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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心理问题——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

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心理问题——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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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



"■编者按:""全球最大代工厂富士康的员工在不到半年内,已发生“八连跳”系列自杀。在“六连跳”时,南方周末的实习生刘志毅以打工者身份潜伏进富士康28天,南方周末记者又正面接触大量富士康员工,多次访问富士康高层……

但这篇报道所揭示的,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的自杀内幕,而是中国部分地方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这些富士康工人每天上 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即使像自杀员工卢新这样多才艺的 “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

" 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

" “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一个普工,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把手指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 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线长说这机器‘有鬼,吃血’。”富士康员工李祥庆说。"

难以用统计解释的“八连跳”

"心理学家称,富士康“八连跳”的自杀率仍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但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来概括和解释。"

卢新从富士康龙华区VIP招待所6楼跳下,是在5月6日凌晨4点30分。这是富士康深圳厂区三个多月内发生的第七起跳楼。在“被追杀”的恐惧里挣扎了三天后,这名外向乐观的富士康2009级新干班工人,甚至来不及等待正从湖南赶往深圳的母亲和弟弟。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乐观、多才艺,2008年,他曾参加过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

“被追杀”的幻觉产生于五一期间。即使是和卢新关系最好的校友兼同事曾红领,也不知道幻觉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5月9日上午,卢新的遗体在龙华殡仪馆火化。他残疾的父亲——为了供卢新上大学,2006年父亲在煤矿打工时腿被砸断——并未到场。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掀动了这系列自杀的多米诺骨牌。“但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5月10日中午,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说。

才过一天,刘坤即一语成谶。5月11日19点左右,富士康龙华园区的一线工人,24岁的河南许昌姑娘祝晨明,从租住在工厂附近的9楼跳下身亡。在此之前,其父母已陪在了她的身边。据富士康通报称,4月30日该女工已向工厂请了假,其自杀可能与情感纠纷有关。“生活中最不相同,甚至最矛盾的事件同样成为了自杀的借口。”自杀学研究的创始人涂尔干在一百年前说,“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杀的特定原因。”

尽管他们的自杀有各自的直接原因(具体因牵涉死者隐私,本文不予交代),但所有死者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们人群构成,主要是指80 后、90后。资料显示,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刘坤提供的数据是,目前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90后打工者,已经超过了85%。

死亡掠过的富士康园区,生活仍在精确地继续着。在距离卢新跳楼处不远的大道上,人一样高的车轮轰然碾过。银行、咖啡馆、食堂、商店对大雨中匆匆而过的青年们张着大门。在生产电脑主板的车间里,白色工作帽下一双双眼睛秀丽明澈,他们像往日一样快速在主板上插进电阻、线圈。等到17点30分下班,刷卡机依例给每个人一个纽扣大小的笑脸标记。

在过去的22年里,富士康在台商郭台铭的领导下,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世界工业史上最庞大的工厂,目前在中国各城市共有80余万员工。因其独特的生产模式,2009年年底,仅富士康龙华园区,这块深圳北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聚居30余万人,其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中国一个中小县城,如城中之城。这个工业社区已很难用单纯的“工厂”来定义,因此,富士康科技集团中国总部行政经理李金明,亦被外媒称为“郭台铭紫禁城里的市长”。

卢新死后第二日,包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民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研究所前所长吕秋云教授等国内多名心理学专家空降深圳,会诊富士康。李金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内顶级心理学专家此行,是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安排。

在专家的分析里,卢新以及稍早的、同样跳楼身亡的他的湘潭大学校友刘志军和其他四名死者(“八连跳”中田玉和饶淑琴重伤),跳进了一个统计数据里。他们称,由于时间仓促,自杀的原因还无数明确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是远远低于全国的自杀率的。”2008年,中国自杀率大约是每 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而富士康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大约有2名自杀者。

但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来概括和解释。

南方周末记者的调查发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在龙华街道富士康维稳综治办公室门口,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打工者排队应征,通过集合、形体查验、填表、照相、考试、身份证查验、体检、分发八个程序后,即可成为富士康员工。高密度的自杀事件,并没有阻止更多青年的涌入。在“六连跳”后的4月13日,便有超过3500人进入。即使排上七小时的队伍等候招工,他们中也仍有不少人谈笑风生,满眼期待。

而那八名自杀者中的多数,想必当年也曾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富士康。

"■链接

■2010年上半年的富士康员工“八连跳”系列自杀事件:

●2010年5月11日,龙华厂区女工祝晨明从9楼出租屋跳楼身亡,24岁。

●2010年5月6日,龙华厂区男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身亡,24岁。

●2010年4月7日,观澜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身亡,22岁。

●2010年4月7日,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

●2010年4月6日,观澜C8栋宿舍女工饶淑琴坠楼,仍在医院治疗,18岁。

●2010年3月29日,龙华厂区,一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23岁。

●2010年3月17日,富士康龙华园区,新进女员工田玉从3楼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楼受伤。

●2010年1月23日,凌晨4时许,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死亡。警方调查,马向前系“生前高坠死亡”。

■2010年前的富士康员工死亡事件不完全统计:

○2009年8月20日 23岁员工郑鑫崧在游泳池溺水身亡

○2009年7月15日 25岁员工孙丹勇跳楼自杀

○2008年3月16日 28岁员工李某猝死在出租屋内

○2007年9月1日 21岁的刘兵辞工两小时后突然死亡

○2007年6月18日 一名侯姓女工在厕所上吊自杀"



碎片一样活着

"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几个同学和校友之中。"

卢新自杀的那个凌晨4点30分,李祥庆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龙华园区2公里外的H3成品仓库度过夜班最难熬的一个小时。这个时候,他们通常坐在椅子上,双手不时使劲地“干洗”着脸,盯着前方一动不动。

李祥庆是4月12日进入富士康工作的。这是他第二次来富士康。2008年4月,他第一次进入富士康打工。2009年7月,觉得“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没意思”,出来了。大约20天后,湘潭大学机电专业的应届生卢新进入富士康工作。卢新的大学班主任汪洋回忆,毕业前,卢新也去考过公务员,没考上。后来找到了富士康的工作,他还认为这是上天眷顾他的幸运事。

从学历和阅历上看,卢新和李祥庆互为镜像。前者大学本科,后者中专毕业,前者已经自杀,后者常常念叨自杀。但他们互不认识。即使认识,也应该会粗口互称对方为“屌毛”。在厂房以及宿舍里,“屌毛”是除了第一人称外的全部人称代词。“屌毛”和“屌毛”之间很少有友谊。甚至,在马向前死后(死于2010 年1月23日凌晨,警方认定死因为猝死),他宿舍的几个舍友,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每个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样的工作服,一样的工作。”刘坤说。他认为,这是打工者不愿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

在这样的孤立中,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老乡会”、“同学会”这样的“非正式组织”(李金明语)在富士康几乎是没有的。“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压力,便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和分担。”李金明说。

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2009年底的富士康新干班才艺大赛中,他凭演唱《你的样子》获得了第二名),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

宿舍里一个新的“屌毛”来了,没有任何欢迎仪式。等到某天下班,发现10个人一间的宿舍空了一个铺位,才知道一个“屌毛”走了。“一个个都是熟悉的陌生人。”李金明说。

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

或许恰是在这种孤立里,性或者爱情对于一个个体心灵慰藉的重要性,因此而被放大(有人便因为感情跳楼)。有女生的车间就是好车间,有女生的楼层就是好楼层。

“我真想去跳楼了。”李祥庆用刚发的劳保鞋踹着金属柜子。刚进富士康,女友便和他分手了。手机QQ上的责骂几乎让他哭了出来。外边的机器还在轰隆隆地运转,周遭的一切也都若无其事。那几天里,李祥庆甚至看见街上走在一起的情侣就烦。

4月21日中午,他一反常态强硬地向“胖子”(管理他的线长)请了半天假,去车站送女友回家。他也没想到这一切这么快,女友原本还可以呆上半天。他身上都没有足够的钱可以买点吃的给她,反倒还从她那里拿了一点回程的路费,“太对不起她了,真的很难受,本来让她拿走的钱她也没拿”。

在这样的人口密度里,谈恋爱也是拮据的。“厂区里找不到地方谈恋爱。”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而在整个龙华厂区和观澜厂区周围,也并无电影院以及市政公园。据曾红领回忆,卢新在去年8月进富士康以来,也尚未恋爱。尽管他多才多艺,并且也经常和曾红领聊起爱情。

黑网吧可以从另一个途径解决这些青年人的“荷尔蒙”冲动。它们隐藏在“餐馆”或者其他名目的招牌下。有专人负责拉客,拉客的会把他们安排到具体的电脑上,这里有不少“毛片”。在发工资之前,一些工友有时候也在这里轻微地“解决一下问题”。但是他们说“看得难受,不如真的去找女的”。

如果工资发了,可以去大水坑。在观澜宿舍区旁,从一个插着面破旧国旗的小路口走进去,小姐们坐在一栋旧楼下的长凳上。一次八十元到九十元的价格,应该也是专为打工仔们设定的。

但不管是性还是爱情,都会撞上“钱”这堵冰冷的墙。

“没钱没车没房”,“没有钱你会爱我吗,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李祥庆唱着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歌曲。

他又操着湖北口音说,“妈的,老子十年之后攒够钱了开车到她家去!开真的宝马,反正不是仓库的那种。”

李祥庆所说的“仓库的那种”,指的是仓库常见的油压车。它们大多有毛病,状况最好的那台,被他称为“宝马”,其它的,则只能算作“丰田”“吉利”和 “奥拓”。


“嗜血的插针机”

"红色绝对是这里“大凶”的颜色。把红单发给员工,是开除,永不叙用;而把红单贴上货箱,这一整板的货便须打回返工。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受伤或死亡。"

钱,是卢新和李祥庆的共同之“痒”。卢新家里因为父亲受伤和自己上学,至今还欠了十余万债务。曾红领记得卢新从第一个月1800元的工资中,拿了 1500寄给家里,自己身上只留了300块钱。而钱对于李祥庆,则意味着他每日念叨的爱情。

是以,钱也成了他们申请加班的动力。这是一个悖论:中国的工人们主动向资本家要求加班。甚至要通过讨好线长、组长来实现这一点。

相对于其他岗位,H3仓库里的工作轻松得有些无聊。现在,“宝马”成了李祥庆练拳的木桩人。他对着油压车的把手演练着无师自通的拳法。

F5半成品仓库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用矿泉水瓶子剪成的别致花盆。盛了水,养着一株不知名的小植物,一大一小两片叶子。这让堆满庞大长方体深色物体的仓库里有了一点绿色。抽屉里有用了大半瓶的花露水,他们抹在太阳穴上用来提神以及驱蚊。

从南门走到北门,贯穿全厂,是H3仓库4月份新分来的员工每天的上班路线。沿路一幢幢厂房整齐敦实地竖立着,除了顶上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的序号,几乎再没什么特质。榕树、椰树、棕榈树这些亚热带的树木夹在楼栋间,它们的苍翠蒙着尘灰。

即使最忙、最累的时候,他们也会表现得像一群疲倦的大孩子。每一个闲暇,他们都会开着“宝马”、“丰田”、“吉利”或者“奥拓”在空旷处“飙车”:站在车头,像骑机车一样,自己蹬地往前滑。——如果被保安发现,会记大过,但是他们乐此不疲。

红色绝对是这里“大凶”的颜色。把红单发给员工,是开除,永不叙用;而把红单贴上货箱,这一整板的货便须打回返工。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受伤和死亡。

“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一个普工,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把手指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线长说这机器‘有鬼,吃血’。”李祥庆说。

类似的魔幻故事在厂区流传。李祥庆原来在富士康观澜厂区是负责在塑胶板上插针的。要是有一个针眼偏了一点点,板上的孔就会比原有的大,如果出货后被 QA(品管)发现,整批都要打回重做。要是撞上某些时候手感不佳总是插不准,即使是女工,也会抄起身边的铜棒或钢棍对着机器乱捶一气。奇怪的是,打过以后,不管是机器还是自己,都顺起来了。

4月25日晚,H3成品仓库出了安全事故:堆高机轧了一个工人的脚,幸好穿了劳保鞋,未骨折,据说自己还能走路。

但伤者惹人羡慕。“我靠,工伤,多爽,有工资的。要是我至少休息一个月才回来做事。”安徽的王克柱说。

死亡的信息,似乎从来不给这个人群带来任何影响。“富士康又死人。”李祥庆一边拍着大腿,一边看着手机新闻逐字念出来。“富士康好出名的,又出名了,你知道‘六连跳’吗?”

即使卢新,曾红领回忆,当时卢也觉得自杀者离他很远,谈起“六连跳”,卢新觉得“他们很傻”,“自己不会去做这样的傻事”。

卢新是大学新干,是坐办公室的,但普工们面对的是高温、噪音等岗位。尽管能拿到相应的补贴,但是新进的普工,都盼望着能分到一个安全的岗位。可这很大程度上靠运气。运气差了,岗位不满意,便辞职或自离,重新招工进来,再赌一把。

在观澜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曾在那里工作的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广西佬”李加龙的工牌里照片下方,放了一朵用一毛钱折成的花,他说是“捡到的”。工牌边挂着指甲钳和一个小塑料盒,里面是两个工作时用的耳塞,一个辞工走的人送给他的。他在碎料的岗位上。如果没有这两个桔红色的软塑胶塞子,一个班下来,巨大的噪音,能让人的手脚不听使唤。

而等到刚出厂门,打火机几乎同时作响,男工们不约而同点起烟,到这里,他们在机器前的一天的工作才算正式结束。

不知所措的青春

"自杀者卢新在日记中说: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即使亲近如曾红领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乐观、外向的卢新突然精神异常。

目前所能找到的、卢新最后的日记,发布于2009年10月26日17点35分。这篇载于“校内网”其个人主页上的日志,清晰记录这个喜欢哈士奇、喜欢林志玲的湘潭青年,对于前途的不知所措:

“放弃了最喜欢的公共职业:支持西部建设,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在卢新自己创作的歌词里,他回忆起儿时的岁月:“风轻轻的吹过,掠过一丝羞涩,儿时的往事黯然失色。”

当躺在仓库的栈板上时,李祥庆也会讲起他的童年,找食物去野炊,做孩子王,在洞里吃自己烤的花生,偷玉米烤着吃……

在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眼里,生于1985后的卢新、李祥庆这样的新生代打工者,具备这样的性格特征: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经济负担较轻。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他们却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

或许这是困于此种际遇的一种无意识表达,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在这个夏天前所未有地迷恋上死亡。5月4日,三名20岁上下的少年,相约在台州市的一处街心花园服毒,其中两人死亡。

而在管理者看来——李金明早在1993年便来大陆,他管理过两代打工者——第一代农民工更勤快,更容易满足,而新生代这些孩子,“急功近利了一些”。李金明跟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他们这一代人,是如何从台湾农村,一步步成长为顶级的管理者。

沿着东环二路富士康龙华园区向东走去,每天都有六七个算命的蹲在路边。一个河北口音的算命师父告诉记者,来照顾他们生意的,多是富士康的青年。他们花上10块钱,让他们在自己手心寻找命运的脉络,“每天都有二三十个人”。

从南大门出来,向佳润宿舍方向走去,有一个彩票出售点。这里总是人潮汹涌,尽管没有传出过谁发了横财的消息。5月6日晚,彩票点已经下班,一员工还在一直看着那挂出来的“下班,停止销售”的牌子。

从中心花坛的喷水池往北走去,左手边有一家书店,面积不大但分类清晰,五脏俱全。书店总是有一个女工蹲在MBA数学考试的复习书边一直演算。“我只是看看,”她有些害羞,“考上了学历可以高一点啊。”本子上的一列列数字远看并不清楚。但页眉上蓝字印刷的“知识改变命运”分外鲜明。

沿着出龙华区富士康南大门的路,一直往南,大约一公里,有一个小广场。这里出售着富士康生产的各式高档手机。他们经常过来看,“这都是我们厂造的啊。”但是自己使用的,却总是四五百块钱的山寨版。

从观澜厂区的大门出来,过天桥一直往前走,有一个商场。商场四楼,有一元钱一首的K歌房和五元钱一局的台球。这是年轻的打工者打发夜晚的地方。

从“红太阳歌舞厅”出来,下坡,穿过两栋住宅楼,是一个溜冰场。警察们从打工者队伍中揪出了几个赤膊的人(听说身上有摇头丸)带走。随后,震耳欲聋的音乐再次响起。

而现在,以及以后的日子呢?

河北的高海伟用一个捡到的椰子挖成了保龄球。作为一个河北人,他说他的“根”在北京,哪怕是六环外,哪怕是顺义,通县。他哥就在顺义买了房子,有个家。

王克柱说只有知识水平高才能做更多的工作,他给自己报了一个英语培训班。但很快就放弃了,“没办法,听都听不懂”。

李祥庆的梦想是赚钱、发财,不用愁女人的事情:“我的女人?跟着我走啊,我讨饭的时候在旁边看着,给你个馒头。”

而自杀者卢新,他曾经希望成为一个歌手,后来希望成为一个公务员。但5月2日开始,他变得情绪异常。平日不喜喝酒的他忽然要求曾红领他们一起喝酒。他告诉曾红领,他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睡不好”。

到5月5日晚10点,他开始显得前所未有的焦躁。他一再念叨着自己“不够孝顺,给父母的钱太少”、“自己活不过当晚”。他开始恐惧整个世界。晚上 11点多,富士康公司将卢新安置到其台籍主管所住的招待所里。

5月5日上午,他甚至给母亲电话说没事,不用过来。——稍早一些时候,曾红领他们已经将卢新的精神异常状况告诉了他的亲属。

5月6日凌晨4点30分,正在火车上的母亲和弟弟大约4小时后便会到达深圳照看他。但卢新没有等到这一刻。在床上几个小时的辗转反侧后,卢新从朋友的身边爬起。他说想看看窗外的风景。那时朋友就站在他的身边。几秒钟之后,他就从阳台上跳了下去。

他最好的朋友王军想抓住他,却只抓到了白色、富士康统一发放的、短袖工装的衣袖。

(因受访者请求,王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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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器相伴的青春和命运——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

作者: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志毅 发自深圳 2010-05-12 22:44:32

                                                  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
他们生产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却以最慢的速度进行着自己的财富积累。办公系统的公用账户密码被设成以“888”结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样,他们喜欢这个数字。但是他们中或许鲜有人知道,是自己的双手保住了国家的“8”,而他们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甚至去买马,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
我认识两群年轻人。
一群是与我一样的大学生,他们生活在象牙塔,与图书馆、湖光山色相伴。另一群工作在钢铁机器,巨大货柜,有无数繁杂精密生产环节的厂区里。这群人总是把他们的上级叫做“老板”,互相之间哪怕不熟也要大声用粗口唤作“屌毛”。
在富士康潜伏28天后,我走了出来。我一直试图把这两幅图景联系起来。可是很难。只是这两个地方生活着的人们确乎有着相同的年纪,相同的青春梦。
我的潜伏,起因于南方周末对富士康“六连跳”系列自杀原因的调查。编辑部很快发现,南方周末的记者们均因年龄较大无法进入只要20岁上下年轻人的富士康工厂。相较而言,不到23岁的我,很轻松就被招入了富士康。
28天的打工潜伏,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并非因为明白了他们究竟为何而死,而是知悉了他们如何活着。


这些富士康员工每天坐着穿梭巴士上下班,往来于固定的车间和宿舍,却不清楚未来的方向。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这些拿着低工资,永远发不了财的工人热衷于买彩票、买马,以此寄托希望。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一】
他们活得最阔绰的一天是每月的10号,发工资的日子。这一天,自动提款机与特色餐厅里都会排起长队,以至于提款机也会时常被提空。工资由当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组成。
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对急欲赚钱的打工者们,加班更像是“会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没有钱的日子让他们“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劳累的工作只会让身体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时候他们坚定地选择后者,甚至这种选择的权利,也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只有老大“信任”,关系好,或是身处关键岗位,才常加得到班。
所以,“五一”假期对一些人来说成了忧虑,因为花钱不挣钱的日子“很难熬”。这一天,打工仔们顾不上是什么节,更重要的是加班费;实在不行,睡个懒觉更实在。
新开的手机店门口,销售员洋气地向围观的员工们展示着iPhone,所有人都紧紧盯着他每一个“酷炫”的操作,像看着什么新奇。可事实上,富士康生产着包括iPhone、iPad在内的几乎所有知名品牌数码产品的配件,那“新奇”的机器每个部件都来自这些工人们之手,只是他们从未想过拥有最终的成品。现在,这些成品就以略高于他们一个月工资的“惊爆价2198元”出现在眼前。这是一笔昂贵的购置,所以他们只讨论着怎样花几百元去买山寨手机。
在与他们聊天的很多时候,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自己幸福得太过分。他们居然羡慕那些受工伤可以休假的人,一面聊着笑话一面说自己的工作岗位如何有毒。他们讨论自己的同事们跳楼自杀时,往往有着出人意料的淡定或者不屑,甚至语出戏谑,似乎每个人都是局外人。
我愿意把他们看成一群乐观与坚忍的人,也希望他们真的是与此无关。不过这愿望怎样想来,都免不了是一种心酸。我甚至想象自己有改变这一切的力量,可是就像王克柱在上夜班的时候说“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脚来交换5分钟的休息时间”一样,很天真,更没可能。

【二】
你要问打工仔们的梦想是什么,答案如出一辙,做生意,赚钱、发财,其它一切在这之后都会到来。在工厂的仓库里,他们幽默地把拉货的油压车称作“宝马”。他们倒是想拥有真正的宝马,或者至少是“宝马”式的财富。
他们时而幻想,又不断地亲自撕裂自己的幻想,像一个痛苦的画者,无奈地不断撕毁自己难以成形的手稿,“这样干下去,一辈子也别想”。他们生产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却以最慢的速度进行着自己的财富积累。办公系统的公用账户密码被设成以“888”结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样,他们喜欢这个数字,甚至笃信这个谐音。但是他们中或许鲜有人知道,是自己的双手保住了国家的“8”,而他们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甚至去买马,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
工作最卖命的王克柱总抱怨工资太低,想去外面报名学点东西却又“听都听不懂”,还是放弃了。他说知识太少,就只能干最初等的活,这是注定的。他有时候说头很痛,有时候又瞬间精神焕发。拉货的时候他总向前飞跑,仿佛那两板24箱货物根本没有多重。每天他都会爬上两三米高的货箱去盘点账目,也会钻到夹缝里去检查标识单。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卖命,他并不回答,直到某一天上午我看到他停在柱子面前,突然喊出一声:“救命!”他大约也不知道刚才自己说了什么,我却听到一群真实的灵魂。他们习惯了用最大努力去改变,直到努力演变为挣扎,也没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开生活的大茧。
厂区里一幢幢厂房整齐敦实地竖立,除开顶上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起来的序号,便几乎再没什么特质。厂房里的机器,仓库里的货箱,乃至流水线上着齐整工衣的工人们,也都是如此。有一天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厂房的窗户里探出两张脸,一动不动,一直望着路上的人流。太远,看不到表情,也听不见声音,那窗里仅是两个黑点。可站在他们的位置,这路上无疑也是一大群移动的黑点,无比巨大的白色厂房背景下,他们渺小而一致。

【三】
这个工厂的工人们用双手支配着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不断刷新着令人激动的贸易纪录,连续7年内地出口额排名第一。但是似乎在他们操纵机器的同时,机器也操纵了他们:零部件在流水线上的一个个环节中流过,加工成型;他们单一而纯粹的青春,也在机器的特有节奏中消磨。
凌晨四点,我上完厕所侧耳贴在车间走廊的墙壁上,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从四面传来,频率稳定不息,那是这个工厂的心跳。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种固有频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饭,我此刻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没有人催促的情况下会在工厂的路上走得那么快,会在食堂里吃得那么急,虽然并不舒服。你就像每个零部件一样,进入了这条流水线,顺从于那节奏,隶属于那凌晨四点的心跳,无法逃逸。
当深圳,这个曾经的边陲小镇一跃而成为珠三角东岸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背后,我遇到的却是一群迷惘焦虑的年轻人。《时代》杂志在2009年把中国工人作为了年度封面人物,这本杂志说,中国工人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然而所谓“坚毅”,却是忍耐机器异化、资本侵蚀所必需的品质。这样的“坚毅”,还是他们可承受之重吗?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殆尽。
这个容纳四十多万人的巨型工厂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它提供食宿,规模达到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与同类相较之下,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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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中国代工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压榨劳动力

  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作者:谢国忠

  扼杀梦想之后

  新一代中国农民工出生于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之后,在飞速发展的经济中长大。这一代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生存,他们往往有更高的追求和向往。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同龄人并无太大差异。当今中国的管理者,包括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大多是在贫困环境中长大。他们视收入的边际增长为生活的主要目标,此外别无他求,对周遭环境好坏也并不太在意。两代人观念的鸿沟,就是地产泡沫和最近劳资紧张背后的压力源头。

  如果中国的体制始终无法满足新一代的需求,那么,不久的将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很可能集中爆发。

  机器与人

  十年前,我曾参观某家电子制造承包商的工厂流水线。一排排年轻姑娘专注地将零部件组装到一起。工厂对她们的如厕和小憩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即使是在休息时间,她们也只能坐在指定的长椅上。车间经理告诉我,这些人都只有18岁,“这活儿需要手指灵活的工人。过几年,我们再换另一批18岁左右的女孩。”

  参观之后,我写了篇文章,陈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经济的奇迹就是依赖那些极端温顺听话的中国工人。从这一经济动力中获益的,不仅有提供技术、品牌和分销渠道的西方企业,还有设在中国的外包制造公司。后者尤以利用中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著称。目前,代工行业发展最成功的当属中国台湾企业。

  卓别林在影片《摩登时代》中,曾借助滑稽表演,将现代工厂体系不人道的本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当今大多数发达国家,卓别林模仿的那些场景早已了无踪迹。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工厂主只好购买自动化设备来取代人力,比如,现代化的汽车装配厂主要由机器人来操作生产。

  可是,当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外包到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供应充足的环境下,资本密集型生产发生了改变。一些工厂以人力取代机器起家,包括一些电池制造商在内。这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外包模式—特别是电子制造业的外包—将这一模式用到极致,利用廉价劳动力最大化体现规模经济效应。

  规模经济通常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关联。如果企业需要一笔固定投资,那么,它需要一定的规模以取得投资回报。在中国,外包业务劳动密集型特点突出,同时也规模巨大。有些企业雇佣了数以十万计的工人(通常在同一地点)工作。它们是如何发展规模经济的?

  我认为,有两大因素促进这类企业的壮大。其一,与苹果公司或惠普公司这样的大客户建立伙伴关系并不容易。通常看来,长达数年的沟通往来才能获得对方的信任。在同行中脱颖而出的供应商更容易获得青睐。随着时间的推移,供应商的总量不断减少。因此,坚持下来的供应商规模不断扩大,其规模经济效应源于优质的客户关系管理。

  其二是劳动力管理。这也许比第一点更重要。一家成功的中国代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力。这与公司的组织制度密不可分。如果一家公司聘用了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员工,那么,相应地,它需要一个庞大体系来组织招聘、安排住宿、提供培训以及管理员工。

  军事化管理溯源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希望迅速实现工业化,同时面临着农业劳动力转化为工业劳动力的挑战。日本企业选择军队作为学习的范本。因为当时军队也面临着类似问题:需要将农村男孩训练为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军队采取了压力最大化和严格的全盘管制的方法。这样一来,工厂制服、早操、忠于公司的观念教化等,成为后来日本工厂的特点。

  这套体系也推广到了其他东亚地区。台湾受其影响尤其深远。由于台企深谙日本的管理模式,又对中国劳动力市场颇为了解,它们在中国大陆的工厂管理甚至比日本在华工厂更“出色”。

  台湾的成功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转型。这样一来,跨国公司专注于研发,以及品牌推广和分销。

  美国的品牌公司、其分销公司和台商代工公司之间的盈利关系可持续的前提是,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并且中国工人仍然愿意接受工厂的工作条件。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持乐观态度。我看到很多华工为多挣一点钱去很远的地方干活,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吃苦文化”的影响;二是家庭责任的要求。代工厂的女孩子们一个月能挣100美元,用来付弟弟的学费,给妈妈买药,(如果可能)为家人买处房子。她为家庭牺牲自己,换句话说,她并没有自己的人生。

  归根结底,她们当时接受艰难的环境基于三个因素:其一,她能吃苦;其二,她们家需要这笔钱过活;其三,当时物价较低,100美元已经是很多钱了。

  如今,这三个因素都发生了变化。首先,中国的新一代不太愿意吃苦。他们是中国经济腾飞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不必担心挨饿受冻。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有些村庄也许没有严格执行,但总体而言出生率已经大大下降,所以,这一代是在父母的宠爱中长大的。不是那么爱吃苦的性格特点,使中国的青少年与其他国家同龄人有了更多共性。

  其次,农村家庭的生活也没有十年前那么差了。每户要供养的孩子更少。政府比以前更关注农村教育;有了医疗保险体系,家庭因病而陷入经济危机的情况减少;大多数农村家庭都建了自己的房子。当代农村青年肩上的家庭责任,不如以前那样沉重、那样迫切。

  第三,通货膨胀已经严重侵蚀了收入的价值。今天的农村青年渴望生活在大城市,但城市房价增速比他们工资的增速还快2倍。他们的梦想比十年前更难实现。

  时代变了

  最近发生在富士康等企业的事件,意味着一个新面目的中国出现了:劳动力资源不如以前充足,劳工不如以前温顺听话。在以上事件中,政府和企业的应对方式暴露了它们对这一事实的无知。它们仍然以为这些只是个别事件,通过施压和收买就可以恢复“正常”局面。

  在此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代沟以及当地政府和企业不寻常关系。今天的青年和上一代好像来自不同的世纪。而当今的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都属于他们的父辈。从近期的劳工危机来看,政商界似乎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处理劳工危机的。

  统治者的决策往往以短期边际效应最大化出发,而不会考虑个人梦想或长期目标。

  现在的年轻人更关心自己未来的发展。他们想在大城市定居;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一样,他们期待从事有趣、高薪的工作。当前的工厂体系无法满足他们的梦想。那些工厂通常远离市区、比较封闭。离开农村来到工厂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在这里比在家乡更孤单。他们身处城市和农村之外,过着最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现有薪酬制度下,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基本工资很低,只有通过大量的加班才可能挣得接近2000元的月收入。他们没有时间来规划、提高自我,或者融入城市。几年后,他们将失去青春和工作,却仍然没有能力或财力来享受城市生活。

  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当然会问:为什么现在的工人不能像十年前一样接受上述情况呢?他们不明白,时代变了。上一代的工人关注的是亲人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未来。

  地方政府和工厂业主的特殊关系,是解决或避免劳工问题的阻力。大多数沿海工厂都从内陆招工。当地政府与工人几乎没有任何责任关系。另一方面,因为税收和其他收益的缘故,政府与工厂业主的关系非常紧密。处理劳工问题时,当地政府自然站在企业那一边。

  为改善现状,中央政府应该严格审批远离市区的大型工厂用地。未来的工厂应靠近发展完善的城市,像其他国家那样鼓励工人租用当地房屋,而不是过宿舍生活。他们应该得到融入城市生活的机会。最好的办法是将厂址设在工人住地附近。

  尽管有些人意识到了中国劳动力的挑战,但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或许对此还没有清楚认识。维持原有模式和保护西方客户业务的冲动,蒙蔽了他们的眼睛。处理富士康这类危机时,他们采取的措施治标不治本。我担心更严重的类似危机还会再次发生。

  最终,市场力量将打垮当前的制度。工人可以选择离开。他们可以参与城市服务业。虽然工资可能有点低,但生活要好得多。而且,他们有机会融入城市生活。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终将迫使工厂在劳动力密集的地方选址,并提供人性化的工作条件。拒绝改变的沿海当地政府将是最大的输家。为了保证收入,政府希望与工厂站在一边,但最终他们将失去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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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查报告之卷首语 / RealFoxconn
2010-09-24 11:58

自杀抑或他杀?

——解开富士康自杀事件之谜

今年1月23日至5月27日短短四个月期间,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科技集团(下文简称“富士康”)陆续有13名员工以跳楼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连环跳楼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5月27日,由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和公安部组织的中央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富士康进行了调查;。在民间,从传媒到社会团体,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都以各自的方式,对“自杀事件”进行着反思、讨论与行动。

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如今,“跳楼事件”已渐渐平息,但是人们对于跳楼事件背后的原因,对于80余万富士康员工的境遇,对于富士康管理运营模式的关注一直都没有停止。因为人们在怀念逝去生命的同时,更希望知道怎样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人们意识到,我们有着1.5亿外出农民工,我们的国家被称为“世界工厂”,这样的“连环跳楼事件”不是特殊事件,而是一个标志,是一种警醒。

但是人们发现,要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不容易。富士康这个有着80万员工,生产着全世界几乎所有著名高端电子产品的代工“帝国”其实是神秘的,是筑起了高高围墙的。人们不知道上调工资、开设关爱热线这样的措施是否解决了员工的问题,也不知道富士康是否如其宣称的是一个守法且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模范企业”,更不知道代工“帝国”的光环背后一代代工人付出的青春与血汗。



于是,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关切,对真相的渴求,以及了解代工企业生产管理模式的愿望,今年5月-8月底期间,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在内的,来自两岸三地约20所高校的60多名师生对富士康在大陆的工厂进行了实地调查。

通过调查,我们希望能够了解工人生产生活的真实情况,找到富士康在工厂管理方面的问题并对此提出建议,希望富士康在为国家GDP总量作出贡献的同时,落实工人的合法权益,改善工人的福利,承担起应尽的企业社会责任。富士康作为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它的改进必然具有强大的示范作用,对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我们知道改善工人的生活境遇,不单是企业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职责。因此,我们也希望通过此调查给国务院以及相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切实保障工人权益,提高工人福利水平,使得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更加平衡和谐。



本次调查涉及富士康位于深圳、南京、昆山、杭州、天津、廊坊、太原、上海、武汉等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共7省市的12个厂区。调查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共获得有效问卷1736份,其中在深圳与昆山两个历史最长、工人密度最高的厂区集中获得有效问卷1500份,其他地区以深度访谈为主,共获得访谈案例约300个。另外还有14名调查团成员进入了富士康,亲身经历数十天的打工生活,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第一部分 走进富士康

通过大量详实的资料,我们将以一系列的报告揭示富士康存在的问题,为公众深入了解富士康的整体运作提供基础。

系列之一:被“绑架”的学生工 

在富士康的深圳、昆山、太原、武汉、上海厂区,均存在大量滥用学生工的情况,在某些车间,学生工使用率竟高达50%。富士康利用无须跟学生工签正式劳动合同、无需为他们缴纳社保的法律漏洞,大规模使用学生工作为廉价劳动力。富士康更公然违法,强迫学生工超时加班,强制未成年工加夜班。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在出现工伤时,学生工陷入企业、学校、政府“三不管”的困境中。



系列之二:21世纪的工人“集中营”?



A. 工厂管理:规训与惩罚的军营

调查发现,富士康的管理模式最显著的特征是“人训话管理”而非“人性化管理”,“高效”的生产以牺牲工人的尊严为代价,其本质是劳动的严重异化与剥削。具体而言,包括工时超长与劳动强度极大,工人反映“累得眼泪掉下来”;工资方面,实质上“涨工资是明升暗降”;劳动过程的管理原则是“服从,服从,绝对服从!”,导致出现“把人当机器,活着没意思”的困局;门禁制度严格,工人感觉“工厂像监狱”;“你的命运不在你手里,在主管手里”……总之,对工人而言,富士康是一个新时代专制主义的工人集中营。



B.生活空间:囚在富士康帝国



调查发现,富士康表面上为工人提供了食宿与娱乐设施等“便利”,但实际上工人的休息时间、宿舍生活都被纳入工厂管理,服务于“零存货生产”(just in time production)的全球生产策略。实质上,工人的生活空间仅仅是车间的延续,工人的饮食、睡眠、盥洗等日常生活也像流水线一样被安排。具体来说,吃的饭“你要忘记它的味道”,住在宿舍“像在坐牢一样”,而且还要“做义工以换取居住权”,“一星期休息一天,很少有时间娱乐了”。而工厂外面的社区则不但容易遭抢劫而且只要风闻涨工资,周边的房租、日常消费就全都涨起来了。因此,工人在工厂内外的社会空间面临双重挤压,以至于在事实上被剥夺了生活的全部空间,犹如被囚禁在这个代工帝国之中。



系列之三:出卖血汗还要出卖血肉?——职业危害与工伤调查报告



调研组走进工业区附近的医院探访了富士康工伤员工,深入访谈了10余名工伤患者和职业病隐患受害者,结果让人震惊。调查发现,在职业安全方面,电镀、冲压、抛光等车间工作环境极其恶劣,职业安全隐患诸多,工伤频发、工伤瞒报谎报、处理不规范等问题十分严重。在医院探访中,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富士康严格的“三级连坐”制度,工伤事故往往被基层管理部门层层瞒报,通过“私了”的非法手段解决。因此,受伤的工人虽然缴纳了社会保险,其医疗费用和赔偿却依然得不到保障。用这种“私了”的违法手段处理工伤的现象在不同厂区都有出现。如此,工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工人在出卖血汗的同时还要出卖自己的血肉。



系列之四:工会何在?——求助无门的富士康工人

在1736位问卷调查受访者中,近九成工人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四成工人表示工厂没有工会,大部分人不知道工会的职能,我们不禁要问,在工人面对种种问题之时,在他们的权益遭到侵害之时,富士康的工会何在?。在深入访谈中,受访者表示:“没听说工会干的是什么”;“有问题反映了也没用”;“他们和企业是一伙的”。在监督企业合法运营方面,工会也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在探访工伤和自杀幸存工友期间,我们没有看到工会的影子,更不用说工会代表工人向富士康争取工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部分 揭露伪善的面目



一、富士康五大违法违规行为

富士康历来以“自觉守法”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然而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富士康实际上存在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仅就调查结果来看,富士康已经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见习条例》等法律法规。



1、强制加班、超时加班——违反《劳动法》

根据《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工厂每月加班时长累计不得超过36小时。然而,富士康工人的每月加班时间在发生“跳楼事件”之前超过100小时,“跳楼事件”后还保持在80小时以上,大大超过劳动法规定的最高限。名义上的“自愿”加班,实际是在每个月初要求工人签署《自愿加班切结书》,可见是变相强制性加班。如果工人不签署,整个月都丧失加班机会,并且会受到种种惩罚。

2、克扣加班费——违反《劳动法》

在跳楼事件之后,富士康严格规定每月加班时间按80小时计算工资,超出80小时的部分,不支付加班工资。有工人反映,在每天10小时工作时间内未完成生产定额的情况下,管理者会强迫整条生产线的工人义务加班。根据《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富士康的此种行为不仅违反了《劳动法》有关限制加班时间的规定,更克扣了工人应得的加班工资。

3、滥用学生工——违反《实习见习条例》

调查发现,在富士康的许多厂区均存在大量滥用学生工的情况,在某些车间,学生工使用率高到50%。如深圳龙华CMMSG事业群一个生产车间里2600人中有700-1000为暑期学生工;根据昆山厂区外中介所述,暑假期间进厂打工的学生实习工为10000人,而整个厂区的员工数为60000人。廊坊工业区有30000多员工,其中5000名以上为学生工。

对于年少的实习生与未成年工人,富士康也像普通工人一样对待,每月加班超过八十小时,并且实行日夜班轮换制度,每三周或每月换一次班。根据《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见习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学生周实习时间不得超过四十小时”,富士康这种强迫学生进行高强度加班的行为,已经严重地违反了条例规定。



4、漠视职业安全隐患——违反《劳动法》、《职业病防治法》

《劳动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然而,据一位在富士康工作长达十六年的工人反映,他从事电镀工作,长期接触铅、镍、氰化物,氨气等有毒有害物质,但在他工作期间,并未依规定进行定期职业健康检查,仅做过两次职业预防普检,且未做血液重金属项目检测。富士康这种漠视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



5、“私了”工伤事故——违反《工伤保险条例》

在工伤处理方面,生产车间里的三级管理人员联合隐瞒工伤情况,并且强迫与工伤工人“私了”,导致工人赔偿不足,无法得到工伤保险条例的保护。在医院探访中,多名工伤工人反映管理人员不允许他们进行工伤鉴定,他们需要垫付医药费,有的甚至因为无力垫付而导致伤情恶化,更不要说获得法定的工伤赔偿。

可见,富士康并非它所声称的那样是个“守法”模范,而是明目张胆地逃避法定责任,侵害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二、富士康误导公众、欺骗工人

1、加薪是假的!

在“连环跳楼事件”之后,富士康宣称6月份起工厂会为工人加薪30%。这一消息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有经济学家担忧富士康的大幅加薪会影响其企业运营,也会对其他企业造成巨大压力。

然而,以富士康加薪前1100元的基本月薪为基准,加薪后工人的基本工资仅为1200元,这与前者相比仅增加了9.1%。可见,加薪30%只是富士康为了应对公共危机、逃避舆论谴责,慌乱中下的虚假承诺。

此外,不少工人指出自己的实际月收入并没有增加,以生产线的普工为例,五月份的工资在1800左右,加薪后,七月份工资约2000元,但同时,富士康取消了工人的年资津贴和季度奖等福利。工人也反映,加薪之后,生产排配明显增加,工作压力加大;另外,富士康在违反加班时长规定的情况下,还克扣了工人的加班费,如前所述,每月超过80小时加班时数的部分没有支付加班费。许多工人批评这次涨薪是“明升暗降”。

2、名不副实的关爱中心

跳楼事件后,富士康火速成立了员工关爱中心,并且开通员工关爱热线,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关爱中心不但不能够真正解决工人的需求,反而把工人的求助或投诉信息直接返回基层管理部门,侵犯了工人的隐私,给工人带来巨大压力。关爱中心设置的24小时通报机制,针对员工心理异常状况,设立有奖通报热线,然而这一“关爱”举措事实上成为富士康排查“问题”工人的工具。一旦一个工人被“举报”,这一信息很快会到达基层管理部门,由基层管理人员层层评定,转交关爱中心处理跟进。工人只要比平常沉默一些,或是情绪化一些,就可能被“心理咨询师”怀疑有心理问题,24小时之内就会被迫自动离职回家。因而,所谓“关爱中心”并非真的关心工人的身心健康,反而是富士康不顾工人权益、逃避责任的“有效工具”,杜绝一切“自杀隐患”,工人的一切都掌握在工厂的控制之中。

除此之外,一万人的非自发性的反自杀“誓师大会”,究竟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还是对工人的精神绑架?背诵郭台铭“语录”究竟是培养企业忠诚度还是引导工人个人崇拜?

第三部分 工人眼中真实的富士康



调查中我们发现,56.3%的受访者到富士康工作都不满半年,由此可见,它的人员流失速度之快、数量之大。尽管富士康在同类代工企业中工资福利是相对较好的,却仍然留不住人,可见,富士康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形成了一股推力,将工人向外“推”。

这种推力首先体现在生产车间里。日夜重复的劳动动作,极高的工作强度,使工人对工作没有任何的新鲜感、成就感、主动感,只能感到十分的“枯燥”、“累”、 “不人性”……当我们问道“你觉得自己在工厂里是什么角色”的时候,答案让我们心痛。我们心痛于工人境遇的悲惨,工人的绝望,还有工人的透彻。他们说: “我们比机器还要像机器”;“空调是用来给机器服务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处于所有劳动关系的最底端,他们的地位甚至低于没有生命的机器。“工人是用来被机器损耗的”,这是一个工人对工人与机器关系的精辟概括;“我只是车间里的一粒灰尘”,这是组长线长们对无限次对工人训话后,工人产生的自我“重新”认识。以上种种使得无力反抗的工人只能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中贬低自身的价值,消磨生命的意义感。

这种推力还隐藏在生活管理之中。在富士康工作,就不存在真正的休息,真正意义的生活。宿舍并不是工人得以生活的场所,而只是工厂政体的延伸。除了拥挤导致休息经常受到干扰,不少宿舍条件设备太差之外,宿舍管理非常严苛、无理:工人不得自己洗衣服,不得用吹风机吹头发,夜晚11点前必须归宿……违者都有重罚。在宿舍安排上,老乡绝对不会被安排在相同的房间,一个车间的同事也绝不会住在同一间宿舍,这种原子化的管理方式,使得工人之间在生产之外的生活被完全割裂,工人除了孤独,只能冷漠,这使得工人失去了人身自由与个人空间。

可见,这种肉体、空间、精神上极度压抑的宿舍劳动体制把一个正常的工人逼到崩溃的边缘、死亡的悬崖上。不少工人在受访中用到“牢笼”、“监狱”这样的词汇形容他们眼中的富士康。然而,这是不是造成“跳楼事件”的全部原因呢?并不尽然。他们可以选择离开富士康,尽管离开的手续不简单。调查过程中,我们也遇到离开富士康,或者曾经离开过富士康的工人。很多工人在离开时都会很豪气地大呼:“我把老板炒掉了!”;“老子终于离开富士康了!”。但是,离开的人仍然是难以找到发展前景的。事实上他们不少人在其他工厂干了几个月,就又回到富士康;也有不少回家乡创业的人,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创业无门,几个月之后回到城市,其中有些又回到富士康。他们除了富士康,或是像富士康这样的工厂,无路可去。



结语

在富士康调查时,每当我们提到“连环跳楼”事件,上到管理人员,下到普工,绝大多数被访者的反应都异常冷静。大部分人认为,自杀是个人的行为,与个人性格相关性最大,不一定是工厂造成的,并表示自己不可能这样选择。然而,在他们表述对工厂的管理制度与个人工作生活的感受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十分“不冷静”地向我们倾诉。压抑、枯燥、乏味、辛苦、忙碌、累、没前途、无聊、无奈、空虚是他们对于富士康的描述中使用最多的词汇。如果他们与自杀者绝非同类,他们的个人感受当中为何会有这些词汇频繁、密集的出现呢?

正如他们所形容的,富士康帝国改变了他们的性情,格式化了他们的头脑,禁锢了他们的思维。尽管每个人抗压能力、消解压力方式不同,但是他们都被富士康改变了、改变着。“压抑”、“累”、“空虚”构建了一个新时代工人集中营的精神面貌,囚笼般的生产和生活遮蔽了他们探视事件背后真相的双眼,麻木了他们的同情心,减弱了他们自我保护的意识。

事实上,无论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富士康工人,都是挣扎着的同一类人。跳楼的人选择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来控诉;而活着的人则默默忍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劳役,甚至徘徊在精神死亡的边缘,他们不知道是否只能向专横的管理制度妥协,也不知道他们的未来在何处。

但是,没有人应该这样地牺牲,也没有人应该默默地忍受。无论资本,还是体制,都没有权力以剥夺工人的生命与尊严去实现所谓“合法”的“宏伟”目标。这样的环境是应该改变,也是必须改变的。

自杀抑或他杀?自杀即是他杀。





作者:“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

2010年9月

联系人:卢晖临、郭于华、潘毅



高校师生团队成员来自: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南京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上海大学

中山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暨南大学

广州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台湾大学

台湾清华大学

台湾中山大学

台湾世新大学

台湾东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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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查系列报告之一 / RealFoxconn
2010-09-27 22:02 | 阅读(10159) | 标签: 时事观点, 富士康, 调查报告 | 字号:大 中 小

——以“实习”之名,滥用和剥削学生劳动力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收集了大量详实的资料,反映了富士康诸多方面的问题。在整合综合调查报告的过程中,我们将陆续向社会发布重大发现。此次我们发布的是富士康滥用学生工的问题。)



★ 富士康滥用学生工



在进入富士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与生活状况时,我们均发现,由学校组织集体前来富士康进行实习的学生工已经成为富士康在全国各地工厂中的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富士康,这个电子产业中的“巨无霸”为何要如此大规模地使用学生这个群体作为其劳动力?学生工在工厂里的境况如何,与正式员工相比他们的待遇、工时、工作强度是否有所不同?他们对实习、学校、富士康的看法又是如何的呢?



以下关于富士康雇佣学生工的调查的实证资料来源为富士康深圳龙华、观澜,南京、昆山、武汉厂区。



一 富士康使用学生工的基本情况



1 规模:

调研组发现,在富士康的深圳、昆山、太原、武汉厂区,均存在大量使用学生工的情况,在某些车间,学生工占车间工人总数高达50%。如深圳龙华CMMSG事业群一个生产车间里2600人中有700-1000为暑期学生工;一位流水线上检测手机功能的学生工说,她们车间共有1000多人,约有一半是学生工;在武汉厂区的问卷调查中,发现17%的工人为学生工;根据昆山厂区外中介所述,暑假期间进厂打工的学生实习工为10000人,而整个厂区的员工数为60000人的。



下表为部分确知校名的学校输送学生进入富士康的情况:

学校 数量 地点

濮阳创业培训中心 1000多名 深圳富士康,分三批进厂

河口连营职业技术学校 1000多名 深圳富士康,分两批进厂

重庆黔江区民族职业教育中心 约800名 深圳富士康

重庆涪陵创新学校 400多名 昆山富士康

洮河机电工程学校 100多名 昆山富士康

河南商务电子学校 100多名 深圳富士康

山东聊城市技工学校 72名 昆山富士康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未知 深圳富士康



由此可知,暑期前来富士康“实习”的学生工数目之庞大。



2 学校来源与专业方向:

根据访谈以及富士康人力资源部门的员工介绍,来到富士康实习的学生基本都来自一些职业技术学校,有技校、中专,也有大专。我们在调查中所遇到的学生工也大多来自技校和中专的二年级或三年级学生,大多是年龄集中在16到18岁之间的未成年人。这些学生大都是通过学校组织进入富士康的,暑期学生工主要来自于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省的中专院校。据人力资源部职员(人资)反映,其中也有小部分大专与本科生来实习,此外,“工厂跟一些中专、大专的院校达成协议,暑假过了以后有些人可能会毕业,或者处在实践阶段的学生,他们可能会留下来。”

至于所学专业,答案中出现频率最多的是数控、激光、师范这些看似与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作毫无关联的专业。



3 实习时间:

大多数的暑期学生工是实习2个月,也有相当一部分是6-7个月,少数为1年,时间最长的学生工签订的合同时长为2年。



4 劳动合同:

对于是否签订过劳动合同以及合同签订时间,调研组发现受访者回答不一。有些反映一进厂就曾签订合同,有些则说进厂半年多才签订,还有些说没有签订过。



5 底薪:

绝大多数实习生底薪与正式员工一样,都是每月1200元。



6 社会保险:

几乎所有的学生工受访者都反映没有社会保险。生病后所有医药费必须自己承担。然而,受访的人资却表示,虽然没有社保,但是公司会为他们购买雇主责任险,可以报销医药费。



7 加班及加班工资:

调研组发现,关于加班及加班工资情况也有很多种说法,不同厂区、不同事业群的安排有所不同。大部分受访者反映大多数时候加班两小时,周末可以休息一天,加班工资与普工一样;少部分人反映与普工一样需要加班,但无加班工资,原因是学生工效率比较低,甚至还有主管说“你们没有创造利润,所以不能给加班费”;极少部分人反映由于未成年,不能安排加班;少部分人反映要上夜班,每三周倒一次班。



然而据受访的人资介绍,暑期学生工与正式职工同工同酬,底薪都是1200元,再加上加班费。加班与否主要是看所在事业群的繁忙程度,在加班问题上没有正式员工与学生工之分。

总体而言,富士康的学生工除了身份与正式工人不一样,在签订劳动合同与购买社会保险方面没有享有正式工人的待遇以外,在工作时长、工资和加班费、从事的工种、劳动环境等与正式普工完全一样。



二 学生工:灵活、廉价、驯服的劳动力?——问题与分析



访谈员:工厂现在进了很多技校的学生,来三个月、半年的。你们认为厂方为什么要请这些学生,而不是像你们这样全职的?

受访工人:像去年、前年,他(指厂方)都是这样招的。在暑期,都是招这样短期的。因为过年的时候,他就没事做了嘛,就用不了这么多人了。那时他们(学生工)合同到期,就都走了。如果没有学校这些人来的话,他可能也会找短期工。 (注1)



★ 何谓“学生工”?



学生工,从字面意义理解,就是以学生的身份进入用人单位打工;在法律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实习生”。但是,学生工在实习期间,他的身份是学生还是劳动者呢?他是否与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享有一样的劳动权益和保障呢?



根据1995年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309号文)中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而一些法律专业网站上对实习生的解释是“法律上区别是否实习的唯一标准就是学生的身份,即以学生身份到用人单位去的包括假期的勤工俭学等,属于实习,不视为就业......实习期不受劳动法保护,一般来说(除了有特定法律意义的实习之外)在校学生在学校安排下或者利用课余时间到单位进行实习,因在此时全日制学生还是学生身份而不受劳动法调整和保护,他与用人单位建立的也不是劳动关系。由于学生不是劳动法调整的对象,学生和实习单位之间发生的争议不能作为劳动争议处理。如果出现工伤等问题,可通过民事纠纷的渠道解决。”(注二)



一方面是企业在面临订单多而急的生产旺季(每年的五月到十一月)急需大量具备一定素质的、便于管理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是法律没有赋予对实习生群体与劳动者同等意义的劳动保障,“学生工”,作为中国“世界工厂”最为灵活、廉价和驯服的劳动力,成为了代工厂巨头富士康的法宝。富士康可以在劳动力最缺乏的生产旺季,通过与职业学校、中专、大专院校合作,获得来源稳定、大量的年轻高素质廉价劳动力,而到了生产淡季,富士康则可以根据生产需要灵活地让学校安排时间结束实习期,不费代价地把这批劳动力送回学校,无须为这批劳动力支付社会保险费用,更不需要像解雇正式工人那样支付经济补偿。



★ 学生抑或劳工?



  虽然这些学生是以实习的名义进入富士康工作,然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被电脑随机地分在与自己专业毫不相关的流水线上,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实习。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不得安排学生每天顶岗实习超过8小时;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可是绝大多数学生都被安排加班2小时,一天工作10小时,还有超时加班的情况。这说明工厂实际上并没把他们当成实习生,而是按照正式工人的产量要求、工作强度、工作时长进行工作。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应对企业技工荒进一步做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规定:“不得安排学生在风险较大、非本专业对口行业或者其他不适宜学生的岗位顶岗实习,如从事高空、井下、放射性、高毒、易燃易爆、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和酒吧、夜总会、歌厅、洗浴中心等营业性娱乐场所”



然而,在富士康的实习生当中,企业和学校并没有阻止学生在具有“放射性”、缺乏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下工作(后文将详述);“专业不对口”更是比比皆是:学习工商管理的小玲被安排在流水线上做操控;学习数控的小辉被安排在苹果电脑的生产线上做手机外壳的加工;学汽修的小于被安排去给电脑风扇贴标签;学车床专业并热爱这一专业的的小唐却被安排在流水线上生产苹果电脑的开始键……不少学生抱怨说:

“被学校骗了啊。”

“我感觉我学的专业,就是白学了,没用上。”

“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在这边都能上,跟学校学的东西没关系”……

“在富士康学不到什么技能,每天就是重复一两个简单的动作,像个机器人一样……”(注3)



这些足以证明,富士康是以“实习”之名,让这些学生行“打工”之实,在生产旺季,帮忙增加产量,提高利润;在生产淡季,又不会增加企业成本;在出现用工荒时,能够及时填补人力缺失。富士康正是利用了法律上无须跟他们签正式劳动合同、无需社保,大量、廉价地使用他们。



★劳动并受伤着



根据教育部规定,实习生工作时间是8小时,不得安排实习生加班。但是,大部分学生工每天工作10小时,周末加班一天,累计一周加班20小时(即使是有加班工资,这也是违规的)。除了这种一般性加班之外,还存在着变相加班的情况,也就是工人完不成一天的任务量时被要求义务加班。据刚满16周岁的安徽籍学生工小翠说,她所在的线工作都比较慢,工作做不完都堆在那里,下班都要比别人晚,但每天十小时工作时间之外的时间却不被计入加班,因而他们拿的工资是与其他线一样的。另外,学生工们也被要求上夜班,这对于未成年学生为主体的实习生来说,是很不人道的。据小翠说,她们三周倒一次夜班,她上过一轮夜班后,感觉很不好,之后晚上都睡不着觉。(注4)



以下是调研组访谈人员在富士康观澜园区与一名实习生的对话:

小玲:我的眼睛每天都不舒服。我每天都感觉腹痛恶心。而且我每天上下班都要 带着一把刀。(苦笑)你看我的手。

访谈人员:都是划痕啊!

小玲:是啊,都是刀划的。

孔:没有什么护具吗?

访谈人员:根本起不到作用啊。我的手还是这样。而且带来手套反而会影响效率,我们每天的工作量都是很大的,带了手套,会影响我的工作效率的。有时候忙起来,我甚至连上厕所、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而在富士康的武汉厂区,一名受访实习生则对访谈人员说:

“我们线上干的是打蜡钉的活,女生都干不来。蜡钉枪有好几斤重,一天干下来肩也痛、胳膊也痛,手都抖个不停。就昨天一个人肩疼得都动不了了……”

深圳观澜园区的一名学生工诉说道:

“我从家里来到深圳时有140斤重,两个月的时间减了将近20斤……主要还是累,因为总是做着工作,肩膀总是酸痛……”



即使这并非每个学生工遭遇的状况,他们的工作强度、工种视乎岗位而变化,然后从诸多访谈中我们发现不少学生工们的工作强度很大,有的甚至超过了他们身体的承受能力;个别工种更是对身体造成的难以避免的危害。



至于是否进行岗前安全教育以及签订关于实习的三方协议,另外一位学生工小陈回忆道——

“那上面有一条写的有无对身体有害的,上面比如说有噪音,辐射什么的,那一栏是写有或者没有,它给我们直接杠掉了,等于说就是没有,但是我们工作中都有,我们那个车间里面好吵,每天吵得耳朵都受不了,而且有些工站就有辐射嘛,比如说那个焊锡啊。他们就没给我们机会,他让我们签。 ”(注5)



即使不能认定这是普遍现象,也不知道话语中的“他们”指的是富士康还是学校,抑或是两者,但至少在一部分范围内,三方中的主体——学生,完全被迫“失声” 了,企业、学校将他们强制性地安排进车间。



在通过对学生工的访谈我们已经知道富士康并未给他们办理社会保险,但是富士康人资说,“尽管没有社保,公司会给学生工购买雇主责任险。如果学生工有生病、感冒看医生要报销,也是和正式员工一样。”富士康人力资源部门声称如果学生工生了病,哪怕是需要动手术的大病,厂方也是可以给予报销的,不过需要学生工本人先垫付医药费。然而在实际的访谈中,调研组却了解到个别学生工在实习期间感冒生病了,因为没有社保卡,不能报销,要自己出钱 (注6)。厂方并没有告知他们可以让他们报销医疗费用。



没有工伤保险、没有医疗保险,倘若学生工在实习期间受了工伤,也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的方法向用人单位索取赔偿。而众所周知,民法对于被雇用者的保障远不及劳动法,而且追诉的程序也更为复杂和漫长。作为更应受保护的未成年学生,他们在以实习为名的劳动中却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劳动保障,这也是调研组所发现的最为滑稽而严重的问题之一。



★学校与企业:共生的利益链



2006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即16号文,意见提出,高职院校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文件的核心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这一件对于企业来说,在实践企业社会责任的美好光环背后,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国家认可”、长期稳定的学生劳动力来源。除了旺季可帮忙干活,淡季无须承担过多成本之外,也解了近几年的“民工荒”的燃眉之急。

而对于绝大多数高等、中等职业教育学院来说,这一消息则是给办学资金缺乏的他们,指出了一套明路。通过“工学结合”、培养综合性人才的模式,可以提升他们对于报读学生的吸引力,可以为学费的提高增加合理性,还可以有其他收益……

这对企业和学校都无异于利好消息,决定了他们的“亲密合作”。



于是,工厂大胆地让实习生们干足干满10小时,打着为他们购买雇主责任险的幌子,尽可能降低用人成本;学校会寻找或许与学生所学专业毫不相干但效益很好的工厂进行实习合作;学校会安排不到规定年级的学生开始实习;学校会对工厂让实习生加班不闻不问,不惜违反教育部“职业学校与实习单位要共同遵守国家有关教育培训、劳动就业、生产安全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妥善安排实习、生产和服务活动,保障学生的各项合法权益”的规定。

在学校与企业共谋的关系中,还有一个“好帮手”——职业中介所。尽管教育部明确规定:“不得通过中介机构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实习工作”。



在昆山富士康厂区外,一名中介工作人员向调研组介绍到:

“我有个朋友在山东一所技校当老师,我就和他们学校合作,我不收学生的钱的,但是老师好像收的,介绍他们去富士康工作,我从富士康拿钱,一个人30元。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是直接收,中介费从求职人那里拿,也和学校合作,学校也给钱,按人头给,其实就是学生的钱。”



而另一位中介老板则更加直言不讳:

“这边中介公司的老板都与企业中的老总(人资部管理人员)有联系,企业老总先和中介老板说需要多少人,中介负责找人,中介费和老总对半分。如果想让自己的中介公司生意好一点的话,要向企业老总送礼,送几万到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都有,因为这里面利润很大的……”



可见,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学校、中介、企业之间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学生就成为了其中的“冤大头”。然而,在正当的中介费之外,学校和富士康是否还会从中创造及获得更多利益呢?



★实习怪相之富士康



实习怪相之一:老师当监工?



据调研组发现,通过学校安排到富士康实习的学生工们多由老师带队。“老师”,在正常的理解中,应该是指导学生学习知识与技能的,也应该是帮助学生处理在实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的。然而,通过调研访谈,我们却发现这些所谓的带队老师的职能与我们理解的相去甚远。

一位在深圳厂区从事人力资源的员工坦言,自从2010年6月以后(发生了“十二连跳”的时间),深圳富士康已经不对外招工了,而是通过学校招工。他表示,学校会派驻厂老师过来,这些“老师”其实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班长,或者甚至只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人物,或者是中介公司的人。老师主要负责学生的后勤和心理辅导工作,比如说学生每天要和他们报到,部分还要见面,遇到问题了可以向他们反映。这听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然而,当调研组与更多的学生共接触时,从他们口中了解到的“老师”的职能是这样的:

“老师在这里给学生辅导其实是怕一些学生擅自离职,给有情绪的学生做工作,劝他们留下来。” ——深圳龙华园区几名学生工

“实习老师就是防止我们提前离开的,要找他时找不到……”

——深圳观澜园区几名学生工

“我对(合同)内容不是很了解,学校老师让我们签的,如果自己想仔细看就仔细看,反正同学都签了我也就没细看就签了。合约(副本)在老师那,我们自己没有。” ——武汉厂区一名学生工

“我们学校过来的一个男孩子,喜欢上网,就在这边上网,连着两天不上班,被查出来……他一个人上网把学校的名誉搞黑了,单位就不要我们学校的人,说你们学校人不好,不要……所以我们就以别的校名进来的……”

——昆山厂区一名学生工

根据诸多类似的反馈,调研组了解到这些驻厂老师最主要的角色并非是专业实习指导,而是充当厂方的“监工”——让学生们所在的生产岗位可以顺利地完成生产任务,让学生们不要闹情绪,不要聚众闹事,不要擅自离厂等等。老师扮演着替资方“监工”的角色,在学校与企业的共生利益链中,老师也是受惠者。 虽然调研组不确定这些监工老师的工资是从哪里出,但是很明显的是,老师可以从实习中获得补助或者提成,提成的多少一般是按人头算。而能否把学生管理好,让他们驯服于生产管理,驯服于日常管理则是老师们的首要任务。因为一旦学生工中有人滋扰生事、有人不服从生产安排,则会影响整个学校的名声,以后富士康就可能不跟这个学校继续“合作”了。



调研组在访谈期间也发现有个别例子说明学校或者实习老师在整个实习过程中是缺位的。在昆山厂区实习的来自重庆的学生小曹告诉调研人员,他在富士康实习期间,学校曾经派老师过来,但那个老师从来不与学生们联系,而学生们也基本不会找他。他在富士康工作不到半年就因为与人打架受伤入院,在他入院的第二天,他的主管就在车间内宣布他被开除了,而学校在整个过程中都不曾露面。



枯燥乏味的流水线工作、等级森严的车间管理结构以及家庭、朋友等社会支持网络的缺失对学生们的心理健康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学校的代理人却名为“带队老师”,实则扮演着“工厂监工”的角色。他们未能在集体实习阶段,给与学生们学习实践、生活、心理等的正确的指引,也从未能够与企业交涉维护学生合法权益,这确实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一大病征。



实习怪相之二:实习需交费?

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学校在入学时已经缴纳了不少学费,来富士康实习也缴纳了报名费。在南京昆山厂区实习的重庆籍学生小梁说他们来富士康时交给学校800块作为路费。他们是坐火车硬座过来的,火车票也就200多块钱,小梁觉得学校黑了钱。同在昆山实习的小辉说,当时他在学校上了一年半的学,交了3000块的学费,之后,学校就把他们三四百名学生安排到了富士康工作。来之前他们还给学校交了5600块钱,其中4000块是学费,1600块是所谓安置费,来的时候自己付路费,回去的时候学校付。

如此高额的“实习费”,不知学校在联系实习事宜中的成本为多少,还是帮学生购买了任何实习保险呢?在访谈中我们得知是没有保险的。

此外,富士康的“新近学员费用交纳自行调查表”中,我们发现这样一条:“缴交金额超出公司规定上限,公司将协助学员一道责成领队老师将超出部分追回,保证您的权益”。不知从何时起,企业竟和实习生站到一边,一起与学校作斗争!

这些都不得不让人怀疑学校究竟是办学机构还是企业的中介。学校在组织学生进厂实习过程中,究竟能获利多少呢?我们此次的调查无法知道。



实习怪相之三:拿着试卷到工厂举行考试



调研组发现一个更奇特的现象:有些学校为了使长时间的实习不影响“教学”,保证教学能够“顺利进行”、教学任务“顺利完成”,甚至把试卷拿到工厂给学生进行考试交差——

受访者:前一阵学校还组织我们考试来着。

访谈人员:怎么组织啊?

受访者:有一个老师带着试卷给我们考试呗。可笑,我们连书都没有。那个老师帮我们带了一本书来,我们就抄抄那本书,就算考完了。

学校,究竟是以学业为重,还是以生产为重?在这奇特的学校与企业共生利益链之下,人们不难理解,一切都以利益为重。



三 就富士康滥用学生劳动力的几点建议



组织学生到工厂第一线体验生产、巩固专业知识的初衷是好的,也是发展职业教育的必然趋势。然而,对于一些企业和职业学校打着实习的名义,使学生充当常规劳动力,甚至是从中赚取人头费、中介费的行为,不仅仅是现代职业教育的一大病征,也是在今天资本横行中国的一个新现象,这必将引起更大的社会问题。针对富士康等跨国大企业滥用学生劳动力这一问题,调研组呼吁有关部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更正这一行为。基于前文对问题的引述和分析,调研组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富士康应立即停止滥用学生劳动力的行为

作为电子带工业的巨头,富士康从来不缺乏的就是来自各大跨国电子品牌的订单。在订单大而多,客户下单急,生产任务灵活的情况下,学生工成为了企业应付生产旺季而无须支付额外代价的最佳选择。而在使用这些学生劳动力的同时,富士康也没有为这些未来的职业技术人才提供必要的职业技能锻炼,而是简单随机地把他们分配到不同的生产流水线上,完成简单而枯燥的几个动作。不仅如此,富士康也没有为这些常规劳动力购买任何社会保险,使他们处于毫无保障甚至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工作环境中。



调研组认为,富士康这种滥用学生劳动力的行为,远非他所宣称的给学生们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或者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而是仅仅为了满足其灵活和严苛的生产需求。调研组呼吁,富士康应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立即停止滥用学生工。调研组建议,富士康在接收职业学校学生实习时候,应本着双方自愿原则,提供专业对口的实习岗位,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并且为实习生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



2.相关职能部门应规范学生实习的相关制度与法规,规管企业使用实习生的行为 



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加强对使用实习生企业的监管:

(1) 清查并禁止企业以实习之名,迫使学生行打工之实,利用廉价劳动力,为企业增加利润的行为;

(2) 监督企业执行“实习生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不得加班,上夜班”的法规;

(3) 监督企业认真落实《实习见习条例》,包括提供专业对口的实习岗位和恰当的指导;

(4) 监督企业给实习生提供安全的实习环境以及基本保障。



相关职能部门也应该加强监管职业学校的实习管理:

(1) 对借实习牟取中介费、交通费、报名费等的学校予以严惩;

(2) 监督学校落实学生实习责任险;

(3) 督促实习老师完成对学生进行保护、指导和教育的职责;

(4) 加强学生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

(5) 应对实习时间长短进行细化的规定,以防止不法企业或学校盘剥学生从中获利。



系列之二我们将发布富士康工厂管理的报告,对富士康工厂管理问题及工人打工感受进行详细深入探讨。敬请持续关注!



“两岸三地”大学富士康调研组

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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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据调研组在深圳观澜园区访谈。受访工人是在富士康工作了两年的老员工。

注2:资料来源:中国劳动人事网

注3:据调研组在南京昆山、武汉厂区的访谈

注 4:据调研组在深圳观澜园区的访谈

注5:据调研组在南京、昆山厂区的访谈

注6:据调研组在深圳龙华、观澜园区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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