,1975年。
  6 义乌县地名志委员会编印:《义乌县地名志》,1984年,第96~131页。
  7 义乌市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歌谣、谚语卷》,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1988年印行,第4~5页。
  8 胡琦:《义乌的“敲糖帮”》,载《浙江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1-176页。以下凡引用“敲糖帮”的史事皆依据该文,不再注明。
  9 义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义乌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
  10 (美)施坚雅(W. G. Skinner):《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91-124页。吴承明《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5页。
  11 前引施坚雅文第127~128页。
  12 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76~77页。
  13《浙江文史资料》第六十辑《小商品,大世界——义乌小商品城创业者回忆》,浙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16~320页。
  14 前引包伟民文第111页。
  15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上卷第16~20页。
  16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20页。
  17 参见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第149~164页。
  18 李若建:《从黄金海岸到黄土高坡——改革开放中的沿海与内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19 兰溪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兰溪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70~773页。
  20 前引包伟民文第8~13页。
  21 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第63-70页;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载刘东编《中国学术》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7页。
  2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5~20,下卷第210~228页。
  23 同前书上卷第65~66页。
  24 (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9~70页。
  25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三联书店1997年,第21页。
  26 王加丰:《前工业社会农村手工业的盛衰问题》,《浙江学刊》,2000年第3期,第147~152页。
  27 参见(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
  28 应该指出这样的变化在20世纪初以来就已出现,当时出现了一些股份公司、新型的交易市场和商会组织,但由于抗战的爆发和1949年以后计划经济的推行而中断。参见刘佛丁等《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8~272页。
  29 国家统计局、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全国商品交易市场快速调查结果的公报》,《中国统计》,2000年第1期,第8页。
  30 (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7页。
  31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8页。
乐乎设计,乐乎生活~

TOP

义乌吴蔚荣:“义乌模式”遇困 走在“十字街头”
新华网浙江频道( 2009-03-10 18:57:49 )  来源: 新华网浙江频道综合 编辑: 晓明

   一度依赖出口并靠价格取胜的“义乌模式”正在丧失其竞争优势,亟待转型

    3月初的义乌,春雨绵绵。义乌国际商贸城外,个体运输户们在等候拉货生意。但每天下午4点多,他们便开始慢慢散去。

    “今年(生意)不好,一般早上9点才来等生意,下午4点多就回家了。”来自江苏的林国先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在以前,晚上回家躺下后甚至还有人打电话喊他拉货。林国先表示,如果这样的“行情”再延续下去,他就要考虑转行了。

    不仅是“林国先”们,整个以小商品市场闻名于世的义乌,正经受着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

    从去年10月开始,商务部编制的“中国·义乌小商品指数”中的义乌市场价格总指数开始下跌,三个月跌去了以往一年的增幅。

    对浙江专业市场研究颇深的中国市场学会常务理事范晓屏认为,一度依赖出口并靠价格取胜的义乌小商品市场运行模式正在丧失其竞争优势,“义乌市场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迫切需要转型”。

    危机来袭

    林国先来自苏北一个普通农村,来义乌之前,他一直在上海一家工厂上班,每月领到的薪水大概在1800元左右。

    2007年初,和林国先一起上班的两个老乡辞职来到了义乌,合伙买了一辆小卡车,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跑起了个体运输生意。“那时候形势比较好,他们起早贪黑轮班,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到五六千元。”林国先说。在老乡多次“诱惑”下,林国先学习了驾驶,于2008年初到了义乌,用此前工作多年的积蓄3万元,买了一辆货车,很快融入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淘金”的运输大队中。

    林国先回忆说,那时候生意的确很好,他几乎每天天一亮就来到商贸城等生意,忙碌了一天,到了晚上回家躺下后甚至还有人打电话喊他“拉货”,就这样到了2008年5月份,积累了一批客户后,他的月收入竟然也从最初的2000多元上升到了4000多元。

    但林国先并不知道,此时的义乌,已经悄然开始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相关分析资料显示,2008年5月,义乌外商入境人数开始下滑,当月外商入境人数就下滑了13.61%。现场采购量也在减少。

    随后几个月,林国先收入再也没有超过4000元,到了八九月份的时候,他开始遭遇整个下午都没活可干的情况。“这在‘老运输’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林国先说,这个时候,他和老乡们也开始谈论“金融危机”之类的话题。“每个月除去正常的开销,赚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林国先感受到了压力。

    对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经营户们来说,2008年10月份以后的清淡也是以往没有遇到过的。义乌国际商贸城C2区的外贸商傅建军向本报记者证实,去年10月份,因为订单接不上,他的加工厂雇用的20多个工人提前放假,而在往年,不到年底工人绝对是不会放走一个的。

    到了12月份,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加剧,义乌集装箱卡口施封量连续3个月环比下滑,16大类商品的外贸成交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同时,欧美各种反倾销措施接踵而至,致使义乌童车、五金配件、毛(布)绒玩具等行业外销缩小,效益指数下跌。

    “义乌模式”遇困

    “义乌模式”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一批后来被称为“扁担商”的早期义乌商人,远赴广州进货,再回到金华、丽水等地的农村寻找销路。随后,这些商人们开始扎堆摆摊。1982年9月5日,全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在义乌兴起,随后经历了持续多年高速增长,浙江中部小县义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义乌模式”,闻名海内外。

    来自义乌市工商局的数据显示,今天的义乌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2008年,义乌市场总成交额达到492.3亿元。

    不过,这种以专业批发市场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现在不断遭受质疑。傅建军坦言,义乌整个市场的利润已经被摊得很薄,只能靠一定的量来支撑。本报记者此前获得的数据显示,早在2008年6月份,受多种因素影响,义乌市场五金产品商户的平均利润已经被压缩到2%~3%。随着生产成本的提高,五金工具、锁具、电工产品、镀金饰品等多个行业的利润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

    各地蜂拥而起克隆“义乌市场”,也使得义乌面临着竞争压力。今年1月,总面积约576万平方米的广州国际商品展贸城奠基,其规模相当于两个义乌小商品城[51.67 -0.44%]。

    浙江师范大学一位研究浙中经济的专家认为,广州国际商品展贸城的奠基一度让义乌上下感到吃惊,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义乌一直是被冠以“全球最大小商品交易中心”的头衔而“安枕无忧”,其地位无人能够撼动。但现在,仅是长三角,就有众多专业市场跃跃欲试,竞争已经十分激烈。

    “义乌模式”真的已经难以为继?

    “金融危机对义乌肯定有影响,但是如果能及时调整方向,开拓新兴市场,情况就会改变。”浙江师范大学上述专家表示。

    转型之思

    转型的首要任务即是开拓内需和新兴市场。

    傅建军说,今年1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开始拓展内销市场,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出口日益减少的情况下,内销却逐渐好转,甚至有了不可思议的增长。

    傅建军介绍说,市场内的商户们正在把目光投向以前并不在意的新兴市场。以往,义乌传统出口地主要为欧美和中东市场,而现在,他们正在向需求旺盛的拉美和东欧市场进军,“最近一段时间对俄罗斯的出口量就比较大。”傅建军说。

    “不仅是市场的转变,重要的是产品的转变。”范晓屏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一些日常消费品销量大降,但同时也有一些消费品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比如占美国消费市场15%的医疗卫生用品,在这次危机中销量基本就没有受影响。”范晓屏认为,义乌应该重点转向一些“抗跌”的商品。

    从长远看,转型升级依然是义乌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范晓屏表示,以往的“义乌模式”靠的是跑量和低价,产品的附加值比较低。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些产品,“其实不仅仅是义乌,中国制造都普遍面临这些问题,不过义乌比较典型,这就需要趁机转型,向中高端、高附加值、品牌化转变。”

    转变正在开始。义乌当地另一大型制袜企业的负责人昨日对本报记者表示,今年该公司将暂停一些新的投资项目,整合外销和内销资源,重点开发差异化产品,拉开产品和渠道差距,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者需求,尽最大可能拓展消费市场。

    义乌官方同样意识到了转型的重要性。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在其2008年的工作总结中表示,当前的义乌“需要创业创业再创业”,只有“牢牢抓住市场、工业转型提升、国际化”,才能做到“危中寻机、化危为机”。

    义乌市政府去年已出台一系列奖励政策,刺激转型,如鼓励发展加工贸易,对开展进料加工企业,每美元奖励0.06元(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走出去”,分别给予5万~30万元的奖励等。

    最新出炉的外贸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义乌小商品出口额为1.84亿美元,同比增长14.57%。这是一个好兆头。 (第一财经日报:钟闻)
乐乎设计,乐乎生活~

TOP

特别报道:义乌模式大突围



(2002-11-06 10:36:59)

2001年前后,关于“义乌模式还能走多远”的忧虑开始频频见诸报端。


“整个市场的利润已经被摊得很薄,只能靠一定的数量级来支撑”、“随着各地对义乌模式蜂拥而起的克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义乌将直面生死关头。其一,商品本身价格已近底线;其二,随着市场的日渐拥挤,集贸市场式的交易成本在超过边际后,将不减而升。”《中国经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财经类媒体相继对此予以关注。


而在义乌这座终日沸腾的城市内部,上至政府下至民间,对于这一问题显然也并不缺乏同样清醒而深入的认识。


“这是我们一直在研究、探讨的一个问题。”中国小商品城工商分局副局长蒋跃进告诉记者。


“如果不大力扶持生产企业,义乌市场会逐步退化。”在一家名为“合众”的网络公司,董事长骆华积说。


以对义乌模式先发优势日趋淡化的忧虑、反省为逻辑起点,9月底,都市快报记者赶赴义乌———这片熟悉而始终令人觉得新鲜的土地,试图寻找出它的答案。

带着问题上路


“义乌模式,简单说就是‘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义乌市委宣传部外宣科王培忠科长这样概括。


王提供的一组数据,可以对义乌模式的惊人威力有一大体认识:作为一个市场,今天义乌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小商品流通中心,去年中国小商品城商品成交额高达211亿元,连续11年位居全国各大集贸市场榜首;作为一个县级市,义乌一年的GDP可以做到136亿元、财政收入做到12亿元(均为去年数据),名列中国县(市)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第20位。


显然,这种以专业批发市场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并非头一回面对针对其生命力的质疑。毋宁说,它的成长和发展本身,就一直伴随着激烈的争议。


而义乌人的实践,也一次又一次地将那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质疑和忧虑,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这一次也并不例外。利润空间的一再压缩、国内市场争夺的日趋残酷,对于义乌人来说,从来就不是一道无从破解的题。从1999年到2002年,新一轮次的变局悄悄酝酿。


2002年春夏之交,新上任的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使得这一变局的轮廓彻底清晰了起来。在义乌市委宣传部向都市快报提供的楼书记近期的一次讲话中,义乌的奋斗目标被表述为“成为国际性商贸城市”。


这是义乌官方第一次将“国际性”一词置入整体发展目标。


而对于这个几乎每时每刻都处在自我更新中的城市来说,民间和官方的智慧又一次不期然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更进一步拉动外贸、积极推进市场信息化,则成了这幅战略图上的两个至关重要的节点。

向外!向外!向外!


2002年3月,摩洛哥青年HICHAM只身来到义乌。


HICHAM是摩洛哥本土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员工,26岁。在被公司派往义乌之前,他对义乌所知甚少,但对于有人告诉他的“在义乌什么东西都找得到”这句话留有极深印象。


6个月后,面对都市快报记者,HICHAM用了一连串的“GOOD”来表达对这个城市、这个市场的满意,“这里东西很便宜,真的是什么都有。”


HICHAM在当地找了一个小姑娘做翻译。大部分时间,他待在办公室,把在义乌市场看到的新的货物样品资料输送到网上的储存库里,以供总部和客商浏览、挑选;当然,如果接到订单,他会马上到市场里转一转,组织货源、负责发货。


给HICHAM做翻译的小周告诉记者,像HICHAM这样子,一般可以赚到3%-6%的佣金。考虑到信用和沟通等因素,这种中介贸易方式目前还是很有活力的。


当然,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整个棋局里,HICHAM仅仅是一颗并不起眼的棋子。今天,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贾云集于此,常驻的外商逾3000人,义乌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外商重要采购基地。与此相应的是,本土生产流通企业也频频出击,开展进出口业务者多达100家,2001年出口交货值12亿美元,市场外向度直奔45%。


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在讲话中下过这样一个判断:“近年来义乌市场持续繁荣,主要靠外贸拉动。”


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外贸科长周文斌向记者提供了一连串数据:1999年,义乌的外贸出口额为4000万美元,居全省第34位;2000年,1亿;2001年,2.08亿;今年1-8月,2.32亿,居浙江省第9位,增幅90%,其增幅居浙江外贸20强县(市、区)之首。


“也就是这两三年的事,基本上每年都在翻番。”周说。


原因简单明了:随着国内竞争日趋激烈,市场渐至饱和、疲软,利润空间一再压缩,向外就成为必由之路。换言之,向外,这是义乌的顶尖高手们,在层层的挤压和拼杀之中,摸索出来的一条现实道路。


真爱的故事很有典型性。这家创办于1995年的毛纺企业,原先一直不声不响地埋头经营国内农村市场,2000年才转攻外贸。此后它的发展势头开始令人瞠目结舌,仅以今年1-8月为例,自营出口额轻松越过600万美元关口,同比增长384%。目前,真爱已在毛纺行业坐到全国老二的位子。


38岁的董事长郑期中向记者解释了当年决然转攻外贸的初衷:“关键是拓展生存空间,最大幅度降低风险。一旦销售触角伸到了全球大多数国家,我们就可以做到中东不好美国好,东方不亮西方亮。”


融入国际主流销售渠道,成为全球化链条上的一个节点,这既是楼国华的,也是郑期中们的新目标。

老刀客集体操练新刀法


骆华积感兴趣的是,有没有一把更快的刀,有没有一种更为快捷有效的赢利模式?


“如果不是十多年前生意场上的一次失手,我很可能已经是义乌城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他说。


十多年前,在义乌土生土长的骆也在小商品市场里打滚。但在一次大规模的信用发货以后,接货方突然没了音信,血本无归。


那次失手造成了距离。如今,当年的伙伴都已腰缠千万贯,而骆华积则进入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寻找过程。


2001年夏,骆华积宣告他找到了新刀法:电子商务!


甚至在那个时候,骆捣鼓电脑也还不到两年。骆的模式“很土”,其实质是为分处两地的供需双方提供信用担保和信息服务,从中收取佣金。由于在这一模式中,仅仅公司和其代理处之间通过网络沟通,而付款提货等方式仍属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模式迅速在业内引发褒贬不一的激烈争论。骆由此一举成名,他的那句“把电子商务还给商人”的说法随之流传。


真正有说服力的是,骆很快就赚钱了。尽管在一般义乌人眼中,骆的第一桶金实在是有些微不足道。“我们天天在赢利。现在是起步阶段,一年赚个三四十万没问题。”因为能赚钱以及模式一上路就生效,骆的心态非常好。


骆华积苦思冥想、上下求索的那几年,也正是他所置身其中的那个庞大的市场积极寻找新思路、探索新出路的年头;对于骆来说,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借助电子商务这一新工具实现对传统赢利模式的赶超;而对于庞大而复杂的义乌市场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更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如何继续保持自身的领先地位。


早在1996、1997年,义乌市电信局长王家森即开始陷入沉思,考虑如何构建义乌的新优势,为此王连续两次向市政府提交“关于加快信息化发展的启示”的万言书;2000年前后,由王家森挂帅,以“场内几十万交易商”为根基、将供应商渠道资源整合在电子交易平台里的中华商埠网站进入实际运作;而在更为广泛的层面,拥有自己的网站,早已成为像真爱那样的制造企业的通常做法,场内的摊主们则日益习惯于上网看看这两天有没有人给自己下订单,在新近落成并投入试营业的国际商贸城,每个摊位都被预先埋设了宽带。


“在义乌,这种新兴业态已经很普遍。”中国小商品城工商分局副局长蒋跃进告诉记者。在工商局专门为摊主们开设的培训课程中,除了外语之外,计算机就是核心课程了。为此,蒋一口气把市区所有学校的全部电脑房都包了下来,以便摊主们吃过晚饭后可以上机学操作。


蒋跟记者说起个事儿。蒋的女儿正在杭州读大学,暑假回家,自己搞了个网页,把在市场里拿数码相机拍下来的商品图片弄上去,发布货物供应消息。没想到才一个暑假下来,就做成了20多笔生意。


“她那是跟着他们学的。”指点着眼前这个熙熙攘攘、每时每刻都在吞吐巨大现金流和货物流的市场,蒋不无得意地说。


都市快报道得到义乌市政府外宣办的大力协助,特此鸣谢





义乌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持续的创新能力


记者汪震宇


最初,义乌被视为一种奇迹。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初,一批后来被称为“扁担商”的早期义乌商人,纷纷走出田埂,远赴温州、广州等地进货,再回到金华、丽水等地的农村寻找销路。


1982年9月5日,全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在义乌开放。11天后,国务院决定将160种小商品价格正式放开,实行市场调节。


1984年,义乌县委县政府提出“兴商建县(市)”发展战略,从而使蕴藏在民众中的创造力得到空前释放。同年12月,第二代义乌小商品市场建成并投入使用,摊位从露天搬进棚内,增加到1800多个。


在整个中国社会致力于摆脱短缺经济的那些年月,义乌的智者们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敢作敢为的风格,率先打出市场大旗,并使得来自义乌的货物、销售渠道、资金、影响力辐射到全国各地。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完成初步资本积累后,部分义乌商人开始投资办厂,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前店后厂、自产自销式的格局就此奠定。


此后的十多年里,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其规模,而依托这一市场展开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也越来越细密地发展开来。今天,义乌已拥有袜子、拉链、服装、饰品等八大核心产业,并形成产、供、销、运、外贸一条龙的成熟产业链。


在更广泛的认同得以建立以后,越来越多的观察者开始发现,义乌之超常发展自有其模式,而这一模式也自有其非同寻常的生命力。


通常,义乌模式被归结为:一个庞大、高效、结构复杂的市场,以及依托这一市场展开的大规模产业分工与合作。


但正如这一模式本身脱胎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当“充分竞争”、“WTO”以及后来者的跟进都逐渐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时,义乌人意识到,他们必须再度出发了。


在义乌采访,记者的最大感触是,那里的人并不喜欢谈论诸如“模式”那样的字眼。他们宁愿告诉你:这是一个正处在快速发展中的城市。


“它的核心竞争力,在于面对现实的持续创新能力。”在义乌小商品城的边上,一位网络界人士相当自信地告诉记者。
乐乎设计,乐乎生活~

TOP

发新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