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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呜祖啦"产自浙江作坊

"呜呜祖啦"产自浙江作坊

http://news.163.com/10/0630/08/6ADN3184000146BD.html

中国青年报6月30日报道  浙江女人江夏娟和世界杯似乎毫无瓜葛:她看不懂足球比赛,也不认识球场上的明星大腕。即便当她坐在工厂里,忙活着为手里的塑料喇叭割去毛边时,她嘴里的话题也是结了婚的儿子、学会走路的孙子,而不是离她很远的某一场球赛。

她当然不知道,她手里这支司空见惯的喇叭,有一个外国名字叫“呜呜祖拉”。她也不会料到,在南非进行的那些与她毫无关系的球赛中,这种喇叭发出的巨大噪音,几乎“把全世界都吵死了”。

在南非,以及在世界杯波及的所有角落,从江夏娟手下造出的这支喇叭都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德国足球队的队医在考虑要让队员们带着耳塞上场;法国球迷形容自己仿佛坐在“一群蜜蜂”中;甚至,一位西班牙作家在自己的专栏中愤怒抱怨:“呜呜祖拉已经让我们全都要发疯了!”

但对这个45岁的农村女人来说,那支喇叭不过是为她带来每小时6元钱收入的一份生计。6月25日,在位于浙江省宁海县大路村的这个院落里,她和她的工友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而制作呜呜祖拉的工作,仿佛只是为了填补聊天的间隙。

这里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吉盈塑料制品厂”,但它只是由老板邬奕君的家隔出的几个房间。这里工人也大多是隔壁的邻居,或者干脆是老板的亲戚。

“其实我这里只是一个家庭作坊 ”说这话的时候,这个浙江男人脸上露出点不好意思的表情。

但就是这个家庭作坊,在过去的一年里,造出了超过一百万个“吵死全世界”的呜呜祖拉。它们大多数被运往南非,然后通过电视转播,响遍全世界。

不过,无论是对于江夏娟和她的工友,还是老板邬奕君,这些声音离他们的世界都有些太过遥远了。

“没想到,中国的足球没进世界杯,我们的喇叭倒先进去了”

要不是呜呜祖拉吸引来众多记者,邬奕君的工厂很容易就被淹没在周围的民居里,引不起人们注意。这里没有匾额,也没有指示牌,刷着水泥的院墙泛出了发黄颜色,上边已经被偷偷写上了“疏通管道”、“钻孔”的广告。门框上唯一残存的一片对联,不仅被雨水冲刷得褪去了颜色,连字迹也模糊了。

来访的大多数记者都不会想到,这个呜呜祖拉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会如此寒酸。穿过一个连门都没有的库房,老板的丈母娘会从右手边的厨房中探出头来打招呼,而在那个由客厅改装而成的加工车间里,一边拉家常一边忙着加工呜呜祖拉的女工们,还会停下手中的活计,微笑着点头打招呼。

那些闻名世界的南非喇叭在这里灰头土脸。它们被码放在几个带着破洞的灰绿色编织袋里,或者有些随意地排列在地上。还有一些被放入了几个并排摆放的箱子里,等待着被运到南非,或者其他遥远的地方。

在过去一周的时间里,已经有几十家媒体慕名找到这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一个工人在接受采访时忍不住摸起了后脑勺:“这么一个小小的家庭作坊,每天却有这么多记者来,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不管怎么说,这家只有十来个工人的加工厂,借助着呜呜祖拉的声势变得抢眼起来。它的工人几乎全是女性,其中大多数来自本村,只有两个打工者是从云南来的。经常有记者试图耽误她们手里的工作,请她们谈一谈足球、世界杯或者呜呜祖拉,这些她们非常陌生的词汇。

因为来的记者太多,这些从来不看球赛的女人,如今也开始谈论一下南非世界杯。31岁的邬金燕终于找了个机会,在世界杯比赛的转播中看到了球迷吹呜呜祖拉的画面。她兴奋地凑过去:“这喇叭好像是我们做的?”而江夏娟好不容易在电视上看了一场球,却没留下什么好印象:“一会儿有人飞踢一脚,跟打仗一样 ”

在此之前,她们对世界杯“连听也没听过”,但如今,面对外国记者的摄像机,邬金燕已经会笑着大声发表自己的感慨:“没想到,中国的足球没进世界杯,我们的喇叭倒先进去了。”

想了想,她又补上一句:“中国一支队伍都没进去,我没说错吧?”

“这不是我们生产的那些长喇叭吗?”

连老板邬奕君都是很晚才意识到,自己的喇叭进了世界杯。他宣称自己是个真正的球迷,尽管他已经很久没看过足球比赛了。

6月11日,当邬奕君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世界杯开幕后首场比赛时,这位老板一直感到奇怪:“今年的世界杯怎么这么吵?”

第二天,当看到电视新闻里出现呜呜祖拉的照片时,邬奕君吓了一跳:“这不是我们生产的那些长喇叭吗?”

除了接受采访和接待客户,多数时间里,邬奕君都呆在自己在楼梯拐角处的办公室里。这个小小的房间的地面上铺着简陋的蓝色地板革,靠窗的地方摆着一只红木茶几,上面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计算器,还有一些打印资料凌乱地摊着。

这个留着平头、穿着深色衬衣的年轻老板常常坐在茶几前一把矮小的竹凳上,他总是歪着头,用耳朵和肩膀夹着手机,向客户确认订单,右手的手指则在键盘上不断敲击,应付着那些排队等待出货的焦急的客户。

他从年轻时就开始和塑料打交道,自己也在车间里操作过吹塑的模具。如今为他带来巨大商机的塑料制品,年轻时曾给他带来巨大创伤:19岁那年,机器夹断了他的左手。不过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面对外人,他总是把左手藏在自己的口袋里。

邬奕君生产呜呜祖拉的灵感,来自一幅外国漫画。2001年,他在一张黑白的漫画中看到,一个“原始部落一样”的非洲土著人一边跳舞,一边把一个长长的喇叭横在胸前。图片下方的文字说明介绍,这是一种竹子做的大喇叭,是当地人用来驱赶猩猩的。

“也许它可以做成球迷喇叭。”成天琢磨着生财之道的邬奕君,用黑色塑料仿制出了几个,而且根据图片说明的内容,他还把这个牛角形状的喇叭做成了像竹子一样一节一节的样子。

当时,因为工厂准备从塑料水壶转行做球迷喇叭,这个浙江男人对所有“能发出声响的东西”都特别感兴趣。他做出的喇叭,有的是圆筒形,需要从侧面吹响;有的是由三个大小不一的喇叭并在一起,吹起来像和弦一样;还有的喇叭,从外形看起来就像一个啤酒瓶。这些不同的喇叭样品,与那个黑色的呜呜祖拉一起,被送去广交会、义乌小商品市场,并且被拍成照片,挂在了阿里巴巴网站上。

不过,直到一周前,邬奕君才从一名记者口中获知“呜呜祖拉”这个名字。在此之前,他曾经听外国客户把它们称为“威欧威欧” (VOVO),但他自己却只是笼统地叫它们“长喇叭”,就像那些同样躺在样品区的“三音喇叭”、“横喇叭”和“酒瓶喇叭”一样。

在德国世界杯上没人理睬的喇叭,竟然会在南非世界杯上卖疯了

邬奕君原本计划着,用这种“独特”的喇叭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大赚一笔,结果,它们根本无人问津,反倒是另一种国内常见的三音喇叭,一下卖出了 20万个。

“也许是因为这种喇叭很难吹响吧。”邬奕君这样跟记者解释。圆锥形的呜呜祖拉只是一根空心的塑料管,很多人吹到头晕也弄不出声音来。

随后的几年,邬奕君几乎忘记了这种从没大规模生产过的喇叭。直到2009年的7月,一个黑人从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找到他的工厂,希望购买1000个呜呜祖拉。

邬奕君并不知道,一个月前,在南非举行的“联合会杯”足球赛已经让这种名叫呜呜祖拉的喇叭名扬世界。他更没有想到,这种在德国世界杯上没人理睬的喇叭,竟然会在南非世界杯上“卖疯了”。

邬奕君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修改模具,很快交出了这笔订单。随后,来自欧洲、非洲的贸易商也在网上找到了他,订单的数量逐渐增长到几万个。

真正“震”到他的订单出现在2010年。大年初二那天,邬奕君接到电话,一家来自比利时的经销商希望他能够发几个样品,并且点名要 “荷兰国旗”的橙黄色。样品寄出后没多久,他收到了回复:对方下了订单,购买数量是150万个。

“不睡觉也做不完啊!”邬奕君最终接下了80万个的订单,两个月后才全部完成。

四月底的时候,邬奕君完成了来自南非的最后一笔订单后,就觉得世界杯的生意已经结束了。两国海运的距离需要三十几天,再晚一些,货物就无法在比赛开始前到达南非。

谁知在世界杯开始后,人们迅速发现了许多呜呜祖拉产自中国,并且很快找到了位于浙江和广东的几个重点生产厂家。随着越来越多人涌入这个小小的院落,邬奕君发现,自己的厂子真的“红”了。

他不断地接到各式各样的电话,有些要求采访,有些则是希望拿到工厂的销售代理。自己超长待机两个星期的手机电池,往往不到一天就没电了。许多国内的商家也开始从这里订购呜呜祖拉,卖给国内好奇的球迷们。负责调色的工人发现,“只要有球队出线,它的那种颜色马上会有订单”。工厂的几个工人日夜不停地赶工,而邬奕君每天在电脑前坐到凌晨一点,才能把网上的订单要求一一回复完毕。

邬奕君的工人们一直在努力地加班加点。江夏娟手中锋利的小刀好几次差点削到自己的手指,而另一位负责吹塑的女工郭登翠,右手的大拇指上又多了几个水泡留下的疤痕。不过,对她们来说,每个月的薪水也往上涨了不少。

每天,由她们制造的呜呜祖拉都会被整齐地码放在纸箱里,搬上火车,运上S034省道,然后再驶入甬台高速。从这里向西130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向北前进50公里,是与600多个国际港口相互连通的宁波-舟山港。那一箱箱的呜呜祖拉,就是从这里,被运送出国,最后到达了遥远的世界杯赛场上。
“至少,现在我不用晒太阳了”

38岁的郭登翠每天能造出800个呜呜祖拉半成品,却从没听过它在世界杯赛场上“吵死全世界”的声音。

她的工作是为喇叭吹塑。在她手中,这些呜呜祖拉还是像瓶子一样的形状,不仅吹不出声音,而且稍不留神就会透过两层的毛线手套,烫到自己。

不过,她的工作环境并不缺乏声音。在一座红砖外墙的平房里,机器的轰鸣声,一台半人高的风扇吹出的呼呼风声,以及模具撞击发出的金属敲击声混杂在一起,人们常常需要靠近大声喊,才能听得见彼此说话的内容。

这里是邬奕君的另一处厂房,几个工人在这里完成制作呜呜祖拉的前两个步骤:混料和吹塑。负责混料的工人需要把塑料调配出符合要求的颜色,有时候是代表巴西的黄色,有时候是代表英格兰的红色,当然,订单最多的,还是体现东道主特色的,南非国旗上的墨绿色。

而郭登翠所负责的吹塑,则是把加热后滚烫的塑料,加工成呜呜祖拉的外形。

坐在南非世界杯球赛看台上吹响呜呜祖拉的人,想必很难体会郭登翠的艰辛。工作间的空气弥漫着塑料加热的刺鼻味道,她始终站在那台小小的注塑机前面,不断地踩下踏板、再松开。她的手一次次地从混料机中取下一段段橡胶管一样软软的塑料,捏住两端、拉长,然后慢慢放入模具中。

等到充气结束,原先的“橡胶管”已经按照模具的样子,像气球一样膨胀成喇叭的形状。她又要拿着这些依旧滚烫的喇叭,放在工作台上,等待它们变凉、变硬。郭登翠戴着双层的毛线手套,其中一只已经破掉了两只手指,塑料的热气透过毛线的缝隙钻了进去,在她的大拇指上留下了一个个棕色的水泡疤痕。

这个来自云南的外地女人在厂房里总是面无表情,也很少和周围的人说话。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并把那些半成品丢入旁边的编织袋里。如果有记者前来采访,她偶而会吐几个字作为回答,但大多数时候只是长久的沉默。

每做出一个塑料的半成品,郭登翠能挣1角钱。一个月下来,她的收入有2000元。原本,加上丈夫的收入,两个人一个月还能存下来一两千。夫妻俩带着女儿在这个江南的村子里定居了下来,很快,他们又生下了一个儿子。

但这种令人满意的生活在去年画下了一个休止符。一向身体不错的丈夫突然因为腰病倒下了,这个没读过什么书的妻子讲不出丈夫的病症,只知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办法工作,去医院检查、治疗又花光了家里大部分的积蓄。

于是,在丈夫这两天恢复工作之前,家里每个月只有她一个人的收入,却要维系四个人的生活,还要帮丈夫支付几百元的药费,这几乎让这个家庭捉襟见肘了。

跟郭登翠做同一个工种的几乎都是她的同乡。邬奕君的弟弟私下透露说,这个工作其实非常危险,常常有工人被紧紧密合的模具夹断了手指,如果是外地打工者,还能赔些医药费;如果是本地人,那根本赔都赔不起。

但这些都没有吓退郭登翠。她自己从来没想过要放弃这份工作。她甚至觉得,这份工作“比起以前在家里种地来说要好多了”,“至少,现在我不用晒太阳了”。

打开话匣子以后,她也会多说几句。在厂房轰鸣的噪音中,郭登翠凑近记者的耳朵大声喊道:“其实我也没有办法。毕竟老公身体不好,我要养这个家。”

说这话的时候,是下午6点,这个母亲、妻子在回家伺候儿女吃过晚饭后,又准时站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无表情地重复着那些机械的动作。世界杯在十几天以后就会结束,但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辛劳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世界杯什么都是中国造的,只有球队不是”

与此同时,郭登翠的女工友们也回到了另一处厂房里,开始继续自己的工作。

这个厂房位于几十米外的邬奕君的家里。江夏娟和她的同伴们坐在房间的门口,没有噪音,也没有刺鼻的味道。她们中的一部分人负责把这些半成品“瓶口” 和“瓶底”割掉,让它们有了喇叭的样子;另一些人则是负责把所有的角落修整光滑,并为它们做好包装,放入纸箱当中。

江夏娟刚刚在自己的家里吃完了晚饭。她的家就在邬奕君院子的隔壁,为此,她总开玩笑说,每天的工作就好像去邻居家聊天一样。她右手握着一把小刀,沿着喇叭的顶部、底部和两侧来回滑动,把尖锐的倒刺都削下去。为了防止小刀把手磨出水泡,她的右手戴着厚厚的毛线手套,而在不同颜色塑料碎屑的沾染下,这只手套已经看不出它本来的颜色了。

邬金燕负责的是割掉“瓶底”,她自己形容的则是“割屁股”。她几秒钟就可以处理一个喇叭,一天下来能割2000多个,并为她带来一个月近2000元的收入。这让这个“老板的小姨子”自豪不已:“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个的!”

在夏天的江南,邬金燕的手上也带着厚厚的手套,因为害怕锋利的小刀割伤了自己。这些女工并没有真的受伤的经验,曾经有人一个不小心,在手套上划破一个黄豆大小的洞,大家就连忙大惊小怪一番:“真要划到手上,那还得了啊?”说完又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因为订单增加而造成的加班赶工,这些风靡世界的呜呜祖拉,以及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比赛,的确在影响着她们的生活。尽管,这种影响与足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在这个江南的县城里,世界杯并没有展现出它一贯的魅力。即使在最繁华的商业区,也看不到有关世界杯的任何海报,晚上,这里的酒吧也没有增加与世界杯的任何节目。

“足球有什么好看啊,中国队踢得太差了。”江夏娟的儿子坐在饭桌前懒洋洋地抹了抹嘴,“我还不如去睡大觉呢。”

但对于那些女工而言,呜呜祖拉似乎给他们的生活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在邬金燕看来,如果没有这些喇叭,她和她的同伴们可能根本不会想到去看世界杯。因为“这地方乡下一样的,哪里会看这个”。

而现在不一样了,尽管她们看不懂比赛,但有人却在赛场上发现了其它新鲜的东西。在南非队比赛中,邬金燕第一次看到了黑人的模样。她坐在厂房里向同伴们描述自己的新发现:“我们一直说南非世界杯,没想到南非人那么黑哦,连头皮都是黑的!就像 ”

她四处看了看,最后找到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就像她的衣服那么黑!”“不会吧?”几个女工讨论了一会,一起嘻嘻哈哈地大笑起来。

除了足球,其他关于外面世界的资讯也在涌入这间小小的厂房。有人向一位北京来的记者打听,去北京看看天安门需要多少钱、多长时间;还有人想去看看世博会,尤其是那个“像刺猬一样”的英国馆。

络绎不绝的来访者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新鲜的消息。现在,这些女工中的很多人都能讲出几句点评世界杯的话语,比如“中国在世界杯没有缺席”,或者“世界杯什么都是中国造的,只有球队不是”。

“说明我们中国人脑子还可以哦。”邬金燕笑呵呵地提高了嗓门,“我们不会输给他们外国的!”

她们并不知道,在这次的世界杯上,除了呜呜祖拉,“中国制造”几乎涵盖了赛场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座椅、服装,以及那只被命名为“普天同庆”的足球。

甚至,为了对抗她们做的呜呜祖拉的噪音,就在几十公里外的浙江省东阳,已经有30万个耳塞被空运去了南非。

在足球场边同时还出现了中国企业的广告标牌,而中国企业也第一次成为了世界杯的官方合作伙伴。

“中国是世界杯上的第三十三强。”有个球迷这样调侃道。

发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故事与他们根本扯不上关系

不过,作为这“第三十三强”的一份子,邬奕君觉得自己算不上什么赢家。

世界杯开幕前销售的100万个呜呜祖拉,并没有让邬奕君赚到什么钱。每只喇叭的价格只有两元钱多一点,而利润只有一角钱,“基本上只是走走量”。而当这些塑料喇叭漂洋过海到达南非后,就立刻身价倍增,最高可以卖到60南非兰特,相当于人民币的54元。

邬奕君认为,这是国内的工厂相互竞争恶意压价造成的,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门槛,谁都可以做”。他声称,自己以后每设计一款产品都要拿去申请专利,不过,目前看来,最迅速的变化是他已经悄悄地涨了价,把每支喇叭的价格定到了3元钱。

意外获得的这个机会,让这个年轻老板的心思开始活泛起来。他不拒绝任何媒体的采访,并且在私底下联系了广告公司,希望帮助他制作一个网站,借助人们对呜呜祖拉的关注,让工厂“好好发展一下”。

相比之下,吉盈塑料制品厂的女工人,似乎并不像他们的老板那样,有什么明确的愿望。

对她们来说,不断涌入的订单,只是意味着以分或者角计算的工资又会上涨不少。

江夏娟觉得,自己每天去邻居家和同伴们聊聊天,干干活,一小时居然有6元钱的工资,自己的生活简直没有什么再需要改进的了。

郭登翠本来是有愿望的。在丈夫生病之前,她曾经计划着,存够了钱,先把家里住的房子翻新一下。这间屋子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地面总透着阴冷的湿气,屋顶衬着一块防雨布用来阻挡漏雨,而已经变成灰色的墙面也被小孩子划满了无法分辨的字迹。

但现在,随着丈夫身体的垮掉,这些愿望也一起垮掉了。“家里根本存不下钱,以后还要养两个小孩 ”她低下头,不愿再讲下去。

她们日夜赶工做出的呜呜祖拉,如今正改变着世界杯的赛场。6月25日这天晚上,有一个著名的球星宣称,他因为呜呜祖拉的噪音而没有听到边裁的越位哨;而现场的解说员也为了对抗喇叭的声音而变得声嘶力竭。

尽管很多人讨厌这种刺耳的声音,但这并不妨碍它的热销。呜呜祖拉的“嗡嗡”声回荡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并且丝毫没有停歇下来的迹象。

但在千里之外,中国浙江腹地的这个小小村庄里,制造呜呜祖拉的人们各怀心事。发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故事与他们根本扯不上关系。

江夏娟已经下班回家匆匆躺下睡觉了,她“根本没工夫看电视”。郭登翠今天被排在了晚班,她正在节能灯惨白的光线下,一边重复着机械的劳动,一边对抗着自己的困意。而邬奕君还在忙着谈生意,即使是他最爱的西班牙队的比赛,也只能抛在脑后了。

他们的世界里飘荡着关于生计的故事,而那些呜呜祖啦的“嗡嗡”声,虽然吵翻了全世界,却很难飘进他们的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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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文乘武

  “呜呜祖拉” 绝大部分都是中国造

  “呜呜祖拉”的原产地在非洲,但现在,中国企业开始进军南非。如今,只要打开购物网站,以15元左右的零售价格,就可以购买一只“呜呜祖拉”。

  和普通的球迷喇叭不同,“呜呜祖拉”很长,大约有1米左右。其名字来源有不同的说法,比较靠谱的一种说法是“呜呜祖拉”是祖鲁语中“发出噪音” 的意思,但也有人说,“呜呜祖拉”单纯地是在描述这种喇叭发出的“呜呜”声。

  “呜呜祖拉”最初是用锡做的,因此流行程度有限。但上世纪90年代,南非当地一家公司开始用塑料大规模生产,“呜呜祖拉”从此成为了南非球迷用来和别国球迷的擂鼓和歌唱相抗衡的利器。

  南非当地一名“呜呜祖拉”制造厂商的老板说,联合会杯给他们带来了大笔生意:“一周之内就卖掉了9000个,以前一个月顶多只能卖5000个。有些人特意去现场看球,就是为了听听“呜呜祖拉”的声音。”从老板的介绍就可以明白,当地人是如何迷恋这一乐器。

  世界杯还未开幕时,中国的企业已闻风而动。现在南非市面上出售的“呜呜祖拉”,绝大部分都是“Made in China”。

  “在南非,这种大喇叭的售价从20兰特(约合17.7元人民币)到60兰特(约合53.1人民币)不等,而相对于原产于南非当地那些较昂贵的喇叭,最便宜的“呜呜祖拉”通常都是中国制造的。”路透社记者亚历山德拉·哈德森在南非经过实地考察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世界杯球场上出现的“呜呜祖拉”,究竟有多少来自中国?这一数据目前暂时不得而知。但在全球最大的线上交易平台阿里巴巴网站上,29家提供“呜呜祖拉”的厂商中,有19家都来自于中国,而出自南非的供货商只有8家。更令人吃惊的是,这种中国版大喇叭的网络批发价,最低只有大约5元人民币一个。记者 文乘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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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呜祖拉”(Vuvuzela),这个名字随着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升温从非洲草原走出被世界熟知。除了在各个国家球队的精彩表现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恐怕就是它从头至尾响彻全场的喇叭声。这种原本用来驱赶野兽的细长塑料喇叭,从开幕式开始就因最高可达127分贝的巨大噪音而引来了全球热议。

虽然此次中国足球跟世界杯赛场上无缘,但并不代表赛场之外缺少中国的身影。据相关报道统计称,这种响彻全球的喇叭,90%产自中国。实际上,不仅仅是“呜呜祖拉”,在整个南非世界杯赛场内外,无处不贴着“made in china”的标签。手机链、钥匙扣、足球、假发、国旗、荧光棒、帽子……然而,正如呜呜祖拉并不一定给人快乐的感觉一样,这些“中国制造”的背后,绝大多数是无法让人“骄傲”的尴尬。

据接受订单生产“呜呜祖拉”的厂商透露,“南非世界杯的喇叭每种款式不同价格也不一样,我们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最长67公分,最短的7.3公分,出厂价一般是在0.6元到2.5元。” 而到了在南非世界杯赛场,这种喇叭的售价从20兰特 (约合17.7元人民币)到60兰特 (约合53.1人民币)不等,中国加工厂的利润不足5%。显然,中间的绝大部分利润落入了国外的经销商和进口商的腰包。在庞大的世界杯商机市场面前,“中国制造”收获的往往只是一点蝇头小利。

曾有一篇评价中国品牌的文章这样写到,“指当国人扳指细数熟知的国际性品牌时,却找不到自己国家的象征”。如果单从这国家象征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我们有自己的国际品牌,只是这个品牌虽然实际存在,但我们却羞于认同的,这个品牌就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其实在笔者看来,套用“被”这个网络流行词来说。所谓的“中国制造”,其实是“中国被制造”,和被幸福、收入被上升、被就业、被升级、被和谐并无太多区别。中国 “世界工厂”地位其实只是被世界经济资源格局所安排好的。讽刺的是,这个凭密集劳动力,不平衡经济政策,低廉如富士康的工薪堆砌起来的“地位”,还被某些所谓经济学家在吹嘘着“哪怕是经济危机也难以撼动”,“摆脱这一地位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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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并不是中国的原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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